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吉根：离别的礼物

 

克莱尔·吉根：离别的礼物

 

阳光照到梳妆台的脚上时，你起床，又检查了一遍行李箱。纽约很热，但冬天也许会变冷。那些矮脚公鸡一早上都在打鸣。这种事情你是不会怀念的。你必须穿好衣服去洗漱，把鞋子擦亮。门外，田野白茫茫的，像纸一样，上面凝着露珠。过不了多久，太阳就会把露珠烤干。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适合晒干草。

母亲在自己的卧室里搬东搬西，把那些柜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你暗想，不知道你走了之后她会怎么样。其实你心里并不在意。她隔着门跟你说话。

“你吃个煮鸡蛋吧？”

“不了，谢谢你，妈妈。”

“你吃点什么吧？”

“待会儿，也许吧。”

“我给你煮个鸡蛋吧。”

楼下，水倒进锅里，插销又插上了。你听见狗跑进来，百叶窗卷了上去。你总是更喜欢夏天的这所房子：在厨房里感觉很凉爽，后门开着，雨后有一股黑色桂竹香的芬芳。

你在浴室里刷牙。镜子上的螺丝生锈了，镜面模糊不清。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知道你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最后一门考的是历史，你把年代都搞混了。你弄不清那些战争和国王。英语考得更糟。你试着解释那个关于舞蹈和舞蹈家的句子。

你回到卧室，拿出护照。照片上的你看着很陌生，一脸茫然。机票上说你将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肯尼迪机场，几乎跟你离开的时间一样。你最后又看了一眼你的房间：墙上贴着玫瑰花的黄色墙纸，高高的天花板上，石棉瓦掉落的地方污渍斑斑，电暖器的电线像尾巴一样，从床底下甩了出来。这里本来是顶层一个敞开的房间，尤金给它改头换面，请来工匠，搭了这个隔间，安上了门。你还记得尤金把钥匙给你的情景，当时那对你来说多么重要啊。

楼下，母亲站在煤气灶旁，等着锅里的水烧开。你站在门口，朝外张望。已经好多天没有下雨了，从院子里接出来的水管子只能断断续续地滴水。旁边的田地里飘来干草的清香。露水一干，拉德兄弟就会出来，在草地上翻动一排排干草，趁着天好把它们储存起来。打包机漏下的碎草，他们会用干草叉捡拾起来。拉德太太会把酒瓶和沙拉端出来。他们便会靠在一包包干草上，尽情地吃喝。笑声一直传到马路上，那么清脆，像鸟儿在水面上欢叫。

“又是一个好天。”你觉得需要说话。

母亲嗓子里发出一点类似动物的声音。你转脸看她。她用手背擦着眼睛。她从来不允许自己掉眼泪。

“尤金起来了吗？”她说。

“不知道。我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我去把他叫醒。”

快到六点了。离动身还有一个小时。水开了，你过去把火苗旋小。锅里，三个鸡蛋互相碰撞。一个裂了，细细的一道白缝，冒着热气。你把煤气关了。你不喜欢鸡蛋煮硬。

尤金下来了，穿着星期天的衣服。他看上去很疲倦，跟平常的样子没什么区别。

“嗨，小妹，”他说，“你都弄好了？”

“弄好了。”

“机票什么的都带上了？”

“带了。”

母亲把杯子和盘子端出来，从面包上切了四分之一。刀子旧了，刀刃上有几个缺口。你吃面包，喝茶，心里想着美国人早饭吃什么。尤金把鸡蛋剥开，在面包上抹了黄油，跟几只狗一起分吃。谁也没有说话。钟敲响六点的时候，尤金伸手去拿帽子。

“院子里我还有点活要干，”他说，“很快就完。”

“没关系。”

“你可得准时动身，”母亲说，“可别半路上扎了轮胎。”

你把脏盘子放在滴水板上。你没有话要对母亲说。如果开口，你就会说出一些不合适的话，而你不愿意事情这样收场。你上了楼，但不想再回房间。你站在楼梯平台上。他们在厨房里开始说话，你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一只麻雀飞到了窗台上，啄着自己的影子，嘴巴嗒嗒地敲着玻璃。你注视着它，直到再也无法注视，然后它就飞走了。

母亲不愿意家里人口太多。她有时候发脾气，就跟你说要把你放在一个桶里淹死。小时候，你想象着被强行带到斯莱尼河边，放进一只桶里，然后桶从岸上扔到河里，随波逐流，最后沉没。后来你长大了一些，知道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那时候你认为这么说话是很可怕的。有时候人就是会说一些可怕的话。

大姐被送到爱尔兰最好的寄宿学校，后来成为一名教师。尤金在学校里很有天赋，可是刚满十四岁，你父亲把他硬拉出来，去地里干活。那些照片上，大孩子们都穿戴整齐：丝带，短裤，明亮的太阳照着他们的眼睛。后来的孩子则是来就来了，任其自生自长，供其吃饱穿暖，然后送进寄宿学校。有时候，他们回来过法定假期。他们带着礼物，和一种很快就消失的乐观情绪。你可以看到，他们回忆起一切，回忆起那种生活，当父亲的影子出现在地板上时，他们便都变得拘谨死板。走的时候，他们觉得被治愈了，急不可待地想离开。

一直没有轮到你去上寄宿学校。那个时候，父亲发现让女儿受教育毫无意义。你总会离开，让另一个男人享受你的教育带来的好处。如果上私立走读学校，你就能给家里帮一把手，在院子里干点儿活。父亲搬到了另一个房间，你母亲总是在他生日时跟他做爱。母亲去他的房间，他们就在那里求欢。时间总是不长，而且从不发出声音，但你就是知道。后来，连这也停了，你被打发过去，陪你父亲睡觉。大概一个月一次，总是在尤金出去的时候。

起初你是心甘情愿地去的，穿着睡衣走过楼梯平台，把脑袋埋进父亲怀里。他陪你玩，夸奖你，对你说你有脑子，说你是最聪明的孩子。他总是把胳膊放在你的脖子底下，那只可怕的手伸到衣服里面，脱掉内衣，那因为挤奶而格外有力的手，寻找到你。那只疯狂的手开始鼓捣他自己，直到发出呻吟，然后他叫你把床单拉过来，说你如果想走，就可以走了。最后是那个强制性的接吻，胡子茬，呼吸里一股烟味。有时候他给你一支香烟，你可以躺在他身边抽烟，假装你是别的什么人。完事后，你走进浴室清洗，对自己说这不算什么，希望水是烫的。

此刻，你站在楼梯平台上，努力回忆幸福的感觉，一个美好的日子，一个夜晚，一句友善的话。应该寻找某种快乐的东西，让分离变得艰难，可是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你想起的是长毛猎犬生崽子时的情景。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母亲开始打发你去父亲的房间。在水房里，母亲面对着半桶水，把袋子摁到水底，直到呜咽的声音停止，袋子变得一动不动。那天她淹死了小狗崽，她转过头来看着你，笑了。

尤金上楼来，发现你站在那里。

“没关系，”他说，“不要在意。”

“什么没关系？”

他耸了耸肩，走进他跟父亲合住的房间。你把行李箱拖下楼。母亲没有洗碗。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瓶圣水。她把一些圣水洒在你身上。有几滴水溅到了你眼睛里。尤金拿着车钥匙下楼来。

“爸想跟你谈谈。”

“他没有起床吗？”

“没有。你上楼去找他吧。”

“去吧，”妈说，“不要走得两手空空。”

你回到楼上，在他的房间外停住脚步。自从十二岁月经来潮，你就没有再走进这扇门。你打开门。里面很暗，窗帘周围透进几道夏日的阳光。还是那股熟悉的烟味儿和脚汗味儿。你看看床边的鞋子和袜子。你觉得恶心。他穿着背心坐在床上，这个牛贩子把一切尽收眼底，掂量着。

“这么说，你要去美国了？”他说。

你说是的。

“你可真是机灵啊，是不是？”他把肚子上的被单叠了叠。“那边暖和吗？”

你说暖和。

“有人接你吗？”

“有。”顺着他的话说。总是这样，这是你的策略。

“那就好。”

你等着他把钱包拿出来，或告诉你钱包在哪里，让你去拿。结果，他把他的手拿了出来。你不想碰他，可是说不定钱在他手里。焦急中，你把手伸了出去。他握了握，他把你拖到他身前。他想吻你。你不用看就知道他在笑。你挣脱了他，转身走出房间，但他叫你回去。他总是这样。他知道你以为什么也得不到了，就会把东西给你。

“还有一件事，”他说，“告诉尤金，我要他天黑前把草割完。”

你出来，关上了门。你在浴室里洗手，洗脸，重新镇定下来。

“他给你钱了吧？”母亲说。

“给了。”你说。

“给了多少？”

“ 一百磅。”

“他的心碎了，”她说，“他的亲生女儿，最小的孩子，你就要去美国了，他连床都不肯起。难道我不是嫁了一个讨厌的死鬼吗！”

“你准备好了吗？”尤金说。“我们得上路了。”

你伸出双臂搂住母亲。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你搂住母亲时，她有了变化。你可以感觉到她在你怀里软了下来。

“妈，我一到那边就给你来信。”

“来信。”她说。

“我还没到，天就黑了。”

“我知道，”她说，“路很长。”

尤金拿着箱子，你跟他来到外面。樱桃树在摇晃。风越大，树越壮。那些牧羊犬跟着你。你继续往前走，经过花圃，经过梨树，朝车子走去。那辆福特科尔蒂纳停在榛子树的树荫下。除了柴油味儿，你还可以闻到野薄荷的芳香。尤金拧开发动机，想说几句玩笑话，把车顺着马路开去。你又看了看你的手包，你的机票，你的护照。你会到那儿的，你告诉自己，他们会接你的。

尤金把车停在门前的马路上。

“爸什么也没给你，对吧？”

“什么？”

“我知道他没给。你没必要假装。”

“那没什么关系。”

“我只有一张二十磅的钞票。回头我会给你寄钱。”

“没关系的。”

“你说，从邮局寄钱安全吗？”

这是个令人惊讶的问题，愚蠢。你看着大门，看着远处的树林。

“安全？”

“是啊。”

“安全。”你说你认为是安全的。

你出来打开大门。他把车开过来，停下来等你。你把沙门打开，那匹小母马颠颠地跑到田边，靠在栅栏上，嘶嘶地叫。它是一匹深色的枣红马，有一条小腿呈白色。你把它卖了买你的机票，但明天才来人把它接走。是故意这样安排的。你注视着它，然后挪开目光，但是很难不回头张望。你把目光投向砾石马路，投向小路之间那条绿色，投向那根新教徒时期留下的花岗岩柱子，再往前，是母亲出来目送你离去。她笨拙地挥了挥手，你不知道她能不能原谅你把她留下来跟丈夫厮守。

到了路上，拉德兄弟已经在草地上了。发动机一响，好像机器开动了，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你走过巴尔纳十字路口，你总是在这里搭车去社区学校。到了后来，你几乎懒得再去。你只是整天待在树林里，坐在树下，如果下雨，就找一个干草棚。有时候你读姐姐们留下来的书。有时候你睡着了。一次，一个男人走进他的干草棚，发现你在里面。你一直闭着眼睛。他在那儿站了很长时间，然后就走了。

“有件事你应该知道。”尤金说。

“什么事？”

“我不会留在这儿。”

“什么意思？”

“我想放弃这片土地，让他们自己留着吧。”

“什么？”

“你忍心看着我跟他们住在一起直到他们老死？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带回过女人？哪个女人能受得了这个？我不会有自己的生活。”

“可是，你一直以来做的这么多工作呢？”

“我根本不在乎那个，”他说，“一切都结束了。”

“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我会租个地方。”

“哪儿？”

“还不知道呢。我一直在等你离开。我没有再往前

想。”

“你不会是为我才留下来的吧？”

他放慢车速，转头望着你。“是的，”他说，“但是我没有派上什么用场，是不是，小妹？”

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及这件事。一旦说出来，感觉像是一件可怕的事。

“你不可能一直盯着。”

“是的，”他说，“确实不能。”

马路在巴亭格拉斯和布莱辛顿之间蜿蜒延伸。你记得这段路。你过来看过爱尔兰全国决赛。你父亲在塔拉特有个姐姐，他可以住在那里，那是一个强硬的女人，会做好吃的水果馅饼，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沼泽地，这条路周围都是贫瘠的土地，有几匹小马在吃草。小时候，你以为这就是爱尔兰西部。大人们听到你这么说，总是哈哈大笑。然后，你突然想起关于父亲的一件好事。那是在你开始去他房间之前。他去了村子里，在加油站停车加油。给他加油的那个姑娘走过来，说她曾是班上最聪明的女生，每门功课都很棒，但自从你一来就不是了。父亲从村里回来，说了这件事，他很骄傲，因为你比新教徒的女儿更聪明。

快到机场了，天空中出现了飞机。尤金把车停住，帮你找到柜台。你们谁都不知道怎么做。他们看你的护照，拿走你的箱子，告诉你往哪儿走。你踏上一道滚动楼梯，受到了一点惊吓。有一家咖啡店，尤金想让你吃一点炸薯条，但你不想吃，也不想留下来陪他。

你哥哥拥抱你。你从没被人这么拥抱过。当他的胡子茬蹭着你的脸时，你挣脱了他。

“对不起。”他说。

“没关系。”

“再见，小妹。”

“再见，尤金。”

“在纽约当心小偷。”

你没有回答。

“写信，”他很快地说，“别忘了写信。”

“不会的。不会忘的。”

你跟着那些乘客排进一个队伍，离开了他。他不会回去吃炸薯条的，他没有时间。你用不着传口信。你知道他会把车开得飞快，中午之前就到家，天黑之前就早早地把草割完。然后，还要收割玉米。冬麦已经变黄。九月份的活计就更多了，古老的责任把人拴在田里。清理棚子，检查牛，撒石灰，起粪。你知道他永远也不会离开土地。

一个陌生人问你要你的手包，你给了他。你经过一道没有门的门框，你的手包又还给了你。在另一边，灯光明亮。空气中弥漫着香水味儿，烤咖啡豆的味儿，都是价格昂贵的东西。你辨认出一瓶瓶美黑乳，一排深色的玻璃瓶。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但你继续往前走，因为你必须走，经过T恤衫和免税店，朝登机口走去。你找到登机口，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但你知道就是那里。你寻找另一扇门，分辨出一个女人的身体局部。你推门，门开了。你经过亮闪闪的洗手盆，镜子。有人问你没事吧——多么愚蠢的问题——但你忍着，直到打开开关关上另一扇门，把自己安全地锁在小隔间里，你才哭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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