曹元勇：在中国做出版的成就感基本上接近于零

 

曹元勇：在中国做出版的成就感基本上接近于零

 

文\王俊逸

 

曹元勇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办公室有两间，一间朝东，一间朝西。中间本来有一道门可以互通，不过，因为书籍越堆越多，那扇门现在完全被桌子和书挡住了，如果要到对面，就只能出门绕个大圈。他常用的那间办公室很乱，进门左手边堆了二三十个纸箱，里面是打包起来的书，右手边是四个两开门的铁皮书柜，前面也堆满了书。拍照时我们三个人必须在被书包围的狭窄空间里辗转腾挪。曹元勇和气地笑着，“书房一定是乱的，不乱的那是不看书的。”

书多是必然的。身为出版社副总编辑和文学翻译，曹元勇的所有时间几乎都跟书有关。社里编辑们出的新书会拿给他，右手边那堆书里最上面就是社里新出的几本书，有电影《烈日灼心》的原作《太阳黑子》，也有日本译者吉田富夫编著的《莫言神髓》。曹元勇常常在网上买想看的书，办公室里就放着好几个当当网的纸箱。

这几年他一直对伊斯兰教感到好奇，看了不少介绍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历史的书，办公室里放着一本精装《古兰经》，还有一本作家张承志送给他的阿拉伯语书。他很珍视，连快递单也保留着，就夹在书的扉页上。

铁皮书柜的玻璃门“一压就碎”，曹元勇索性就把坏掉的玻璃门给拆了。书柜里大多是曹元勇历年来购买的书，其中一格放了很多俄罗斯文学，高尔基、果戈理、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的书都有，看上去都有不少年岁。他是布尔加科夫的铁粉，把《大师与玛格丽特》反复看了好几遍，收藏了好几个版本。

放在办公室的这本是 1999 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他包了两层书皮，打开来看，封面像新的一样。在书柜里随便翻翻，就看到还有《逃亡：布尔加科夫戏剧三种》、《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以及研究者写的《米·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创作论》和《布尔加科夫评传》。

“能找到的布尔加科夫的书，基本上我都有。我在华师大念研究生时第一次读《大师与玛格丽特》，那版叫《莫斯科鬼影》，删节版，当时简直被震住了。后来读到全本，更是五体投地。他是苏联时期的作家，写作风格和和想象力与其他作家完全不同。现在做出版，有机会也亲自做一本。”曹元勇说，“我想着要把《大师与玛格丽特》再出一次。他还写过八九个剧本，准备也出一个布尔加科夫戏剧集。”

曹元勇是布尔加科夫的铁粉，把《大师与玛格丽特》反复看了好几遍，收藏了好几个译本，所有跟作家相关的书籍他也会收集

曹元勇得意的藏书还有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齐的三本小说的英文版：《哈扎尔辞典》、《风的内侧》、《用茶水绘制的风景画》。几年前，他到纽约去逛 Strand 旧书店，“本来是找另个一个作家的书，结果一下就看到了这三本，全是精装的。才7 块 5 啊，简直是送给你的。”说起捡到宝的经历，曹元勇又兴奋起来，“就像有人把它寄存在那儿，等着我过去把它领走一样的。”

因为喜欢，曹元勇开始翻译帕维齐。《风的内侧》已经翻完给了出版社，另一本《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正在进程中。他手里有三种语言的版本“供解决难题”。“主要依据英文，再根据法语，有些地方实在搞不懂，再查着字典，看看塞尔维亚语。”

◎《外滩画报》：看到你在朋友圈里说重读了托尔斯泰晚期的作品《哈吉穆拉特》和《舞会之后》，为什么想到去重读？

●曹元勇：我要参加一个《战争与和平》的分享会，我就想着不要看《战争与和平》，不如再看看以前没看懂的两篇。交流下来，我真的相信托尔斯泰晚年向往穆斯林生活。

以前实际上好多东西都没看懂，因为知识储备不够，所以就没看明白它的奥秘在哪里。哈吉是“超过圣”的意思，穆拉特是一个穆斯林常见的名字，所以是“超过圣”的穆拉特，而且他还是一个车臣人。《舞会之后》里，触动了主人公改变的就是一个穆斯林，一帮沙俄军官给了他刑罚，每人一军棒把他打死了。以前根本没看明白。

◎《外滩画报》：是因为你近几年看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书，了解到更多相关知识的关系吗？

●曹元勇：肯定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一套《张承志文集》是今年刚出的。

◎《外滩画报》：为什么想要出这样一套接近全集的《张承志文集》？

●曹元勇：读者要重新认识他，中国文化也缺不了他。我用我的方式把他变成可以读的书放在读者面前，我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当年做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全集也是这样，当时有的出版社不愿意付版税，我觉得就应该要付版税，好的翻译比写作一本书还难。对编辑来说，你有机会重新阅读。对读者来说，让他有这个选择。读不读是读者的事，但你要做这件事。

◎《外滩画报》：做编辑的成就感来自哪里？你很早就签下了莫言所有长篇小说的版权，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成就感会不会增加？

●曹元勇：在中国做出版，这方面的成就感基本上接近于零。你不是个执着于做畅销书的出版人，畅销书的数据是看得见的，卖了多少册，赚了多少钱，但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这种快乐可能转眼之间也就过去了。

比如说，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就能涵盖莫言的价值吗？对我来说，满足感来自你的某个信念成了现实，或者你尽了最大努力参与其中，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就，主要还是精神上的。

◎《外滩画报》：你转发了一篇文章，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出版人，是很难放弃自己的理想的。”这个理想指什么？

●曹元勇：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出版中国最好的原创文学，世界上最好的文学和翻译。当然，是不是最好的不一定，但根据你的判断它是这样，就要做。判断的准确性有多高，取决于你的文学素养和知识储备，出版人一定要广泛阅读，对好作品要有判断。我 1992 年就接触莫言了，当时我们就在说中国如果有人得诺贝奖，肯定是他。

◎《外滩画报》：你是张承志和莫言的编辑，在跟作家长时间接触之后，再读他们的书感觉会不一样吗？

●曹元勇：你认为他们是优秀的作家，在跟他们交往中更多的是学习，交往也是一个求学的过程。在认识之前，你通过读他们的书会对他们有个想象的认识。交往过程中，眼界大开，有些东西会得到印证。他在聊天时提到的一些书会启发你。跟莫言交往时，当年聊到过《哈扎尔辞典》的结构、写法，还有略萨，也谈论过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看法。

我们还会聊起北方农村的生活。跟张承志的交往就更像是学习了，大多数时候都在听，得到很多知识，我很多书都是跟张承志交往后去读的。今年五月份见面时，我们谈起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德里纳河上的桥》，里面的细节都能讲起来。

◎《外滩画报》：编辑了《张承志文集》后，你对西北的生活好奇吗？

●曹元勇：非常好奇，而且今年刚去了。看到那样辽阔的景色，有两个想法。第一，我们祖辈面对自然时的那股豪情，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现在有些（文学）甚至带着猥琐。另一个就是“什么是中国？”我们现在的视线一直是向海外看的，西部好像没在我们的视野里。尤其是东部的知识分子，文化视野里好像没有他们。

所以近几年我一直在说，我们要检讨，一讲中国当代文学，都是沿海的、东部的，对西北、西南的文学，少数民族语言写的文学，没有关注。但它不在视野里，不代表不存在的。这可能是一个高峰，但被我们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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