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内阿：找不到家的流亡者

马内阿：找不到家的流亡者

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作家诺曼·马内阿曾经与一位诗人朋友有过多次的争执。诗人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向他倾诉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和法国文人的轻薄琐屑。西方的并不都是美好，而留下来也并不总是很糟糕。这大概是他们之间分歧的缘由所在，诗人认为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而马内阿却认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必须活着：“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写作当然重要，但是生存同样重要。这种有些陈词滥调的观点又一次主宰了一位作家的现实。1986年，马内阿离开了罗马尼亚，远去柏林，一年后转道去了美国，从此在美国定居，教书写作。

1997年，在美国生活八年之后，马内阿得到一次重返罗马尼亚的的机会，所有过于过去时代的记忆，关于家族和父母生活的联想，关于这些年的罗马尼亚的变化瞬间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这就是他的回忆录《流氓的归来》的缘起。事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次重返祖国并非衣锦还乡，事实上，在离开罗马尼亚之时，他已经不堪秘密警察和审查部门的困扰，他并不想成为一名流亡作家，成为一名所谓的叛国者。而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他发表的文章和作品，依然使其成为一名国家公敌。为什么要回去呢？离开之前，马内阿与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在餐馆内的一次交谈中涉及到了这个话题，他不想成为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国诅咒的逆子，但是罗斯告诉他说，这趟旅行可能会治愈他的“东欧症”。

如果不考虑到流亡作家的更多心理身份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像纳博科夫和约瑟夫·布罗茨基为代表的，移民到美国之后，尝试用新的语言写作，极力融入到英语文化当中，他们至少熟稔两种语言，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的游弋，他们的归属感更多地源于对美国的认同。他们身上缺少那种顾影自怜的失落感，而且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成功。1963年3月，《花花公子》杂志采访纳博科夫，在记者问及为何不再用俄语继续创作时，纳博科夫认为，他使用俄语创作的文化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侨民时代流亡文化圈已经消失，他自然也不会用俄语写作。对他来说，如果随着环境发生了变化，他自然会变换自己的语言，适应新的语境写作。因为对一个作家而言，作品才是他真正的护照。任何国度，任何流亡都无法让他丧失生命力。布罗茨基在美国的散文写作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与他使用的语言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不是用英语写作，在美国他依然不过是一个开设诗歌课程的大学老师。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流亡者，像马内阿这种，前半生经历过纳粹集中营、大屠杀、极权主义统治和流亡，他伤痕累累的走来，无论去到哪里都显得无所适从。在《流氓的归来》中，马内阿坦诚自己流亡的困惑：“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他当然不会自杀，但是在另一个国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了自己的读者，陌生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过去依然如影随形。这些失语的、断裂的、碎片化的故事就构成了他所有小说的基调。就如同他的小说《巢》中写到的几代移民，他们有的用书籍建构了自己的新家；有的永远找不到家，从此消失，或被谋杀；有的依然在路上，不断地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渴望与新的环境融合。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象征，正是作者本人马内阿真实与隐喻互相指涉的写照。这是一份写给流亡者的悼书：有人类以来，流亡就是最悲惨的命运。记忆的阴影缠绕不散，语言在匮乏中失声，孤独是他者的常态，死亡才是最终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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