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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君特·格拉斯访谈

2015-04-18 08:05 From: www.xuemo.com Author: Ruxue Media Browse: 43514368 Times
Description:这就是写作中的第一个教训:小心处理角色的命运。

《巴黎评论》:君特·格拉斯访谈

昨天,另一位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逝世,享年87岁。我们2012年出版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曾收录君特·格拉斯访谈。以下是访谈节选。

◎吴筠/

《巴黎评论》:你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

君特·格拉斯:我想这和我成长的社会环境有点关系。我们家是一个中下阶层的家庭,我们有一套两间房的小公寓,我和我姐姐没有自己的房间,连个属于自己的角落也没有。在起居室的两扇窗之上,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刚好可以放我的书和其他杂物——我的水彩颜料等。那时我经常幻想拥有我想要的东西。很早我就学会了在嘈杂的环境中阅读。所以我很小就开始写作和绘画。另一个结果是我现在热衷于买房子。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我都有自己的书房,我真的很害怕回到我小时候的那种状况:只能在一间小房子里拥有一个小角落。

《巴黎评论》: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什么让你转向阅读和写作,而不是,比如说体育或者其他事务的?

格拉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是个大话王。幸运的是,我母亲还挺喜欢我撒的谎,我向她许诺,说得天花乱坠。我十岁的时候,她就叫我Peer Gynt,她说,你就告诉我些美妙的故事吧,比如说我们将要去那不勒斯的情况之类。因此我很小就开始把自己的谎话写下来,我还坚持下来了!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试着写本小说,小说是关于卡舒比人的,很多年后他们出现在了《铁皮鼓》里,主人公奥斯卡的祖母安娜,就像我自己的祖母一样都是卡舒比人。

但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犯了个错误,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所有的角色都已经死完了,我就写不下去了!这就是写作中的第一个教训:小心处理角色的命运。

《巴黎评论》:哪些谎言曾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

格拉斯:那些不会伤害别人的谎言,和那些用来保护自己并伤害别人的谎言是不一样的。不会伤害人的谎言不是我的工作。事实往往是很乏味的,你得给它添加一点谎言。这样做无伤大雅,我知道我那些糟糕的谎言对于事实往往都毫无影响。比如数年前我写了文章,预测当下的德国的政治变迁,人们就说了:说的什么大话!

《巴黎评论》:当你写作的时候,你每天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格拉斯:当我写第一稿的时候,我每天写五到七页;等写到第三稿,我每天写三页,速度很慢。

《巴黎评论》:你是早上写,还是下午或者晚上写?

格拉斯:不,绝不晚上写。我觉得晚上写作不太可靠,因为写起来太轻巧。早上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写得不好。我需要日光才能写作。早上九点到十点之前我会吃早餐、阅读,还有听音乐。吃过早餐后开始工作,下午还有一个咖啡时刻,然后再开始,晚上七点前结束。

《巴黎评论》:你如何区分你的纪实作品和虚构文学创作?

格拉斯:这个虚构文学对纪实文学的命题毫无意义。对于书商来说,区分书的门类也许有意义,但是我不喜欢我的书被这样区分。我总是想象有些什么书商委员会开会讨论,什么书算是虚构文学,什么书算是纪实文学,我觉得书商们的这种行为才是虚构的!

《巴黎评论》:你如何调和你的政治活动与你的视觉艺术和写作之间的关系?

格拉斯:作家并不仅仅关注他们内心的精神生活,他们与日常生活同样息息相关。对于我来说,写作、绘画和政治活动是三个不同的诉求:每一项都有自己的专注点。我恰好又是特别愿意关注并参与我所处社会的事务的人。我的写作和绘画都与政治发生着不同的联系,无论我是否主观上想要这么做。事实上,我并没有制定一个什么计划,把政治带入我写的东西之中。更接近事实的情况是,在我打草稿的四分之三的时间中,我发现了一些被历史遗忘的细节。我既不会去特意写一个简单的关于政治现实的故事,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回避政治话题,政治本身就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决定性影响,它以不同方式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巴黎评论》:你把那么多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融入了你的创作中——历史、美食菜谱、歌词……

格拉斯:还有绘画、诗歌、对话、引述、演讲、书信等。你看,当我写史诗式的作品时,我觉得有必要使用语言可能的每一面以及语言沟通的不同形式。但是记住,有些我的作品在形式上是非常纯正的,如中篇小说《猫与鼠》和《相聚在特尔格特》。

《巴黎评论》:你将语言与绘画交织在一起,这种关联性是独一无二的。

格拉斯:绘画和写作是我的作品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我有时间的时候也会雕刻。对于我来说,艺术和写作之间存在一种非常明确的给予和接受的关系,这种联系,有时候强烈些,有时候微弱些。过去几年里,这种关系变得很强烈。《亮出你的舌头》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加尔各答。我绝对不会在没有插图的情况下去写这本书。加尔各答地区难以置信的贫困经常使得来访者陷入语屈词穷的境地——你找不到语言来形容,绘画就帮助我重新找到了语言的感觉。

《巴黎评论》:在绘画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或者感觉上的东西是写作所不具备的?

格拉斯:是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艰苦的抽象思维过程。写作很有趣,但是这种愉悦与绘画的快乐完全不同。绘画的时候,我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在张纸上创作着什么。这是一种感受,你无法用来形容写作。事实上,我经常转而去绘画,以从写作的疲惫中恢复过来。

《巴黎评论》:写作就那么让人不愉快和痛苦吗?

格拉斯:这跟雕塑有点像。雕塑的时候,你必须从各个方向加以雕琢,如果你在这里改动了些什么,那么你就必须在那里再改。你突然改变了一个平面,雕塑作品就变成了另一样东西!这有点像音乐。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写作身上。我花时间写了第一稿、第二稿甚至第三稿,或者花很多时间写了一个长句,或者只是一个句点。正如你所知的,我喜欢句点。我写啊写啊,感觉都对。所有东西都在那儿了,但是语言感觉有点沉重。然后我改了几个地方,自己都不觉得那些地方很重要,居然就成了!这就是我理解的幸福,像幸福一样。这幸福持续了两三秒,接着我看下一个句点,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从批评中学到些什么?

格拉斯:尽管我想把自己想成一个好学生,但批评家往往不是好老师。但是还是有过一个时期,我还挺怀念的,我从批评中学到了东西。那是“四七社”时期,我们朗读手稿,讨论手稿。我从中学习探讨文本,并用理性观点支持我的意见,而不只是说“我喜欢这样”。批评不请自来。作者会讨论技法,怎么写一本书,等等。而批评家,他们对于作者如何写书有着自己的期待。批评家与作者两种身份合二为一,这对于我来说是个不错的经历,也是重要的一课。实际上,这一时期对于战后德国文学很重要。战后有那么多的迷茫,特别是文学圈内,因为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也就是我这代人——要么没读过书,要么被教育坏了。语言被污染了,重要的作家都移居海外了,没有人期待德国文学,“四七”学社的年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德国文学重新整合。很多与我同时代的德国作家都打上了“四七社”的印记,尽管有些人并不承认。

《巴黎评论》:那些出版的批评文章呢,在杂志、报纸或者书中发表的文章,它们对你有没有影响?

格拉斯:没有。我倒是从其他作家那里学到了东西。艾弗烈·德布林就对我造成了影响,我特意写了篇关于他的文章,叫《我的老师德布林》。你能从德布林这里学到东西而不用冒险去模仿他。对我来说,他比托马斯·曼要重要得多。德布林的小说并不对称协调,不像托马斯·曼的经典结构,他写这些的风险也要大得多。他的书内容丰富,开放性大,灵感勃发。我很遗憾,在美国和德国,他都只因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而为人所知。我还在学习中,有很多其他作家给我上过课。

《巴黎评论》:你觉得电影版的《铁皮鼓》怎么样?

格拉斯:施隆多夫导了一部好电影,即使他没有完全按照小说的文学形式来操作。也许这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从奥斯卡的视点出发——奥斯卡作为主角讲述故事,总是从一个时期跳跃到另一个时期,那么电影就会变得很复杂。施隆多夫用了一种简单的方式——他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这个故事,当然书中的有些部分,施隆多夫在电影中完全没有采用。我觉得有些可惜,电影里也有些场景我不喜欢。在天主教堂的那一段效果不好,因为施隆多夫完全不理解天主教。他是个德国新教徒,导致影片中的天主教堂看起来像个有忏悔室的新教教堂。但这只是个小细节,从总体上来说,特别是在扮演奥斯卡的那个小演员的帮助下,我认为这是部好电影。

《巴黎评论》:德国的统一对于德国人的文化生活造成了什么重大影响?

格拉斯:没人听那些反对两德统一的艺术家和作家的话。不幸的是,主流知识分子没有介入这场讨论,我不知道是出于懒惰还是漠不关心。早先,前德国总理威利·勃朗特就宣称,通往德国统一的列车已经驶离站台,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它。一股盲目的群体热情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愚蠢的比喻被当成了事实,以确保没有人思考统一会给东部德国的文化带来多大的毁坏,更不用提经济了。不,我可不想乘上这么一列火车,完全无法驾驭且对于警示信号毫无反应;我情愿留在站台上。

《巴黎评论》:德国媒体尖锐地批评了你对于统一的观点,你对此有何回应?

格拉斯:哦,我都已经习惯了。这并不影响我的观点。两德统一的进程以一种违背我们基本法则的方式在进行。应该在两德统一之前就制定新的宪法——一部适合统一后的德国的宪法。结果是,我们没有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东德联邦州归附于西德,这一切都做得漏洞百出。宪法中的一章允许个别东德联邦州成为西德的一部分,宪法中也规定东德人,比如从东德叛逃到西德去的人可以获得西德公民权。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并不是关于东德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好的,只不过是政府腐败而已。而现在所有东德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学校、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文化都被贬得一文不值,受到压制。这已经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全部的东德文化都会消失。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文学有足够的力量来描绘一个时代的政治现实?你进入政治圈,是否因为作为一名公民,你能够比一名作家做更多的事?

格拉斯:我并不认为政治应由政党去决定;那样会很危险。有很多关于“文学能否改变世界”的讨论会和研讨会,而我认为文学有改变世界的威力,艺术也是。感谢现代艺术,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视觉的习惯,我们自己都几乎没有意识到,就好比立体主义的发明给了我们新的视觉力量。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内心独白影响了我们理解存在的复杂性。问题是,文学所造成的改变是无法测量的。在一本书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是和谐的,也是匿名的。

书籍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我们对此了解不多。我只能说,书籍对于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战后有一本对我很重要的书,印数很少,是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著名的神话英雄被罚将石头滚上山顶,石头又会再滚下来——传统上是个悲剧形象,但在加缪的阐释中,却变成了他在宿命中享受幸福感。持续不断的看似徒劳的重复滚石上山,实际上就是他的审判的执行。如果有人把石头拿走了,他可能还会不高兴。这一阐释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不相信什么终极目标;我不认为石头会停留在山顶上。我们可以把这一神话变成一个对人的生活状况的积极阐释,即使它站在每一个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也包括德国的理想主义。每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都对终极目标做出了承诺——一个幸福的公正的或者和谐的社会。我不相信这个,我们是流动的事物。也许石头将永远从我们身边滚离,又必须滚回来,但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石头属于我们。

《巴黎评论》:你如何看人类的未来?

格拉斯:只要我们还被需要,人类就有未来。我不能用一句话来告诉你,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只用一个词来回答,我写过一本书,《老鼠》,你还指望什么呢?这是对于你的问题的一个长长的回答。

(原载《巴黎评论》第119期,1991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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