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马拉默德：头 七 年

 

伯纳德·马拉默德：头  七  年

鞋匠费尔德心里很恼火，因为他的助手索贝尔感觉太迟钝，没有注意到他正想得出神，却在另一条板凳上乒乒乓乓地敲打个没完。他看了他一眼，可索贝尔正在低着光秃秃的头忙着敲打鞋楦，没有注意到他。鞋匠耸了耸肩，继续透过已结了霜的窗户望着外面近处一团迷雾般的二月飘飞的雪花。无论是外面飘忽不定的茫茫白雪，还是对他曾虚度青春，白雪覆盖的波兰村庄的回忆，都无法把他的思绪从一个叫麦克斯的大学生身上移开（那天早上，他看见麦克斯顶风冒雪一路向学校奔去，就一直在想着他）。他对麦克斯很敬重，这些年麦克斯为了深造，酷暑严寒地吃了不少苦。一个古老的愿望一直萦绕在鞋匠心中：他要是有个儿子，而不是女儿就好了，可是这种愿望已被吹入雪中，飘散了。因为费尔德是个讲究实际的人。然而他又总免不了把这个勤奋的小伙子同根本不在乎受教育的女儿米里亚姆进行对比，那个小伙子也是个小贩的儿子。不错，她也总是手不释卷的，可是上大学的机会来了，她却说“不”，她宁愿去找个活儿干。他曾央求她去上大学，说有不少孩子想上大学，父亲还供不起哩，可她却说她想要自立。至于受教育，那又算什么，读几本书就是了，索贝尔也很勤奋，读了不少大部头，而且也常常指导她呢。她的回答深深地伤了做父亲的心。

风雪里走来一个人，把门打开了。在柜台前，那个人从一个被雪打湿的纸袋里拿出一双穿得很破的鞋来修。一开始鞋匠没有在意来人是谁，后来他认出这张脸，不是别人，正是麦克斯。他的心不禁怦怦直跳，麦克斯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双鞋要修哪里。虽然费尔德在认真地听着，可就是一个字也没听见，这个机会来得太突然，他有些懵住了。

他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样的念头，因为他十分清楚，他不止一次地想过，建议这个小伙子跟米里亚姆一起出去。但他一直没敢说出口，万一小伙子一口回绝呢，那他怎么还有脸再见他呢？或者如果一直吵着要自立的米里亚姆发起脾气来，冲他吼，说他干涉她的私事呢？不过这次机会实在太难得，错过了太可惜；何况不过就是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嘛。他们如果早有机会在什么地方认识的话，可能早就成朋友了。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或者说是义务吗？让他们走到一起，这也不算什么，只是个没有害处的计谋，就等于他们在地铁里偶然相遇，或在街上由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朋友给他们引见。只要让他见上她一面，再交谈一下，他肯定会对她产生兴趣的。对米里亚姆这样一个办公室里的办事员来说，她一天到晚尽和粗声大气的商人和没有文化的运输业办事员打交道，结识这么一个有学问的好小伙有什么坏处呢？说不定他还能唤起她上大学的愿望哩。就算做不到这一点，这位鞋匠至少能抓住这样一个道理，让她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结婚，将来过个好日子。

麦克斯讲完他的鞋该修哪儿之后，费尔德都一一做了记号，鞋上的两个大洞，他装作没注意的样子，在上面用粉笔画了两个大“×”的记号，胶皮跟磨得透出钉子了，他画上个“〇”的记号，心里还一直嘀咕是不是把记号给画错了。麦克斯问要多少钱，鞋匠清了清喉咙，用压过索贝尔敲打声的嗓门问他是否可以从侧门出去到门厅里说话。虽然感到有些意外，麦克斯还是按他的请求去了门厅，费尔德跟在后面。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没说话，因为索贝尔的敲打声这时停了下来，两人似乎心照不宣，等锤声再响起时才开始说话。当敲打声再次响起，而且比刚才还要响时，鞋匠赶紧把请他到这儿来的目的说了出来。

“自从你上中学，”他在光线很暗的门道里说，“我就一直注意你，你每天早晨乘地铁去上学，我总是对自己说，这真是个学而不厌的好孩子。”

“谢谢。”麦克斯说，他有些紧张，又有所警觉。他个子高高的，长得奇瘦，五官轮廓十分分明，特别是那个略向下弯的鼻子。他穿了一件又肥又长的大衣，一直到脚踝，上面溅上了不少雪泥，看上去就像在瘦削的肩膀上披了块地毯，戴着一顶被雪水浸湿了的棕色旧帽子，其破旧程度与他拿来要修的鞋差不多。

“我是个生意人，”鞋匠突如其来地说，以掩饰他的尴尬，“所以我开门见山地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同你谈一谈。我有个女儿，叫米里亚姆，今年十九岁了，人很好，长得也漂亮，在街上总有人要回头看她几眼。她人很聪明，总看书，所以我自己常常想，像你这样的小伙子，一个受教育的孩子，要是有机会，会有兴趣认识一下这样的姑娘的。”他说完，笑了一下，还想再说几句，后来想了想，还是不说的好。

麦克斯像鹰一样俯视着，沉默了令人难受的片刻，然后问道：“你说她十九岁？”

“是的。”

“敢问是否可以看看她的照片？”

“等一会儿。”鞋匠又进了店里，但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快照，麦克斯把照片抬得高高的借着光来看。

“她还可以。”他说。

费尔德等待着。

“她还懂事吧——不是那种疯疯癫癫的姑娘吧？”

“她特别懂事。”

又过了一会儿，麦克斯说他可以同她见个面。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鞋匠说，急忙递给他一张纸条，“给她打电话，她六点钟下班。”

麦克斯把纸条折了一下塞进他那只破旧的皮夹里。

“那鞋，”他说，“你刚才说收多少钱？”

“别管什么钱的事儿了。”

“我只是要心里有个数。”

“一元——五角，一元五角。”鞋匠说。

他立刻感到有些不妥，因为他平时修这样的鞋要收二元二角五。要么照常收费，要么就干脆不收。

过一会儿，他进到店里时被猛烈的敲击声吓了一跳，抬头一看索贝尔在砸空鞋楦，鞋楦砸裂了，锤子也砸在地板上又跳起来碰到墙上。还没等到他发火，这位伙计已经从钩子上摘下外衣和帽子，冲出门，走进风雪里。

原来费尔德只希望女儿和麦克斯的事能进展顺利，现在一件大事让他发起愁来。这个有性子的助手一走，他就完了，特别是这几年来这个铺子都是他和助手一起在顶着。他的心脏不好已有些年头，如果他过于劳累，随时都可能垮掉。五年前在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结束生意，把铺子盘出去，然后用得到的那点钱维持以后的日子，要么找一个雇工，把命运交给他，要是他不可靠的话，到头来也是毁了他。可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从波兰逃亡来的难民索贝尔在那天晚上来到了大街上，想找份活儿干。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穿得破破烂烂，原来是一头金发，现在已经秃头了，他的相貌极为平常，那双蓝色的眼睛目光柔和，好像一读伤心的书就会流泪似的。他年纪并不大，但长得老相，谁都不会认为他才三十岁。他直言不讳地说对于制鞋他一窍不通，但他说只要费尔德肯教，他肯定能把这行当学到手，而且工资只要一点点。考虑到是同胞，用他比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总要少担一份心。费尔德就收留了他，不到六个星期，这个流亡者修的鞋几乎和他修的一样好。不久他就能把店管理得很好，这下子可让费尔德轻松多了。

费尔德可以完全信任他，常常回家一两个钟头，铺子就交给他，钱就在钱柜里，知道索贝尔会照看好，一分钱也少不了。更让费尔德吃惊的是，他几乎不要什么报酬。他什么都不要，他对钱不感兴趣，除了书以外，他什么都没兴趣。而且他把书一本一本地借给米里亚姆读，书里有大量稀奇古怪的评注，这都是他在公寓的一个个孤独的夜晚写出来的。这一本本厚厚的评注，他的女儿从十四岁就开始读，一页页地读着上面已神圣化了的评注，好像上面刻的都是上帝的话。鞋匠每次探过头去看时，都只能耸耸肩膀。为了不让索贝尔吃亏，每次费尔德给他的报酬都比他要的还多。尽管这样，费尔德还是感到良心不安，因为他没有坚持给索贝尔更高的工资。当然，费尔德也向他交了实底，说如果他到别处干，或干脆自己开店，都会有可观的收入的。可是这位助手似乎不领情，回答说他对去别的地方不感兴趣，这让费尔德困惑不解，常问自己：是什么让他留在这儿的呢？他为什么不肯离开呢？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人是个流亡者，有着可怕的经历，害怕与外界接触。

在砸鞋楦那件事发生后，鞋匠很生索贝尔的气，决定先让他在自己的公寓房里晒上一星期，尽管他知道由他自己支撑这个店挺艰难的，生意上也要受损失。但他经不住老婆女儿三番五次的劝说和警告，终于去找索贝尔回来上班，这类情况以前也有过，前不久就有一次。原来是费尔德不让他拿那么多书给米里亚姆看，她的眼都熬红了。因为这点小事，这个助手一赌气就回去了，但每次费尔德一找他，他也就回来了，又坐在那条长板凳上工作了。可这回不行。费尔德冒着雪好不容易才来到索贝尔的住处，他也曾想过打发米里亚姆来，但这个主意让他感到有点恶心。那个膀大腰圆的女房东，在门口就用浓重的鼻音腔告诉他说，索贝尔不在家，费尔德知道她在撒谎。这个流亡者还能到哪儿去呢？但出于某种他也说不准的原因，可能是天气太冷，或他太累了，他决定不再坚持见索贝尔。于是他回到家里，雇了个新帮手。

很快这件事就办好了，但他不是十分满意。现在需要他自己去做的事比以前多了。比如，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睡懒觉了，他得早起为新帮手去开店铺的门。新帮手是一个不爱言语的人，长得黑黑的，干起活来毛毛躁躁，让人看了来气。他也不可能像信任索贝尔那样把钱柜钥匙交给他。虽说他修鞋的技术还可以，可对皮子的等级、价格什么的一窍不通，这类买东西的事得他亲自去办，晚上还得算账，然后锁好店门。不过他也不是太在意，因为他更多的心思还在麦克斯和米里亚姆身上。那个大学生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并安排在星期五晚上见面。鞋匠本人倒是更喜欢星期六，在他看来只有星期六才是安排一些大事的日子，不过后来他知道这个日子是米里亚姆挑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哪一天倒不重要，关键是看结果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喜欢对方，成为朋友呢？一想到他还得等那么长时间才能知道结果，他不禁叹了一口气。他常常和米里亚姆提起这个小伙子，想知道她的看法和态度，他以前只是告诉她他认为麦克斯是个挺好的孩子，并想让他打电话给她。可有一回他刚开口问就被米里亚姆顶了回来，她说她怎么知道。

星期五终于到了。费尔德感到身体有些不适，就没有起床，麦克斯来访时，费尔德太太想她最好也待在卧室，守在他身边。米里亚姆接待了这个小伙子，她的父母在屋里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他的喉音很重，在离开家之前米里亚姆把麦克斯带到卧室门口，他站在那里，高高的个子，背略有些弓，穿着一身厚厚的但不很精神的西装，他向鞋匠和他妻子打招呼时显得很自然，这倒是个好迹象。米里亚姆呢，虽然她已工作一整天，看上去还是挺精神、挺漂亮的。她骨架大，体型匀称，五官端正，看上去很大方的那种脸型，软软的头发。费尔德心里想，他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米里亚姆回来时都十一点半了。她妈妈已经睡着了，但她爸爸却从床上起来穿上睡袍，来到厨房，米里亚姆还在那儿看书，这倒让他很吃惊。

“你们都去哪儿了？”费尔德兴致勃勃地问。

“散散步。”她说，连头也没抬。

“我和他说过，”费尔德清了清嗓子又说，“他不该花那么多钱。”

“我不在乎。”

鞋匠烧水沏了些茶，坐在桌旁，又放了一大片柠檬。

他啜了口茶，又问道：“怎么样，玩得愉快吗？”

“还行。”

他不再说话了。她一定是感到这让父亲有些失望，所以补充了一句：“头一回见面，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还见面吗？”

她又翻过一页书，告诉他麦克斯提出再见面。

“什么时候呢？”

“星期六。”

“那你怎么说的？”

“我怎么说？”她问道，停了一会儿，“我说行。”

过了一会儿，她问起索贝尔，费尔德说他另找了一份工作，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米里亚姆不再说什么，继续看书。费尔德并没有感到不安；他对星期六的约会很满意。

在这一个星期里，费尔德总是找机会问米里亚姆，想了解一些麦克斯的事。他惊讶地了解到麦克斯不是学医或学法律的，他学的是商业，在读会计师的学位。费尔德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他认为会计师就是记记账之类的，他更喜欢“高等一点的职业”。但很快他就了解到能拿到公共会计师证书的人在社会上是很受尊重的，这才对星期六的约会感到完全满意。星期六是他生意最忙的日子，他得整天待在店里，所以不知道麦克斯什么时候去找米里亚姆。后来从老伴那儿才知道他们那次见面很平常。麦克斯来了，按按门铃，米里亚姆穿上外衣就跟他出去了，仅此而已。由于他的妻子不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他也没有细问。他决定等米里亚姆回来。他拿起一张报纸坐在屋里看，其实他平时是很少看报的，他现在已经完全陷入了对未来的憧憬中。当他清醒过来时，她已经回来了，摘下帽子，满面倦容。和她打过招呼之后，他突然有点害怕，不敢问起白天他们约会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可她也不主动说什么。他只好硬着头皮问一问过得是否愉快，米里亚姆开始有些态度暧昧，后来，显然是改变了主意，她停了一会儿说：“我感到厌烦。”

费尔德从十分气恼的失望之中完全清醒过来之后，问她为什么。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他是个十足的物质至上的人。”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灵魂，只对东西感兴趣。”

他把这句话琢磨了半天，然后问道：“你还会见他吗？”

“他没问。”

“要是他问你呢？”

“那我也不想见他。”

他没有同她争。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还是希望她能改变主意。他也希望那个小伙子打电话来，因为他可以肯定他不会看走眼，而米里亚姆毕竟年轻、没有经验。但麦克斯没有打电话来，而且连上学也不再从这店门前走过了。费尔德对此很伤心。

后来的一天下午，麦克斯来取修好的鞋子。鞋匠把它从架子上取下来，他是特意放在那儿的，没有和别的鞋子放到一起。活儿也是他亲自做的，鞋跟、鞋底都修得很结实，是精心搞的，又打了不少油，擦得很亮，看上去比新鞋还好。麦克斯看到这双鞋时，喉结动了动，但眼里没有多少神。

“多少钱？”他问道，眼光还是避着鞋匠。

“还照以前说的，”费尔德回答说，那样子很伤心，“一元五角。”

麦克斯递给他两张折皱的一元纸币，收回一枚新铸的五角银币。

他走了，没问起米里亚姆。那天晚上，鞋匠发现新来的助手偷他的钱。他犯了心脏病。

尽管这次病犯得并不严重，他还是在床上一连躺了三个星期。米里亚姆说去把索贝尔找回来，费尔德挣扎着起来，十分生气地反对这个主意。可是他心里明白，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在他回到店里的第一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时，他坚定了找回索贝尔的决心，就这样，晚饭后他又来到索贝尔的公寓。

他好不容易爬上楼，明知道情况对他不利，也得去敲这个门。索贝尔把门打开，鞋匠进去了。这个屋子很小，也很破，只有一扇临街的窗。里面有一张很窄的床、一张很矮的桌子，墙边的地板上堆着几堆书，放得很乱。他觉得索贝尔挺怪，他没上几年学，却读了不少书。他再一次地问索贝尔，他为什么要读这么多书。索贝尔没能回答他。又问他在什么地方上过大学。鞋匠以前也曾问过，但他只摇摇头。他说，他读书就是长知识。鞋匠又问他长什么知识，长了知识又为什么。这些问题，索贝尔都没做任何解释。最后鞋匠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读了很多书，就是因为他很怪。

费尔德坐了一会儿，歇过气儿来了。那个助手坐在床上，宽宽的后背靠着墙。他的衬衫和裤子都很干净。他那粗而短的手指在离开鞋店这么多天之后显得又细又白，看样子他在一气之下离店之后就把自己关在这个小房间里一直没出去。

“那你什么时候回店里去？”费尔德问道。

让他吃惊的是，索贝尔脱口说出：“永远也不回去。”

他跳了起来，走到窗前，看着让人伤心的街道。“我为什么要回去？”他喊道。

“我给你加工资。”

“谁在乎你的工资！”

鞋匠也知道他的确不在乎工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那你还要我做什么，索贝尔？”

“什么也不需要。”

“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索贝尔十分激动地否认这一点：“那你为什么从大街上拉来个根本不认识的小伙子，还叫他和米里亚姆一起出去？你为什么不想想我？”

鞋匠的手脚一下子变得冰凉，他感到嗓子一阵哑，连话都说不出来。最后，他清了清嗓子，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不明白我女儿和为我干活的三十五岁的鞋匠有什么相干？”

“那你知道我为了什么才给你干这么长时间？”索贝尔大声说，“难道就是为了你那点工资花费了我五年时间，才让你能有得吃，有得喝，有地方睡？”

“那你为了什么？”鞋匠也喊道。

“为了米里亚姆，”他脱口说出，“为了她。”

鞋匠过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话来：“我可是付给你现金的，索贝尔。”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尽管刚才一阵激动，他的头脑还是十分冷静和清晰的。他不得不承认，他早就对索贝尔有这种感觉，可就是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现在感觉到了，不免有些害怕。

“米里亚姆知道吗？”他用沙哑的声音低声问道。

“她知道。”

“你告诉她了？”

“没有。”

“那她怎么知道？”

“她怎么知道？”索贝尔说，“因为她知道。她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费尔德一下子明白过来了。索贝尔把书和评注给米里亚姆读，这样慢慢地他就让她知道他是爱她的。鞋匠想到这儿，就像受了欺骗一样，十分生气。

“索贝尔，你真是异想天开，”他狠狠地说，“她决不会嫁给你这样又老又丑的人的。”

索贝尔气得脸色发青。他想咒骂这个鞋匠。但是，他还是忍住了，眼里充满了泪水，痛哭了起来。他脸背着费尔德，站在窗口，拳头紧攥着，肩膀随着抽泣而不停地抖动着。

看到他这个样子，鞋匠的气也消了。他想说几句安慰他的话，他的眼睛也湿润了。这个逃亡者多么怪，又是多么可怜，受了那么多的罪，人也老了，头也秃了，从希特勒的炼人炉里死里逃生，来到美国，又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年轻一半年龄的小姑娘。一天一天地在他的修鞋板凳上坐了五年，切呀砸的，一直等姑娘长大了，没法用语言来减轻内心的痛苦，明知道到头来只有绝望而没有半点希望。

“我说丑，不是指你。”他声音不大不小地说。

这时他意识到他刚才说的丑，并不是指索贝尔，而是指米里亚姆嫁给他以后她的生活。为了他女儿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绞心的难过，似乎她已经是索贝尔的新娘了，不管怎么说是一个鞋匠的老婆，她的一辈子不会比她妈妈好到哪里去。他对她所抱的一切美好的梦想——他就是为了这些梦想而终日操心劳累，得了心脏病的——对一切美好生活的梦想都化成了泡影。

屋子里很静，索贝尔在窗前看书。真是奇怪，当他读书时他显得那么年轻。

“她今年才十九岁，”费尔德断断续续地说，“就是说还太年轻，还不能结婚。这两年你先不要和她谈这件事，等到她二十一岁时再和她谈吧。”

索贝尔没有回答。费尔德站起身，离开了。他慢慢地下了楼，外面虽然很冷，纷纷飘落的雪花把街道染成了白色，他走起路来却感到轻快多了。

第二天一早，鞋匠来到店铺，心情沉重地来开门，他发现他不必来了，因为那个助手早已坐在鞋楦前开始为爱情敲打着皮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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