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民间记忆及地方性知识——作为西部小说的《凉州词》

侠义精神、民间记忆及地方性知识

——作为西部小说的《凉州词》

王贵禄（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雪漠无疑是21世纪以来西部文学的重要作家，其“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以及长篇小说《野狐岭》和长篇散文《一个人的西部》等，都显示了其西部文学创作的实绩。雪漠的作品以有 “河西都会 ”之称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为创作轴心，多维度地再现了“这一个”西部的文明形态。雷达曾对雪漠西部小说的发轫之作《大漠祭》做过这样的判断：“《大漠祭》的题旨主要是写了生存，写大西北农村的当代生存，这自有其广涵性，包含着物质的生存，精神的生存，自然的生存，文化的生存。”岂止是《大漠祭》，雪漠的其他作品也都表现出对西部人的生存形态进行深度透视与全面映现的共性特征。就故事发生的时间而论，雪漠的小说作品是从“现实 ”与“历史 ”两个维度展开的，构成了两个谱系，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彰显了其力图为西部人立传的本意。相对于雪漠其他历史叙事作品，其新作《凉州词》体现出诸多新的开掘，尤其是该作有效介入了武侠题材。而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是，该作并不着意叙述武术人物的传奇人生，也没有渲染快意恩仇的江湖逸事。雪漠自己也不认为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武侠小说，“我写的这部《凉州词》，展示的却是很多人不曾料到的世界 ———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尽管如此，作品还是具备武侠小说的基本元素，如以 “拳把式”打破常规的行为作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动力之一，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丰富的武术文化，某种程度上突显了“复仇”主题，如作品的几大情节板块都与“复仇”主题相关。那么问题就来了，雪漠不承认这部小说为武侠小说的原因，是其展现了“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那么它到底是指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武术人物（雪漠称其为“凉州拳师”）真实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在通常的概念中，那些武术人物都是不甘平凡的人，其行为的传奇性淹没了其活动的日常性，而雪漠则将武术人物还原为普通人。他们尽管有过人的胆识和技能，但有时也忙于生老病死的事情，也会为衣食住行而发愁，也会因为前路的未知与时代的剧变感到迷茫，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与普通人无异。他们又不是普通人，他们有着为国为民的自觉意识，做着普通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情，总“有一种担当，以无我的公心，践行着自己的使命，给身边的人带来鼓舞的力量和心灵的清凉”。这就不是 “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而恰是武侠世界了。无论是武侠世界还是非武侠世界，那些人与事都活跃在

民间记忆中，是作为活化石而存在的。该如何看待这种疑似悖论的现象呢？就作品的现实效果而论，是不是武侠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辛亥革命前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西部边陲之地的拳师们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们的生存形态的书写，塑造了一个垂垂老矣而顾影自怜的凉州形象，从而表明作品的西部小说性质，这也是作品的落点所在。综上，要全面系统地审视作品，则不能不以“侠义精神 ”“民间记忆 ”“地方性知识 ”为关键词。

一、侠义精神的沉沦：一种历史经验的疼痛

对侠义精神的书写是武侠小说或类武侠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凉州词》也不例外。侠义精神是侠精神与义精神的合称。关于侠精神，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有阐释：“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司马迁看来，侠精神的主要内涵就是守信重诺、不惧牺牲和淡泊名利，这个阐释也是被后世广泛接受的。义精神可从义气、正义和道义三个层面来理解，义气指舍己为人，正义指除暴安良，道义则指印证大道。侠精神与义精神具有交叉性，又各有侧重点，侠精神关乎人的品格，而义精神更重人的道德，它们共同承担着民间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秩序的建构。在《凉州词》中，作者既通过齐飞卿、陆富基等人物再现了侠义精神的潜存状态，也通过牛拐爷父子、山大王父子，以及凉州百姓的所作所为，表现了侠义精神的日渐沉沦。

清末时期，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横征暴敛，地方官吏和乡绅势力趁机强取豪夺，百姓苦不堪言。作品对此是这样描述的：“我总是忘不了那些讨吃，他们横七竖八，衣衫褴褛，瘫了似的，躺在槐荫下。他们显得疲乏而绝望 ——真是绝望，没啥盼头了。那般年的庄稼，即使丰收了，人们也吃不饱肚子，那苛捐杂税，像懒汉裤裆里的虮虱，实在太多了。清家也征，府里也征，县里也征，保里也征。”在这种民不聊生的状况下，凉州哥老会秘密组织率领穷苦百姓举行了抗议活动，承头者就是齐飞卿和陆富基这两个哥老会的舵主。这次举事的初衷是为废除苛捐杂税，压缩团防人数，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很快就暴露出组织的失序和情绪的失控。愤怒的人们先是捣毁了豪绅李特生、王子清的家，随后又与以刘胡子、山大王为首的巡警发生激战，砸损巡警城楼，更有人趁机哄抢街道铺面，公报私仇，殃及无辜百姓。县长梅树楠逃出凉州城后，从满营搬来援兵，抗议队伍遂被打得七零八落，许多人被抓或被打死，部分人逃往他乡，抗议活动也无果而终。“打巡警 ”这个情节板块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中至关重要，其后所有故事情节的推进几乎都与之相关，这个情节板块较为充分地展现了齐飞卿、陆富基等人的侠义精神。齐飞卿本来多才多艺，家境富裕，自家有店铺多个，但为了穷苦百姓，甘愿出头组织民众抗议暴政，体现了其“赴士之厄困”的凛然大义。齐飞卿为了让官府释放被抓百姓，没有逃亡而自甘被捕，本来武艺高超的他，有能力也有机会成功逃脱，这又体现了他“不爱其躯”的牺牲精神。

陆富基侠义精神的展现，除了组织和率领民众抗议暴政外，还有两个情节同样写得激荡人心。一个情节与中年的炭毛子马三相关。在抗议活动中受伤并躲进城郊柳树墩里避难的陆富基，被马三无意中发现，马三认出了陆富基，答应替他保密。返回炭毛子队伍的马三，想到衣衫单薄的陆富基躲在阴湿的深坑中实在是遭罪，欲将一件破旧的皮袄悄悄送给陆富基避寒防潮之用，遭到同伴的阻挠，在争执中被隐藏于暗处的刘胡子等人觉察到端倪，刘胡子遂暴打马三，威逼陆富基现身。陆富基现身后，与官兵展开了搏斗，官兵不敌陆富基神勇遂挟持了炭毛子队伍，逼迫陆富基就范，陆富基为了解救他们，毅然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这个情节，充分展示了陆富基重诺重义的侠义精神，为了一群不相干的人，甘愿被捕受尽折磨而毫无怨言。与陆富基的侠义精神相呼应的是马三的侠义精神。马三本无武功，是个普通人，而他心中自有正义。在他看来，陆富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穷哥们”好，他所能做的，就是保护陆富基，为了保守秘密，任凭刘胡子滥施淫威，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愿说出陆富基的藏身之所。另一个情节与在兰州的孙铁匠有关。孙铁匠因生活所迫在凉州偷了关帝庙里的大刀，打成农具出售，被王子清抓捕，要治罪。陆富基知情后悄悄放了他，赠他十两银子作为路费与本钱，孙铁匠逃到兰州后扎下根来。当孙铁匠得知陆富基出事被押送到兰州的某个监狱，随即设法打通关节前去探望。孙铁匠建议通过破财的方式解决问题，将捎信给陆家筹备钱财，他自己则愿意倾其所有搭救陆富基出狱。陆富基听到孙铁匠的建议后大怒，斥责孙铁匠违背了他的本意，他是为了抗议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暴行才举事的，现在走行贿之路，等于否定此前的行为而助长恶行暴行，他宁愿牺牲性命也不愿放弃初心。在这个情节中，虽无生死搏杀的血腥场面，却从侧面表现出陆富基一诺千金、豪气冲天、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之相对应的是，孙铁匠也体现出某种侠义精神，他受人恩惠则涌泉相报，视陆富基为至亲之人，在陆富基生命的最后时光始终伴其左右。

作品虽多处展现了侠义精神的潜存状态，更多的笔墨则是叙述侠义精神的被嘲弄、被解构，以及日渐沉沦的状况。就如 “打巡警 ”这个章节所述，抗议过程中有人哄抢铺面掳走财物、趁机报复仇家、欺辱无辜良善等行为，不仅丝毫看不出侠义精神的存在，而且更可看作是人性恶的苏醒，无疑是对侠义精神的嘲弄。对侠义精神进行了最大嘲弄的事件是齐飞卿与陆富基的死。齐飞卿与陆富基组织人们抗议暴政，意欲改善民生，确有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的风范，穷苦百姓也都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才这样做的。但反观他们的命运就会发现，当他们处于生死一线的时刻，却无人关心他们的生死，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解救他们，甚至都没有人愿意为他们说句可以说而且应该说的话。按照清朝律法，齐飞卿犯的是 “一刀之罪”，也就是说，刽子手行刑时只能斩杀一次，如果一刀砍下去没有杀死，这时有人制止的话，就不能再行刑了，罪犯也就可以得救了。刽子手同情齐飞卿，想拯救他，可能在刽子手的观念中，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出来喊停的，故提前在刀刃上用胶水粘了麻。刽子手砍了一刀没有杀死齐飞卿，却无人发声，接着砍了第二刀，仍无人喊停，连砍了第三刀，还是一片寂静，无奈的刽子手只好用刀像拉长锯一样锯下齐飞卿的头。齐飞卿最终还是被杀死了，这是对侠义精神极大的嘲弄。如果说普通百姓内心懦弱，出于自保的顾虑，不敢在刑场说话还是可以理解的，而哥老会那些发过誓要 “互相照应 ”的有着大小拳脚功夫的成员（包括牛拐爷父子）也不敢发声，就说不过去了。何况，狄半仙这样的聪明人是哥老会的骨干成员，平时颇能装神弄鬼，似乎阳世阴间的事无不知晓，怎么同样没有勇气站出来喊停呢？更让人费解的是，杨成绪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有着“凉州怪杰”和“硬汉子”之称的杨成绪是个读书人，博览群书，才华出众，精通律法，平时恃才傲物，善于讥讽凉州人事。他人缘很好，不仅与梅树楠、李特生、王子清这些官员豪绅有交往，而且与鞋匠这样的穷苦百姓也有交情。抗议暴政的活动就是由他倡议的，按理说他应该担负主要责任，却因为他当过梅树楠女儿梅眉的教师，被梅树楠营救而免于被捕。无论怎么说，杨成绪都有责任关注抗议活动事件的始末，更有责任关心齐飞卿和陆富基的生死，但就连他也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道义。说到底，他的心中其实并无侠义精神的存在。陆富基的死同样悲惨，在从凉州押往兰州的途中，只有两个公差押送，没有马队，也没有伏兵，他们三个就这样走走停停，走了七天时间才到。倘若哥老会的人或者别的哪怕一个什么人在中途营救，都将成功。可悲的是，在漫长的七天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出面营救，那么，陆富基被处死也就成为必然。

是谁杀死了齐飞卿与陆富基？从表面来看，是官府处决了他们，但仔细想来，却是狄半仙、牛拐爷等哥老会成员，杨成绪这样的社会清流，以及贫穷懦弱的凉州百姓，共同“谋杀”了他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飞卿与陆富基的死，可看作是侠义精神在凉州的沉沦。当侠义精神在民间沉沦，民间就丧失了基本的道义，就丧失了血性与生命力，民众就会成为散沙，成为没有希望的群体，齐飞卿生前的最后慨叹“凉州百姓，合该受穷”，道出了凉州百姓在悲剧情境中的宿命。侠义精神在民间的沉沦，是一种历史的悲剧，也是一种历史的疼痛，而“《凉州词》就再现了这段历史的疼痛”。或许因为侠义精神的沉沦，作者才不愿将其后的董利文等武术家看作是“侠客”，而更愿意称其为“拳师”。作品中，董利文是武术成就最高的，曾千里寻仇，替齐飞卿与陆富基复仇，远赴新疆杀死了梅树楠，但那是侠义精神的体现吗？后来他逐渐明白，梅树楠实际上给了齐飞卿与陆富基存活的机会，恰恰是梅树楠与刽子手尚存侠义精神，而他杀死梅树楠究其实质，也许仅仅是为了挽回 “凉州人的颜面”，这也就从根本上解构了侠义精神。董利文从新疆返回凉州途中，与土匪的巧妙周旋和对土匪的清剿，看起来可圈可点，但也不过是为了自保，绝不是侠义精神的复活。作为武术名家的牛拐爷，本身有一定的正义感，但他却缺乏侠义精神，缺乏那种敢作敢当的英雄气概，他对自己没有去救齐飞卿给出的理由是，“石头大了，转着走”，“那时节，明显是鸡蛋碰石头，白白送死”。 ②可见，他在任何时候都想着自身的安全，并不会以侠义精神为追求，所以终究还是个普通人。抗议活动失败，他与两个儿子外出逃避了一年，后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花钱疏通了衙门，终于安全返乡。不难看出，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对侠义精神的解构。同为武术家，山大王父子善于经营与官府的关系，将家族的荣誉与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曾伙同官僚豪绅鱼肉乡民，毫无侠义精神可言。发誓为父报仇的刚烈女子梅眉，从新疆回到凉州后拜山大王为师，苦练武功枪法，报仇未能如愿，竟默许冯道长用巫术骚扰董利文一家，全无“侠女 ”的气度，其所作所为同样是对侠义精神的否定。

二、民间记忆的指向：一种历史生活的重构

雪漠为了实现展示“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的预设，采用了２１世纪以来逐渐盛行的 “民间记忆”的叙事方式。那么，何谓“民间记忆”呢？有人指出：“民间记忆指的是流传于民间的有关人类历史、生活、社会活动、文化等方面的记忆 ”“这种民间记忆相对于正史或者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而言，具有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未经整理的特点，呈现了鲜明的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印记，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时，又往往与作家个人的民间化思想情感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审美世界。”因为叙述者身份、经历和眼界的限制，民间记忆有别于正史与知识分子历史记忆的地方是，不具备观照重大历史事件的能力，即不可能形成宏大叙事，但突出了叙述者生存与活动的在场感，贴近个体的情感体验，从而构成一个有意义的经验世界。《凉州词》的主要叙述者是 “我的外公”畅高林，一个活了116岁的武术家。这就给我们确立了一个时间范畴，即故事的起点可延伸到晚清，从作品具体呈现的时间来看，是从晚清一直到五四运动后的几年。同时确立了一个故事范畴，即与武林相关的故事是叙述焦点。除主要叙述者“我的外公”，作品中还有一个叙述者“我”。“我”既是听者，是“我的外公”唯一的倾诉对象，同时又是叙述者，常常对“我的外公”所叙述的故事内容，通过民间文艺作品、民间传说、地方志或其他文献，进行补充和说明。这一方面增加了故事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又使故事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义性，充分展现了民间记忆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无论是“我的外公”的叙述，还是“我”的叙述，都具有明确的意义指向，即重构一种历史生活——从晚清到五四数年间凉州拳师的生活，也就是作者所说的特定历史时期“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涉及武学观念、拜师学艺、练功方式、比武决斗、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这与传统的武侠小说表现出了较大区别。

历史叙事需要有较为明确的时代标志，《凉州词》中因为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是“我的外公”，故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与模糊性，却仍可从中推断出相应的历史事件来。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辛亥革命。对于辛亥革命前后极其复杂的矛盾斗争的叙述，是在畅亲家与牛拐爷的对话中完成的。第二个重大历史事件是袁世凯复辟和护国运动。其时，董利文刺杀梅树楠成功后，逃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西山的老君庙躲避，机缘巧合拜无尘道长为师，研习大悲掌。无尘道长与董利文间有一场关于时局形势的对话。第三个重大历史事件是五四运动。其时，董利文在举办婚礼，婚车迎娶新娘菊香，需进城后绕道到董家，进城后发现人山人海，“有一群学生正在街上游行，他们边喊口号，边贴标语，口号听不太清，但标语是随处可见的，……又听说，前几天的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啥运动，传到凉州了”。这些时代标志的出现，为我们了解作品人物的历史活动提供了时间维度。

普通的凉州人注重农业生产，不是很看重习武，往往从农业社会的生活实际出发，对于习武形成了特殊看法。他们认为，习武是需要 “资粮”的，这是前提，“自古说穷文富武，习武跟修行一样，需要资粮，修行的资粮是信心，习武的资粮是吃穿”。有充足的生活保障才可习武，否则就不能持续；更何况要练就一身好功夫，就不能常干农活，否则柔韧度和灵敏度就会受影响。习武者的家境要殷实，他们不能常干农活，因此“在凉州人眼里，那舞刀弄棒，总是跟游手好闲连在一起”。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就是董利文这样造诣高深的武术家，也会遭遇类似的看法：“董利文还有两个哥哥，早成了家，按凉州人的规矩，儿子们一成家，就要分家另过。哥哥们各分了几亩地，日子过得殷实。开始，他们不随喜董利文习武，认为那是不务正业。后来，见董利文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到外面，一提自己是董利文的哥，人们就会肃然起敬，才渐渐转变了态度。”

《凉州词》叙述了多个拜师学艺的情节，这些情节体现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我的外公”拜牛拐爷为师、董利文拜无尘道长为师、梅眉拜山大王为师。拜师学艺是一件大事，故拜师过程仪式感非常强，要邀请德高望重的人作为见证，拜师后，师父视徒弟如同子女，徒弟也长期追随师父左右。“我的外公”拜师牛拐爷那天，“我的外公 ”的父亲过春节一样准备好饭菜，提前采购猪肉五斤、粉条数捆、油糕几十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小吃。牛拐爷摆好香案后，依次排列牛家五代宗亲的神位，他们是牛家鞭和牛家拳的创立者及四代传人。牛拐爷上香之后，由见证人高声朗读写好的拜师帖，读完拜师帖，徒弟向师父磕头谢恩。磕头后，徒弟向师父敬献红包，师父则给徒弟一个黄老刺鞭杆作为信物。这次拜师，因为“我的外公 ”年龄尚小，八九岁上下，由其父一手操办。

作品叙述了很多比武打斗的场面，彰显了类武侠小说的特点。就作品现实而论，比武打斗场面的叙述，有的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前文所论 “打巡警 ”一章中，哥老会组织与刘胡子等巡警间的打斗；有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人物的勇武与智慧，如董利文所经历的几次比武，在 “牛拐爷的烦恼 ”“董利文 ”“城堡山 ”等章节中，将其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的只是为了突出人物的一种经历，如“牛拐爷的烦恼 ”中所述 “我的外公 ”的父亲与一位外来拳师比武；有的则是为了突显地域文化，展示武术文化的地域性，如文中所述的 “走拳 ”“斗鸟”等。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可能还存在叙述目的上的交叉。比

武打斗场面的不断出现，关系到作品整体布局的叙述节奏，作者精心设计的大大小小的比武打斗场面，有几十个之多，且无重复，从而使作品的叙述节奏张弛有度，显示了作者驾驭叙事的能力。对于比武打斗场面的描述，还具有一个功能，就是展现习武者的社会交往活动，体现 “以武会友 ”的特点，不过此时的“比试 ”具有更多的表演与交流的性质。作品中叙述这类场面的也比较多，最精彩的是陆富基、董利文、齐飞卿等人的那次集体亮相，他们在牛家小店酒足饭饱之后，纷纷展示其绝技，并通过牛拐爷的专业点评与心理体验，确认了他们武学造诣的高深，而牛拐爷也是在这次表演与交流中，重新找回失去的武学信心。习武者的社交圈子，虽然以习武者同行居多，但也不限于此，作品还叙述了很多不习武的人物，如梅树楠、杨成绪、狄半仙、孙铁匠、凉州商会会长等，他们的存在，拓宽了生活的广度，从而触及清末民国时期历史生活诸多方面。

习武者也有家人亲友，这就意味着，叙述其家庭生活是展现 “武侠世界背后的世界 ”的应有之义。我们仍以 “牛拐爷的烦恼 ”一章为例，来看武术家的生活。在陆富基等高手离开牛家小店之后，牛妈（牛拐爷之妻）就对牛拐爷进行了慎重的叮嘱，“我瞧那些人，虽然武艺很好，但不是平处卧的狗，你以后，少跟他们来往，会惹祸招灾的”，激起牛拐爷的强烈不满，怼了牛妈几句，没想到引发牛妈更大的反弹，大吼一声，“你的头发短，见识也没见长到哪里”。从这个片段可知，无论怎样的高手，在家庭生活中，不一定就享有绝对的权威。一个武林高手在别人看来可能风光无限，但在家人特别是父母看来，却大不相同，他们可能期盼自己的儿女能像普通人一样平安。如齐飞卿越狱后去看望病中的母亲，其对齐飞卿说的一番话，就表现出这样的倾向，“老夫人喘息了一阵，拉过飞卿的手，说，振鹭，妈劝过你多少次，可你尽是惹祸。唉，要是你有三长两短，不是要妈的命吗”。就是武林高手如董利文，也要娶妻生子，但其想法与普通人不同，董利文首先考虑到的是传承人问题，“董利文想娶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有个儿子，把自己这身武功传给他。弟子好是好，但弟子总是受制于他们的爹妈”，“他想，有个儿子 ——当然最好是能像牛拐爷那样有三个 ———传承人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就是担心仇家来寻仇，伤害到妻子，这增加了其心理负担，“娶亲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心中，仍是有一丝一缕的担忧。他想到了梅眉的那一枪，还有戈壁滩上遇到的那些土匪。那个逃了的大胡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就会害了菊香”。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家庭生活细节的展示，使我们触摸到一个个鲜活的武林人物真实的日常生活。

三、地方性知识的边界：从地理环境到人文生态

我们在前文说过，《凉州词》是一部典型的西部小说。这么说的根据就在于，其表现出对西部人的生存形态进行深度透视与全面映现的取向，充分展现了西部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法国理论家丹纳曾言：“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 ③丹纳着重强调艺术的地域性规范，钱锺书的观点与丹纳相似：“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他们的观点表明，无论一个作家如何善于变化，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那就是地域性规范，在西部成长和写作的雪漠，创作西部小说也就势在必然。这里的地域性规范，除了文体与题材等规范之外，更多

地体现着美国学者克利福德 •吉尔茨所谓的 “地方性知识”。“地方”不仅在空间上与全球、西方、中心相对，在内涵上也与一般性理论相对，很显然，地方性知识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文学作品对于地方性知识的书写，无疑“可以折射性地展现它们自身，艺术性表现千姿百态的实质是源于人们对世事方式、概念理解的千姿百态，事实上，它们是契合的”。《凉州词》对西部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的书写尤为出色。

《凉州词》对西部地理环境的观照，集中体现在董利文从凉州远赴新疆“千里寻仇”和报仇之后从新疆返回凉州等情节中。远赴新疆就是走向西部纵深，唐代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就表达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民国时期赴新疆走的仍是古丝绸之路，甘肃路段的终点是嘉峪关，嘉峪关城外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荒滩和沙漠，此情此景最容易让人萌生无限感慨。作品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大漠戈壁意境：“走了二十多日，驼队才出了嘉峪关。一出嘉峪关，两眼泪汪汪。小时候，董利文就常听大人说这句话。等这次，真的出嘉峪关时，董利文才算真正理解了这句话。便是跟着驼队，他仍是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苍凉。当他跟着驼队，接受了过关的一道道检查，出了嘉峪关城门时，眼前出现了一片望不到边的黑戈壁。远处的山很低，若隐若现，近的是戈壁，不知晒了多少年，石头都晒成黑色了。这种黑石头滩很长，走了一天，再一天，又一天，还是黑戈壁。起身时，在沙海戈壁；歇息时，也在沙海戈壁。”长时间在沙海戈壁中穿行，使人感到时间已经停滞，人世间的荣辱纷争，就像沙海中的海市蜃楼一样虚无缥缈，瞬间丧失了意义，在万事被清空之后，旅行者不能不思考“人活着的意义何在”这样的哲学性问题。作品就叙述了大漠戈壁的苍凉给予董利文的启示：“他知道，人的一辈子里，有些事，是非做不可的。不过，在黄昏的余晖里，他还是生起了一种迷茫。面对落日，面对大漠戈壁，他觉得，有一种东西，正在消解自己的豪气。于是，他对自己的追求，又产生了一种迷茫。”相对于董利文的去路，作品在其返程的叙述中，更注重对西部地理环境的观照，精彩的段落有达坂城、黑戈壁、吐鲁番、火焰山、柳园等，这些段落都是情节的必要构成。对于达坂城的地理环境，作品从方位、气候、地形等方面进行了叙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坂城也属于迪化南郊，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段。达坂城城区地势北高南低，三面环山，西面开阔，呈半封闭状态，是南北疆的地理、气候分界线，地形很复杂，有冰峰，有丘陵、洪积，看上去，很是有趣。” “达坂城里，有个柴窝堡湖，咦呀，亮活极了。湖北面是柴窝堡林场，湖东岸有很多土丘。”“那湖面，像镜子一样，水非常清，湖中有鱼，湖边有苇草。当你在旅行之后，进入达坂城时，一见那湖，遍身的劳顿，会一扫而光呢。”行到黑戈壁滩，一眼望去，百里无人烟，在夜幕降临之前，马帮就要自己搭好帐篷准备露营，万籁俱寂中黑夜已经降临，这个时刻骡马的蹄声和铃声格外响亮，寂寞就像无边的黑夜涌上董利文的心头。

作品对于西部人文生态的抒写贯穿始终，却没有集中呈现，而是散见于各个章节。我们在前文因为主题论述的需要，已经谈到了很多人文生态的内容，如西部人关于侠义精神的理解，关于武术文化的理解等，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作品关乎生活方式，特别是民风民俗方面的书写，这些方面的书写尤能体现作品 “特殊的味”。在所有民风民俗的书写中，婚丧嫁娶无疑最能体现地方特色，作品浓墨重彩书写婚娶的情节有两个，即郭从风与玲玲、董利文与菊香的婚娶过程。郭从风与玲玲的婚事，是郭牛两家的大事，郭家因为家境殷实，又对这桩婚事满意，所以办得格外隆重。订婚与送婚是一次过的。举办婚礼前，郭家给牛家送了五百块大洋作为礼金，还给玲玲打了金耳环一副，给牛家人每人一套新衣服，玲玲的父母是一单一棉两套，这些都是惯例。惯例之外，郭家还给牛拐爷另外赠送五尊一套的弥勒佛铜像，做工精美。举行婚礼的当天早晨，送亲的人先在牛家坐席，随便吃了些菜，就被胶轮大车拉到郭家，此时新娘玲玲穿件大红衣服，顶个红头巾，显得非常喜庆。牛家送亲的人都是实亲，共四桌，而郭家邀请了四十多桌人，人山人海，客人太多，郭家院子里无法容纳，遂借用邻居家的院子以招待客人。婚礼由狄半仙主持，他神头怪脸，时不时冒出几句怪话而引出满院子的笑声。婚礼很喜庆，郭从风的父母各备十块大洋，准备在儿媳敬礼时还礼。新郎郭从风穿着长衫，戴着礼帽，佩戴一朵由红绸被面绾起的大红花，新车子到了，他一脸欢笑迎上去，给压箱的小舅子五块大洋，陪嫁的箱子就被抬进院子。此时，郭从风抱起新娘也走进院子，鞭炮声齐鸣，彩红花飘舞。流水席上多半是肉，以牛羊肉为主，大肉为辅，大家吃得尽兴，盘子里还略有剩余。每席共计热盘十二道，凉盘六道，吃剩的菜被厨师做成了大烩菜，送给街坊邻居。酒用的是海藏烧房酿造的纯粮食烧酒，一院子的猜拳声，好不热闹。 “凉州人做事，图个好彩头。”作品中关涉丧葬活动的情节不多，而对梅树楠死后三周年的祭祀仪式叙述得较为详细。祭祀前一天，就布置好了灵棚，摆放好遗像和供品。祭祀当天，死者生前亲友和家属亲友带着冥币、鞭炮、礼金和其他祭品来祭奠，亲友到场后要对着遗像鞠躬。到正午时，由穿着黑长衫、带着白手套的主持人摆好祭台，祭台上放着遗像、供品和香烛等，然后由亲友抬着祭台前往坟地，死者家属跟在后面，到坟地一起扫墓和祭拜。在祭祀队伍前往坟地的路上，遇到了一些路口，每过一个路口，都要把祭台放下，由主持人念一道祭文，然后焚香祷告，死者子女在祭台后磕头。到了坟地，先扫墓，再放鞭炮，才把祭台放在墓旁。祭祀过程由主持人全程指挥，死者子女磕头、祭拜、烧纸钱。祭祀仪式完毕，大家一起返回吃饭。此过程体现了对死者的尊重，也表达了对亲友的感谢，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对死者的 “祝愿”，也就是 “三年一过，死人就投胎了”。婚丧嫁娶活动中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被整合到群体性事务中，并使其在活动中实现了角色期待。

作品叙述了很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风民俗，体现了凉州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也是形成作品西部小说特质的必要环节。譬如，给庄稼地锄草是件耗时最多的农活，从庄稼出苗一直到成熟收割，锄草伴随始终，凉州女人的大部分农活时间就用于锄草。凉州女人锄草的方式很特别，在刚出苗的庄稼地里，坐在捞毡子（一种用毡与其他毛类碎片做成的圆垫）上，捞毡子上缝有布带，拴在女人的腰带上，女人锄草时，就坐在垫子上，锄一段，腰一挺，一捞，那垫子就往前移，女人再坐了锄草。凉州人的围墙是用夯筑土而成的，筑墙时要人多，大家嘿哟嘿哟地喊着劳动号子，提夯的提夯，送土的送土，墙是一层一层筑起来的，每筑一层，都要在土里放些芨芨草，铺了草的墙会结实很多。每年过年，凉州各处的社火都要去城里“碰班”（相当于阅兵）。先是在各大街表演，县城就显得异常热闹。在社火队游街表演的时候，拳师们也会在社火场里走棍，也就是按规矩对打，点到为止。两个拳师各拿鞭杆，一来一往过招，看谁的功夫好。有时候拳师们会在鞭杆头上裹块布，粘了白灰，对练一阵后，看谁身上的白点多，胜负便见分晓。凉州人的娱乐方式，不仅表现在节日狂欢上，也表现在平日的逛街与看戏等活动中。民国初期，清朝时设置的很多税赋都被废除，凉州的商业开始复苏，凉州城里到处是人，到处是小商小贩，地方小吃也随处都是。凉州的戏曲活动较为频繁，小戏园唱的多是秦腔，有时也唱眉户之类。还有一种演出方式叫 “半台戏”，多在街头表演。剧场里上演整本戏，但是要买票，而所谓剧场，是用木头搭架子盖个比较大的棚子，周边围起来就形成一个园子，摆上大大小小的椅子，供人们使用。凉州人也重视疗病，比如三伏天的冬病夏治，入伏后的一个月里，是治病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不能吃一切寒凉食物，每晚用热水泡脚，按摩经络，按时睡觉，不熬夜等。作品中叙述了一个“招魂 ”仪式，是牛拐爷与董利文初次相识并比武后，被董利文的武功所震慑，失去自信心，变得沮丧而绝望时，牛妈与玲玲为其做的“招魂”仪式。“招魂 ”时所用物件是白布一尺，牛拐爷躺在床上，牛妈将其身体按住，边按边叫 “高处吓了低处来”，玲玲则答应 “来了”；“冷处吓了热处来”，“来了”；“饿处吓了饱处来”，“来了”；“三魂七魄上身来”，“来了”。这个“招魂 ”仪式，可能主要是起安神镇定的作用，给人以某种心理暗示。

结语

西部小说作为中国当代小说格局中的重要构成，从柳青到路遥再到贾平凹，大多走的是乡土小说的路线，也就是着眼于对当下中国乡土世界的书写，历史叙事是很少涉及的。自从新历史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之后，历史叙事在西部小说中才有了一席之地，《白鹿原》无疑是这一思潮中涌现的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其对清末民国历史的叙事，对西部作家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凉州词》不能说没有受到它的启发。《凉州词》不同于《白鹿原》的地方在于其对武侠题材的有效介入，其展现出的丰富的武术文化内涵，已远远超越了乡土历史小说所能容纳的限度，这表明《凉州词》在西部小说谱系的一大突破，雄辩地说明西部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中，还具有别种可能性，那就是题材的融构与重组。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不同于武侠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其极为重视西部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的观照，彰显了西部小说特有的从容与节奏。因为关涉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凉州词》的叙事便呈现出主题的多义性，给研究者留下了较大的话语空间，研究者可从 “启蒙 ”“革命 ”“国民性 ”等多个角度进入，而每一个角度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这也形成了作品的多元阐释的可能性。应该看到，时代在巨变，而凉州严重滞后于时代节拍，似乎永远保持着一个姿态，给人一种 “老中国 ”的衰老表征，尽管如此，凉州人却有着一种被传承的自信，这就是作者所塑造的凉州形象 ———垂垂老矣而顾影自怜，这个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作者过人的文化魄力与反思能力。在情节结构的设计中，作者又适当借鉴了武侠小说的成功经验，即以复仇主题带动情节板块，强化了叙事的魅力与情节的吸引力。《凉州词》的语言极有特色，多用短句，显得明快而有力，方言的大量借用，使其地方特色更为突显。可见，《凉州词》是近年来西部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其价值意义有待于进一步揭示与阐发。

作者简介：王贵禄，博士，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