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伯吉斯:无休止的旅行者

安东尼•伯吉斯:无休止的旅行者

 

我知道站在我前面的那人名叫帕克斯顿，因为替他办理机票的那位小姐是这么称呼他的。帕克斯顿先生长得身材挺拔，头发却已全白了。当他用手推车将自己的两件行李推走，给我让出位置时，我看到了他那张被八十多个春秋刻满皱纹的脸。我们俩都是飞往纽约，乘坐的又都是一等舱（在那段日子里，我作为辛格尔系泊浮筒公司的会计师，经常在世界各地周游）。帕克斯顿没有把行李交给那慢慢地运转到搬运机前的输送带。而我则不同，我让他们给我那只笨重的旅行包系上标签，就听凭它开始自己的旅程了。

一位黄褐色头发的票务小姐检查过帕克斯顿的护照后，又查看了我护照上的美国签证，然后笑着递给我一张盖上“抽烟”标记的登机卡，让我走了。我看见帕克斯顿在我之先已来到安全检查口，将护照递给那位露出厌烦神情的护照检查员。我听见他说“最后一次了，我的朋友”，并看到那个检查员对他微微一笑算是回答。显然，他既不关心也没有听懂他的话。接着，我跟在他后面进了候机厅。帕克斯顿露出一口洁白的假牙对我笑笑，说“你看着我”，说着把他那本护照放进一只很深的废物箱里，将它埋在一大堆被丢弃的免税商品口袋、巧克力包装纸和烟盒的下面。我说：

 “你不能这么干。”

 “我就要这么干。再也用不着它了。”

 “你到了旅途的那一头，还得用上它的。没有护照你可寸步难行啊。”

 “哦，我能行，而且我会到处跑的。我对所有这些无聊的东西早就腻透了。我要像只鸟儿一样自由自在，那就是我。”

 “谁也不可能那么自由的。他们在肯尼迪机场要看你的护照。没有护照他们不会让你入境。这牵涉到签证的问题，他们在那大黑本子里还要查兑你是不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不受欢迎，嗯？我只要受自己欢迎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没有了那劳什子我倒轻松了。”

 “它还会回到你身边的。人们会把它找出来，送到可爱的小法兰西或其他什么地方，然后塞进一只挂号信封寄到你的手里。”

 “寄到哪里？我可没有地址。”

 “对不起，我走开一下。”我说着便去买了瓶免税的威士忌酒和两条罗思曼斯香烟。我在旅途中遇到过不少怪人，但这位高高兴兴地使自己陷于候鸟处境的人，还是头一回遇到。然而他是不可能飞越任何疆界的。每个旅行者都得带上一个小本本，上面写着他早已熟悉的情况：他的名字，他眼睛的颜色，他的年龄和国籍。没有这个小本本，这世界将向他关闭大门。不过，他已经拿到了登机卡：他手里拿着小瓶法国橘味白酒和一条登喜路香烟，正排在我的后面，等候付账。“旅行能开阔人的思想，”他跟我说，“人们是这么说的。”

 “这是你第一次去美国吗？”

 “到哪儿都是第一次，我说的是乘飞机。我坐船倒是去过不少地方，可船似乎再也不存在了。我倒是很想再坐一回的。”

我离开他大步向酒吧走去，我在那儿要了一大杯白兰地。但不一会儿他又来到我的身边，要了一杯伦敦苦啤酒。我暗自思忖，他的那些旅行袋一定是个累赘。他不可能永远用手推车载着它们走。我朝那些旅行袋瞅了一眼，他也看了看。他弯下腰来打开其中的一只。“看看这个。”他说。

 “天哪。”我叫道。他打开给我看的是一个很大的黄色塑料文件夹，里面塞满了机票。他像洗牌一样用拇指将它们翻了一遍说：

 “我哪儿都想去。里约热内卢，瓦尔帕莱索①，不管什么地方都去，莫桑比克，悉尼，克赖斯特彻奇②，檀香山，莫斯科。”

 “如果有一个地方你需要签证的话，那肯定是莫斯科了，”我说，“不过，真见鬼，你没有护照，怎么能到处转悠呢？”

 “我就这么一直走啊走的，”他说，“我到了一个地方，马上就飞往另一处。哦，有时候也并不是马上就走的。有些地方非得让你等上一阵。但他们有一种他们叫做过境休息室的地方，可以在那儿梳洗一番，也许还可以洗个澡。把脏衬衣扔了，再买一件新的。对于袜子和衬裤也可以同样处理。没有问题，真的。”

 “实际上，”我说，感到有点吃惊，“你将老是这么旅行下去，而没有个终点。”

“你可以这么说吧。”这话听上去带有豪恩斯洛③的口音。“我已是孑然一身了。老婆死了，孩子们都成家自己过了。我把房子卖了，得了二十五万英镑。要是考虑到我在大战结束时花了多少钱把它买下，你真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在说什么奇谈怪论，反正随你怎么想好了。那么，我怎么来处置这笔钱呢？我就去光顾一家旅行社，在旅行社里，他们张口结舌地看着我，引得人人都看我。我买的是不定期票，他们都是这么叫的，他们大多数人。我不急。要是我错过了这一个航班，我可以等下一个。然后我办了这些旅行支票，这东西用起来真方便。我在银行里还留了点钱给吉米，他是长子，家中唯一有点头脑的孩子。当然，这样做行不行得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旅行方式还可以持续多久。我或许会活得比我估计的要长些，要真是那样，我还得从银行里取钱，不是吗？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在空中结束这一切的。从道理上说，这倒霉的事怎么能持续下去呢？总有一天有一架飞机会坠落的，而我会幸运地置身于这架飞机里。所以没有人会担心的。”他喝了几口啤酒，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人在欢呼一架飞机降落，那聚精会神的样子仿佛在听着一段突然出现的乐曲。我说：

 “那架飞机好像是我们的。”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没有排在相连的座位。那天一等舱乘客不多，而我正需要身边有个空座位可以摊开我的报纸。帕克斯顿的座位在过道的那一头，他什么也不干，只是带着头一次乘飞机的高兴劲儿，为这豪华旅行的舒适感而得意非凡。他把空中小姐叫做“我亲爱的”、“我的小宝贝儿”。喝了三杯杜松子酒后便显出微醉的样子，但吃了顿午饭又恢复了原样。他咂了咂嘴说：“这就是生活，没错。”他躺在座椅上看了一会儿电影，那是一部很不适合在飞机上放的有关飞机坠毁的片子。他还张大嘴巴津津有味地听着一个叫卡门·德拉贡的人主持的音乐会，一面兴高采烈地用热毛巾擦着脸。他甚至还去光顾了一下盥洗间，在那儿多此一举地用电动剃刀修了面，回来时浑身散发出阿拉伯或什么地方的香水味。终于，一位空姐带着移民登记表和关税申报来到他的身旁。她说：

 “你持有英国护照，不会错吧，先生？”

 “我再也不持什么护照了。在希思罗机场时就扔掉了。”她目瞪口呆了，甚至在他边上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请再说一遍，先生。”

 “我不去纽约。我是去——让我想想，哦对，在这儿（他查看了一下一份用打字机打好、以“快鸟旅行”为标题的行程表），我下一站去特立尼达。那是在西印度群岛，对吗？”

 “但你还是得在纽约着陆，还得通过移民和海关检查。人人都得这么办。”

 “可是我不想去纽约。我在电视里见过纽约，而且早已看腻了。我想去的是另一个地方，对了，叫特立尼达。接下来我就去迈阿密，在那儿换一架飞机去……让我想想，对了，去里约热内卢。”

 “但是没有护照你在任何一个美国机场都无法着陆。”

 “他们会拿我怎么样？送我回家？好吧，这样做跟送我到下一个停靠港一样容易。我真不明白这么小题大做有什么意义。”她满脸困惑地离开了他。而我，则挺尽本分地填了表，心里却因为觉得自己不是个自由人而微微地感到伤痛。我耐着性子遵守各种规章制度，顺从地站到那条白线规定的移民局检查的队伍中去，顺着人流来到那位海关官员的面前。他掂着我那瓶治消化不良的药丸，似乎那就是走私毒品。“尽是些令人讨厌的胡闹。”帕克斯顿先生对我说。哦，是的，我觉得确实是胡闹。我记起了战后工党政府外交部长埃尔尼•贝文说的话。他说任何人都应该有权去维多利亚车站订一张去世界任何地方的车票。这世界本来就是我们的，不是吗？我们一起拥有这座星球。如果要给国家下个定义，它就是抱成一团的那些武装好了准备发动战争的人们，而人人都认为大型的战争已成为过去了。因此，再也没有国家了。也许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的实体就是海关和移民局。

在肯尼迪机场，一些穿着制服的黑人女孩告诉帕克斯顿，他必须像其他人一样排队。于是他提着自己笨重的行李向那个准备接受移民检查的队伍走去，一面嘴里嘟嘟囔囔抱怨着这该死的自由，当然，他指的是没有自由。我让他排在我的前面，这时快要挨近值勤人员的工作台了。虽然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站在那条白线的一码之外，我还是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们告诉他，没有护照和有效签证，他不能进入美国。难道没有人向他解释过吗？不，有人向他解释过的。但是他并不想进入美国，那个美国他在那电视匣子里见得多了，他只是想直接去牙买加。移民局官员说，这就意味着要到肯尼迪机场的另一端，也就是得进入纽约市行政区。啊，那你们去那儿吧，帕克斯顿说，这里是英国航空公司，我乘的是英航的班机。然后，帕克斯顿和他的大旅行包被一个穿制服的黑人姑娘带走了。他因为手里提着行李无法跟我挥手告别，只能向我快活地点点头。现在轮到我了。那位移民局官员对着那位没有护照的帕克斯顿摇了摇头，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我开口说了句话，或许说得不太聪明：“我们对护照、签证之类都讨厌之极。它们并不能把罪犯拒于国门之外，是吗？到处都有太多的繁文缛节。其实世界是属于它的居住者的。”他并不和我争辩，只是狠狠地瞅了我一眼。我刚才的话似乎在暗示他的工作没有价值。他在证件上盖了几个戳子，便让我到混乱不堪的行李传送带去取自己的行李。

我下一次见到帕克斯顿是在大约四个月以后，地点是卡拉奇的机场，一座丑陋的建筑物，里面充塞着许多无所事事的、棕色皮肤的公务员，他们尽量地少干活儿，因为那天正是斋月，而宣布日落的炮声还未响过。帕克斯顿看上去挺精神，但热得够呛。“空调不知是坏了还是怎么的，要不也许这些东方佬根本就不用空调。我要是能回家凉快凉快，喝上一杯加冰块的饮料，一定会觉得很高兴。”他用一条毛巾擦着脖子。

 “回家？”

 “嗨，我是这么称呼它的。所有的飞机都是一个样，不是吗？当我走进一架新的飞机，我觉得仿佛自己回到了原来坐过的那架。毕竟，这是我唯一的家。”

 “你生活得还好吗？”

 “唔，我吃饭不太规则，睡眠也有点儿不正常。我把手表给了——一个阿拉伯孩子，那是在阿布扎比——因为时间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在天空中时间是不一样的。有时觉得胃有点儿不舒服，我就吃这个。”说着他拿出一块好像是斯德姆饼干之类的东西。“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见识过了世界，几乎全是海洋。根本没有多少陆地。我从奥克兰飞往夏威夷时穿越了日界线，这样就失去了一天或者多出了一天，我也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了。那些空姐儿长得很漂亮，而且总是那些最最东方的长得最漂亮。真想和那些穿着和服的日本妞儿中的一个住下来过日子。真想在陆地上好好地打个盹。”

 “你正需要这个。在什么地方找个旅馆住上一周。曼谷倒是有一家很好的旅馆。”

 “我知道，我和一伙美国佬一起旅行时听说过那个旅馆，他们那个团就是打算去那儿的。都是些喜欢放声大笑的家伙。要是我想在陆地上呆两天的话，我就去罗马。在那儿的机场里，有一家小旅馆，非常的小，倒不如说招待所更恰当些。但它是在海关关卡的这一边，所以就没有护照之类的蠢事。我有了一张很舒服的床，虽然因为做噩梦整夜都没睡好。我还洗了个澡，甚至还把袜子洗了洗，这样就省得我老是不停地要买新袜子。然后我就在机场到处转悠，喝了一杯那种带有泡沫的咖啡，胡乱地吃点东西了事。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于是我就开始买起书来，买的都是些看完就可扔掉的简装本。现在不就是轻装上阵了吗。只有一只旅行袋，这你能看得出。另一个给我扔在希思罗机场了。”

“你去了希思罗，是吗？”

 “我不得不去，可不，从里约到罗马总得经过那儿。”说着他带着忧郁的神情看了一眼那架停在跑道上、机身上标有“空中工作”字样的大飞机。“这次去的是孟买。你也去孟买吗？”

 “不，我还要往东飞。你刚才说什么做噩梦来着。”

 “是的。自从我长大后还从来没有做过呢。有一些梦还真叫人心惊肉跳呢。我那位死去七年的夫人，在一个噩梦中大吵大闹，因为我把灶上的煤气关了。这菜还没有煮过哩，她说，一面从长柄锅里拉出一条血淋淋的大蛇来。”他不禁打了个寒噤。

 “这是你生理节奏被打乱的缘故。”我说。

 “就是这话。我在从巴黎去华盛顿的飞机上遇到的一位医生也是这么说的。那是个可爱的年轻人，癌症专家。他说不管外界发生了什么，你的体内功能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当应该是大白天而外面却是夕阳西沉时，生理节奏就被搞乱了。你的睡眠搞得颠三倒四了，那医生是这么说的。”

 “是的，”我说，接着加重了语气说道，“奇怪的是一些表面上看来很绝对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相对的。黎明、正午、夜晚。对于不同的人它们在不同的时刻出现。”

 “还有，那些在飞机上工作的女孩，那些空姐们，她们的月经就会遇到许多麻烦。我不知道她们会做一些什么噩梦。我应该去问问。”他接着又说：“鸟不做噩梦的，是吧？”

 “它们做的是集体性噩梦，”我说，“那些在科伦坡勒维妮娅山旅馆外面的渡鸦就是个例子。它们在半夜里常常一齐发出尖叫。”

 “科伦坡，这可是个好地方，是吗？它在哪个国家？”

 “以前叫锡兰，现在人们都管它叫斯里兰卡。要不是那些渡鸦在噩梦中尖叫，这旅馆倒是不错的。”

六个星期以后，我又遇到了帕克斯顿，这次是在希思罗机场的候机厅。我猜想，帕克斯顿必定已经成为国际线上的著名人物，成为机组人员酒后闲聊的对象。我发现他正坐在一张白色小桌前，身边坐着一位正在认真记着笔记的年轻妇女。他见到了我，巍巍颤颤地向我挥了挥手。“我记不起那个词儿了，”他说，“那个词儿好像和马戏场或者拱廊④什么的差不多。”

我坐了下来，向那位年轻的女士作了自我介绍。她说她叫格洛丽娅·蒂皮特，是英国航空公司的公关小姐。“要是您跟我去办公室，帕克斯顿先生，您会发现有个小小的惊喜在等着您。”

 “我什么惊喜都不需要，”他凶声凶气地说，“我的惊喜已经够多的了。我的节奏都被搞乱了。”

 “是生理节奏。”我说。这个词儿对那位年轻的女士来说似乎是个新字眼。她取名叫格洛丽娅真是令人遗憾，她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⑤她可以叫作埃塞尔，或者伊迪丝什么的。她老鼠般的毫不起眼，说起话来满口都是泰晤士河南岸不纯正的元音。她说：

 “如果您愿意，我去把它取回来。那是您的护照。好几个月以前就交来我处了，当你的名字出现在计算机上时，我们要做的只是和移民局联系而已。”

帕克斯顿的反应是狂躁不安。“我不要这讨厌的东西，”他喊道，“把它拿走。”他做出一个打发她走的骇人的手势，仿佛那护照就在眼前似的。“我是个自由人，不是吗？就像那该死的渡鸦一样自由。”说这句话时他一定记起了科伦坡。这时，在一块巨大的黑色指示牌上出现了伊斯坦布尔的地名，一盏红灯开始闪亮。“这就是我要去的城市，”他说，“它以前叫作君士坦丁堡，还有支歌唱到它呢。”经历了这么漫长而古怪的旅行，他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出照理应该有的那种疲惫不堪的样子。他穿一身很像香港人穿的套装，他那雪白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但是当他向通往停机坪的出口处走去时，却显得有点步履蹒跚，而且那只旅行袋对他来说也似乎太重了。

 “你打算从他嘴里打听到一些什么？”我问道。

 “哦，真是个奇怪的故事，不是吗？我想从他那儿打听的都是比较而言的，真的。例如我们和世界上其他航空公司相比有什么不同。也许是为那份介绍我的航空公司的杂志搜集点材料。他好像有点儿疯疯癫癫。他以前是个五金商。”她这么说着，似乎在解释自己刚才的行为。

 “你不应该这么讲你们最好的主顾。我指的是疯疯癫癫这句话。他把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用在干他自己喜欢干的事上。他唯一的错误仅仅在于认为自己是个自由人。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自由的。他抛弃了原有的生活秩序，而现在却陷入混乱之中了。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引用我的话。”但她不理解我的意思，或许以为我也有点疯疯癫癫了。她拿着她那本小小的记事本走了。当她走开时，我看到她那双腿。我想，我可以用她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来形容这双腿，它们真是值得称道，非常的匀称姣好，和她说话时发出的元音以及她那老鼠般不起眼的样子毫无共同之处。大自然真是个随心所欲的馈赠者。

大约两个月以后，我在苏黎世机场的一家第一流的夜总会里发现帕克斯顿，这时他正摊开手脚地躺在那些谈着《苏黎世日报》的衣冠楚楚的商人们中间，还在打着鼾呢。正像他们说的，他们给了他一个很宽敞的座位。我给自己调了一杯杜松子酒，顺便瞥了一眼《提契诺邮报》的头版。除了首脑会谈和恐怖主义活动外，没有什么新闻。广播里在提醒大家班机即将起飞，我听到好像是去伯尔尼的班机，于是那些衣冠楚楚的商人中有许多人离开了夜总会。也许是在下意识中对广播有所反应，帕克斯顿咂着嘴醒了过来。他上面那副假牙掉了下来，便用两个拇指将它托了上去。他见到我并不惊奇。“你跑的地方真多，”他说，“不过你毕竟是个年轻人。”

 “我也有妻子和孩子等着我回家。”

 “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哪儿吗？我要去德黑兰。”

 “这是一个你可以置身其外的好地方。离开德黑兰后你又要去哪儿？”

 “我想是去……我得看一看……我想是去……”他作出打算去开手提箱的样子，却懒得动。“不管怎么说，是在阿拉伯那儿。我一直在希望这一切都结束才好。美国佬在波斯湾接连击落好几架民航机。我应该在那儿兜一段时间。后来我们不断地读到关于那些劫机者的消息，但没有运气碰上他们。要是他们用枪威胁我的话，我就和他们乱打一气，然后被他们击毙，就这样了此一生。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活下去，也不应该有这个愿望。我在去东京的路上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一个在空中度过的生日。我告诉他们这天是我的生日，于是他们给我送来香槟酒。但是他们给谁都送香槟，不管是不是过生日。”

 “嗨，你已经做了件值得骄傲的事。你已经做了件独一无二的事。”

 “罗马有圆形剧场，巴黎有埃菲尔铁塔，而我却还都没见到过。在印度的什么地方有一个泰姬陵，我听到过许多有关它的传说，但我却无法享受。我所能享受的只是老是坐在同样的座椅上，老是在吃饭时间拉开同样的搁板，在上面放上餐盘，而吃饭时间又总是在该死的钟点。早饭是在凌晨三点，这是不正常的。我想，人们以前叫作罪孽的就是这种事，真的。来回地绕着地球飞，不让太阳按照自己的规律在应该升起的时候升起。我真不知道这一切将怎样结束。”

 “你应该停下来了。没有必要再继续旅行下去。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待会儿到了希思罗机场你就去拿回自己的护照，然后到某处找个私人旅馆住进去。就像伊斯伯恩、伯恩茅茨这样的随便哪个地方。你会有许多值得谈谈的东西的。”

 “谈谈飞机上的事以及那些我只知其名而并未亲历的地方吗？你帮我个忙吧。”

 “哦，那可是你自己的主意啊。”

 “而且是个不怎么样的主意。不管怎样，我现在已经摆脱不了了。它成了一种生活的方式，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种生活的风格之类的。那么，你打算去哪里呢？”

 “杜塞尔多夫。”

 “去工作吗？”

 “不是去度假，这一点是肯定的。我想我该到大门那儿去了。我们以后会见面的。”

 “哦，会的，愿上帝保佑我。我们会见面的。”

不错，一点也不错。我们又见面了，见面的地点是斯德哥尔摩机场。但这次他倒并不是孑然一人。和他在一起的是位跟他年龄相近但比他更健壮的老人，就像帕克斯顿先生刚刚开始他那无意义的长途旅行时一样健壮。身体衰弱的帕克斯顿在酒吧向我打招呼。他喝了开胃酒后接着又喝起淡味的瑞典啤酒。“一位老朋友，”他说，“我们以前在同一个部队里。第八军。在那个年代，到国外去看看根本就不需要护照。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他跟我说，“而他的名字我又老是忘。”

 “艾尔菲，”那个人说，“艾尔菲•梅尔德伦。很高兴见到你。”他对着我说，一面用力握住我的手。“这儿的这个家伙是个大傻瓜。他把自己关在一个飞行的监狱里。他把自己的护照扔掉，为的是可以确保自己呆在这所监狱里。钥匙是可以用来开启东西的，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他以为只能用来锁东西。”

“我来告诉你，”帕克斯顿说，“在大战结束时，我们突然都领到了配给供应卡、身份证和其他一些政府发放的无聊证件。他们把我的名字都拼错了。他们把我叫作匹克斯顿。一开始我还觉得真他妈的好玩儿，把我变成了一个妖精什么的。⑥可是当我换配给卡时向他们指出他们出了差错，那个沃尔弗罕普顿（那会儿我在那儿工作）的老淌鼻涕的小职员竟然说从现在起这就是我的正式名字了，我得在证书上把名字改过来。也就是说，把某个人愚蠢的错误变成不可抗拒之力。所以我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那些资料和胡说、他们那些讨厌的文件都是些废物。”在我看来，他的激动有点过分。生理节奏的紊乱已经弄得他神经过敏了。“当他们要你去为他们那该死的战争卖命时，他们是从来不提护照的，从来不。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这就是战争所追求的，可是你看看这个充满繁文缛节的该死的自由世界吧。当我设法靠正当的收人生活时，这一套繁文缛节我已受够了，什么所得税啦，什么增值税啦，还有那叫人头痛的种种表格。好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再也不用填表格了。我是个自由人了。”而作为一个自由人，他浑身战栗着，仿佛被拳击手击倒在栏索上似的。

 “这样看来，”艾尔菲•梅尔德伦说，“他不能和我一起去奥斯陆了，我女儿在那儿嫁给了一个挪威人。你现在去哪儿，诺伯特？”诺伯特，诺伯特。在官方文件上并没有这样一个名字让你随身携带。

 “去哥本哈根。接下来往南到那该死的瑞尔海岸，再往下就只有上帝知道了。我把它都写在这儿了。”说着他用颤抖的手指指了指他的一件行李。

三星期以后，我发现危险的时刻正在到来。这时帕克斯顿和我正坐在同一架飞机里。我们乘坐的是新南威尔士东部航线的大型喷气式客机，都是到雅加达去的。这航线的名称和我们飞行的方向显然有矛盾，因为我们朝西北方向飞行：那神秘的东方无论如何不会在澳大利亚以东。头等舱已经满座，帕克斯顿因为被安排在一个日本人的边上而向那个矮胖的悉尼空姐大声抱怨：得把这最后一批混蛋揍一顿，我不揍总会有人揍的，包括你的老爸，都会干的。他们在那儿又是电子计算机，又是晶体管收音机什么的，还很响地擤塞得满满的鼻子。这些家伙，尽管精明得像鬼似的，却不晓得花点时间去设计一些漂亮的手绢。那个日本人并没有听懂他的话，只是对着这个西方人的蠢相发笑。他们替帕克斯顿换了个座位，但看来他对他的新邻座，那位肌肉发达的养牛人也不喜欢。当空姐端来饭菜时，他说那份汤味道不好，这种罐装食品在闷热的停机场上停留那么久一定变了质了。但是空姐叫他放心，这怪味道仅仅是为了调味而在汤里滴了一滴雪利酒引起的。接着，开始放电影了，他又说他已经看过这部令人生厌的片子。于是空姐只得叫来副驾驶员对他提出警告。“想把我从半空中扔下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吧，快动手吧，我的好汉，或者我的朋友，或者随你喜欢什么称呼都行，把你们的想法大声宣讲出来吧！”我急忙把自己藏在一份《澳大利亚人报》的背后，虽然十有八九他根本认不出我是谁。

这个悲惨的故事在柏林收尾了。我那时准备飞往维也纳。但刚从慕尼黑国际航班下来，就被安排去停机坪的大门口排好队。这时他正坐在一把轮椅上，而且显然是被捆绑在轮椅上。身旁有两个身穿白大褂的护理人员和几个穿制服的汉莎航空公司的官员伴随其左右。他尖声喊叫着，说他早就知道会有今天，该死的纳粹到底还是把他逮住了，他是个自由的英国公民，他有护照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护照被那些狗养的抢走了。他被轻轻地推向出口处，没有任何人要他办入关手续之类的蠢事。因为在这个看来他早晚得去的目的地，护照是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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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智利一海港城市。

②新西兰一城市。

③豪恩斯洛系伦敦外围自治市，位于英格兰泰晤士河谷地。

④此处帕克斯顿想说的是“生理节奏”( circadian) 一词，但他一时记不起来，只记得与“马戏场”( circus)或“拱廊”(arcade)的读音相似。

⑤格洛丽娅( Gloria)有“荣耀”、“值得称道”之意。

⑥“匹克斯顿”( Pixton)一词使人联想起“妖精”(Pi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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