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贺丽丽：《大漠祭》的启迪

【文艺评论】贺丽丽：《大漠祭》的启迪

对近年来相对沉寂的中国文坛，甘肃作家雪漠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带来的冲击无异是强烈的。关于它的“意义”，时下有多种说法：《文汇报》称：“作者以极其真切的情感，惊人的叙事状物的笔力，写出了奇特的西部民风和沉重的生存现实。”《上海文学》主编蔡翔感叹：“当代文学经过80年代的思索之后，在九十年代陷入了语言和技巧的误区，大量的作品中看不到中国现实社会正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有八亿农民，但《大漠祭》这种真正描写西部原生态，又同时具有强烈艺术震撼力的作品太少了。”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戴俊认为：“《大漠祭》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表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它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历史意义。”著名评论家雷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称：“（《大漠祭》）那逼真的，灵动的，奇异的生活化描写达到了笔酣墨饱的地步，”“它得力于对于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挖掘。”《飞天》认为：“小说真实地再现了西部大变革前夜农民的痛苦蜕变，反映了他们艰辛的生存境况和执着的人生追求。”

“冯牧文学奖”评委会则从语言、题材的开掘等诸方面高度评价了雪漠的创作：“在文学将相当多的篇幅交给缠绵、温清、伤感、庸常与颓废等情趣时，雪漠那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字，对于我们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西部风景的粗砺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雪漠关注的不仅是西部人的生存方式，他还想通过对特殊的西部生活与境况的描绘，体会与揭示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在当下文学叙述腔调日益趋于一致之时，雪漠语言风格和特色显得更为鲜明。短促有力、富有动感的句式，质朴而含意深厚的西部方言以及西部人简练而直率的言说方式，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审美感受。”

此外，还有多种“意义”，不再枚举。但可以肯定的是，《大漠祭》给时下文学界带来的冲击是强烈而久远的。出版才一年多，它已赢得了多种荣誉：荣获“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优秀图书奖”、“上海图书一等奖”、“第十四届华东六省一市文艺图书一等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初评书目，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好评如潮，方兴未艾。在文学相对疲软的今天，雪漠的《大漠祭》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学是国人灵魂的反映，是时代的忠实记录，作家也因此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俄罗斯之所以成为优秀民族，得力于托尔斯泰、赫尔岑等一批文化大师创造的精神产品对俄罗斯民族灵魂的重塑。

但无庸讳言，时下中国文坛，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快餐文学充斥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一切，文学已失去它应有的崇高和对现实的关注。更有甚者，竟然叫嚣“用身体写作，用皮肤思考”， 或靠出卖隐私哗众取宠，或对眼前的生活视而不见，却用不着边际的假生活、伪生活欺骗读者。这样的文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的文学，究竟走向何方？任何一个有识之士，不能不忧心忡忡。

《大漠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的，它裹挟生活独有的泥土清香，渗透了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关注着弱势群体，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有的胸襟，也叙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正如雪漠所说：“我只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我相信，即使在百年之后，《大漠祭》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西部人物，忠实地描绘了一幅幅时代生活画卷。这是真正的历史画卷，只要人类存在，它就不应消亡。

翻开《大漠祭》，你首先便会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呼之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个性化的语言。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生活底蕴，正如著名评论家雷达所说：“这是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书写”，“那种从内向外涌动的鲜活和饱满，即使最有才气的‘行走文学’者似也很难达到。”

为了深入生活，雪漠曾利用在武威市教委工作的十年，边练笔，边奔跑，足迹踏遍了整个凉州，叫生活之水滋润自己的情感，叫生活的砧板锤炼自己的灵魂。每次和他交谈，我都能感受到他对家乡、对农民父老的那种深沉的爱。他说：“当我说出对家乡强烈的爱之后，好多作家不相信，以为我矫情，说假话。其实，要是一个作家连家乡都不爱，他能有什么大成就？”他还说：“凉州给了我太多的生活和太多的故事。我对这块土地的了解程度，就如同了解我自己的家一样。我甚至用不着挖空心思地构思，一进入写作状态，人物和生活就扑面而来，从笔下流出，叫我欲罢不能。我将用我的毕生精力来写凉州，要是因为我的努力，使世界了解了它，并能为家乡父老带来些新的东西，那我就满足了，也算没有白活。”

看得出，雪漠的执着追求、淡泊名利、和近乎苛刻的灵魂重塑，都源于“爱”。一个作家，只有抛弃“小我”，融入“大我”时，其作品才可能有大气。那种“大气”，决非造作的装腔作势，更非作品篇幅的宏长，而是作家人格的显现。读《大漠祭》时，从字里行间，我们都能读出雪漠独有的大气和悲天悯人的胸怀。这一切，无异都源于他对家乡、对农民父老的那份深沉的爱。

当然，雪漠的成功还得益于他脱胎换骨般的文学修炼。我用“修炼”二字，旨在说明他对文学训练的那种不近人情的严苛。十多年来，他每天临晨三时起床，进行单调甚至乏味的练笔。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他将那种“苦修”，戏称为“大死”。他说，没有“大死”，就没有“大活”；没有“苦修”，就不会有“顿悟”。

在“第三届冯牧文学奖”颁奖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徐怀中将军对雪漠的创作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十年磨一剑只是一个传说，但却是雪漠文学事业的真实写照。以十几年时间，反复锤炼一部小说，没有内心深处的宁静，没有一番锲而不舍的追求，没有一种深远的文学理想和赤诚，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的文坛，太需要这种专心致志的创作态度。我劝大家读一读《大漠祭》，你会被西部农民生存境遇的真实性深深打动，你会体会到它跟充斥图书市场的文学快餐不同的品格，也会重温文学给予我们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体验。”

信然。

近来，我常想，我们的作家，应该向雪漠学些什么？除了学他丰厚的生活积累、凝重的乡土感情、独到的文化目光、坚韧的创作精神外，我们还希望作家，不要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不要有太多的功利心，不要再搞那些猎奇、凶杀、艳情之类污人眼目的东西。要有一个作家应有的使命感、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把目光转向脚下的这块土地，去关注生我养我的农民父老。中国有八九亿农民，一个有良心的作家，不应该遗忘他们。

正如上海的《书海之音》所说：“能写什么样的作品，固然要受制于阅历、能力；但愿写什么样的作品，却更多地取决于作家的品格、趣味……希望我们的作家，能从《大漠祭》中受到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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