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父母及其他——长篇小说《大漠祭》跋

《大漠祭》几易其稿，草字百万，拉拉杂杂，写了十二年。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动笔时，我才二十五岁，完稿时已近四旬。但我终于舒了口气，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今生，即使不再写啥，也死能瞑目了。

踏上文坛不久，我就想写写我的农民父老，为他们写一本书。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愿望，竟用去了我十二年的黄金时光。

扔下笔后，浓浓的沧桑涌上心头，便想到我苦命的弟弟。本书草稿时，他还是个不甘被贫困吞噬而苦苦挣扎的青年。完稿时，他已被黄土掩埋了八年。

他就是我作品中憨头的生活原型，叫陈开禄。求禄者无禄，善良的愿望总是被现实撞个粉碎。

弟弟的死，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并改善了我的生存质量。掩埋了弟弟不久，我的卧室里就多了个死人头骨，以充当警枕。它时时向我叫喊：“死亡！死亡！”提醒我死亡随时都会像光顾弟弟那样光顾我。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我做一些事情，总要算算值不值得浪费我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因此，我才能对西部文化的各个领域做相当的研究，且多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

我的所有偏激，就源于对生命的感悟。对待朋友和亲属，我总是恨铁不成钢。“序”中的文字，体现了我的这一特点。

弟弟的死，也改变了《大漠祭》的后半部。在不少人认为最感人的后半部分中，就融入了弟弟的生命和我的血泪。弟弟与憨头相异的是他没患阳痿，而且相对不安分些。弟弟不甘贫困，绞尽脑汁，东奔西跑，苦苦挣扎，一直挣扎到坟墓里。挣下的，仍是一屁股债。

弟弟在二十七岁那年，患了肝癌。我一直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没离开过半步。我亲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青年，渐渐衰竭消瘦，步步走进坟墓。我亲手扬起一锨锨黄土，掩埋了他。我经历了一个生命从旺盛到死亡的全部过程。自那后，我的人生中便没了啥执著。一想到所有贪婪的最终归宿不过是坟墓时，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在死亡面前，名利呀啥的真成过眼烟云了。

重要的，应该是如何活着。

而活着的价值，要看是否因了你的活，使这个世界相对美好了些。

弟弟的死让我懂得了如何珍惜生命。

最叫我不忍追忆的是：当医院的手术刀插入弟弟腹内时，弟弟竟清醒地惨叫了，像挨刀的猪那样。他后来说当时根本没被麻醉。同室病友说是没按惯例给麻醉师送礼所致。病历的解释是“对麻醉药反应迟钝”。反正，刀子在他的腹部划出了长逾五寸的口子。后来的我，一直不敢想象这一幕，不敢想象那把屠刀，如何刺向我苦命的弟弟。

那个失败的手术除了叫弟弟当了回挨宰的猪外，还留给了我噩梦般的记忆。

我之所以写出这些，仅仅是祈盼不要重演这种可怕。愿天下的医生和其他“偶尔”——因为他终究也会死去——有点儿权的人多少善良一些。

弟弟具有憨头的一切优点。他死得很高贵。据医生说，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他一直没问任何人。他没有叹气，没有哭泣，没有问询，没有埋怨，没有失态，甚至没有嘱咐。他面对墙壁，沉默寡言，平静地走向坟墓。我当时真希望世上有鬼魂。哪怕弟弟变成恶鬼，我也会接受他，甚至爱他，但我不能忍受他永远的消失。

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日后如何熬过没有弟弟的残生。

这些噩梦，后来进了小说中灵官的心。

弟弟留在人间的，除了当初不满三岁的女儿和才出生两个月的儿子外，还留下了几页日记。他死后，房子、家具、衣物……一切都成了别人的，甚至包括他的妻子。但那几页日记却是他的，上面记载着他心灵的挣扎。这使我忽然感悟到生命的易逝和文章的相对永恒。

为了供我上学，弟弟过早地离开学校，去卖苦力。他的死击垮了我，很长一段岁月，我处在半痴呆状态。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每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是弟弟化的，总要像鲁迅《药》中的老女人那样和它对话。那时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梦中的弟弟活着。虽说他阴沉着脸，不和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盼望常做这样的梦。痛苦的是，这梦也很稀罕，后来竟绝迹了。

我容忍不了自己对他仅有的一次伤害：那是在斗嘴的时候，气头上的我说他不过是卖苦力的。记得当时他怔了，而后嚎啕大哭。这画面成了插在我心头的刀子。直到今天，伤口仍在流血。而他的突然病逝，使我从此没有了向他忏悔的可能。许多个孤独的夜里，我无数次地哭叫：“弟弟，宽恕我吧！”但我的心始终没能轻松。

《大漠祭》完稿后，我最希望有三个人能读它。其中一个就是弟弟。而这时，他早成了一堆白骨。

另外两人，便是父母了。他们是我作品中老顺老两口的生活原型。书中的许多事都可从他们的身上找到影子。在最贫穷的日子里，他们供我念了书。妈的话至今仍在我心头响着：“吃屎喝尿，也要供娃子念书。”父母饿着肚子，供我上了当时也是省重点中学的武威一中。后来我考了学，从此改变了命运。

父亲很老实，甚至算得上愚昧。他一生中最睿智的一句话就是在我嫌他愚昧后说的。他说：“娃子，我当然愚。谁叫我没个好老子供我念书呢？”

我从此无颜再自作聪明。

的确，我之所以走出了愚昧，不过是有个供我读书的好父母而已。愿天下所有嫌父母愚昧的子女都能读懂我父亲的睿智。

遗憾的是，我最希望能读本书的三人却无法令我满愿了：

弟弟想来收不到烧在他墓前的书稿了。

爹妈虽活着，却大字不识一个。

遗憾，只能永远了。

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动给了我极高的稿费和版税，使我有能力在本书出版后带父母来上海和苏州等地看看。在一个异常偏僻的小村落里，父母牛一样操劳着，度过了大半生。他们甚至没坐过火车。

父母唯一的遗憾是没叫弟弟上高中。唯一的欣慰是供我读了书。唯一的奢望是：等我领到稿费时，请他们尝尝凉州街头那些小吃。因为他们死活想不出，那些好看的小吃，究竟是啥味道。

至今，他们仍抚养着死去的弟弟留下的儿子和一位才出生就被人遗弃的女婴。为此，母亲吃尽苦头，骨瘦如柴。前者是弟弟的“根”，也是她的命。对后者，他们的理由仅仅是：她，也是一条命。没人管，就只有一死了。

为了不给儿子增加负担，年过六旬的他们，还种着八亩地。每到秋收时，六十多岁的父亲总要呻吟：苦不动了，但总是引来母亲的骂。母亲常安慰内疚的我，说她不劳动，身子骨就疼。

让他们不再操劳，并看看外面的大世界，成为我的一大梦想。它成为我异常勤奋的另一个原因。

我无法叫文盲的父母读我的作品，却可以叫他们读读外面的世界。但愿我的灵魂，因之得到安慰。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热情帮助，使我有了实现这一梦想的能力。出版社给予了高度重视。从收到书稿，到完成三审，时间不足一月。总编辑郝铭鉴先生利用节假日完成终审，并着意关照。从他的点滴言辞上，可看出他对西部农民父老浓浓的关爱和期待。副总编辑戴俊先生在百忙之中，多次通读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大至结构，小到句逗，其心其力，令人叹服。

在此，我向他们致谢。

责任编辑吴金海老师在十年前就编辑过我的书稿。在本书创作过程中，他一直鼓励我，要我耐得寂寞，扎实地深入生活，好好为农民写一本书。他的关照和鼓励，成了我孤独的创作生涯中最大的安慰。没有他的鼓励，也许就没有这部作品。

在我去上海改稿的日子里，吴金海老师放下案头工作，风雨无阻地陪我走了上海许多地方，甚至带我进入了家庭，以便让来自偏僻小城的我，尽情接受上海都市文化对我的冲击和“开发”。许多时候，他的夫人也参与其中，设计“线路”，寻找“焦点”，其情之切，令我动容。在东西部文化的巨大反差下，我胸怀大阔，眼界顿开。

离开上海时，几位编辑还自发地捐了衣物，托我带给西部的农民父老，我高兴地带回了那份关怀，交给了我的农民朋友。但我“贪婪”地留下了其中一件，虽说它不合身，却会永远地合我的心。只希望，在它的陪伴下，我能步出小天地，走向大世界。

同时，此书还可以慰藉爱我的和我爱的其他人——

写本书的十二年中，有四年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妻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和孤独。她是我人生最美的收获之一。她始终向我袒露着那张干净的灵魂，并慈母般容忍了我的所有恶习。

谨将此书献给所有帮助过我的有情众生。若是此书写出了我的愿望并因之有点儿功德的话，我在此回向给他们，愿他们吉祥如意地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

（2000年4月19日写于甘肃武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