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公差

 

契诃夫：公差

法院的代理侦讯官和本县的医师坐着雪橇到绥尔尼亚村去验尸。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兜了很久的圈子，结果他们不是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午，而是在黄昏，天色已经黑下来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地方自治局的一所小木房里停下来过夜。在这儿，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凑巧摆着那具尸体，地方自治局的保险公司代理人列斯尼茨基的尸体。这个人三天以前来到绥尔尼亚村，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住下，叫人送来茶炊，然后就十分出人意外地开枪自杀了。他是在桌子上茶炊旁边放好各种凉菜以后才了结性命的，这种情况有点蹊跷，使许多人有理由怀疑是凶杀案。这就需要验尸了。

那位医师和侦讯官在前堂抖掉身上的雪，顿着脚，他们身旁站着乡村警察伊里亚·洛沙津，他是个老人，手里拿着小小的铁皮灯，给他们照亮。有一股浓重的煤油气味。

“你是什么人？”医师问。

“巡警，……”乡村警察回答说。

他就是在邮政局里也是这样签名：巡警。

“证人们在哪儿？”

“大概喝茶去了，老爷。”

右边是一个干净的房间，“客房”，或者老爷住的房间，左边是一间杂屋，里面有一个大炉子和一张高板床。医师和侦讯官以及跟在他们身后、把那盏小灯举得高过头顶的乡村警察走进那个干净的房间。这儿的地板上，有一具长长的尸体，一 动不动地躺在桌腿旁边，身上盖着白被单。在那盏小灯的微弱光线下，除了白色的盖布以外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双新的胶皮套鞋。这儿的一切都阴森可怕，叫人看了不舒服：那乌黑的墙壁、那寂静、那套鞋、那纹丝不动的尸体。桌上放着早已凉了的茶炊，茶炊四周放着一些纸包，大概包着凉菜吧。

“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开枪自杀，这样做多么不通人情！”医师说。“既然起意要往脑门子里射进一颗子弹去，那就该在自己家里，一个什么堆房里下手才是。”

他依旧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和毡靴，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他的旅伴，侦讯官，在他对面坐下。

“这些歇斯底里患者和神经衰弱患者都是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医师苦恼地接着说。“要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跟您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他就把报纸翻得沙沙响；要是他跟您一块儿吃饭，他就跟他的妻子吵架，并不因为您在座而有所顾忌；要是他起意开枪自杀，他就在村子里，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为的是给大家多惹些麻烦。这些老爷在各种生活环境中都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就因为这个缘故，老人们才十分不喜欢我们这个‘神经的时代’。”

“老人们不喜欢的事儿多着呢，”侦讯官打着呵欠，说。“您该对老人们指出从前的自杀和现在的自杀有什么样的区别。

从前的所谓上流人自杀，是因为盗用公款，现在呢，却是因为厌倦生活，苦恼。……哪种好一点呢？”

“厌倦生活啦，苦恼啦，不过您会同意，他本来可以不在这个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的。”

“真倒霉，”乡村警察说，“真倒霉，简直是受罪。老百姓很不安心，老爷，他们已经有两夜睡不着觉了。孩子们哇哇地哭。

该给母牛挤奶了，可是女人们不敢到牛棚里去，害怕。……她们生怕那位老爷在黑暗中显灵。当然，她们是些蠢娘们儿，可是有些男人也怕。天一黑，他们就不敢单身走过这所小木房，总是成群结队地走。证人也是这样。……”医师斯达尔倩科是一个中年男子，留一把黑胡子，戴着眼镜，侦讯官雷仁生着淡黄色头发，年纪还轻，两年前刚在大学毕业，与其说象个文官，不如说象个大学生。他们俩坐在那儿，不说话，沉思默想。他们因为来得太迟而懊恼。现在他们得等到天亮，只好在这儿过夜了，可是此刻刚五点多钟，他们面前有漫长的傍晚，然后是漫长的黑夜，烦闷无聊，不舒服的床，蟑螂，晨寒；他们俩听着阁楼上和烟囱里哀号的暴风雪，想到这一切跟他们所希望过的以及从前所梦想过的生活多么不同，想到他们俩和他们的同代人隔得多么远，那些人如今正在城里灯光明亮的街道上行走，没有注意到坏天气，或者这时候正准备着到剧院去，或者坐在书房里看书。啊，现在只要能够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卡走一走，听一听悦耳的歌唱，在饭馆里坐上一两个钟头，他们情愿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啊。……“呜—呜—呜—呜！”暴风雪在阁楼上歌唱，外面有个什么东西在恶狠狠地砰砰响，大概是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外的招牌吧。“呜—呜—呜—呜！”

“您爱怎么样随您便，反正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斯达尔倩科站起来，说。“现在才五点多钟，睡觉还嫌早，我要坐车出去一趟。冯·达乌尼茨住得离这儿不远，离绥尔尼亚村不过三俄里路。我要坐车上他家去，在那儿消磨这个傍晚。警察，去对马车夫说不要把马卸下来。那么您怎么样呢？”他问雷仁。

“我不知道。大概躺下睡觉吧。”

医师把身上的皮大衣裹一裹紧，走出去了。可以听见他在跟马车夫讲话，那些冻僵的马脖子上的铃铛颤动起来。他坐车走了。

“你，老爷，在这儿过夜可不合适，”乡村警察说。“到那边房间里去吧。那边不干净，不过反正住一夜，对付得了。我马上到庄稼汉家里去取一个茶炊来，给它生上火，然后我给你铺上点干草，你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老爷。”

过了不久，侦讯官坐在那间杂屋里一张桌子旁边喝茶，乡村警察洛沙津站在门口讲话。这是个六十开外的老人，身量不高，很瘦，背有点驼，白发苍苍，脸上现出纯朴的笑容，眼睛里含满泪水，老是吧嗒着嘴，好象在吃糖似的。他穿一件短皮袄，脚上穿一双毡靴，一根拐棍总不离开他的手。侦讯官的年轻显然引起他的怜惜，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跟侦讯官亲热地讲话。

“乡长费多尔·玛卡雷奇吩咐我说，区警察局长或者侦讯官一到，就得报告他，”他说，“那么，事情既是这样，我现在得走了。……这儿离乡里有四俄里路，正碰上暴风雪的天气，这雪下得好大啊，大概最早也得午夜才能走到。听，呜呜地叫呐。”

“我用不着乡长，”雷仁说。“这儿没有他的事。”

他好奇地瞧瞧老人，问道：

“告诉我，老大爷，你当乡村警察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吗？足足有三十年了。农奴解放以后过了五年我就当差，那你就算一算嘛。从那时候起我就每天跑路。人家有假日，我呢，老是东奔西走。外头已经是复活节 ，教堂里敲着钟，基督复活了，可我还是背着个背包赶路。一忽儿到地方金库去，一忽儿到邮局去，一忽儿到区警察局长家里去，一忽儿到地方自治局去，一忽儿到税务局去，一忽儿到执行处去，一 忽儿到地主老爷家里去，一忽儿到庄稼汉家里去，反正各个正教徒的家里我都去过。我带着邮包啦，传票啦，税额通知书啦，信件啦，各种单据啦，表格啦。是啊，好老爷，如今时兴这么一 种表格，要填数目字，有黄的，白的，红的，每位老爷，或者神甫，或者富裕的农民，每年必得填十来回：种了多少，收了多少，黑麦有多少石或者多少普特，燕麦有多少，干草有多少，还有，你知道，天气怎么样，各式各样的虫子也得写上。当然，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只是公事罢了，可是我就得东奔西跑，发表格，然后又东奔西跑，把表格收回来。比方说，眼前这位老爷就用不着开膛破肚，你心里明白，这是白费劲，不过把手弄脏罢了，可你还是得辛苦一趟，老爷，跑到这儿来，因为这是照规矩办事，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就为这些照规矩办的事走了三十年。夏天倒还不要紧，暖和，干燥，冬天或者秋天就不舒服了。有的时候我差点淹死，有的时候差点冻死，什么事儿都出过。有些坏人在树林里抢走我的背包，有的人揍我，我还吃过官司。……”“为了什么事吃官司？”

“为了诈骗。”

“怎么诈骗呢？”

“是这样的，你知道，文书赫利桑甫·格利果利耶夫把别人的木板卖给包工头；你知道，他这是骗钱。我也给牵连到这个案子里去了，因为他们打发我到饭铺里去买酒；其实，文书并没有分钱给我，连一杯酒都没有请我喝过，可是我穷，人家看我这模样，就认为我大概是个靠不住的人，没出息的人，我们俩就都给带到法院里去了。他坐了牢，我呢，上帝保佑，总算宣告无罪，给放出来了。法庭上念了这么一个公文。他们都穿着制服。我是说那些法庭上的官儿。我跟你说吧，老爷，我们这份差事叫没干惯的人去干，那真倒霉透了，简直要人的命，可是我干起来，倒也没什么。不出去跑，反而会腿痛。待在家里，那在我反而更糟。待在乡公所里不出去，就得给文书生火啦，给文书送水啦，给文书擦皮鞋啦。”

“你挣多少钱薪水？”雷仁问。

“一年八十四个卢布。”

“恐怕总还有点外快。这总有的吧？”

“哪儿有什么外快！这年月老爷们很少赏酒钱。这年月老爷们变得凶了，动不动就生气。你给他送公文去，他生气，你在他面前脱掉帽子，他又生气。他说，‘你走错了门，’他说，‘你是个酒鬼，嘴里有一股葱臭味，’他骂你笨蛋，狗崽子。当然，和气的老爷也有，可是从他们手里哪儿拿得到什么钱？他们光是耍笑你，给你起各式各样的外号。比方拿阿尔土兴老爷来说吧，为人倒还和气，看上去挺清醒，有头脑，可是一见着我，就嚷开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起了个怪外号。他说你这个……”乡村警察说了几个字，可是声音很低，听不清楚。

“什么？”雷仁问。“你再说一遍。”

“行政人员！”乡村警察大声又说一遍。“他早就这样叫我，有六年了。你好，行政人员！不过我也不在乎，随他去叫吧，求上帝保佑他。有的时候，某位太太吩咐人给我一杯酒喝，一小块馅饼吃，我呢，就为她的健康干杯。庄稼汉倒大半都肯给我点什么，庄稼汉是厚道人，敬畏上帝：有的给一小块面包，有的给点白菜汤喝，有的请你喝一盅。乡长总是在饭铺里请人喝茶。刚才那些证人也出去喝茶了。他们说：‘洛沙津，你替我们待在这儿守着吧。’他们每个人都给我一个戈比。他们不习惯，害怕。昨天他们也给了我十五个戈比，还请我喝了一盅。”

“莫非你就不害怕？”

“害怕，老爷，不过要知道，这是我份内的事，我的差事嘛，那就不能躲开不管了。今年夏天我押着一个犯人进城去，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好狠呐！好狠呐！四下里是田野和树林，你能躲到哪儿去？眼下这件事也是这样。这位列斯尼茨基老爷，我还记得他这么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认得他父亲，也认得他母亲。我是涅多肖托瓦村人，列斯尼茨基老爷家离我们不过一俄里路，甚至还不到一俄里，我们两家的田界紧挨着。列斯尼茨基老爷有个姐姐，是个老处女，敬畏上帝，心地仁慈。主啊，让你的奴隶尤丽雅的灵魂安息吧，让它永生吧！她没有出嫁，临死把她的全部财产分了，把一百俄亩土地送给修道院，把二百俄亩土地送给我们，涅多肖托瓦村社的农民，来纪念她的灵魂，可是她的弟弟，那位老爷，却把那张纸藏了起来，据说放在火炉里烧掉了，把所有的土地都霸占了。你知道，他当是这于他有好处，可是，不行啊，你等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靠了弄虚作假是混不长的。后来这位老爷有二十年没有到神父那里去忏悔，你知道，他不进教堂的门了，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忏悔，他的肚子胀破了。他胖得不得了。他的肚子一下子就胀破了。后来少东家，也就是谢廖查，欠下了债，他的财产全给人家拿走抵了债，有多少就拿走多少，一点也没剩下。他呢，学问又不大，什么事也不会干。他舅舅当地方自治局执行处的主席，心里寻思：‘把他，谢廖查，弄到我这儿来当个代理人，让他做保险代理人，这个工作比较简单。’可是少东家脾气高傲，也想把日子过得有气派，有排场，自由自在，所以，你知道，要他坐着一辆破板车在全县跑来跑去，跟庄稼汉谈话，他就觉得难受了；他走来走去，眼睛老是瞧着地下，瞧啊瞧的，一句话也不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叫一声：‘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就回 过头来说一声：‘啊？’随后又瞧着地下了。现在呢，你瞧，他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干掉了。这不象样子，大人，不对头。谁也不明白这个世道是怎么回事，慈悲的主啊。当然，你父亲有钱，你穷，你心里难过，不过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总得将就着活下去嘛。从前我也过得好，老爷，我有两匹马，有三头奶牛，养着二十来只羊，可是临了只剩下一个背包，而且就连这个背包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如今在我们涅多肖托瓦村里，说句老实话，那就数我的房子最糟了。当初莫凯伊用过四个听差，眼下莫凯伊自己做了听差。彼特拉克本来有四个雇农，现在彼特拉克本人成了雇农。”

“那么你是怎么穷下来的呢？”侦讯官问。

“我那些儿子死命地灌酒啊。他们那种灌法简直没法说，说了你也不信。”

雷仁听着，心想：他雷仁迟早总会回到莫斯科去，而这个老人却要永远留在此地，老是东奔西跑。他雷仁在这一生中不知还会遇见多少这种破衣烂衫、很久不梳头的、“没出息”的老人，在这种人的心里，一枚十五戈比的钱币、一小杯酒以及对于在这个世界上靠弄虚做假混不长的深刻信念，是以某种方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后来雷仁听腻了，他就吩咐拿干草来铺床。客房里摆着一张铁床，上面有枕头，有被子，本来可以把那张床搬过来，可是那个死人在床边差不多躺了三天（他临死以前也许在床上坐过），现在要睡在那张床上就会不舒服了。

……

“现在刚七点半钟，”雷仁看一下表，暗想。“这多么可怕呀！”

他不困倦，可是又没有事情可做，无法消磨时间，他就躺下去，盖上毛毯。洛沙津收拾茶具，进进出出跑了好几次，吧嗒着嘴，不住地叹气，老是在桌子旁边走动，最后拿着他那盏小灯，走出去了，雷仁在后面看着他那又长又白的头发和伛偻的身体，心想：“活象歌剧里的魔法师。”

天黑下来了。大概月亮藏在云后面，因为窗子和窗框上的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呜—呜—呜！”暴风雪唱着。“呜—呜—呜！”

“老—天—爷啊！”阁楼上有个女人哀叫着，或者听起来象是那样。“我—的—老—天—爷啊！”

“砰！”外面有个什么东西敲着墙。“哗啦！”

侦讯官细听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女人，那是风在吼叫。

他觉得冷，就把皮大衣盖在毛毯上面。他渐渐暖和过来，心里想：这一切，暴风雪啦，小木房啦，老人啦，躺在隔壁房间里的尸体啦，这一切同他所希望过的生活相隔多么远，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陌生，微不足道，没有趣味啊。假如这个人是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近郊的一个什么地方自杀，而必须进行侦讯工作，那就会有趣味而且意义重大了，睡在尸体旁边的房间里也许甚至会害怕；可是，这儿，在这个离莫斯科有一千俄里远的地方，这一切就好象换了样子，这一切都算不得生活，算不得人，而只是象洛沙津所说的那种“照规矩”存在着的东西而已，这一切在记忆里连一丁点的痕迹也不会留下，他雷仁一坐车走出绥尔尼亚村，马上就会忘光。祖国，真正的俄罗斯，是莫斯科，是彼得堡，而这儿是内地，是移民区。每逢你渴望着大显身手，扬名天下，比如做一个专办特别重大案件的侦讯官或者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做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家，那你就一定会想到莫斯科。如果要生活，那就要在莫斯科，而在这儿，你什么也不会想望，很容易听天由命，做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在生活里只巴望一件事，那就是赶快走掉。于是雷仁幻想自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跑来跑去，到熟人家里去拜访，会见亲人和同学。

他想到他现在才二十六岁，即使过五年或者十年才能脱离此地，到莫斯科去，那也还不算迟，前面还有整整一辈子的生活在等待他，他的心就甜蜜地缩紧了。等到他的思想开始紊乱，他渐渐落入迷迷糊糊的境界，他就想象莫斯科法院里的长廊，想象自己起立发言的样子，想象他的姐妹们，想象一个乐队不知什么缘故老是这样吵闹：“呜—呜—呜！呜—呜—呜！”

“砰！哗啦！”这声音又响起来。“砰！”

他忽然想起有一次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跟一个会计员讲话，有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先生走到办公桌跟前来。这人生着一对黑眼睛，一头黑头发，眼神很不愉快，就象午饭后睡得过久的人一样，这种眼神破坏了他那秀气而聪明的脸相。他穿的那双高统靴跟他不相称，显得很粗糙。会计员介绍说：“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

“原来他就是列斯尼茨基，……就是他，……”雷仁现在明白了。

他回想列斯尼茨基的低微的说话声，想象他走路的样子，觉得现在自己身旁好象就有一个人在照列斯尼茨基的步态走动似的。

他忽然害怕起来，他的心凉了半截。

“是谁？”他惊恐地问道。

“巡警。”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老爷，是来问一声。您刚才说用不着找乡长，可是我担心，他也许会生气的。他本来吩咐我去一趟。要不要去一 趟？”

“走开！我厌烦了，……”雷仁懊恼地说，又盖好毛毯。

“他也许会生气的。……我去了，老爷，祝您在这儿睡得舒服。”

洛沙津走出去了。前堂里响起一些人的咳嗽声和低语声。

大概证人们回来了。

“明天早点让这些可怜的人走吧，……”侦讯官暗想。“天一亮，我们就动手验尸。”

他刚昏昏睡去，忽然又响起什么人的脚步声，不过这脚步声并不胆怯，而是又急又响。房门砰地响了一声，然后是说话声，划火柴的声音。……“您睡了？您睡了？”医师斯达尔倩科匆忙而生气地问道，一根连一根地划亮火柴，他全身都是雪，身上冒出一股寒气。

“您睡了？起来，我们到冯·达乌尼茨家里去。他打发马车来接您了。走吧，在那儿您至少可以象人那样吃顿晚饭，睡一觉。

您瞧，我亲自来接您了。马是好马，我们不出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现在几点钟？”

“十点一刻。”

雷仁睡意蒙眬，很不痛快，穿上毡靴和皮大衣，戴上皮帽，外加长耳风雪帽，跟医师一块儿到外面去了。严寒已经过去，然而刮着刺骨的大风，顺着街道卷起一股股雪花，这些雪花仿佛吓得正在逃跑似的。围墙旁边和台阶上都积起高高的雪堆。

医师和侦讯官坐上雪橇，周身雪白的车夫弯下腰去，给他们扣上车毯。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暖和了。

“走吧！”

他们坐着雪橇穿过村子。“‘掘开一道道松软的垄沟，’……”侦讯官一面瞧着拉边套的马怎样迈动着四条腿，一面懒洋洋地想道。所有的小木房里都点着灯火，仿佛是大节期的前夕似的：农民们都没有睡，害怕那个死人。车夫阴郁地沉默着：大概刚才站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口的时候，等得厌烦了，如今也在想那个死人吧。

“刚才在达乌尼茨家里，”斯达尔倩科说，“他们听说您留在这所小木房里过夜，就都责怪我为什么没有带您一块儿去。”

在村口转弯的地方，车夫忽然扯着嗓门大叫一声：“让开路！”

有一个人闪过去了，他已经从大路上走开，站在齐膝的雪中，瞧着这辆三套马的雪橇；侦讯官看见一根弯柄拐棍、一把胡子、一个斜挂在腰间的包，他觉得这人好象就是洛沙津，甚至觉得他在微笑。这个人闪现了一下就不见了。

这条路先是沿着树林的边沿向前伸展，后来就变成一条宽阔的林间通路了。他们眼前闪过一些老松树，闪过一片小桦树林，闪过一些高高的、有节疤的、年轻的橡树，它们孤零零地立在一片不久以前刚砍掉树林的空地上，可是很快一切都在空气中，在雪雾中混成一片了。车夫说他看见一片树林，可是侦讯官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匹拉边套的马。风朝着他们的脊背吹来。

忽然马停住了。

“喂，怎么啦？”斯达尔倩科生气地问道。

车夫一句话也没说，从车夫座位上下来，开始绕着雪橇快跑，他跑的圈子越来越大，离雪橇也越来越远，好象他在跳舞似的，最后他跑回来，坐上雪橇，往右转弯。

“迷路了还是怎的？”斯达尔倩科问。

“没—什—么。……”

他们走到一个小村子，那儿一点灯火也没有。又是树林，田野，又迷了路，于是车夫跳下雪橇，跳舞。这辆三套马的雪橇在一条黑暗的林荫道上跑着，跑得很快，那匹烈性的拉边套的马碰击着雪橇的前部。在这儿，树木呼啸着，那响声叫人害怕，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辆雪橇仿佛正在冲到一个深渊里去似的。突然间，门口和窗子里的明亮灯光射进人的眼帘，好意的、忽高忽低的狗叫声、人的说话声响起来。……他们到了。

他们在前厅里脱掉皮大衣和毡靴，楼上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 Un petit verre de Cliquot》，可以听见孩子们在顿脚。来客立刻感觉到在古老的地主宅子里常有的那种温暖的气氛，在这种地方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人们总是生活得温暖，干净而舒适。

“这才好，”冯·达乌尼茨说，握一下侦讯官的手，他是个胖子，脖子粗得惊人，留一把络腮胡子。“这才好。欢迎欢迎，跟您认识很高兴。要知道，我跟您好歹还要算是同行呢。从前我做过副检察长，然而时间不久，总共只有两年，后来我到这里来料理家事，就在这儿逐渐年老起来。一句话，老家伙了。欢迎欢迎，”他接着说，显然在压低嗓门，免得说话声太响；他和客人们一起走上楼去。“我的妻子不在了，死了。让我介绍一 下，这是我的几个女儿。”说完，他回转身去对楼下大声嚷道：“吩咐伊格纳特，明天早晨八点钟以前把雪橇备好！”

他的四个女儿都在大厅里，她们是年轻的姑娘，相貌俊俏，都穿着灰色连衣裙，头发也梳成同样的款式；她们的表姐也年轻，招人喜欢，带着几个孩子。斯达尔倩科已经跟她们认识，就立刻请求她们唱个歌，有两位小姐口口声声说她们不会唱歌，也没有乐谱，反复地说了很久，后来那位表姐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她们就用发颤的嗓音唱了《黑桃皇后》里的二重唱。

《 Un petit verre de Cliquot》又弹奏起来，孩子们就跳跳蹦蹦，顿着脚打拍子。斯达尔倩科也跟着跳。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孩子们道过晚安，去睡觉了。侦讯官笑着，跳卡德里尔舞，向小姐们献殷勤，而心里暗自想着：莫非这是一场梦吗？

本来是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间杂屋，墙角上一堆干草，蟑螂的沙沙声，使人厌恶的贫苦环境，证人的说话声，大风，暴风雪，迷路的危险，可是忽然间有了这些明亮、华美的房间，钢琴的声音，美丽的姑娘，头发卷曲的孩子，欢乐而幸福的笑声，他觉得这种转变象是神话；而且这样的变化居然能在三俄里的距离以内，在一个钟头之内发生，简直叫人难于相信。乏味的思想妨碍他欢乐，他心里老是在想：这一带地方的生活算不得生活，而是生活的断片，一鳞半爪，这儿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不能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他甚至为那些姑娘惋惜，她们在此地，在穷乡僻壤，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内地生活着，日后就在此地了结她们的一生，而在文化中心，就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切都可以理解，都合情合理，比如任何自杀案都是容易明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桩自杀案，它在普遍的生活进程中具有什么意义，都可以加以说明。他认为：如果在穷乡僻壤，在这儿四 周的生活是他所不理解的，如果他看不见生活，那就意味着这儿根本就没有生活。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到列斯尼茨基。

“他留下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斯达尔倩科说。“如果我能做主，我就要禁止神经衰弱患者和一般神经系统不健全的人结婚，我要剥夺他们繁殖他们这类人的权利和条件。在世界上生下一些神经有病的儿童是犯罪。”

“这是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冯·达乌尼茨说，轻轻地叹气，摇摇头。“一个人事先得怎样地左思右想，经受怎样的痛苦，才能最后下定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年轻的生命啊。

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不幸，而这是可怕的。这种事是难于忍受的，难堪的。……”所有的姑娘都默默地听着，现出严肃的脸色，瞧着她们的父亲。雷仁感到他也得说几句才对，可是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就光是说：“对了，自杀是一种不良现象。”

他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睡觉，躺在一张软和的床上，盖着被子，下面铺着一条新洗干净的细布床单，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并没有感到舒适；也许这是因为医师和冯·达乌尼茨在隔壁房间里长时间地谈着话，同时上边，天花板上面，烟囱里，暴风雪也象在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样喧嚣，那样悲凉地哀叫：“呜—呜—呜！”

达乌尼茨的妻子两年前死了，他直到现在还不能忘情；他不管说什么，每一次都要提起他的妻子，在他身上，检察官的影子已经一点都没有了。

“难道将来我也会弄到这个地步吗？”雷仁想，隔墙听着他那低抑的、仿佛孤儿似的声调，昏昏睡去。

侦讯官睡得不安稳。屋里热，不舒服，在睡梦中他觉得自己不是在达乌尼茨家里，不是躺在一张软和干净的床上，而是仍旧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躺在一堆干草上，听着那些证人压低嗓门说话。他觉得列斯尼茨基好象就在近处，离他十五 步远。他在睡梦中又想起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那个黑头发、白脸、穿着扑满灰尘的高统靴的人，怎样走到会计员的办公桌边。“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后来他梦见在田野上，在雪地里，列斯尼茨基和乡村警察洛沙津仿佛在肩并肩地走路，互相搀扶着，暴风雪在他们头上飞舞，风吹着他们的后背，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

老人活象歌剧里的魔法师，这两个人确实在唱，仿佛在剧院里似的：“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你们那儿温暖，你们那儿明亮，你们那儿舒适，我们却在严寒里，在暴风雪里，在深深的雪地里奔走。……我们不曾有过安宁，不曾有过欢乐。

……我们肩负着我们和你们的生活的全部重担。……呜－呜－呜！我们往前走，我们走啊走，走啊走。……”雷仁醒了，在床上坐起来。多么混乱的恶梦啊！怎么会梦见保险代理人和乡村警察在一块儿呢？多么荒唐呀！这时候雷仁的心怦怦地跳着，他坐在床上，用两只手抱住头，觉得那个保险代理人和那个乡村警察在生活里确实有一种共同点。

他们在生活里不就是肩并肩走着，互相搀扶着吗？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然而有意义的、必要的联系，甚至在他们和达乌尼茨中间，在所有的人中间，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间，也有这种联系。在生活里，甚至在最荒凉的穷乡僻壤，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一切事情都充满一个共同的思想，一切事情都有同一个灵魂，同一个目标，要理解这一点，光是思考还不够，光是推断也不够，大概还需要有一种洞察生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显然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把自己的生存看做偶然的人，才会认为那个不幸的、伤透了心的、自杀的、医师称之为“神经衰弱患者”的人和那个一生当中天天为人奔走的老农民，是偶然现象，生活的片断；而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整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并且理解这一点的人，则认为他们是这个神奇而合理的整体的一部分。雷仁这样想着，这是一个早已深藏在他心里的思想，只是现在才在他的意识里充分而清楚地显现出来罢了。

他躺下去，开始昏昏入睡；忽然，又梦见他们在一块儿走，唱着：“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我们承受生活中最深重的苦难和哀痛，而把轻快和欢乐留给你们，让你们在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可以冷静而头头是道地议论为什么我们受苦和死亡，为什么我们不象你们那么健康和满足。”

他们歌唱的内容也是以前他想到过的，不过这个思想在他的头脑里不知怎的总是隐藏在别的思想背后，胆怯地闪现一下，好比大雾天气里远处的一个灯火。他感到他对这桩自杀案和那个农民的痛苦负有责任。这些人顺从自己的命运，承受生活中最沉重最黑暗的一切，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这是多么可怕呀！一方面对这些熟视无睹，一方面又巴望自己在幸福满足的人们当中过一种光明而热闹的生活，不断地渴望这样的生活，这就无异于渴望新的自杀案，渴望那些被劳动和烦恼压倒的人或者那些软弱而被抛弃的人一个个地自杀。关于他们，人们只有偶尔在晚饭桌上谈起，有的人心烦，有的人讥诮，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们。……接着，又唱起来：“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仿佛有个什么人用小锤子敲他的太阳穴似的。

一清早他就给嘈杂声惊醒了，头很痛；隔壁房间里，冯·达乌尼茨正在大声对医师说：“您现在不能走。您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您不要争了，最好去问一问车夫吧：这样的天气就是给他一百万，他也不肯送您走。”

“可是只有三俄里路啊，”医师用恳求的声调说。

“哪怕半俄里也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您坐上车子，一 出大门，就是漆黑的地狱，不出一分钟就会迷路。随您怎么样，反正我无论如何也不放您走。”

“这场暴风雪到傍晚大概就停了，”一个正在生炉子的农民说。

医师在隔壁房间里开始讲到严峻的自然环境对俄罗斯人的性格的影响，讲到漫长的冬季限制活动的自由，阻碍人们智力的发展。雷仁烦躁地听着这些议论，瞧着窗外在围墙那边积起的雪堆，瞧着布满整个肉眼看得见的空间的白色雪尘，瞧着那些时而拼命向右弯、时而向左弯的树木，听着风的呼啸和砰砰的响声，阴郁地想：“哎，从这种天气哪儿引得出什么大道理来呢？暴风雪就是暴风雪，如此而已。……”中午他们吃早饭，然后在这所房子里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们站在窗前。

“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呢，”雷仁暗想，瞧着旋风卷起的雪尘在雪堆上发狂般地打转。“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证人也在等着呢。……”大家谈到天气，谈到暴风雪照例只闹两天两夜就停了，很少超过两天。六点钟大家吃午饭，然后打牌，唱歌，跳舞，最后吃晚饭。这一天过去了，他们上床睡觉。

夜间，将近黎明，风雪停了。早晨人们起床，看着窗外，光秃的柳树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枝子衰弱地搭拉下来，天色阴沉，没有一丝风，仿佛大自然在为自己的胡闹羞愧，在为那些疯狂的夜晚，为了放纵自己的感情而羞愧似的。从早晨五点钟起，车子已经套上马，马儿排成纵列，站在台阶边等待着。等到天色大亮，医师和侦讯官就穿上皮大衣和毡靴，跟主人告别，走出来。

在台阶旁边，跟车夫并排站着的是那个熟悉的“巡警”伊里亚·洛沙津，他没戴帽子，肩上斜挂着一个旧皮包，周身是雪，脸孔通红，汗水淋淋。一个听差走出来要扶客人上雪橇，给他们盖腿，他严厉地瞧着洛沙津，说：“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老鬼？走开！”

“老爷，老百姓心里不踏实，……”洛沙津说，满脸洋溢着纯朴的笑容，他终于看到他等了那么久的客人，分明很满意。

“老百姓心里很不踏实，孩子们哇哇地哭。……他们以为你们又回城里去了。……发发慈悲吧，我们的恩人。……”医师和侦讯官什么话也没有说，坐上雪橇，到绥尔尼亚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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