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莉：从葛浩文、林丽君编译《沙漠的女儿》看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议题从最初的宏大叙事逐渐落实到特定领域乃至特殊个案。近两年作家雪漠及其作品在海外广受追捧，在各大国际性书展上大放异彩，成为现象级的存在。基于其被誉为中国西部文学标志性作品的“大漠三部曲”编译而成的英文本《沙漠的女儿》（Into the Desert）在今年3月获得了中国外文局（CICG）优秀翻译奖，得到众多外国读者的高度评价。谈及如何让外国读者通过中国读物了解中国，雪漠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不同读者的文化认知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才有可能创造出“世界性的作品”，从而让更多读者“读懂中国”。而他本人从提笔写作伊始就考虑、关注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因此雪漠作品中对生存、生命、永恒、人性等命题的探索具有相应的普世价值。这一创作理念与被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接生婆”的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理念不谋而合，双方商定以大漠三部曲中《白虎关》里主人公兰兰和莹儿在“豺狗子”等章节里的故事为主线，以《大漠祭》故事的背景和部分情节为主，进行创新性编译，符合西方读者阅读需求和偏好的《沙漠的女儿》由此诞生。这种创新型翻译模式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胆探索。葛浩文夫妇在译文中通过再现西部乡土特色、宗教及民间信仰，把雪漠笔下西部世界的风情尽善尽美地表达出来，让更多的英语读者领略到中国西部之美。

彰显乡土文化特色

“大漠三部曲”的创作植根于西部民间传统文化的沃土，盛开于这片沃土之上的西北之魂“花儿”自然成为展现西部乡土儿女情感世界的重要载体。英文本Into the Desert选取保留了三处“花儿”以烘托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抒发。第一处是莹儿无法压抑自己对小叔子灵官炽热的爱恋，但又碍于伦理无法直接表白，只能寄情于“花儿”，借歌声传达情意。事实上情歌正是“花儿”中最动人、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也最能体现西北乡土风情。一般每首词由四句组成，前两句常用比兴，后两句切题。比兴借喻优美，所用意象虽取自身边事物，但也更具本土气息，将抽象的感情具象化。如“雨点儿落在石头上，雪花儿飘在水上，相思病害在心肺上，血疤儿坐在嘴上”，译文如实直译，并将“落在”“飘在”“害在”“坐在”等动词统一译为fall on，保留意象的同时构成排比句式，较好地传达了这首“花儿”的修辞特点。第二处是兰兰和莹儿姑嫂俩谈心时唱起“花儿”表达对各自情郎的思念之情，虽然心思各异，但却在共唱“花儿”中产生了共鸣，拉近了二人距离。第三处是灵官因难以承受负罪感而出走他乡，莹儿面对丈夫病死和灵官出走，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和期待，唱了一曲怨嗔中带有思念和祝福的“花儿”，借歌抒情达意的效果达到极致。这三处花儿的选择性保留及如实直译生动再现了西北乡村女性的情感世界，展示了独特的西部乡土风情。

此外，雪漠作品中较常使用一些地道的乡村俗语，强化故事的乡土性和民间性。这些民间俗语在原生态背景下产生，最接近乡村生活的本相，也最富生命力。也正因如此，在译语中几乎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述。葛浩文夫妇在译文中进行了适度保留，并以直译的方式传达俗语意涵。当兰兰和莹儿在沙漠迷路错过盐池时以“瞎驴也能碰个草垛子”来自我安慰，表达乐观的心态。译文“Even a blind donkey runs into a haystack”同样直译意象，“run into”带有“一头撞进”的动态感，使得俗语意涵更为生动，更有画面感，增强了语用效果。又比如“到哪山砍哪柴”，表达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若直接采用现成的“When in Rome do as Romans do”也能向读者传递这一含义。而葛浩文夫妇将其译为“You gather firewood on the mountains you’re standing on”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如实地向海外读者呈现这一表达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助于促进地方语言文化走出去。同样的例子还有“牲口的尻子又没叫缝住”译成“It’s not like their rear ends are sewn up”，“进了菜籽地就得染黄衣”译成“your clothes are tainted yellow when you walk through a rapeseed field”等。乡土文化中的方言俚语往往因为不加修饰更显自然、鲜活，译者选择保留其“俚俗”的部分，保证译文和原文“本分、朴实”的格调相统一，再现乡土风情。

再现本土宗教信仰

丰富的本土民间信仰是雪漠作品的另一大特色。生存在乡土社会的民众，其内心深处盘踞着自己的信仰，在某些时候，信仰帮助他们摆脱寂寞和烦闷，也使他们走出苦难的现实生活。在雪漠笔下的西部世界，民众信仰主要包括藏传佛教宗教信仰及民间鬼神信仰。《沙漠的女儿》主角之一兰兰便是藏传佛教金刚亥母的忠实信仰者，正是金刚亥母给予其勇气和力量最终走出沙漠，也正是这一份信仰帮助她逃离现实困境，找回心灵的宁静和自由。译文中第一次出现金刚亥母时将其译为“Tibetan Vajravārāhī”，强调了是藏传佛教，属于已经实现本土化的佛教文化，消弭因梵文直译而可能造成的源头误解。“打七”则是信仰金刚亥母的修行方式，原文中对于“打七”的解释较为口语化，“就是在七天里啥都不想，啥都不干，万缘放下”。译文中首先通过意译将其术语化为“seven-day meditation”，说明是为期七天的冥想，并以“keeping body and mind pure for seven days;putting aside every life entanglement”进一步阐释其内涵。meditation、pure等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贴近译语读者所处文化的话语体系，因此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译者也并未过多阐释这一女性神祗所代表的宗教内涵，而是通过摘取保留兰兰言行中的修炼、祈祷、感恩来体现其精神引领和信仰的作用。

在民众的信仰世界里，始终贯穿着浓厚的神鬼观念，或是落难时祈祷神仙护佑，或是把一切人世间的不幸与苦难归咎于鬼怪。神鬼文化是生存在恶劣环境中的乡土民众找不到出路时的一种精神寄托，是支撑他们顽强生存下去的一种力量，以此来寻找一种心灵的安全感。如兰兰和莹儿在沙漠遇险时向掌管黄沙的黄龙爷祈求保护，在获得希望时归功于黄龙爷的赏赐等。与黄龙相对的还有掌管水域的青龙。译文中将二者直译为Yellow Dragon 、Green Dragon，并首字母大写以强调是中国文化中的专有名词，彰显文化特色。又如雪漠作品中也不乏对各种鬼的描述，如无常鬼、捣地鬼、守尸鬼等，既展现当地的神鬼文化，又映衬当时人物的特定情绪，渲染氛围。译文中将“无常”音译为“wuchang”并以斜体显示，体现其专有名词的文化性质，起到强调凸显的作用。且相较于更具地域特色的捣地鬼、守尸鬼，无常鬼或者说“黑白无常”的存在更广泛，以往的外译作品中也有所涉及，因此更为人所熟知，采用音译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中国神鬼文化中的地位。捣地鬼、守尸鬼则分别以复合名词的形式直译为ground-pounding ghost、corpse-guarding ghost，简单明了，结合所在语境，读者能够轻松了解西部民间特有的神鬼信仰。

中国文化走出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有计划、有策略地向前推进，好的故事、好的方法缺一不可。葛浩文、林丽君夫妇所编译的《沙漠的女儿》正是策略性地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两位译者基于极富西北乡土风情的原著展开出乎其外、入乎其中的适度重写和二次创作，保证译文的可理解性和可读性的同时，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传达原著中“花儿”、俗语等乡土文化和藏传佛教、鬼神等本土宗教信仰特色，在跨语际语境中生动展示西北乡土民众的生存、生活与生命体验。

（王益莉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刊登《中国社会科学报》（A04）2023年9月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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