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特立斯：布鲁克林的恐惧

盖伊·特立斯：布鲁克林的恐惧

文\范晓彬 / 姜伊敏

“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这位意大利老制鞋匠站在布鲁克林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门廊里，怒视着屋子里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人们，愤怒地叫喊着。“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由于没有人抬头理会他，他又接着骂道。

一个男子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跳出来，大声叫道，“嘿！你在骂谁？”

“就骂你们！”这位制鞋匠说。他那衣冠不整瘦小的身子摇摇晃晃地靠在门上，仿佛喝醉了似的；他的黑色小眼血红，充满愤怒，“你们抢走了我的商店……你们什么补偿也没给我，你们……”

“听着！”这位房地产商迅速地走到制鞋匠跟前，狠狠地盯着他说：“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要报警了！”

他抓起身旁的电话，开始拨号。制鞋匠看着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慢慢地转过身，一言不发地从门口走出，沿着大街缓缓离去。

房地产商放下电话，看着制鞋匠离去，他没有去追，也不想再找他的麻烦了——不想找他或任何在这里吵闹的人们的麻烦；这些人最近在这里一直大吵大闹，骂人，写抗议书，威胁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就仿佛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和修造连接大桥的引桥工程是房地产商们的主意。这段引桥公路将延伸到布鲁克林的湾脊地区，那里住着7000人，耸立着800座建筑，包括一家制鞋店。引桥公路将把阻碍它前进的一切夷为平地，最后将它们变成一条狭长平坦的混凝土大道。

不，这不是他们的主意！建造大桥和与之相连的引桥公路是罗伯特·摩西[1]和他所在的三区桥梁隧道管理局的主意。但大多数谩骂却落在了受雇于管理局的那些房地产商身上。正是他们，而不是摩西，必须每天面对这些被迫拆迁的人说：“放弃你们的家园吧！我们必须在这里建造一座大桥。”

一些人，尤其是老人，感到特别恐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恳求管理局的代表，向上帝祈祷，希望不要拆毁他们的房子，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儿女出生、丈夫故去的地方。其他人的惊恐中夹杂着愤怒，不断声明，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避难城堡，他们要与之共存亡。

有些人能平静地对待这件事，默默无言地等待被列入失踪人口名单，就像等待死亡一样，等待着搬运车的到来。靠管理局给他们发的那笔补偿费，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亚利桑那或布鲁克林的另一个家。他们对去哪里安家似乎并不怎么关心，因为现在他们都年过古稀，好像在哪里安家都一样。

那位老制鞋匠已是快70岁的人了。他回到了意大利南部，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科森扎。在那里他还有些农田要出售。22岁时他离开科森扎前往美国。现在，1959年的科森扎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山羊和驴子仍旧在狭窄的山路上爬行，农妇们用她们的头顶着陶器，几个男人袖上扎着黑布，或领子上戴着黑丝带，表明他们在为死者戴孝。依旧是白色的石头房掩映在葱绿的山坡上——这是他们世代生息的地方。

制鞋匠回来后，得到许多亲友的问候，有些人的名字他已忘记了。他们像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一样欢迎他的到来。但在这之后，他们开始向他述说自己的不幸、贫穷以及自己的所有问题。他当然也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因此，他马上向人们讲诉了他自己的各种困难，一点不漏地全讲了，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几个月付不出他在布鲁克林的鞋店的租金，管理局如何一分钱不给地把他撵出来，以及他为何现在回到了他起家的意大利。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要建造这座大桥，这座美国人打算用制鞋匠的亲友们从未听说过的一位意大利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大桥。这个人就是吉奥范尼·拉·韦拉扎诺，他在1524年为法国人探险时发现了纽约湾。制鞋匠滔滔不绝地讲着，指手画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想让人们知道他不是个心肠软的人——一两天后，他就开始四处为他的那块农田去找买主了。

在史泰登岛一侧，人们对建造大桥的反对完全不像布鲁克林那样强烈。布鲁克林受建桥影响的人是史泰登岛的两倍还多。实际上，史泰登岛上一直有许多人梦想能有座大桥，把这个区域与纽约市的其他城区紧密地连接起来。史泰登岛一直是纽约市五个区中最偏僻、最不为人们重视的城区，五英里的海水把它与曼哈顿隔开，乘渡轮也得用半个小时才能到那里。

尽管纽约人和游客们都喜欢乘史泰登岛渡船——“每英里一美元的豪华渡轮”，但没有人会对渡轮停靠的那一边感兴趣。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即使是在1958年，54平方公里的岛上还有60%的土地是未开发的荒地。岛上22.5万居民大多数生活在独门独户的房子里。这是纽约五个城区中最乏味的地方；如果一个纽约的警察与上司发生了矛盾，那么往往他会被发配到史泰登岛去工作。

这座岛屿最早呈现这种农村景象是在300年前英国人占领的时期。当时，英国人鼓励发展农业，不鼓励发展制造业，那就是许多史泰登岛人想让它保持的样子——安静，遥远。但是，在1958年的最后一天，经过多年的辩论和疑惑，修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方案最终被敲定下来，那些怀念传统生活的人的想法失去了市场。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时，史泰登岛上更多的居民欣喜若狂。他们想要一种变化了的生活，他们已厌倦了过去那种偏僻狭隘的农村生活，希望现在大桥能带来一轮高速发展。一夜之间，他们梦想成真了。

建造大桥的计划刚一宣布，就引来了岛上的土地热，房地产的价格扶摇直上。一小块1958年才值1200美元的地到1959年已升值到6000美元，而早晨还值10万美元的一大片房地产往往当天下午就会以2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未交交易税的不动产会被市政当局迅速收回。来自巴西、意大利、瑞典的大型外国公司纷至沓来，希望能够分得一杯羹食。史泰登岛上的几乎每个地方都被规划了新建筑。尽管有许多对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的投诉和起诉（曾有位工长因耻于老板命令他干劣质工程，不得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离开建筑工地），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史泰登岛上的这场建设开发热，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大桥在人们心中的无穷魅力。

1959年上半年，早在开工建设前的几个月，这座大桥已成了人们希望的象征。

“我们现在正走在摆脱与世隔绝的道路上。”区长阿尔伯特·V.马尼斯顿克宣布。别的官员也承认，无论大桥带来什么，都不会对史泰登岛有什么真正的伤害。史泰登岛上有什么可以被伤害的呢？“在史泰登岛的全部历史中，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一位名叫罗伯特·里根的居民说道，他是歌剧演唱家埃琳·法瑞尔的丈夫。他提到过去人们曾尝试过修建一座史泰登岛歌剧院，成立一支半职业化的橄榄球队，一支篮球队，修建赛狗场和拳击场，修建小型赛车场，成立交响乐团等等。所有这些想法都失败了。“唯一能拯救这座岛屿的事情，”他说，“就是大量的新居民。”

然而，在布鲁克林那边，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根本不需要或不想要新的居民。那里的湾脊地区早已是一个繁荣的几乎全部由白人组成的中产阶级社区，那里的人们已对现实很满足。湾脊地区坐落在布鲁克林西部，位于上纽约湾和下纽约湾的脊岸上，俯视峡湾水道——一个接连两个海湾的一英里宽的潮汐海峡——和从此进出纽约的所有大船。这里最早的定居者是成千上万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其中大多数是丹麦人。他们之所以喜欢湾脊地区，是因为这里离海不远，海风和煦。到了19世纪末，这里变成了布鲁克林最炙手可热的地区之一。

到1959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除了接近海岸的地方，其他地方已不像过去那样人口构成单一了。沿海地区两边到处是高大的树木、修剪整齐的草坪及坚固的住宅，查尔斯·阿特拉斯就住在这里。除了居住着少数黑人，湾脊地区的其他地方和布鲁克林的其他居民区几乎没什么两样。白人大多数是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大教堂，有的教区教众超过1.2万人。教堂由那些爱尔兰蕾丝窗帘商和发迹的意大利商人所供养，他们大多是共和党人，当地的政治事务通常也由他们操纵。瑞典人与丹麦人的数量仍很大，还有许多叙利亚小店主和一些没有搬走的老意大利移民（制鞋匠的朋友们）。但真正决定了湾脊地区生活方式的是那些年轻的第二、第三代意大利移民和爱尔兰移民。那些还没有富到买得起海边别墅的人，住在街道旁一排排拥挤的棕色小砖房里，每天都为路边的停车位相互争抢。他们在拥挤繁忙的人行道上购物，那里的楼房上层是公寓，下层是小商店。街头还有许多小旅馆，有可以夜晚去吃上一顿美餐的汉密尔顿餐厅[2]。假如他们穿夹克戴领带的话，还有小巷里灯光昏暗的晚餐俱乐部和嘴里叼着烟卷、独自坐在酒吧吧台高脚凳上的那些曲线优美且有着浅黄色头发的陪酒女郎。

所以，在1959年，湾脊地区又恢复了过去的和谐。尽管它已不再时髦，却显得十分整洁。这里的大多数人不想要什么变化，不想要新的居民，不想要更多的车流人流，当然了，因此也就不想要这座大桥。当有消息说这里要建桥时，当地的政客们惊呆了。一些妇女开始偷偷地哭泣，许多人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以前就听过这样的传说，并指出早在1888年就有人提出建一条地下铁路隧道连接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1923年，纽约市长约翰·海兰甚至为通往史泰登岛的火车汽车两用隧道的破土动工仪式剪过彩。而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纽约市损失了近50万美元的投资，在某个地方的地下留下了一个哪里都不通的废弃小洞。

据他们讲，在峡湾地区修建大桥已经说了20年了，每次都是纸上谈兵。1950年有人议论说在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之间修一座大桥是件好事，但如果发生战争，苏联人将它炸掉了怎么办？停在纽约港里的美国海军军舰是否会被港口塌下的大桥困住？一年之后，好多人议论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之间修建隧道，后来更多的人又开始议论建桥的事儿。就这样，人们在一直不停地争论这件事。所以，在1959年，他们仍然在说，也许这只是谈论而已，不会有什么实际行动，因而也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1957年左右，这种议论发生了些变化，争论也变得更加激烈，罗伯特·摩西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纽约市消防局局长在1957年对通往史泰登岛的大桥马上会变为现实充满信心，他迅速向市政规划委员会递交了在史泰登岛上修建一座大型消防车站的申请书，要求拨款37.95万美元的建设费及25万美元的设备费。他们也没注意到，颇具影响力的布鲁克林政客约瑟夫·T.萨科当时已预见到大桥一定会在1958年开工，他在市政府的大厅对罗伯特·摩西进行了孤注一掷的攻击，但为时已晚；萨科高喊摩西的权力太大了，他只听工程师们的话，而不听从人民的意愿。他们同样没有发现，在他们都认为修桥只是一纸空文时，一群围着图板的工程师已悄无声息地用墨水标出了建造大桥引桥需拆除的布鲁克林的一大块地方。其中令一位工程师感到遗憾的是，他的规划竟需要拆除自己岳母住的房子。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他岳母尖叫，哭喊，要求他更改规划方案，工程师告诉她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大桥建设已成定局。后来他的岳母在悲愤中去世，至死都不肯原谅他。

修建大桥已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那里的人们的憎恨。他们并不把它看作一种进步的标志，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毁灭的象征：那是一个马上要浮出水面、毁掉800座建筑物、迫使7000名湾脊地区居民背井离乡的巨大海怪。这些人真可谓各种各样：家庭主妇、酒保、拖船船长、医生、律师、皮条客、滴酒不沾者、酒鬼、秘书、退休轻量级拳击手、前“战地愚人”演唱组女歌手、一个有17个孩子（以及两条狗和一只猫）的家庭、一位刚花了1.5万美元安装了新椅子的牙医、一位素食者、一位银行职员、一位小学助理校长以及两位偷情者——一位41岁的离婚男子和一位住在街对面、婚姻不幸的已婚女子。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在男人的公寓里会面、做爱，考虑将来该怎样，思考是否能把这一切告诉女人的丈夫，是否能抛弃她的孩子。现在，突然间，这座大桥马上就要出现在这两个情人中间了，就要毁掉他们所居住的街区以及下午他们在一起的平静时光；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1959年。

那些愤怒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参加“拯救湾脊地区”委员会，与摩西斗争到底，直到推土机铲平他们的家园。他们写请愿书，发表讲演，大声疾呼：“谁要这座大桥？”新闻记者拍下他们的照片，采访了他们，并报道了他们群情激昂的请求。罗伯特·摩西被激怒了。

他给一家报纸写了很多信，指责记者歪曲事实、说谎话，只报道建桥会毁掉人们家园，而不报道这一工程的好处。布鲁克林的大多数人在1959年都不能理解建桥的好处，因此下定决心不搬家。但是，在坚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他们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们一家接一家地搬走了，不久，这些房子里的灯光永远熄灭了。接着，搬家车开了进来，推土机冲了上来，墙体坍塌，屋顶塌陷，一切都被埋葬在烟尘里——这是隔壁那个不愿搬走的钉子户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不久他也要搬走了。然后又是一家，然后则是另外一家。每个街区、每栋楼就是这样被拆除的，最后就连最坚定的钉子户也屈服了。因为整个街区被拆光，一个人独自待在残垣断壁中，心里会有某种奇怪的恐惧：害怕自己会被抛弃在一个死去的街区；害怕一群年轻的流浪汉在废墟中四处游荡，摘窗子，撬门，爬围拦，偷灯具，砍树木，拾破照片或被遗弃的情书；害怕那些睡在破烂空公寓房间或大厅里的疯子；害怕人们常说的会从打破的水槽和下水道中爬上来的老鼠。因为照人们的话讲，布鲁克林湾脊地区的老鼠也得挪窝。

坚持到最后的人当中有一个长着淡褐色眼睛，有着褐色皮肤的离了婚的漂亮女人，名字叫佛罗伦丝·埃贝尔，42岁。她是在那对恋人，那个牙医，还有那个前“战地愚人”演唱组的女孩贝丝·葛罗斯·登普西离开后才搬走的。那个女歌手的包裹里装有350顶羽毛帽和几个旧剪报簿。她是在那个小疯老头死后搬走的，那位疯老头被发现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公寓里。不知是什么原因，疯老头儿从未听到她是在退休拳击手弗雷迪·弗里德利克森之后搬走的，他在以前的拳击赛中只输过两场；她是在有17个孩子的约翰·G.赫伯特夫妇之后搬走的。无论如何，佛罗伦丝·坎贝尔的搬家与赫伯特一家的搬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提并论。赫伯特一家运了12次才把他们所有的家具、自行车、雪橇、盘子和狗搬到一英里之外的新家，共用了六个小时。他们最后搬完东西时，赫伯特先生，海军造船厂的一个工人，发现家里的猫不见了。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派他的两个儿子回去找，结果在屋外廊檐下找到了那只猫，还发现了一把旧斧头。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用那把斧子毁坏了旧家里能够毁坏的所有东西。他们砸碎了窗户、墙壁和地板，砸碎了旧卧室、厨房、书架和晒台栏杆，晒台是他们过去夏日夜晚经常围坐的地方。他们漫无目的地砸着，在轮番挥动斧子时，只感到一些野性的发作和破坏的快感。可是越砸越感到悲伤、疯狂，最后累得实在砸不下去了，就从砸烂的晒台上找回那只猫，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旧居。

对佛罗伦丝·坎贝尔来讲，就是以发生谋杀案为条件来威胁她也无法让她马上抛弃旧居。从离婚之日起她就和小儿子住在一套每月租金60美元的公寓里，她很难再找到一套这样便宜的房子了。安置办人员对她已失去了耐心，因为她总是嫌贵，拒绝接受他们为她找的房子。现在，人家不再管她了，她只能在曼哈顿的白厅俱乐部干了一天的会计工作下班后，独自一人去找房子了。

一天早晨，她在公寓里闻到一种奇异的味道。她猜想可能是前一天儿子放学后去钓鱼，把钓到的东西藏起来了，可儿子却说没有。第二天晚上，气味更难闻了，她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不久就发现，住在一楼的那位老人，即这座房子中唯一的另外一位住户，三天前用猎枪子弹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警察到来时，他正一言不发地呆坐在尸体旁，脚下到处是空威士忌酒瓶。

“女士，求求您了！”警察对佛罗伦丝·坎贝尔说，“从这儿搬走吧，好吗？”

她答应马上搬走，但仍未找到合适的公寓。她没有亲友处可住，附近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们早已搬走了。每次在她找房回来时，都已是午夜时刻，门厅里一片漆黑——有人已偷走了那里的灯泡。有时她会踩到楼下大门外人行道上睡着的一个喝醉酒的疯子。

在警察劝告她赶快搬走之后，晚上她常被门外拖着脚走路和拳头敲击墙壁的声音惊醒。她的儿子住在隔壁卧室，也跳了起来，抓起藏在柜子里的一把猎枪，冲进了走廊。但是，外面漆黑一片，灯泡又被偷走了。他摔了一跤，佛罗伦丝·坎贝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陌生人曾从台阶逃到屋顶上。当时她报了警。警察很快就赶到了，但在屋顶上没找到人。警察又一次警告她赶快搬走，她哭着点头说马上就搬。第二天，她紧张得要命，没去上班，到附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并对酒保讲述了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令人兴奋的是，酒保告诉她，这个街区有套每月租金68美元的公寓要出租。她立刻跑到那个地方，租下了那套公寓——可是房东不明白，她租到这套房子后为什么会大哭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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