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当代中国大故事

如何讲述当代中国大故事

文\陈晓明

　　20世纪中国历史风云变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今天的成就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取得的。讲述今天中国的大故事，无疑也是文学艺术应担负的一项历史职责。然而，讲述这样的中国大故事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强大的艺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延续至今的文学传承变革中找到新的表现方式。

期盼讲述当代大故事

　　众所周知，中国进入现代以来，文学以其启蒙与救亡的担当，一直在讲述中国大故事，为中华民族的自觉、奋战与解放建构起一套艺术形象。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信奉文学与时代的紧密关系；我们肯定“文革”后中国文学生动反映改革开放时代的成绩，也会客观地看到新时期文学在认知世界的丰富性和深刻把握人性方面的变化。当代人的生活向着更追求个体性满足的方面推进，这使文学也在表现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方面有更深刻的发掘。与之相适应，文学即使在反映历史和现实时，也必然会体现作家个人达到的认识水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经历了新时期文学对世界文学的优秀经验兼收并蓄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一度（包括今天）更倾向于讲述具有个人视角的故事：不管称之为历史故事还是中国故事，都要有作家个人印记，若无作家个人讲述方式、个人语言风格、个人独特思考，作品在文学上产生影响力几无可能。

　　中国文学擅长讲述大故事。欧美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已经不再讲述大故事，但中国文学在讲述大故事，尤其在讲述历史的、家族的以及现实的大故事方面，依然保持强烈的愿望。这些讲述大故事的作品总是有着大的历史时间跨度，有着宽阔的社会和地域背景，有着剧烈的矛盾冲突，有着精神和肉体的搏斗，有着强大的悲剧感……所有这些，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的文学观念和方法。在这方面，中国文学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也是对现代以来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在这一意义上，《财主底儿女们》《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受活》《笨花》《古炉》等等当作如是观。

今天我们呼唤中国文学讲述中国大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期盼能讲述中国当代（当下）的大故事。在什么意义上能称之为“当代中国大故事”呢？我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参照：其一，能充分反映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表现中国当代社会进程的深刻变化及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其二，能塑造出有时代担当的走在时代前列的人物形象；其三，能表现出当今中国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写出真实饱满的人性人心；其四，能够在现实的境遇中看到未来的希望和光芒。

讲好当代大故事的五个方向

　　确实，我们从理论上和文学的理想性上设计这样的“当代中国大故事”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如何在现有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写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很显然，经历过与世界现代文学的碰撞，也广泛吸取了世界文学的优秀经验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倾向于讲述“小故事”，意即讲述关怀小人物命运、揭示人性弱点的作品。即使是讲述“大故事”，也是倾向于历史叙事和反思性叙事。这也是中国现代启蒙以来的文学形成的传统，革命文学倾向于表现弱小者的生存现实，体现民众的觉醒意识，表达人道的悲悯情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红色经典，开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典型的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在激进的政治理念推动下去展开文学想象的，文学的观念性和理想性色彩十分浓厚，中国文学在这方面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也付出了代价。

　　这就是我们今天寻求讲述当代中国大故事要面对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抛开这些前提，表达理论主张和展开具体实践并不困难，但要在文学的标准下给予评判就要看到实际成效究竟如何。所有的理论主张都要实事求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去积极寻求新的可能性。讲述当代中国大故事，在今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以为有几个方面是可以做出努力的：

　　其一，探求当代性。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转向历史叙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现实。某种意义上，文学艺术遗忘了“当代性”，有些虽然一直在表现当代，是否真正具有“当代性”则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其中有“晚生代”对市场化现实作过直接表现，也有“分享艰难”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有“反腐文学”的现实批判，还有“底层写作”的悲悯情怀，以及“美女写作”的前卫叙事，但整体上看，反映现实的作品未能达到历史叙事作品的自如、厚实和艺术性。中国当代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管是被表述为深化改革，或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无疑都蕴藏着巨大的历史创造能量。对当代性的认知恐怕需要有责任、有远见卓识、有艺术能力的作家艺术家去探寻，达成艺术形象丰富、复杂而饱满的表现。

　　其二，展现多样性。尽管我们理解中国大故事会倾向于“大”的形态，也可以做出诸项规范化的理论表述，但“中国大故事”具体到文学艺术则应该是丰富的，甚至是无限多样的。理论上来说，中国当代讲述的故事都属于“中国大故事”的一部分，即使是无限多样的小故事也必然可以组合成无限大的“中国大故事”。当然，既然作为一种理论愿望提出，强调“中国大故事”当然是要推崇某种“大故事”，或者更为客观地说，是因为缺乏一种“大故事”，故而需要关注和强调。但“大故事”本身的丰富与多样也不应该忽略。

　　其三，寻求引领性。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自批判现实主义之后，就是反映弱小群体（阶级）被压迫被蹂躏的生存状况的。冯雪峰早年在分析丁玲的创作时就提出，要有更有觉悟的能带领人民斗争的先进人物，胡风的文艺理论实际上也包含了这种思想。胡风和冯雪峰过早结束了自己的理论生命，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一直试图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有建树。也是因为极“左”文艺路线的影响，这种“新人”无限度往“高大全”方面发展，脱离了真实的生活根基。当代中国小说在反映小人物的命运方面有不俗的成绩，它无疑表现了文学应有的人道人文情怀。但今天中国文学与世界现代以来的文学一样，无法写出特别有力量的正面人物形象是否也是一个问题呢？好莱坞的电影在这方面倒是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但其经验几成模式化，无法为当代中国所直接汲取。很显然，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需要更为艰苦的探索和辛勤的努力才可寻求一条独特有效的路径。

　　其四，善于以小见大。在上世纪80年代“后现代”观念兴起之后，当代外国文学中的“宏大叙事”已然鲜见，只有在中国文学中几乎是“独大”。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还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占据主流，倒不是说它的绝对数量和影响力，而是这种叙述方式和小说制式占据了主流地位。今天的小说制式已经转向“以小取胜”。但“以小见小”，还是“以小见大”？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写得确实“小”，但她能窥见最微妙复杂的女性心性，能回答当代尖锐的妇女问题；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确实有意碎片化，但他能表现二战中人类特殊的命运。文学作品只能开掘出生活的某一侧面，文学作品说到底要能触及人的心灵——写出人性人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能写出这个时代的“大”、才能见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大”。在触及心灵细小处来显现大千世界的投影、写出人性人心的变化层次、写出当代中国激荡的时代风云，其实是对小说艺术的极高要求。

　　其五，讲述追求创新性。文学艺术说到底是一项创新性的精神活动，文学艺术作品总是要提供陌生化感受。尊重艺术规律、尊重艺术的独创性始终是出好作品、出精品的先决条件。作家艺术家本人也必然是在对创新性的追求中才可能有艺术上的作为。否则，假大空的复制之作劳民伤财，贴上任何标签都没有实际意义。文学艺术发展到今天，有那么多的经典作品在先，作家要创新、要出好作品变得越来越难，这更需要艺术勇气、魄力和理想，需要锤炼的功夫，需要融合世界优秀艺术经验的胸怀和能力，这才可能以创新性的方式讲述故事，这样讲述出来的故事才是真正具有艺术感染力、真正具有世界面向的“当代中国大故事”。

这里之所以强调讲述当代中国大故事，是有感于文学如何更有力地表现中国正在深刻变化的现实，是期盼中国文学更有勇气和能力面向现实，为这个充满创造活力的当代中国留下一份伟大的形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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