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水浒是这样的

真实的水浒是这样的

简单地说，《水浒传》是一部写“土匪强盗怎么形成”的书。有不少人把它当历史看，事实上，严格地说，《水浒传》连历史小说都称不上，只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其中的人物、故事一分真、九分假。所谓“演义小说”，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历史上的确有过，但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却是编造出来的。换言之，《水浒传》这部演义小说只是历史人物、事件的大合集。只是书写得太好了，以至于让后人以为这就是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反倒隐退了。

“一百单八将”原型只有三十六人

《水浒传》中塑造了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个个形象鲜明，故事生动。但是，与史书对比，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余七十二个，大都是创作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

据史家考证研究，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确有宋江其人及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这就是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事件，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一百零八将，也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这三十六个人在正史书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再加工而成的，这样一算，整部小说中的人物就一分真、九分假了。

梁山泊位于山东西部，原是个很小的湖泊，后因从五代到北宋期间黄河多次缺口泛滥，它与四周的许多小湖泊汇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纵横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错，芦苇纵横，并有许多天然小岛，形势险要复杂。当时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营生。有若干股势力日益增大，人数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败、盘剥与压迫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军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义的导火线是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于是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

最初四五年，宋江等人一直坚守在梁山泊，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义，随后离开梁山泊，转战于青、齐、濮各州之间，官府也才开始注意到这支起义军的存在，并下令“（京）东、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抚山东盗宋江”（见《皇宋十朝纲要》）。该起义军最终以被官府招安结束。

宋江起义规模到底有多大，从《宋史·侯蒙传》《宣和遗事》等的记载看，只有三十六人。据郎瑛《七修类稿》载，这三十六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

这个名单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作为一次有影响的农民起义，仅三十六人就“横行齐魏”，官兵数万人不能抵抗，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有人认为这三十六人可能是起义军大小领袖的总数，也就是说与宋江一起举事起义的三十六条好汉，后来每一个好汉统率一支部队，但为了方便起见，仍以三十六人的名字称呼，这种解释倒也合理。那么，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底有多少人？由于史无记载，确切数字无法统计，推测至少应有数千人。

史书记载宋江起义有三十六位英雄，为何到了《水浒传》却变成一百零八位呢？或许是作者“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类稿》载），使小说更添传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于流传。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农民起义大大小小有数百次之多，宋江起义只是其中规模与影响都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时编印出版了《宣和遗事》，把宋江起义史事演义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现《水浒传》，将宋江起义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动感人，因而使这次原本平常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但是，小说虽与历史有联系，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看《水浒传》时所要注意的。

宋江是否征方腊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小说中，宋江投降后被宋朝派去镇压方腊了。方腊起义是与宋江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从起义规模和影响上讲都比宋江起义大得多。

关于此说，史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以及《大宋宣和遗事》都称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中却明确地说，折可存是在征方腊胜利后才逮住宋江的，换言之，宋江没有征过方腊。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争论不休。由于这些史书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学家，基本上是当时人写当代史，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宋江投降、征方腊的记载不会有误，反倒是折可存墓志铭记载可能会失真。

然而，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却发现宋江征方腊一说疑点重重。

前述史书中虽然提到宋江灭了方腊后，被封为节度使，但没有具体的时间。此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等书都提到，宋江曾经在宣和二年或三年去浙江征方腊。然而，根据《宋史》，宣和二年宋江还没有投降，又如何去征方腊？这一资料显然不准确，至于宣和三年，从《宋史》中看，也不太可能，这可以从下面两段文字中得到印证。

《宋史·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1120年）春正月……是月方腊陷婺州（浙江金华），又陷衢州……宋至道三年（1121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

这段记载对方腊失败、宋江起义的时间、地点都记述得很清楚：1120年，方腊起义，先后攻下婺州、衢州、杭州等处，正激战中，宋江于1121年起兵犯淮阳军。到了四月，方腊起义失败。

至于宋江何时投降，上面这段中没有具体的日子，倒是《宋史·张叔夜传》中对宋江投降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张叔夜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宋江等人在黄河的北边起兵造反，占领了十个郡，官军不敢抗拒。听说宋江等人将要到海州来，张叔夜派出探子打探宋江等人所走的方向。得知贼兵涌到海滨，于是组织了一支有一千人的敢死队，在城边和海边埋伏，然后派出一支尖兵去诱敌。等到宋江等人上岸作战，张叔夜派人把他的船都烧了。宋江的义军没了退路，失去斗志。这时候伏兵乘胜攻击，宋江损失惨重，退路又被切断。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

此段记载虽然没有详说宋江具体什么时间被诱捕，但粗略推算一下，从他于宣和三年二月起兵，接着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海州界，最后被诱捕，总需要一两个月时间，这样就到了四月份，此时方腊已经全军覆没了，宋江不可能参与征方腊。

《东都事略·徽宗纪》中倒是明确说宋江投降的日子，是在方腊被擒以后的一个月，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去征方腊了。遗憾的是此书不是正史，可信度不免要差一些。

此外，《宋史》中分明记载着生擒方腊的将军是宋代名将韩世忠，这说明平方腊战役和宋江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见，宋江征方腊的故事很可能不存在。

那么，宋江最后是什么结局呢？

有人怀疑宋江投降后被杀。例如宋代学者洪迈的《夷坚乙志(六)·蔡侍郎》中记了一件颇有神话色彩的事件：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被罢官，后因背上疽疮发作，死了。没过多久，他所喜欢的一个叫王生的人死而复生，自言他在冥界见到蔡居厚正在受惩罚（冥谴）。蔡居厚让王生回来转告其妻说：“我如今只理郓州事。”夫人恸哭道：“侍郎你去年在郓州当差时，梁山泊五百名叛贼受降，你去把他们都杀了，我当时屡屡劝你不要这么做，你就是不听。”

有人据此认为蔡居厚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夷坚乙志》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年)，离宣和六年(1124年)不过四十余年，尽管所述故事是道听途说，而且“冥谴”之说也荒诞不经，不过“杀降”一事大概不是虚构的。

但是此书与史书在时间上又有极大的出入：宋江投降，是宣和三年间事，蔡侍郎招降“梁山泺（梁山泊）贼五百人，既而悉诛之”，是宣和六年的事。即便宋江确实是宣和三年在山东梁山泊投降的，蔡居厚所杀的也应该是另一支土匪或起义军。也有人据此推测说：宣和三年投降后的宋江，命运不会比宣和六年投降的“梁山泺贼五百人”更好。不过推测不等于就是事实，这里只能“聊备一说”而已。

总之，宋江等人投降之后，如何结果，已经无法考证了。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说法是施耐庵，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却标明著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

二、施耐庵撰。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传》，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不过，金圣叹并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

一般的评价，有两个共识：第一，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写得好，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水浒传》最擅长写杀人越获，但战争场面却写得极为粗糙，漏洞百出。所以，不太像罗贯中的手笔。第二，都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如果《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可是，如果此书没有罗贯中什么事，为什么又会出现他是此书作者的传言呢？可见，其中必定另有原委。此外，还有人认为施、罗都不是《水浒传》的作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这二人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施耐庵”不是人名？

极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几十年后出现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编个人名随意加上去的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今天的人无法理解，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作者，本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怎么会有人不愿意署名呢？原来，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在中国古代，“小说”算不得文学作品，“小说家”只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这些人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要么自己讲，要么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家不但不敢争版权，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在读书人的眼中，写八股文章的才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才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被取消了进入乡贤祠的资格。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高鹗）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毫不奇怪。

来源：摘自《99%的中国人不知道的历史真相》；作者：刘博，杨柳；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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