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卡波特：便宜货

杜鲁门·卡波特：便宜货

跟她丈夫有关的好几件事惹得查斯太太恼怒不堪。比如说他的声音：他说起话来总像是在牌局上叫牌似的。听着他那拉长调子的迟钝话音简直让人怒不可遏，尤其是现在跟他讲电话，她自己都兴奋得声音尖锐起来的时候。“我当然已经有了一件了，这个我知道。可是你不懂，亲爱的——这可是件便宜货，”她道，着重强调着最后一个词儿，然后稍停片刻，让它的魔力充分散发出来。可接下来的却只有单纯的沉默。“哎，你多少该说句话吧。不，我不是在商店里，我在家呢。爱丽丝·塞弗恩要来吃午餐。我要跟你说的就是她的大衣。你肯定记得爱丽丝·塞弗恩的。”他那漏洞百出的记忆是另一桩烦心事，虽说她提醒他，他们在格林威治的时候经常见到亚瑟和爱丽丝·塞弗恩，而且事实上还曾专程设宴款待过他们，他竟然仍旧假装不知道这个名字。“没关系啦，”她叹了口气。“我也只不过看看她那件大衣罢了。好好吃饭，亲爱的。”

过后，当查斯太太忙于把她那精心修饰的头发做出精确的波浪时，她也承认她丈夫的确没有理由把塞弗恩夫妇记得太过清楚。这是她在力图回想起爱丽丝·塞弗恩的长相却终归失败时意识到的。不过，她大抵也有个数了：一个肤色红润、身体瘦长的女人，不到三十岁，总是开着辆旅行汽车，带着条爱尔兰塞特种猎犬和两个黄头发红脸蛋儿的漂亮孩子。据说她丈夫酗酒；要么就是正好相反？后来还听说他们有过信用不良的危机，至少查斯太太记得曾听说过他们债务惊人的消息，还有人——是不是就是她本人？——曾把爱丽丝·塞弗恩描述为过于波希米亚了。

搬进城里来居住之前，查斯夫妇在格林威治曾有幢房子，这在查斯太太眼中是个厌物，因为她不喜欢那里自然的意味，而更热衷于观赏纽约各商店橱窗的乐趣。在格林威治的时候，要么在鸡尾酒会，要么在火车站上，他们时不时地会邂逅塞弗恩夫妇，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就不过如此了。我们连朋友都算不上，她得出了结论，自己都颇有些惊讶。如果你突然间听到过去某个相识，某个在不同的情境下认识的人的消息，你总不免一时会陷入一种亲密的情感假象。不过，细想之下，这位她已经有一年未曾谋面的爱丽丝·塞弗恩竟然主动打电话过来说想廉价卖给她一件貂皮大衣，实在是有些异乎寻常。

查斯太太到厨房去吩咐准备一份汤加色拉的午餐：她从来就没想到过并非所有人都在节食。她装了一瓶雪利酒带到起居室。那是个晶光耀眼的绿色房间，颇像她在着装上过于年轻的品味。风拍打着窗户，因为她这套公寓高高在上，整个儿俯瞰着曼哈顿下城。她在留声机上放了张灵格风唱片，以一种很不放松的姿态坐下来，听着不自然的声音在发着法语成语的发音。查斯夫妇计划在四月前往巴黎庆祝他们结婚二十周年，出于这个原因，她开始学这门灵格风的教程，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才惦记上了爱丽丝·塞弗恩的大衣：她觉得，身着一件二手的貂皮大衣去旅行更加实用可行；事后，她也许还可以把它改制为一件毛皮披肩。

爱丽丝·塞弗恩早到了几分钟，肯定是事出意外了，因为她可不是个心急的人，至少从她轻柔徐缓的举止中判断应该是这样的。她穿了双实用的鞋子，一点都不花哨，一身粗花呢的套装也已经略显陈旧，提着个绳子捆得乱七八糟的盒子。

“你早上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真是太高兴了。上帝知道，有好几年了吧，不过当然啦，我们再也不去格林威治了。”

虽然面带微笑，她的客人却保持沉默，而查斯太太秉持的是一种感情洋溢的做派，因此而略吃了一惊。宾主落座的时候，她仔细打量着这个比她年轻的女人，不禁想到即便她们曾经常有机会碰面，她却可能根本就不了解她，并非因为她的外表已经大变，而是因为查斯太太意识到她此前从来就没有好好地端详过她，这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爱丽丝·塞弗恩绝对是那种你会一眼就注意到的人物。如果她身量再矮小些，长得更紧凑些的话，你可能很容易就会忽略她，也许一句“她很迷人”就把她给打发了。而事实上，她的一头红发，她眼神中带出来的距离感，她的雀斑，她那已经过了鼎盛华年的面容和那消瘦而又健壮的双手，使她具有了一种不容易被人忽视的非凡之处。

“雪利酒？”

爱丽丝·塞弗恩点了点头，她的头颇不稳定地在她细瘦的脖子上维持着平衡，就像是一朵对于花茎来说过于沉重的菊花。

“饼干？”查斯太太提议道，注意到任何一个像她这么瘦又这么高的人肯定会像匹马一样能吃。她那汤配色拉的小气午餐突然让她心生疑虑，于是就撒了个谎：“不知道玛莎为午餐准备了些什么。你知道匆忙之间是多么难以周全。可是先跟我说说吧，亲爱的，格林威治有什么新闻吗？”

“格林威治？”她道，眼皮在打架，就仿佛房间里突然意外闪过一道强光。“这我可不知道。我们已经有段时间不住那儿了，半年多了吧。”

“哦？”查斯太太道。“你看我多么落伍啊。可你们现在住哪儿呢，亲爱的？”

爱丽丝·塞弗恩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略显笨拙的手，朝窗户挥了挥。“就那儿，”她挺特别地道。她的话音挺平常的，可是却有种疲惫的感觉，就像患了感冒似的。“在城里，我是说。我们不是很喜欢，尤其是弗雷德。”

音调中只有最细微的一丝表示怀疑的变化，查斯太太道，“弗雷德？”因为她清楚地记得亚瑟才是她这位客人丈夫的名字。

“是呀，弗雷德，我的狗狗，一条爱尔兰赛特种猎狗，你肯定见过他的。他习惯了宽敞的空间，而那个公寓却太小了，事实上就一个房间。”

如果塞弗恩全家都住在一个房间里的话，他们肯定是遭遇了艰难时日。查斯太太生性好奇，不过还是克制了一下自己，没有揪住深问。她品尝着雪利酒道，“我当然记得你的狗；还有孩子们：他们那三个红脑袋全都从你的旅行汽车里伸出来。”

“孩子们没长红头发。他们全都是金发，像亚瑟。”

这一更正表达得如此一本正经，查斯太太不由得尴尬地短促一笑。“那么亚瑟呢，他好吗？”她道，准备站起身来引导来宾前去午餐。可爱丽丝·塞弗恩的回答让她又坐下了。她那心平气和、直来直去的表述方法一点儿都没变，就简单几个字：“更胖了。”

“更胖了，”过了一会儿她又重复道。“上次我看到他，我想那才一个礼拜前，他正在横穿一条马路，几乎都有些步履蹒跚了。要是他也看到了我，我肯定会哈哈大笑的：他对自己的身材可一直都是吹毛求疵的。”

查斯太太摸了摸自己的屁股。“你跟亚瑟。分居啦？这可真是不同凡响。”

“我们没有分居。”她伸出手来在空中划拉了一下，像是要清除蜘蛛网。“我打小就已经认识他了，我们可是青梅竹马：你真的认为，”她平静地道，“我们俩能跟对方分得开吗，查斯太太？”

对她名字的准确应用似乎把查斯太太整个儿排斥在了外头；她觉得自己立马被封锁了起来，当她们两人一块儿朝饭厅走去的时候，她想象着她们中间正传递着一种敌意。也许是看到爱丽丝·塞弗恩那双迟钝的大手笨拙地展开餐巾的情形，才使她相信这并非事实。除了互换几句客套话之外，两人在用餐期间谁都没言语，她已经开始担心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八卦好期待了。

最终，“事实上，”还是爱丽丝·塞弗恩脱口而出，“我们去年八月就离婚了。”

查斯太太等着；然后，在把汤匙伸进汤碗、舀起汤来之前，道，“真是可怕。他酗酒吧，我猜？”

“亚瑟从不喝酒，”她面带愉快却大感意外的微笑道。“也就是说，我们俩都喝。我们喝酒是为了快活，可不是为了作恶。那在夏天甭提多舒服啦。我们常常跑到溪边，现采了薄荷来做成冰镇薄荷酒，用腌水果的玻璃瓶装得满满的。有时候，晚上太热我们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往暖水瓶里灌满冰啤酒，叫醒孩子们，一直开车来到海边：喝喝啤酒游游泳，睡在沙滩上甭提多快活啦。那可真是美好的时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直待到天光放亮。不，”她道，某个严重的念头绷紧了她的脸，“我告诉你吧。我几乎比亚瑟高出一个头，我觉得这挺让他烦心的。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总觉得有朝一日他肯定会高过我，可这从来都没有成为现实。他痛恨跟我一起跳舞，而他又酷爱跳舞。他还喜欢有一大帮人围绕着他，大嗓门的小矮子们。我不喜欢这一套，我只想我们俩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我对他来说可算不得赏心乐事。对了，你还记得珍妮·比约克曼吗？那个圆脸鬈发的女人，跟你差不多一般高。”

“我想我记得，”查斯太太道。“她当时在红十字协会。真可怕。”

“不，”爱丽丝·塞弗恩沉思道，“珍妮不可怕。我们曾是非常好的朋友。奇怪的是，亚瑟却常说他恨她，不过后来我猜到他其实一直都很迷恋她，当然现在他也是，孩子们也是。不知怎么的我希望孩子们不喜欢她，虽说我该高兴他们其实喜欢她，既然他们不得不跟她住在一起。”

“这不可能：你丈夫娶了那个可怕的比约克曼！”

“八月份的事。”

查斯太太，沉吟片刻后先是提出她们在起居室还有咖啡喝，然后才说，“你孤身一人住在纽约可真是非同寻常。至少你可以让孩子们跟着你呀。”

“亚瑟想要他们，”爱丽丝·塞弗恩简单地说。“可我也不是孤身一人。弗雷德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查斯太太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她并不喜欢想入非非。“一只狗。真是胡说。真是无法可想了，你也真够傻的：任何男人要想踩到我头上来，看我不先把他的脚给剁成肉酱。我猜你甚至都没想到他应该，”她犹豫了一下，“应该做出点贡献。”

“你不懂，亚瑟根本就没钱，”爱丽丝·塞弗恩道，语气中带着一个小孩发现成年人原来也并不怎么讲逻辑而产生的沮丧。“他甚至连那辆车都给卖啦，来回走着去车站。不过你知道，我想他还是挺幸福的。”

“你真正需要的就是好好敲上一笔，”查斯太太道，就像她准备要亲自做这项工作了一样。

“真让我操心的是弗雷德。他习惯了很大的空间，而且只有一个人也剩不下多少肉骨头。你觉得我修完课程后能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份工作吗？我正在一家商业学校学习，可我学得真不够快，尤其是我的打字，我的手指像是痛恨打字似的。我猜这就像是弹钢琴，你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学起的。”她满怀疑虑地瞥了眼自己的双手，叹了口气。“我三点还有堂课；你不介意我现在就给你看看那件大衣吧？”

从盒子里往外拿东西的喜庆气息总是让查斯太太兴奋不已，不过当她看到盒盖打开后，一种忧郁的不安就袭上了她的心头。

“这本来是我母亲的。”

她母亲肯定穿了有六十年了，查斯太太面对着一面镜子想道。那件大衣长及脚踝。她伸手摸了一把那毫无光泽、光秃秃的皮毛，已经霉烂、酸腐了，就像是一直放在海边的阁楼上似的。大衣里面凉飕飕的，她禁不住打了个哆嗦，可同时脸上却热辣辣地涨红了，因为就在那时她注意到爱丽丝·塞弗恩正越过她的肩膀热切地望着她，在她的表情中有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憔悴的、有损体面的期盼。只要一涉及到同情心，查斯太太想到的就是储蓄借贷协会：在付出同情之前她一定会小心谨慎地附加上限制条件，以便于在必要的时候及早退步抽身。可是眼看着爱丽丝·塞弗恩，那附加的条件却似乎已经被砍掉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她跟同情心迎面撞了个正着。即便如此她仍旧竭力挣扎着好找寻一个可以逃脱的漏洞，可就在这时她的目光直接撞上了对方的目光，她明白这次是甭想脱身了。从她的灵格风课程中想起的一个法语词儿使这个特定的问题显得容易了些：“Combien（法语：多少钱）？”她问。

“根本就不值什么了，是不是？”问话中有一丝局促不安，而并非坦率直白。

“是呀，是不值什么，”她疲惫地，几乎有些烦躁地道。“不过我也许还能派些用场。”她并没有再问什么价格；很明显她承担的义务的一部分就要求她自己来确定一个数目。

依旧拖拉着那件笨拙的大衣，她走到屋角，那儿有张书桌，怀着怨恨恶狠狠地写着，从她的私人账户里开了张支票：她不打算让她丈夫知道了。查斯太太最厌恶的就是丧失感；一把放错了地方的钥匙，一枚丢了的硬币，都会加深她对于遭人行窃和被人欺骗的意识。当她把支票递给爱丽丝·塞弗恩的时候，她怀有的就是一种类似的感觉，对方连看都没看就把支票折起来，放进了套装的口袋。支票上写的是五十美元。

“亲爱的，”查斯太太带着虚假的关心沉着脸说，“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一切都过得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觉得孤单难过。”

爱丽丝·塞弗恩并没有谢她，在门口她也没有说再见。相反地，她握住查斯太太的一只手，轻拍着它，就像在温柔地奖赏一只动物，一条狗。关上门后，查斯太太盯着她那只手，把它举到了唇边。它上面那另一只手的感觉依然还在，她站在那儿，等着那种感觉慢慢退去：没过多久，她的手就又觉得冷冰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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