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文学是弱者的伟业

陈晓明：文学是弱者的伟业

在文学评论家陈晓明看来，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启蒙救亡的一面大旗，一直在寻求一个强者的逻辑，这样一种文学追求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今天的社会我们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存在，文学也应更多地贴近普通人，和普通人对话，和普通人心心相印。

文学是弱者的伟业，陈晓明认为这并不是要给文学下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教科书的定义，它也未必反映了文学最本质的方面，但他觉得弱者是文学里最重要的一环，是我们在理解文学时容易被忽略的角度。他希望弱者作为理解文学的一种方式，能赋予这个时代更切实际的，也更具人性的一种含义。

陈晓明

“ 弱者是文学中最动人的形象

从最直接的感情经验入手，弱者形象构成了最为感人的艺术形象。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在他的《暗店街》中有一段描写，叙述人居依·罗朗被私家侦探所的所长于特收留，一起工作了8年。于特退休时，罗朗望着他的背影，明白了“他之所以同情我，是因为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踪迹，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间好像是石沉大海，没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径”。

这两个人都失忆了，都不知道自己过去是什么人，在哪里出生，叫什么名字。这个小说是从这里讲起的，随后的故事是讲他怎么去寻找自己过去的生活。这个小说是碎片式的，通过蛛丝马迹把过去的生活一点一点地拼接在一起。主人公对自己过往的艰难岁月的拼接，其实是对二战时期法国公民失去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这样一种状态的回应。

诺贝尔颁奖词说，莫迪亚诺的作品“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暗店街》就是通过展示战争年代生命的轻微来表达对生命的关切，对人类生活的思考，对人的存在的把握。

在这个小说结尾处，主人公的所有线索都用完了，筋疲力尽，他不由自主地掏出随身携带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小姑娘，他这才注意到她在哭泣。“她无缘无故地哭着，她不过想再玩一会儿。她走远了，她已经拐过街角。我们的生命不是和这种孩子的悲伤一样迅速地消逝在夜色中吗？”这段描写把人类写得很无助，写出了人的生命最软弱的时刻，写出了我们的生活、生命最无力的一种状态。生命共同处在这样一种境地中，我们才可能去关心他们，我们才可能不去欺压，我们才可能去帮助。

说到文学的人道关怀，就要说文学的价值，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能唤起人们内心的脱离命运的一种意义和价值。我并不反对写那种非常强悍的，刀光剑影的文学，但我对这种写人的柔软的生命状态的文学很喜欢。这个时代，我们都在拼，都在奋斗，都在追求，但最后我觉得我们内心要回荡着一种柔软的东西，要回荡着一种弱的东西。我们不是洋洋得意，不是觉得自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是一种空空如也。文学在表达这种东西的时候，它的那种情感、那种语言、趣味和意境特别能打动人心。所以文学写弱者的时候特别真实，特别能体现文学的品质和本质。

说到弱者的形象，我想大家应该非常熟悉。鲁迅的很多作品我们现在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的话，有很多是对中国乡村弱者的表现和反思。比如孔乙己就是一个非常悲哀的弱者的形象。祥林嫂也是这样，《阿Q正传》说是表达一种批判，也未必如此。阿Q这种乡村农民在革命的大潮里所表现出来的困惑、无助，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最后被枪毙，其实这也是一个弱者形象，是一个很值得去悲悯的形象。

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也有一个小故事，一个法国的士兵被抓住要枪毙的时候，他脸上蒙着黑布，当时枪毙他的刽子手问他，你有什么要求？他说请你将我脸上的黑布拉起来。他是一个马上就要去死的人，这时候他有一种尊严，他的尊严不是别的，而是说你把我脸上的黑布拉开。这个将死的士兵是一个弱者，但他恰恰表现出了一种精神的高大，生命的尊严。此外，大家还可以看看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宁娜》，其中弱者和强者的形象经常是交织的，在同一个人物上也经常是变换的。所以说，文学能写出人的性格。

方方的小说《风景》从一个非常可怜的很小就死掉的孩子的角度去叙述底层人物的痛苦和挣扎，它很好地把握了弱者的灵魂。她的《落日》也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写一个生活非常窘迫的家庭，原本孝顺的儿子为了结婚给老婆腾出住的地方，把自己病重但还没死的老母亲弄到火葬场去了。方方那时候的作品非常尖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违背人的道德的事情，但把人性的某种最严峻的困境显示出来。

方方的作品大部分写的都是弱者。关于弱者的问题，我跟方方有很多共同点。在一次讲演中，她曾经表达过对弱者的看法，我非常认同。她说：“走过见过之后你会觉得，宏观大势，全球化之类的，并不是我想要关心的。我要做的是关注每一个个体，关注他们的爱恨情愁，关注他们的生离死别，关注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方式，以及他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他们拉着你的手跟你絮絮叨叨时，让我觉得我理解的文学，或者我热爱的文学是能够照进人心的，它是一种有情怀的东西。现实主义文学它和弱者息息相通。”

“ 文学弱者的自我书写

文学史上有强大的作品，也有很强悍的作家，但大部分作家还是很弱的。

我去年11月份请法国当代翻译中心的主任来北大演讲，他见过莫迪亚诺，他说莫迪亚诺见到人就害怕，说话非常紧张，结结巴巴的，在公共场合几乎说不成一个句子。卡佛，大家都知道，他酗酒，最后是酒精中毒死了。爱伦·坡也是酒精中毒死了。门罗很多年一直是家庭主妇，36岁才成名，此前一直在厨房的熨衣板上写作。加拿大著名作家阿特伍德也是一个咖啡馆的女招待，社会地位非常卑微。还有加缪，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在法国南部买了一栋大房子，几乎离群索居，不跟人来往。还有布朗肖，也几乎不跟人来往，去世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只是听说。

海明威非常强悍，后来自杀了。贾平凹写的小说非常有生命力，但他本人就是一个病病歪歪的样子，多愁的样子。余华很多年在街上支一个摊子当牙医。很多作家是一个弱者，通过书写表达了很强悍的一面。但作家本人都是很柔弱的，都有一种悲者情怀，即使他本身不是弱者，他们也能够理解弱者，充满了对弱者的包容之心。

我们的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为国家民族的文学，它不一定是为个人的文学。但文学也允许个人的爱好，我个人偏向于能够关怀民生、关怀弱者、关怀普通人，写出普通人真实境况的那种文学。我也会特别赞赏那些心怀悲悯，能够体会普通人的生活不易的作家。我觉得这种作家更加可贵。

当然作家成为强者或者弱者不是理论问题，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虽然作家柔弱，但是他们绝对不屈服，这是弱者的精神。比如说阿瓦诺在前苏联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们要用我的血证明我在墨纸底下写过的东西。每一次读到这种句子，我都感到作家的坚强，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多么的无助。因为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可以随时让作家用他的血去证明他用墨纸写下的东西。

作为书写者，不管讴歌时代和历史，还是表达抗议，他们本身非常柔弱，非常无助，很容易就被强大的国家机器碾碎。这是作家以柔弱存在的方式，所以文学是弱者的伟业，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通过文学表达对弱者的悲悯，显示出了他们精神、人格的一种伟大。

“ 弱者的性格凸显人性的困境

小说对弱者的表现特别能写出人性的悲哀。有些贪官原来那么风光，被抓以后，有的就跳楼了。要知道他们也是一步步地陷入了这种困境。当然不是说同情这些贪官，而是说生命的存在都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困境有时候反倒是我们生命存在的一种常态。文学作品就是通过对这些弱者困境的表达，让我们理解自身的困境，生命就是对这种困境的一种理解、克服和接受。

门罗有篇小说叫《逃离》，写一个叫卡拉的女孩离家出走，遇到了后来的男朋友克拉克，后来又想逃离她的男朋友。卡拉的男朋友非常蛮横不讲理，跟周围环境也格格不入。卡拉有段时间照顾住在隔壁的老人，帮他打扫屋子。老人死后，通过报纸卡拉才知道原来他是非常有名的大诗人，而且很有钱。克拉克得知之后，就让卡拉去讹诈老人的妻子，说老人曾经调戏过她。猥亵妇女在西方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足以给诗人造成巨大的污点。

《逃离》

在美国，好几个非常有名的教授都是因为女学生的指认搞得身败名裂。美国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女学生写过一篇文章，说她的教授在她家里教作业时，她感觉到教授的肩膀碰到了她的乳房，她说此后20多年来，她心里一直笼罩着阴影，非常痛苦。于是这个教授身败名裂，从芝加哥大学辞职到别的大学去了。这个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北大中文系有一个规定，如果女学生到你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打开的角度必须大于45度。

但卡拉找到诗人的妻子时，关于讹诈的事她说不出口，她心里毕竟还有善。于是她穿上诗人的妻子给她的衣服就跑了，原先她想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坐公交车的时候却回到了自己原来住的那个村庄，那个离家出走的村庄。她逃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这个小说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强硬的东西，但它写出了女性的软弱和内心的无助，它是一种非常柔弱、非常细的东西。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虽贵为王子，但他是忧郁的王子，一直被犹豫不决所伤害。所以大家会看到，你是被这种生活决定的，同时你的一种内心也决定了你周围世界存在的一种形式，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的建构关系。

“ 对于弱者的悲悯

小说表现弱者的生命存在，为了唤起人们的悲悯，首先是唤起自身的悲悯。伟大的情怀、伟大的思想不是要成为强者，成为尼采的那种超人，恰恰是去关怀无助的人，关怀柔弱的、值得悲悯的人和事。

我觉得能把生命的柔弱写到极处的就是好小说。门罗确确实实写出了一种柔弱的极端，但没有给生活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后来这个卡拉在山道上漫步，看到了山羊的头盖骨，这其实意味着悲剧。古希腊的悲剧有一个歌队，旁边站着两排披着羊皮扮演的山羊，所以山羊变成头盖骨了，被人杀了，是悲剧。这个悲剧包含的东西不可预测，门罗做了很隐讳的表达。

弱者也不能一味软弱，弱者也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纳博科夫讲到《荒凉山庄》时，称赞狄更斯能把小说里随便闪现的一个人物都写得很精细，他认为大作家的世界是个民主世界，哪怕是很小的人物，都有生存繁衍的权利。

另外一个例子，是阎连科的《受活》。阎连科是一个非常用力的作者，《受活》是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翻译成法文后，影响非常大。有人认为西方感兴趣阎连科的作品是因为政治色彩。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法国的出版商，他说西方普通人对中国政治没有兴趣，甚至一无所知，认为西方普通的读者对中国的政治感兴趣才去读中国的文学，这是荒谬的。他说我们读的就是中国文学，阎连科的作品写得非常幽默，非常漂亮。现在世界对中国文学越来越关注，评价也越来越高。很多人认为这些作家写中国假而丑的东西是为了讨好。其实这是误导，西方写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很多。

《洛丽塔》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写一个40多岁的男人爱上他的养女，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乱伦的故事。但这也是一种困境，40几岁的男人不能安稳地过日子，跟一个少女东奔西跑，被她迷得神魂颠倒。这不是软弱是什么？这是没有救的。钱钟书有一句话，说老年人如果恋爱就跟老房子着了火一样，烧起来是没有救的。我差不多也要步入老年了，我也尽量用这句话给自己敲警钟，一烧起来等于烧掉了。

我们过去的作家都充满了一种强大的号召性和批判精神，作家都是批判社会的，掌握真理的。过去作家只要反抗或者批判，把现行的制度宣布为一种不合理的制度，给出一种乌托邦就可以了，但在今天有人就提出，中国作家你为什么不忏悔。莫言曾经有过一个回应，他说从80年代开始，尤其到了90年代以后，忏悔变成了知识分子口边特别热的、特别俗的一个词，每个人都逼着别人忏悔，很少自我忏悔。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要逼着别人忏悔，该往远看进行自我忏悔的时期。

“ 弱者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坚定性

我担心对弱者的强调太片面化，大家会觉得一味的弱。其实弱者了不起的恰恰是他们对活着的那种坚持。决断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损害另一方。

我们在录取研究生时就经常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每年考学生，面试，确确实实就是一个选择。有的学生非常优秀，但可能因为这个那个的原因没有被录取。这都是很残忍的。这个时候你的决断会非常困难，你的每一个决断其实都是不正确的，都有不可能性，都是对一方的伤害。我们最爱说你的母亲和老婆掉河里先救谁？其实很多东西是不能决断的。

我们过去写弱者的反抗是一种反转，只有写出他们的悲惨境地，呼唤他们反抗，这样弱者才会变成强者，这样一个革命逻辑就完成了。因为革命有一种历史的证印，推翻剥削阶级是合理的，但现在这种暴力逻辑是不成立的。

现在写弱者的坚持，本身也表达了他们生活和存在的方式。门罗的《逃离》里，卡拉是弱者，最后坚持下来了，她的这种坚定性怎么理解？她也可能面临一种悲剧，生命如何存在下去？恰恰文学作品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考，复杂的，矛盾的，我们几乎不可选择的思考。哲学家伯林说文学艺术的形象所表达的一种思考是哲学、社会科学所不能抵达的。那个层面是非常馄饨的，是不可言喻的。可能我这么一句理性的概括都不能完全触及它存在的真正的境地。

我很欣赏那些大刀阔斧的小说，这是一种笔法。中国作家有时候要促进现实，把历史的创伤展现出来，就要非常强悍。但还有透过对弱者的书写展开的一种轻微的笔法。门罗的小说笔法都非常弱，最后写卡拉的悲剧，是通过山羊头盖骨来隐喻和暗示。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把弱者写得弱，要站住脚就更考验笔法的功力。今天，我们社会提供的反抗性和暴力的冲突方式越来越少，所以这种小说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作家寻求的文学道路以及理想，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余地，我们可以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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