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凉州词》地域书写的价值显现

雪漠《凉州词》地域书写的价值显现

王元忠

雪漠的长篇小说《凉州词》 是一部有关凉州的地域小说，书中所写的故事，据小说“后记”交代，其“发生在百年之前。那时节，正值清朝末年，外患频仍，内政腐败，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齐飞卿、陆富基等人组建凉州哥老会，带领乡民，手持木棍，涌入城内，捣毁巡警楼子。这便是凉州历史上有名的清末农民起义”。按这样的交代，小说的叙事，也便更多写实的意味，其目的即在于“再现那段武林历史，再现那些人，再现武林人那个时代的生活”。

只是，满足于这种文学和生活的简单对应，仅仅从历史故事的本真书写一面去看《凉州词》，是极容易窄化它的价值内涵的，容易将它借助历史故事作为手段而展开的极富意味的文学叙事，只当作一地过往生活信息的简单复原，把注意力集中到书中所写的凉州的地理、饮食、行住、人情世故等生活的具体层面，而忽略作者在呈现这些实体内容之时想要表达的更为深层的价值内涵。事实上，在回顾《凉州词》 一书的写作之时，雪漠就曾不断提示他的读者：“而我写的这部《凉州词》，展示的却是很多人不曾料到的世界——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他的提示就是强调，在阅读并评判《凉州词》的写作时，需在表层生活现象的感知之外，特别留意生活现象“背后的世界”。 从作家主体对于材料加工组织的价值追求看，这个“ 背后的世界”，其基本的构成可以分述为：武术背后的武魂精神弘扬、一地民性的沉痛反思、超越性精神价值的建构。

一、武术背后的武魂精神弘扬

如前所述，书写百年之前凉州历史上发生的那件惊天动地的抗税暴动，雪漠主要是将其放置于武林，希冀再现那段武林历史，再现那些人，再现武林人那个时代的生活，为此，《凉州词》 所讲的故事可以说就是一个武林故事。故事的讲述从外公向凉州武林高手牛拐爷拜师学艺开始，先是写牛拐爷的武林生活，而后集中到以齐飞卿、陆富基为代表的凉州哥老会收编牛拐爷、策划抗税暴动之事上。前半部分说抗税暴动的发起、展开和悲剧结局，后半部分写董利文的复仇以及由复仇引发的种种连锁反应：一面是董利文的自我反思、心理化解，一面是梅小姐更为疯狂和执着的新一轮复仇。一波未了一波又起，文本内部潜流暗涌，自然的结束并未给读者提供一种传统阅读“一切都完成了”的安慰。

作为武林故事的叙述，小说为读者提供了至为丰富的武林内容：多样而各具特色的凉州武术流派，武林种种的讲究和规矩，诸多功夫修为的理论知识和注意要领，性格鲜明而又招数各异的诸多武林人物，以及上述诸多元素交织而成的种种形态不一的武术比赛和争斗场面。 这些内容因其丰富、生动、专业和其背后所附着的文化内涵，本身即构成了《凉州词》叙事的重要因素，一些对武术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凉州词》之时，其兴趣的发生，多半也因为这些有点有面、专业到位的叙述和描写。

翻看相关的资料，如《一个人的西部》和这部小说的后记《创作谈 武魂和疼痛》等可知，《凉州词》有关武林的书写原本就非作者凭空的向壁虚构，其更多源自作者自身的经历和多年执着的修为。《凉州词》 中极为重要的行动元同时也是角色人物的牛拐爷，原型即为1980年前后雪漠练武之时所拜的师父贺万义。而书中叙述人口中所称的“爹”——使烧火锤的畅爷，其形象直接来自雪漠的外爷畅高林。其他如齐飞卿、陆富基和董利文等，也都是凉州历史上有名有姓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就小说和生活的这种对应关系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这样的表现，容易让不少读者将《凉州词》看作一部较为写实的小说，发现小说和作者自传之间的互文性质。但这只是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诚如新批评理论家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所言：“小说家所提供的是一个个案，一个人物或时间，还够不上是一个世界。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他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他又是一个和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①写作自己第八部小说《凉州词》 之时，作为一位资深作家，文学出自生活却绝不等同于生活这种写作常识对于雪漠来说当然是烂熟于心的，所以谈及这部小说的写作动机，他便极为明确地强调：“我写的这部《凉州词》，展示的却是很多人不曾料到的世界——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

非常明显，在武林生活的真实书写基础之上，雪漠还有着更为自觉和明晰的追求，这种追求起自武林但同时超越武林，其以生动的武林生活为依托，反过来也给具体的武林生活赋予了意义，让其在更高的层面上，体现出武术对于个人和国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内涵。

这种内涵具体表现在两个面向的超越：其一，武魂对于武术的超越。 查《 现代汉语词典》“武术”条，其释义为：“打拳和使用兵器的技术，是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②查百度百科，其解释也差不多：“武术是古代军事战争一种传承的技术。习武可以强身健体，亦可以防御敌人进攻。”二者共同的地方，都在于对武术之力和技的强调，说明其本质的健身和博弈功用。 翻读《凉州词》，雪漠对于习武功用的书写，其不少的笔墨落实于书中人物通过力与技的修习对于强身健体的追求，所以畅爷的拜师也罢，凉州一般后生投身牛拐爷和董利文等所开的拳场子也罢，其最基本的动机都是希冀强壮身体，增加自己的防御能力，书中因之而发生的种种争斗厮杀，更多是借用兵器和技术的力的博弈，免不了耍横斗狠的特点。但是，身体一面的力和技的修为，自然不是雪漠书写武术的主要目的，相反，在力和技的强调之外，对于武术的修为，雪漠以为更重要的地方还在于立足于一地人民精神和心性的强化，通过个人体质的改变，从根本上衔接从20世纪初即开始的“强国保种”的思想传统，给国家和民族注入强健的动力。凉州好武，明清数百年间，内地拳师往去新疆，凉州原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铁门槛，轻生死，恩怨分明，凉州武林人内心中自有一种血性。 这种血性，雪漠称之为“武魂”，从一地向民族、国家推开去，他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了武魂，有了血性，就有了一种强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给予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精神原动力。和平时期，它能够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世界，即使遇到外敌，也能够坚强不屈，抵御外辱，护佑民众。历史的飓风吹不散它的血性和武魂，也吹不折它的精神脊梁。”其二，大侠对于武者的超越。 武魂对于武术的超越，具化于凉州武林人物的日常表现，使其在一般人所以为的强或厉害之外，还有了更多的善和义，更多的思考和承担，特别是当一地人民或国家民族深陷不幸之时，他们往往能放弃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转而领导人民反抗暴力和不公，献身于国家民族振兴的大业。武术修习所体现的这一层内涵，雪漠将其概括为大侠对于武者的超越，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对想要当大侠的人来说，是个很高的标准。首要的就是能有大心和大胸怀，能放下自我的私利，能为他人服务，其实这也是一种担当；其次，要有超拔的智慧，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利众的行为。”《凉州词》所着意塑造的那些武侠人物，如齐飞卿、陆富基等，原本都有着不错的家世，家道殷实且颇有声望，如果只着眼于自家的生活，自然完全是可以高枕无忧的。但时局动荡，地方官员贪污腐败，他们遂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忧国家之忧，痛民族之痛，面对非正义的暴政，引导人民揭竿而起，围衙门、打巡警、抗粮捐，行动失败之后，也全无狼狈之态，相反却主动揽责，慨然赴死，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书写了凉州近代史上慷慨悲壮的一页。

二、对一地民性的沉痛反思

《凉州词》所写的凉州近代史上武林中人引导百姓反抗暴政、揭竿而起的悲壮故事，凸显了凉州一地民众的尚武精神和血性，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却会发现，小说的叙事并未发展成为一种读者所期待的颂歌模式，相反，无论是齐飞卿、陆富基的正义豪举，还是董利文的千里复仇，终了却都成了悲剧，其所营造的叙事效果，不是让读者心里深感难受，就是让他们对未来生发出种种的不安。

小说写出之后，雪漠一方面感觉这是故事自然发展的结果，他说：“在真实的故事面前，我也只能是个观者——我没办法拿自己的笔，将已铸成的悲剧改写。”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多年来，我一直想再现这段武林历史，再现那些人，再现那个时代，再现武林人那个时代的生活。”“当然，我更想写出的，是他们的疼痛。 准确地说，是我的疼痛。当我走入他们的生活中，走入他们短暂的生命里，他们的疼痛便也渗入我的心里。”“就是在那种总觉天阴沉着脸的胸口发堵中，我再现了这段历史，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凉州武林，写出了凉州拳师如何活着，以及如何面对这种疼痛。”

这种“梦魇式的疼痛”贯穿于整个小说，同时它也引发了雪漠对于凉州和武林深深的反思。

首先是由齐飞卿、陆富基之死而引发的对于凉州民性的反思。 轰轰烈烈的凉州抗捐暴动，由于参与者本身的农民眼界的限制，以及缺乏政治斗争所必需的严密组织，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最终未能改变任何现实的状况，只是让齐飞卿和陆富基两个武功和人品俱佳的优秀组织者无谓地丧失了性命。流血牺牲原本是在所难免的，然而让凉州人包括雪漠自己深感痛惜的，却是传说中这两位英雄在慷慨就义之时凉州人包括武林人所表现出的自私、冷漠和缺乏血性。

关于齐飞卿的死，相关的正史和传说存在多种版本，其中之一即是讲，处决齐飞卿的那个刽子手原本也是一条汉子，非常同情齐飞卿的遭遇，敬佩他的为人，心底里想救他，便巧妙利用清朝律例所规定的“一刀之罪”的说法，在刀刃上用胶水粘了许多麻，从而在行刑那天，连砍三刀，只砍出了三个白印却不曾落下人头。 按照民间的说法，此时只要有一个人——哪怕是三岁娃儿——能够喊一声“刀下留人”，齐飞卿就可以活命了。但是，让人备感心寒的是，现场虽然有许多围观者，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发出正义的呼救。刽子手也只能无奈地感叹：“齐爷，你把人活完了。”齐飞卿也只能仰天长叹：“凉州百姓，合该受穷！”相同的还有陆富基的死。据传，陆富基被俘之后，在从凉州押往兰州的途中，跟随的两个衙役心里极为认同哥老会的主张，也非常敬佩陆富基的为人，所以他们故意走走停停，希望有人能半路劫人，他们也便落个顺水人情。但是，二百多里的路，他们磨磨蹭蹭走了七天，却始终等不来一个营救的人，末了，他们只好无奈地叹息：“陆二佬，你的人活完了。”

传说虽然只是传说，但是这流布很久且影响深远的传说，还是深深刺痛了雪漠的内心，“至今，关于齐飞卿和陆富基的死，每一触及，我的心还是会抽疼。在《凉州词》中，我就写出了这种疼痛”。如此多的疼痛，特别是“齐飞卿的那百年一叹，也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这思考的中心，就是面对着良心和勇气的呼唤，凉州人为什么会显得那样无动于衷？对于这一问题，雪漠在小说中写道，其首先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原因。以往的历史中，虽然周边各地不断有血腥的战争发生，但是相对而言，凉州历史上却没有爆发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宴安日久，于是凉州人就形成了“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心理。此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一地民众的主观态度，正如拳师畅高林的看法：“你可以救不出来，但不能不去救。救不出是能力问题，不救是态度问题。”

在雪漠对于齐飞卿和陆富基被杀场面的书写中，读者可以感觉到一种与鲁迅《药》《示众》等小说非常相似的味道，一样的麻木、自私、冷漠和缺乏担当。在雪漠“虽然凉州人的尚武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但凉州人崇尚和平，当然也崇尚苟且偷安。凉州人‘好死不如赖活着’，敢冒险者不多，有担当者很少”的反思之中，隐约存有了他对鲁迅“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的国民性批判写作意旨的回应。

其次是由董利文的复仇所引发的对于武林复仇主题的反思。《凉州词》 的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前一部分主要写齐飞卿等谋划和实施的抗捐暴动，后一部分则写齐飞卿、陆富基就义之后，董利文远赴新疆千里复仇的故事。董利文的复仇故事，亦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写董利文为了挽回凉州拳师的面子，尾随骆驼商队，不辞艰辛，来到新疆迪化，通过凉州商会组织聚会，设计杀死原凉州知县梅树楠，而后为了躲避官方围捕，潜入西山老君庙，跟随无尘道长，苦修三年练成绝世武功大悲掌之事。 按照一般武侠小说的写法，《凉州词》写到这个地方是完全可以结束了的，生仇—寻仇—报仇，平衡的被破坏—平衡的努力—平衡的完成，

一个大循环完成，故事结构齐备，叙事完整，因果分明，有仇必报的主题表达也充分实现。但是，雪漠却未如此，其超越同类写作的地方，恰恰在于当大家都认为故事应该结束的时候，他却另起波澜，让复仇成功、练就绝世武功的董利文和梅树楠的妻子徐氏并女儿梅眉结伴返回，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之下，让梅眉爱上董利文，且在与沙匪激战之夜让二人产生肌肤之亲，及至木已成舟，徐氏催婚，董利文不得不亮明身份，故事由此反转。明白了自己所深爱的人原来就是杀父的仇人，梅眉因此深陷于情感的纠结，痛苦良久，杀父之仇难以平息，遂决定舍弃爱意，选择复仇，从而在回到凉州之后，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开始实施各种疯狂的复仇计划。

梅眉的复仇会成功吗？如果成功，她真的就心安理得了吗？如果不能成功，她的结局将会怎样？《凉州词》 的故事由此走向了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或可能的开放状态，其“未完而完”的结束方式，颠覆了传统书写的既定模式，显见出“不定”“非平衡”“循环”“没有结局的结局”等现代及后现代写作理念对雪漠写作的影响。雪漠自然而娴熟地节外生枝，平中见奇地结构故事，事实上是想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层面——对于复仇的反思。

“他们的‘江湖生活’印象，大多来自武侠小说。当然，那也是一种武侠世界，每个人的眼中都有一个独特的世界。 而我写的这部《凉州词》，展示的却是很多人不曾料到的世界——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这“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就是他所反思的武侠或复仇的意义世界，亦即武术的魂魄所在或者复仇的价值所在。

他所着意建构的武侠故事背后的意义世界，主要由两种反思实现。其一是小说人物董利文的反思。在不辞辛劳尾随驼队千里复仇之后，一方面是听闻了关于他所复仇的对象梅树楠身在其位的种种不得已甚或清廉表现之后，他对于自己复仇行为的反思：如果情况真如人们所言，那么，他的复仇可否还有意义？其在复仇之时同时伤害或者损毁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其与侠者原本的角色职责发生了怎样的偏离？另一方面是阴差阳错和梅树楠的女儿产生了情愫，发生了肌肤之亲之后却陷入了梅眉的疯狂复仇之中，“董利文从复仇者变成了被复仇者，要杀他的人，是他的爱人”。思考到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并深感于生命的悖论和荒诞，董利文从传奇中走出来，置身于人间烟火之中，在开拳场、收弟子、竭力传承武功之外，逐渐学会了放下和释然。小说的结尾，雪漠写道：“董利文心中，却隐隐有一种不安。虽然这结局，也算圆满，但因为他得罪了飞天鹞子，他知道日后会有麻烦。此外，他也知道，梅眉那边，也不会善罢甘休。但他想，不管它了，命里来啥，他就接受啥。”

其二是雪漠的反思。有感于书中人物因为复仇，所以在爱和恨之间，习惯性地选择仇恨而抛弃爱，作者雪漠由此不断陷入对于武侠包括尚武本身的质疑之中：“我想，如果他们不是武侠人物，他们不是江湖中人，他们也不会武功，是不是能活得幸福一些？”“我不禁向虚空发问了，难道，武侠世界就只有连环不已的仇恨吗？ 难道，尚武的精神，就必然引发好斗吗？ 难道，武魂就这样被捆缚在个人的恩怨情仇里了吗？”作为一个练武多年的同道人，这样的质疑给了雪漠极深的痛苦，他由此注意到了既往武侠小说写作的局限：“曾有人戏言，如果没有‘复仇’这个主题，所有的武侠小说就都写不下去了。还真是这样，武侠小说里，永远充斥着‘报仇’，你杀我我杀你，没完没了。就连江湖人最爱说的‘冤有头，债有主’，若是仔细推敲起来，也很难站得住脚，在这复仇的连环锁链中，谁能说得清‘头’在哪？无从讲起，只好凭着那股子恨意和所谓的义气，无休无止地互杀下去。”“对于凉州拳师，以及《凉州词》折射的武侠世界，我所有的疼痛就是——真正的武魂应该承载、传承的智慧，并没有在这些人物身上得到承载和传承。我疼痛于他们的命运悲剧，更疼痛于武

魂的呼唤与呐喊。”

雪漠由凉州拳师及其身后的武侠世界所引发的反思，在对于一地民性的审视和批判基础之上，也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更高层次的精神价值建构。

三、超越性精神价值的建构

雪漠在《凉州词》的书写中，无疑还寻求着更为宽广而深刻的内容，具体如大悲掌的修为。 董利文复仇后躲避追捕隐身于西山老君庙跟随道长习武，明明只是一种功夫的学习，然而练到关键之处，道长却叮嘱他：“演练大悲掌，要内外浑然，形神相契，动静一如，……你明白了大悲掌是修道之前行之后，还需要明白练掌即修道，修道亦练掌，这样，你自然会将修道时的身法用于练掌之中，头正而悬，肩平而顺，胸含而闭，背平而正，坠肘沉肩，气沉丹田，要以中枢为正，以腰步为根，以步助腰，以腰助肩，以肩助肘掌，以腰带动身躯。久而久之，归根复命，气遍全身，动静一如，六时澄明。”①雪漠通过道长之口所要强调的不过是修炼武功，在技的修习基础之上，更重要的还在于超越技，在更深层面深入天地万物的机理，在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关系中澄明内心，升华精神。

还归于小说人物，无论畅高林、牛拐爷、齐飞卿、陆富基、董利文，还是无尘道长、黑喇嘛，其在习武之上，人物的行动和生命展开，似乎都循着一种更高的道德或精神的指引。武功修到好时，武品同于人品，心胸和精神趋向更为深远的境界。这境界可以坐实于个人或一地人民心胸的修为，是超越人生恩怨是非的放下，往往表现于个人的心理修为，如玲玲的嫁人，董利文二哥及牧人在“土匪窝”的随遇而安，董利文复仇之后面对各种敌意和挑衅的释然，甚至对于凉州武林表面看起来“缺乏血性”一面雪漠也有重新的审视：“在《凉州词》中，我写到的齐飞卿、陆富基、董利文、牛拐爷、畅高林等人，都是武林高手，有着真实的生活原型。他们练就或传承的诸多绝活，如大悲掌等，也都是秘而不宣的绝学，连武林中人也未必知晓。像牛拐爷的鞭杆，非常有名，一生中几乎没有遇到过对手。……但他们依然有着和善的面目，有着谦和的心。武术，是他们的拿手本领，而武德，才是他们内心的准则。如此，你就明白，为何一个尚武成风的地方，却同时也是一个鲜有暴动、稳定安宁的地方。”

但是其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更为普泛的价值追求的，是雪漠通过他所塑造的各种人物的行为引导和教训而映射出来的可以提倡和弘扬的价值内涵。对畅高林、牛拐爷、齐飞卿、陆富基和董利文等人的内敛、忍让、侠义、担当的肯定和弘扬是一种，对山大王一家、飞天鹞子、梅眉等人的狭隘、偏执、武术异化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一种，其具体的表现，因其复杂而互相交织的存在特征，可作分层而具体的审视。

其首层当为超越具体武功修为的对武魂的呼唤。仔细研读作品，在各种武术技术层面的知识介绍和武功非凡功力的渲染之外，无论是负面的否定、批判，还是正面的肯定、赞扬，回到武术本身，雪漠总是能超越具体的活动和事项，提倡和宣扬一种与习武之人的德行与智慧相契合的武魂的存在。由是，从武术之“武”的字义本身引申反思习武的最终目标，雪漠说：“ 武，止戈为武。跟一般人理解的恰恰相反，武的宗旨不在于动用武力，而在于有一种能力，止息兵戈战事。学武之人的最高德行和能力，是在拿起武器之前，学会放下武器；是在战胜别人之前，战胜自己。”缘此，他以为：“武侠的世界并不都是打打杀杀，那些整天打

打杀杀、滥用武力的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侠。真正的侠，有真正的武魂。真正的武魂，从来也不张牙舞爪，它更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既有菩萨低眉垂首的平和和慈悲，也有金刚怒目的威慑和强力。而它始终有武德作为精神的支撑，武是为了止戈，金刚怒目是为了慈眉善目。”受身边的一些具体事例所启发，他进一步体会到：“而有一些侠，根本就没有‘侠’的名相，他甚至没有任何武功，既不会飞檐走壁，也没有或者不显示任何神奇异能，但他有真正的侠的行为。……我的师父之一吴乃旦，就没有任何的武功。而他的师父石和尚却是个武功高手。吴乃旦没有学习师父的武功，而是认真地践行他所传承的优秀文化，承担起另一种形式的重任，磨炼自己的心，达成了另一种成就。万物皆是道的示现，万物皆可通向大道。石和尚选择的武术，也是一种通向大道的文化。是的，武魂、武德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营养，也可以承载智慧。”从有形的力到无形的力，从实体的技和器的组合击打到默默的精神的营养，从身体的修为提升到心灵和精神的滋养，雪漠以为，这其实就是武术真正的本质，或可称为武魂。

从个人的修为扩展出去，将武者具体的修为与传统儒学的“家国情怀”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所强调的“忧患意识” 连接起来，从武到侠，通过其小说人物的所作所为，超越一地人从传统沿袭而来的成见，雪漠也便将武术的功能，扩展到与利国利民、为国为民的国家民族担当和进行文化、文明传承相连接的更为广大的层面。

齐飞卿、陆富基等人所体现的是一类。他们武功高强且家世不错，但他们都不屑于以个人利益的满足甚或生命的保障为目的，其行动的选择，如参加哥老会、组织并领导凉州百姓进行抗捐暴动，都是和反抗苛政、维护社会公平的更大社会目的密切相关的。 从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感知到“广度众生” 和“家国情怀”观念对于雪漠的隐性影响，同时也可以发现他对金庸武侠小说中大侠们为国为民思想表现的参照。传统文化资源混融交织于雪漠的头脑之中，再结合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感于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而不懈追求的民族复兴之梦想，可以看出，雪漠在《凉州词》 的写作之中，通过凉州武林人物的表现，不仅强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且再三表明“ 我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听到这些呼唤与呐喊，让愿意传承的人，能够了解真正的武魂，让无数有武侠梦的人们，了解真正的侠，最起码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份勇敢的担当，然后才能对社会、对国家与民族有一份担当”。

董利文包括牛拐爷等所体现的是另一类。牛拐爷的鞭杆也罢，董利文的大悲掌也罢，其所体现的都是凉州文化极富特点的内容构成，显现出一种武之侠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有感于此，雪漠认为：“我在《凉州词》中披露的诸多拳种，是西部文化中的隐文化，一直在民间流传着，承载着西部文化的智慧和讯息，很值得挖掘、研究。武林世界和别的世界相比，有其非常独特的地方，值得大写特写。”而且也正因对凉州武术潜在价值的发现和体认，雪漠也便格外痛心书内书外太多的武林人士纠结于是非恩怨的打打杀杀，而常常忘记武术背后所附着的文化和武魂的传承。

从地域对象入手，挖掘其中隐匿的文化和审美内涵，已然成为甘肃作家近些年来热衷的书写方式。马步升的“陇东三部曲”（《青白盐》《一九五〇年的婚事》《陇东断代史》），并及《小收煞》，王若冰的“秦岭三部曲”（《大秦岭》《寻找大秦帝国》《渭河传》）；叶舟的敦煌书写（《大敦煌》《敦煌本纪》）；徐兆寿的西部书写（《荒原问道》《鸠摩罗什》）；李学辉（补丁） 的凉州大书（《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和“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 《无死的金刚心》）等，俱是代表。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各自为政的个人书写，若从宏观上进行审视，则可以发现在时代意识和环境氛围共同促发之下一地写作表现出的一种整体性特征。 有鉴于此，在新时期以来甘肃文学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原甘肃作协主席马步升曾总结说：“在改革开放的前半程二十年中，甘肃文学完成了主流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融汇，随后一批批土生土长的、接受过较为完整现代教育的本土作家，秉持着与时代同步的文学理念，带着来自本乡本土的情感体验，以挖掘地域文化精神实现地域文化自觉为情感导向，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为甘肃本土文学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①

这种研究可以有多面的向度，但是无论哪一种向度，从其所着力表现的地域和文化两个关键点用力，重点思考地域文化超越其地域自身限制而具有的普适性价值，以及其在文学呈现之中所具有的特殊审美意义，则无疑是所有研究都应该特别重视的。本文对于《凉州词》 写作的解读和批评，更多集中于问题的第一点，也即小说在对凉州武林故事书写之时所着意体现的超越性或对普适性价值的阐发。而从这一点看，无论是对于武术背后的武魂的召唤，对于凉州一地民性的批判，还是对于超越性精神价值的建构，《凉州词》都从多样的层面显示了雪漠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的用功和“野心”。 在小说的写作中，这用功和“野心”是好的，其于“表达什么”的写作层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内容，构成了其小说叙事能够较好吸引读者的前提。但是，回到小说自身或者叙事的审美一面，这种太过突出的普适性价值的用功和“野心”，联系到雪漠其后一系列带有“灵修”特征的创作，却不能不说其也是一种创作“误区”，或说是一种“危险”倾向的开始。《凉州词》之后，雪漠的小说似乎越来越不像小说，雪漠也似乎越来越不甘于作家一角，这其实也是时下不少雪漠的读者所担心的。

在被要求针对甘肃小说中存在哪些问题谈谈看法之时，对甘肃小说创作用心颇多的评论家雷达曾直言不讳：“就我的感觉和判断来看，我认为有这样几点，……一是抽离了地域性的小说是没有生命力的；二是荒凉苦难、强悍坚韧、愚昧落后不是西部文学的专利或全部，更不是甘肃文学的全部，将苦难崇高化，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诗意化，在某种意义上，有违于历史发展的逻辑；三是作家首先要超越现实生存，用现代性来审视甘肃那片土地的历史和现实，把甘肃的今天放到地球村落中，放在历史的长河来考察，而不一定放在甘肃本土执着坚守。 否则，只能使甘肃的某些乡土小说停滞在生存层面，只能进行一些浅表层次的叙述和思索。”①他的提示是非常到位和必要的，他所提到的三点，应该说雪漠已经较好地规避了，但是，除了雷达所提的三点，我以为，甘肃，乃至整个西部，甚至中国当代小说作家，还应该特别注意小说写作自明的文体追求，立足于小说本位，在小说写作的艺术创新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美学目标和文学史站位。

——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王元忠，博士，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