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哗众取宠的作家圈

 

托尔斯泰：哗众取宠的作家圈

 

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家、改革家，最有影响的道德思想家。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贵族，而在他的晚年却很不成功地试图过一种穷苦农民的生活；他起初曾耽于声色，而最终却成为一个彻底的清教徒。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是我们息息相通的兄长，也带有现世的共同特点，只是比我们更有自知之明，更富有人情味，思想更缜密，目光更清晰，感情更奔放。这位天才道德家以残忍的狂热和无情的冷峻，对自己灵魂进行发掘。他一辈都在努力通过自我写照达到自我完善，从不停歇，从不崛起，从不让艺术流于形式。

 

有机会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史，我青年时代十年的生活史既感人又有教益。我看，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验。我真心诚意想做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有多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沉湎于这些欲望，我就像一个成年人了，我便感觉到别人对我是满意的。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

她希望我还能得到另一种幸福，即成为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而最大的幸福则是我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并因此而获得奴隶，越多越好。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我这样过了十年。

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藏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藏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我二十六岁于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译注：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托尔斯泰于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来到彼得堡），和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我与之接近的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这些人——我在创作上的同行的人生观是：生命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这些有见地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要参加者，而在有见地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要算我们——艺术家、诗人。我们的职责是教育人。为了不给自己一个合乎自然的问题：“我知道什么，能教人什么？”就说这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不必追究，艺术家和诗人是在不知不觉间教育人。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由此可见，我所教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

相信诗的意义和生命的发展是一种信仰，我曾为之献身。为它献身是非常有力和愉快的。我依靠这一信仰生活了很久，并不怀疑他的正确性。可是这样生活到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我就开始怀疑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并开始研究它了。使我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并不都一致。一些人说：我们是最好的和有益的导师，我们教的东西都有用，而别人教得不对。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导师，你们教得不对。他们又吵又闹，互相指责，勾心斗角。除此以外，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谁是谁非，只想利用写作达到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一切都使我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正确性。

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是诗人、艺术家，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

由于与这些人接近，我沾染上了一个新的弱点——近乎病态的骄傲与疯狂的自信，相信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这段时间，当时自己的情绪和那些人的情绪（现在这种人还有成千上万），我感到可怜，可怕，可笑，会出现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体验到的那种感觉。

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不停地讲话，写作，出版——尽量快，尽量多，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日日夜夜拼命干活，排字，印刷了亿万字的作品，邮局把它们分发到俄国各地，而我们总是说教，没完没了，越来越多，而且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把什么都教给人家，还要生气，说人家听得少。

这太奇怪了，但现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除了写书和出版报纸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为了我们能进行这些无益的事业并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还需要有一种能为我们的活动辩论的论点。因此我们就想出了这样的论点：凡是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存在着的都在发展。发展又都是通过教育。而教育就以书籍和报纸的推销情况来衡量。由于我们写书，出版报纸，人家付给我们稿酬，并且尊敬我们，因此我们是最有教益的好人。要是我们大家意见一致，这种论断当然非常之好。可是一部分人讲出来的想法往往与另一部分人的想法截然相反，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反省。然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人家付给我们稿酬，我们的同伙夸奖我们，因此，我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正确。

现在我清楚了，与疯人院相比较，情况完全相同，那时我只不过模模糊糊地怀疑到这一点，而且只不过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把别人都叫做疯子，而自己除外。

我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又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时我到了国外。在欧洲生活，和一些先进的、有学问的欧洲人交往，使我对于成为我的生活中心的对完善的信仰更加深信不疑，因为我在他们那里也看到了这种信仰。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那时我以为，这个词表达了某种含义。我还不理解，我与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一样，为"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这类问题而苦恼，而如果我回答应该"活得合乎进步"，那就好比一个人撑着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对此时主要的惟一的问题："往哪儿去？"只会说："我们正飘向某地"，等于没有回答问题。

那时我没有发觉这一点。只是偶尔在感情上，而不是在理智上，对我们时代这种共同的迷信感到愤懑，因为他被人们用来掩盖自己对生活的不理解。例如，我在巴黎的时候，死刑的景象动摇了我对进步的迷信。当我看到一个人身首异处，分别掉落在棺材里，我就理解到——不是用理智，而是用整个身心理解到，任何一种关于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理论和进步的理论，都不能为这一行为辩解，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根据创始以来的任何一种理论，认为这是需要的，那么我也知道，这并不需要，这很不好。因此能生产什么是好什么需要的不是人们的言论和行为也不是进步而是我自己的心。是我意识到对进步的理性不足以说明生命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哥哥的死亡。他是一个聪明、善良、严肃的人，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病，受了一年多的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不理解为什么而生，更不理解为什么而死。在他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什么理论能针对这些问题给我和他做出回答。

但这只不过是偶尔产生怀疑的例子，实质上我继续生活下去，只信奉进步。"一切都在发展，我也在发展；而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一起发展，日后会见分晓。"那时我应该这样来表述我的信仰。

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住在农村，办农民学校。我特别喜爱这工作，因为其中没有我明显感到的虚伪，而在文学教育活动中，虚伪已经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在这儿我也是为进步而工作，但我已经批判地对待进步本身了。我对自己说，进步的某些表现是不正确的，因而对待蒙昧无知的人、农民的孩子需要完全的自由，让他们选择他们愿意走的那条进步的道路。

其实，我仍然围着那个原来的难题打转转，即要教育人，但不知道教什么。我在文学界的上层看得很清楚，不知道教什么是无法进行教育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教的内容都不相同，彼此之间进行争论无非是为了不让自己看到自己的无知。可是在这儿，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我想我可以避开这个难题，让他们学他们愿意学的东西。现在我想起我为了满足自己教育别人的欲望而支吾其词就感到可笑，其实当时我内心深处非常明白，我不能教给别人一点有用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办学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企图了解怎样才能做到自己一无所知而又会教育别人。

我觉得，我在国外学到了这种本事。在掌握了全部奥妙之后，我便在解放农奴的那一年回到俄国，担任调停人的职务，同时在学校中教育没有文化的人和出版杂志教育有文化的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我感觉到，我的理智并不完全正常，这样下去是不能持久的。当时我很可能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像我五十岁的时候那样，如果缺少了我还没有体验过、并且能使我找到出路的人生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家庭生活。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患无头绪而疲劳不堪。

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

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期，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于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的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我创作，以我所认识到的惟一的真理，即应该活得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的幸福，来教育大家。

我这样活着，但是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

起先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些无目的的、不恰当的问题。我以为，这一切并不新奇，如果我有时间而且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那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气力，现在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要是我愿意，我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答，这些缺乏答案的问题，就像一颗颗小点子落在一个地方，聚集成一个大的黑点。

出现了像每一个内部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身上常见的现象。起先只有一点儿不舒服，病人也不很注意，后来症状日益发展，变成一种无休止的痛苦，痛苦日益加剧。不用多久，病人已经意识到，他原先认为是小毛病的征兆，对他来说竟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这就是死亡。

这一切在我身上也发生了。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某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我知道，如果这些问题老是提出来，那就应该回答它们。因此我企图回答。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那样愚蠢，简单，幼稚。而一旦接触它们，并企图解决，我便确信：第一，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第二，不管我如何绞脑汁，我都无法解决它们。在管理萨马拉的田产、教育儿子、著书立说之前，应该知道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在目的不明确之前，我是什么也不能做的。我对产业的一些想法当时非常吸引我，可是在这些想法中间，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有六千俄亩（译注：1俄亩约合1.09公顷。）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我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样想下去。或者当我考虑怎样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当我谈论人民如何能得到福利的时候，我会突然对自己说："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当我想到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好把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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