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顺”父亲

1.

父亲是《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中老顺的原型。老顺的性格、习好甚至许多细节都源于我的父亲。父亲去世时，一些知情的读者很伤心，说：老顺死了。

在上海，我听到父亲卧床的消息时，正准备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延安组织的一次会议。我打算等开完会就马上飞到父亲身边，不料却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那时，我的心都碎了。这一次，父亲是真的走了。那时，我脑中一片空白，心如刀绞，我很懊悔自己竟为了开会耽搁了行程。

记得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父亲就老是说要死，他跟那个爱叫“狼来了”的孩子一样，一次次用死的理由把子女们召到他的病床前，也带给了我们一次次虚惊。我以为这次也跟以前一样。我还安排了也在上海的儿子陈亦新早一点回武威，叫他给父亲带了许多好吃的。我告诉儿子，这次一定也跟以前一样，只要连着输几天液，你爷爷又会起床跟我们说笑。没想到这次，父亲没给我们救他的机会，陈亦新到家时，他已经走了。父亲那一次次要走的消息麻痹了儿女们，等到他真的要走时，儿女们却没有在他身边。也许是他不好意思再打搅亲人，他是在睡梦中走的，走得很突然，也很安详。按宗教的说法，这当然很吉祥。

父亲在六年前得了癌症，听到医生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如遭雷殛。因为那时，我的生活才刚刚缓过气来，我很想叫苦了一辈子的父亲过几天好日子，不料他却患了癌症。他患的是胃癌，一些善意的人都劝我不要再花钱，免得人财两空，但我还是坚持给他动了手术。我请了甘肃最好的外科专家，前后花了几万块钱给他住院、动手术，一次次化疗。终于，父亲又活了过来。他又活了六年，又给了我能孝敬他的六年。这短短的六年，使我的人生少了许多遗憾，因为父亲终于过上了他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生活。我在城里给他专门布置了房间，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可以自由地花钱，可以吃到他以前见也没有见过的那些好吃的。父亲活得很滋润。虽然疾病也会以疼痛的方式折磨他，他还是过得很满意。我通过公开的或是私下的方式给了他许多钱，我希望他能过得尽量舒心，能随心所欲地花钱。作为一个儿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父亲的死虽然叫我心碎，但我还是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我想，在他活着时，我已尽到了一个儿子能尽的最大义务，我几乎没留下什么遗憾。

父亲很老实，他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心机的人之一，他憨大心实，从不使用阴谋。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他格外尊重。我也许是最爱父亲的人，因为我最喜欢他的实在和质朴。虽然这种品质使我在社会上时时被一些聪明人陷害，但我还是保留了父亲传给我的这种品质。父亲有许多毛病，但他从来没有在大事上糊涂过。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他跟母亲供我读了书，改变了我的命运。同样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他接济过前来投奔他的近乎已沦为乞丐的一些朋友。小时候，我家也时时揭不开锅，但父母却将那仅有的一点米面，供从古浪投奔我家的一对母女度过了半年多；同样，在他也患了绝症面临病痛威胁时，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他仅有的一些止痛鸦片送给了同样面临疼痛威胁的病人；即使在我家的生活用煤非常困难时，他也时时接济同样困难的盲艺人贾福山等人。

父亲知恩图报，在他活着的许多年里，他总唠叨着那些帮过他的人们，他老是挂在口头的，就是陈伟年在他困难时给过他几元钱、陈泽年在我上学时帮过我、陈让年总在他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陈开财在他求助时从没有叫他失望……正是他的念叨，使我也养成了知恩图报的品质。跟父亲一样，我也永远忘不了帮我的一个个好人。

父亲少年时受尽了苦。老人们老说，他十多岁时，仍没有鞋子穿。很小的时候，他就给大户人家放羊，挣些口粮养活奶奶。等到他长大之后，他又当起了车户。他爬冰卧雪，起早摸黑，为的是能多挣些工分养活我们子女。在他当车户的时候，他仍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一些人。陈让年老是谈起父亲半夜吆车救他患了急病的女儿爱爱的故事，说要不是我爹，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上了大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的爱爱；陈玉文跟他的姐姐也老是谈起父亲照顾他生病的父亲的事，说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是父亲帮过他们，虽然那时的帮助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但却成了那个年代最温暖人心的东西。这同样成了我《西夏咒》的素材。父亲的一生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该如何做一个好人。

父亲对我最大的恩德，是供我读了书。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代，父亲却很乐观，他老是朝我憨憨地笑。他的笑成为童年时对我聪明的最大奖励。就是在父亲那种欣慰的陶醉的笑容里，我有了自信。跟万物生长靠太阳一样，父亲的笑，成为我生命里最温暖的滋养。跟他的笑一样难忘的，还有他的强大。在我的童年里，父亲很强大，他个子高，力气大，哨鞭使得很好。我就是在对父亲的崇拜中成长的。在我的很长一段人生里，父亲成了我生命的大树。记得，我第一次进城读书时，父亲背着一袋面，和我去外村赶一辆便车。父亲迈着坚实的大步，走在我前面，新翻的土地里留下了他大大的脚印，我一步步踩着那脚印，希望能像父亲那样强大。长大后，我真的成了在别人眼中很强大的人。虽然我们的强大改变不了世界，但却能改变我们的人生态度。

因为父亲从小受苦，没有进过一天学门。所以，有时他也会显得不可理喻。我在《大漠祭》“后记”中写道：“父亲很老实，甚至算得上愚蠢。他一生最睿智的一句话就是在我埋怨他愚蠢时说的。他说：‘娃子，我当然愚，谁叫我没个好老子供我读书呢？’”是的，他的愚，是没个好老子。我的不愚，是因为有了他这个好老子。我之所以有了今天，就是因为有了一个好老子，有了一个好母亲。他们将最大的恩德给了我，虽然在他的晚年我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孝敬他，但相较于父亲对我的恩情，我觉得还是没能报答那份恩德的万分之一。

父亲虽然走了，但还是将他最美的东西留给了我们，他的质朴、善良、大度、乐观成为我生命里最重要的营养。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风景。它同样也成为我走向这个世界时最有力的精神依托。正是有了父亲教我的那些好品质，我才走出了小天地，走向了大世界。

梦见父亲

昨夜，又梦见父亲了。正在肃南草原采风的我，竟连续两次梦见了父亲。

梦真好，能让我见到父亲。

父亲是三年前死的，当时是农历三月，天不热也不冷。他老怕自己会死在五黄六月。因为那时节，农活很忙，遗体也容易发臭。于是，村里老有人这样诅咒仇家：“你这个死在五黄六月的！”父亲很担心自己会死在五黄六月，成为人的笑柄。因为按凉州人的说法，死在大热天的人，都是缺了德的。父亲虽没缺德，但他的这种担心，早成了凉州老人的集体无意识。老人们的最后盼头，大多是别死在五黄六月。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被一种浓浓的沧桑包裹着。我知道，父亲这一辈死了之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一辈了。我的祖先就是这样一辈辈死去的。父亲的死让我觉出了自己的老。所以，父亲死后，我总是奔跑着做事。常常是一恍惚，几年就过去了。

父亲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那样，从世上消失了。起先，我的悲痛不太强烈。在我的家乡，老人的死，是喜事的一种，称为“白喜事”——婚礼称“红喜事”。那生生死死，在凉州人看来，仅仅是存在形式的转化，都说阴阳只隔一张纸。每次回家，一出点反常的事，比如娃儿们头疼脑热啥的，母亲就会埋怨父亲：“活着为人，死了为神。你别老问候人成不？你虽是好心，可活人受不了。”母亲甚至将娃儿打碎碗也归罪于父亲。于是，老觉得父亲还活着。

第一次觉得父亲走了的时候，是前年冬天。那天，我在凉州街头散步，忽然在寒风中看到了一位老人，他很像我的父亲，也是那么瘦，长几根黄胡子，鼻尖上挂着清涕。他在行乞。他向我伸手时，我忽然想到了父亲。我想，也许父亲的当年，为了养活我们，也这样行乞过。我的泪马上涌了出来。这时，我才醒了似的，边流泪，边念叨：我没个爹爹了，没个爹爹了……后来，我边抹泪，边给了老人一些钱。我很感激那老人，是他让我想到了父亲。此后，每次见到行乞的老人，我总是想到父亲，也总是给他们一点钱，权当对父亲的纪念和孝敬。

但是，无论我如何念想，却总是梦不到父亲。我很想梦到他。我很后悔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留下一点影像资料。虽然我有摄像机，用来保留那些可能“马上消失”的文化，可我没想到父亲也会“马上消失”。父亲太平常了，平常得像空气一样。虽然我们离不开空气，却总是忽略了它的存在。待到我真正想看看父亲的音容笑貌时，父亲早已走了

凉州人老说：爹妈本是佛前灯，一口吹灭永无踪。

爹一死，我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

于是，在肃南两次梦到父亲后，我又是难过，又是高兴。

第一个梦里，父亲很热情地给我擀面，我没有吃。因为他老是擀不完。据说，人吃了阴间的饭不吉祥，但我还是想吃父亲做的饭。只是，父亲的面一直擀不完。他老是在擀，我老是在等。我多想吃到父亲做的饭呀，可他一直擀不开那个面饼。就这样，我从等待中醒来了。梦中父亲脸上的汗，仍在眼前晃。

第二个梦里，父亲很需要钱。我就给他好多钱，可他总拿不到。以前，我给父亲钱时，总是背着别人。这是我的给钱习惯。因为我不想叫外人知道他有钱而向他伸手。我知道，只要身上有钱，他是不会叫伸手者失望的。于是，梦中的我，给父亲钱时，也是背了身子，将钱伸到身后。可不知咋的，父亲总是够不着那钱。我很着急，就醒了。

那天，正是农历七月十五，是百姓祭祖先的日子。按规矩，我该给父亲送钱了。

父亲活着时，我总是公开给一份钱，暗中再给一份钱。父亲就能畅快地花钱。他想吃啥，就能吃到啥。每次我买了好吃的，就叫父亲锁在柜里——家里小孩多，很是调皮贪嘴，要是叫他们逮着了，有多少好东西都会糟光的。父亲很听话，我给他的东西，他总是锁了。有时，他也会分给孩子们几块。娃儿们为了得到好吃的，老是巴结父亲。所以，晚年的父亲并不寂寞。身前身后，总是围一群娃儿们。

村里的娃儿，都很羡慕父亲。我十岁的侄女甚至说：“我啥时候才能老哩？像爷爷这样，吃这么多好吃的。”我妈便吼一声：“好好念书！书念得像你大爹爹那样，想吃啥，就有啥。”凉州人管大伯叫大爹爹，管叔叔叫佬佬，都是莫名其妙的称呼。

那时，我喜欢请村里老人聊天。父亲便开了锁，取出饼干点心。老人们边品尝，边聊些陈年旧事。《西夏咒》中的许多故事，就源于这类聊天。那抢夺水源、杀母亲栽赃的事，也真实地发生在村里。

每到这时，妈也会顺嘴吃上几块。

妈最羡慕父亲，常叹：“我将来老了，能不能过上他这样的日子呢？”说这话时，妈其实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妈的身体很好，还能像青壮年那样干活。妈很少吃我买的东西。在妈眼中，病是个天大的理由。很健康的妈，不愿像爹那样“享福”。后来我才知道，妈的能劳动，其实也是享福的一种，因为妈的同龄人，那时已病的病了，死的死了。

爹从动过大手术后，就一直享受“特权”，他的柜子就成了家中唯一上锁的柜子。老有娃儿抽了柜子上方的抽匣，偷偷往里面探头。父亲也很精明，总是将好吃的放在柜子里的最下层。有了中间的木板，娃儿的手再长，也够不着下层的点心们。

那柜子就这样锁了十年。那里面的好吃的，一直没断过。每天，父亲总会取出几块，慢慢地品尝。要是哪个娃儿考了好成绩，父亲便会乐滋滋地奖赏他几块点心。

因为身上有了闲钱，父亲就常常上大庄子——家乡人将乡政府所在称“大庄子”。在一大堆老汉中，爹总是很显眼。谁都知道他是雪漠的父亲。因为《大漠祭》拍过电视剧，人们都知道剧情。在别人谈论我时，父亲总是憨厚地笑着。父亲就这样笑了几十年。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这样笑着。那时候，人一夸我，父亲总是憨厚地望着我笑。那是一种欣慰的赞许的笑。就是在那种笑中，我一天天建立了自信，终于走出了那个偏僻的小村庄。我常说，天才是夸出来的。没有父亲的那种赞许的笑，就不会有今天的雪漠。

在那时的大庄子街上，父亲享受了别人对我的夸奖后，就会招呼老汉们：走呀，吃一碗杂碎。于是，老汉们便半推半就地跟了父亲，去牛杂碎摊，吃出一脸的满足来。

所以，父亲在最后十年，是在一种富足心态中度过的。那时，他老是回忆过去。《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中的许多生活细节，就源于父亲的经历。平日，父亲的话不多，大多时间总是沉默。但只要谈到他早年的事，他总是一脸兴奋。他讲他跟狼斗智的故事，说“狼有状元之才”；他讲某人给过他几元钱，叫我不要忘恩；他讲有一天在马车上的草料中发现了一条蛇，他用锨铲了，扔进大河，那蛇却嗖的一下，窜过河去了。父亲在讲他的故事时总是眉飞色舞，年轻了很多。我儿子很惊奇，他说想不到木讷的爷爷，竟然也有过辉煌。这时，爹就用夸耀的口气对儿子说：你爷爷，也“耍”过人哩。接着，他遗憾地对儿子说，唉，你的爸爸，白活了，一辈子没“耍”过人。在凉州方言里，“耍人”是“精彩人生”的意思。父亲眼中，不修边幅的我，一辈子没“耍”过人。因为自打二十五岁起，我就留了胡须，显得老了，而且衣服啥的，也不光鲜，加上我总是离群索居，像月婆娘坐月子一样在家里读书写作。在父亲眼中，我当然没“耍”过人。

后来，“耍”过人的父亲死了。

父亲死后的三年间，我很少梦到他。

这次在肃南草原，我梦到的父亲很清晰，像跟他面对面交流一样。醒来后，我心里噎噎的，欲哭无泪。那浓浓的感觉一直裹挟着我，直到早晨。我想，七月十五到了，按习俗，该给父亲送钱了。

我走出房间，到一家小店，买些纸钱，上了一座无草的小山，朝着家乡的方向，给父亲烧了纸。纸灰儿打着旋儿，在风中远去了。

用这种方式给父亲送钱，我很想哭。

望着远去的纸钱，浓浓的悔意忽然涌上心头。我很后悔，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更多地给他钱，叫他更大把大把地花，想给娃儿们多少点心，就给多少。我很后悔当初限定了他，叫他给柜子上了锁。

我想，要是当初，他能尽了性子给娃儿们和村里老人“好吃的”，定然会更快活。

我想，这烧了的纸钱，无论有多少，都比不上爹活着时的那份富足和欣慰。

（2010年8月25日写于肃南草原，刊于《文学故事报》201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