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站在丰收的院落里

母亲站在丰收的院落里

雪漠

我最先想到请的，当然是家乡人。

我说的家乡，不是大概念，而是小范围，具体说来，就是特指凉州区洪祥镇陈儿四组。我出生的那时，还不叫陈儿村，叫夹河大队。

五十多年前，我就是在夹河大队出生的。

我出生于1963年农历十月二十，上高中以前，我一直待在家里，小学上的是家附近的夹河小学，初中上的是洪祥中学。高中和师范，我是在城里上的。那时起，我才开始远离家人的生活。

现在看来，家乡的土地，给我的影响确实很深，在那里，我接受了最早的文化和艺术熏陶，天性中的一些基因，比如对书的热爱，比如对信仰的追求，都是在那块土地上被激活的。我的梦想，我的创作基调等，都有着那块土地的印记和味道。而另一方面，我最天真无邪、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也是在那里度过的。上初中后，我就有了一种紧张的生活方式，总是在收集各种资料，总是在学习，总是在禅修，总是在练武和读书，我从来没有挥霍过生命。因为从十岁起，死神就走入了我的心里——那时我明白了村里人为啥发丧，我从来不觉得人的一生定然很长。我的头上，始终吊着一把叫死亡的利剑，这让我对生命珍惜到了极点，对每一件跟梦想有关的事，我都会尽量做到最好，我的人生，当然是无悔的。但在一些人眼里，我定然少了很多孩子的那种精彩，让一些人觉得没意思。我其实不在乎那有意思，还是没意思，不管有没有意思，那意思，都在不断消失着，留不住的。所以我要的不是意思，而是意义。但是，直到今天，我仍会时时想起家乡的那块土地，留恋它带给我的那种温馨。

至今，我的母亲还生活在那儿，她不喜欢广东。

母亲叫畅兰英，她个性刚强、强悍、不服输，是典型的西部妇女。《大漠祭》中灵官妈的很多细节，都源于母亲。母亲经常帮助村里人，有好吃的，常会让给别人，也非常勤劳。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她每天一大早就会下地干活，出门前总是叫我做早饭，因为我是老大。可我那时很小，贪睡，母亲从地里回来时，我还在蒙头大睡。她就掀开被子，在我屁股上狠狠打几下。那时，父母要养活七口人，为了挣工分，母亲可以整晚不睡觉，干几个人的活。秋收时，一般人一天能割上五分麦子，有十分工，一毛几分钱，她一昼夜能割上一亩五分地，能挣三倍的工分。

直到今天，母亲还在劳动，身体也很好，七十岁了，还能扛着一百斤的东西上楼。我常对她说，不要种地了，你挣的那点钱我给你，可她不愿意，把她接来跟我们一起住，她也不愿意。她只想像以前那样活着，她已经习惯了。

母亲非常善良，那种善良之中，也有佛家的影响。她一辈子信佛。我妹妹生了个女儿，有人就想丢掉——西部农民重男轻女，如果没有儿子，女娃一生下来就会被抛弃，《大漠祭》中小引弟的悲剧，在我们那儿经常发生，《长烟落日处》里那些死掉的女娃子，都是这样被抛弃的——母亲却不同意，后来，她就自己养着那孩子，虽然很辛苦，但无怨无悔，她觉得本来就该那样。我父亲也是这样。村里有个老人大出血时，不能用马车送，怕颠，父亲等人就用扁担抬着门板，做成担架，把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医院离家很远，有二十多公里，抬了人差不多要走一夜，但父亲没有任何怨言。为啥？也是因为，他觉得本来就该这样。我的父母没有行善的概念，但他们一直在行善。

他们那样的行为，在现在的城里很罕见了。好些城里人不愿救人，却喜欢围观。平日里，不愿给救护车让路的小车也很多。利益和欲望，让人变得冷漠和麻木，好些人，已经不再为别人的悲剧而心痛了。

不过，我的父亲不信佛，信佛的母亲常跟他吵架、拌嘴。父亲就会反问，你一个信佛的人，咋还能这样骂我？这一骂，往往很管用。

前些年，我把妈请到了广东的家里，想叫她享福。她却觉得自己像坐牢，就硬三霸四地回了家，将自家院落经营得十分富足。那时，我才知道，妈只要有属于自己的三分地，只要有吃的、住的，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她就很满足了。她离不开土地。儿子再发达，再风光，也是儿子的事，似乎跟她没多大关系。她只想待在自己的天地里，跟自己熟悉的一切在一起，外面的世界，再美，再好，对于像妈那样岁数的人来说，也好像没啥意义。她似乎已经看淡了，不争了，不盼了，很知足，只想在自己的天地里静静地活着，不渴望另一种新的活法了。而我，虽然也不争了、不盼了，一样很知足，也想静静地活着，但我的灵魂深处，却始终在寻找一种新的营养，或新的可能性，我始终在打碎已形成固定模式的一切。你看，我是个作家，却在五十岁时，开始学涂鸦了。我的生命中，总是会在突然间，迸出一种新的可能。这也是我之所以能走出凉州，走进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原因之一。但是妈不一样，无论是轰轰烈烈的世界，还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对妈来说，都像是一种巨大的挤压，会让她觉得不自在，会让她惶恐不安，她是不会看到改变的必然性，和改变背后那巨大的可能的。一旦习惯了那块土地，她就很难舍弃了，一切理由，包括儿子的孝心，在对土地的依恋面前，都被撞得粉碎了。他们这辈的人，都这样，他们是离不开土地的。所以，来到广东后，妈就有点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她老说自己觉得飘，不着地。于是，我就随她，送她回了老家。我知道，那老家，才是妈真正的安心法门——那是对土地的一种天性的依赖。

当然，妈也希望我在老了后，回到家乡，就像人们所说的，落叶归根。在家乡的祖坟里，也给我留下了一块地方，等待一个叫陈开红的汉子百年后的到来。

我家的祖坟，在村边的河湾里。那里，埋着我的奶奶，埋着我的爹，爹的前方埋着我的二弟，二弟的旁边留着我的位置。我曾叫妈将那坟场弄大些，要不然，过不了多久，就没法埋人了。这次回去，果然发现，那河湾也被一些人利用政策的方便抢占了。镇上提倡村里人养猪，谁家要是建了养猪场，每平方米镇上补助八十元。有钱的，已经动工了，一般农民，或是没有那观念，或是没钱修建，就叫那些有钱人抢了个先，只出了一些所谓的平地费，一亩地一千元，就把许多人家的麦场都收购了。照这阵候，要不了多久，这河湾也没了。

虽然，人老说，祖坟影响后人的兴衰，但我家的坟，实在没一点够得上样的地方——我的家乡，真没啥风水宝地——可那够不上样的祖坟，却没有影响我的“运势”。这也证明了我的理论：我能到今天，其实全在于我的选择。我会算命，但不信命。我相信命是我的心造的。我想成为啥，我就能成为啥。弟妹们，却没有我这样的心。所以，我的弟妹们延续的，是父辈祖先的命运。曾经有很多次，我想帮帮弟妹和侄辈们，但我一次次帮了，又一次次地失望。因为我发现，他们是不可能听我的话的。我改变不了他们的心，就改变不了他们的命。我的心，决定了我的今天，他们的心亦然。

这次，我回到家乡时，正值丰收季节，咱家的院里，也秋意正浓。妈种了很多菜，有几十个南瓜，每个足有四五十斤，为院落增添了许多丰盛，也惹出了妈一脸的笑。

妈无疑是快乐的，但快乐的是心，身体，还是免不了变老。这次回家，我就发现妈老了，七十多岁，一脸皱纹，一头白发，身子倒很硬朗。

我说她老了时，她就笑着说，孙子都娶媳妇了，叫我怎能不老？还说，你就一个儿子，要办，就办红火些，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别难为着孩子。

妈这样说，凉州的许多老人也这样说。

在凉州人眼里，儿子结婚当然是最大的事。以前，我曾提出不参与陈亦新的婚事，叫他自个儿办去。陈亦新说，你瞧，这可是我一生里最大的事。言外之意，老子必须把这事做好，要不，就是老子的失职。真不知，这是谁定下的规矩。

那么，就好好地办吧。倒是因为这个缘起，我想到了很多人。一想到那些人，想起他们各自的好，我的心里便有了一股股暖流。

——节选自《一个人的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