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理由及其他——长篇小说《白虎关》后记

1.

《白虎关》完稿后，“老顺一家”就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朋友老劝我：该写写别的了，别叫人把你定位成“乡土作家”。

其实，“乡土作家”也没啥不好，因为所有的名相都是虚妄的。别说名相，连这世界也虚幻无常呢。就算我能写出“传世”之作，那欲“传”的“世”究竟能存在多久？谁也说不清。不提人类正复仇般地作践地球，也不谈万物的成住坏空，只要某个有核武器的疯子一犯病，那“世”就没了。

当然，我也想靠文学来救世。救世先救心，读过我《猎原》的朋友可以看出，我甚至极力想凭借文学，来延长“世”的存在时间呢。当有人抱了救世之心时，这“世”就很令人担忧了。正如当人类抢救和保护某种动物时，该动物也就面临灭绝了。

所以，连“世”都不知寿命几何，在乎那名相做甚？

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文学很无奈，它改变不了世界。它所能改变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自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改变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

按我自己的心愿，我倒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写活一家农民。在智者眼里，一粒沙子都是一个世界。能写活一家农民，也即写活了一个时代。当然，还可以再说小些：要是你写活了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写活了一个时代呢？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穆齐阿的《没有个性的人》都是明证。因此，我的确是想用一生的精力写一家农民的。

但我终于要将“老顺一家”告一段落了，原因不仅仅是朋友的规劝，更因为另一些生命对我的催促。他们簇拥在我的四周，不停地喧闹，老在嚷：“你啥时叫我们出世？”他们是另一种小说的人物，他们早活了，已跟我生活了多年。每到聒噪声太响时，我就呵斥：“吵什么吵！等我写完老顺们，就写你们。”我一次次地安抚他们，实在不好意思再拖了。而且，他们的噪闹也日渐猛烈，弄得我寝食不安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不会写作，是作品它自己往外涌。没办法。真是这样。那所谓的写，也仅仅是我宁静空明了心，叫那些吵闹不休的人物“出生”而己。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命轨迹，有着各自的命运。他们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可以跟他们对话，但我从来不曾强暴他们。

去年，我曾在上海图书馆搞过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博士问我：如何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答：我很少考虑这类问题。我所做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更博大一些。我常说，要是创作主体是老鼠，那它们无论怎样思考“形式和内容”，也照样生不出狮子。哪怕它胀破肚皮，生出的仍是老鼠。要想生出狮子，只有一个办法：先让自己变成母狮，再跟另一个雄狮——也即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我的深入生活，我的读书，我的思考，我的所有意愿和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努力让自己变成“狮子”。我说过，要是你成为大海的话，哪怕绽出一小朵浪花，也照样有大海的气息。

我虽也大量读书，甚至也读一些叙事学之类，但我的所有读书，仅仅是想让书成为我灵魂的营养，而不是想叫它们变成我的镣铐。所以，我从来不想叫“主义”和“技巧”之类束缚我鲜活的灵魂。许多东西，甚至包括宗教，一旦被制度化后，就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条。

《白虎关》跟《大漠祭》、《猎原》的写作同步，完稿已多年了。伤筋动骨的重写和大改有三四次，小改更是不计其数。我发现我没有某些作家一挥而就的天分，写时虽也喷涌不已，但我总是不满意自己。比如，我的《大漠祭》，原是中篇小说，我越“成长”，就越不满意它。我只好一次次重写，屡废屡写，不知写了多少遍。《猎原》和《白虎关》也是这样，我也是越“成长”，越不满意它们。那不满意导致的重写和修改，也就无休无止了。

从二十五岁写中篇《大漠祭》开始，到四十五岁长篇《白虎关》完稿，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优秀作家——我自己这样认可——的升华。不管我写的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黄金生命段里的全部真诚。

一位朋友曾问我，你为啥不写城市？我回答：因为世上有许多小说高手，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城市的经典小说、先锋小说和时尚小说等。这文坛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但正因为写老顺们的人少，写活他们的人更寥寥无几，我才觉得自己有了写作的理由。我只能按我心灵的意愿而为。否则，我就不写小说了。我会去放生，去朝圣，去享受灵魂的安宁，或将那安宁传递给需要它的人。

老有人问：《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总是回答：不好说。要是按我以前的性子，我会肯定地说：当然比《大漠祭》好！因为在这三部长篇中，《白虎关》用了我最多的生命积累，耗了我最多的心血，投入了我最独特的生命感悟；但我仍然回答：“不好说。”因为《猎原》的出版，让我聪明了许多。有时，作者喜欢的作品，读者则不一定认可。像《猎原》，它多次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专家排行榜”，还曾排名第一，可人们一提及，还是认为《大漠祭》更好。所以，我不知道《白虎关》能否赢得比《大漠祭》更多的喝彩。

我在《大漠祭》“序”中曾说：读书如攻城堡，是需要实力的。欲读真诚的作品，至少也需要投入相应的真诚。从对我的小说的解读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好者，多是相对宁静之人。因为我发表的小说，都是从宁静中流淌出来的，心灵浮躁者很难深入文本。关于它们，雷达、陈思和、李星、崔道怡、阎晶明、白烨等先生都有过不同的解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记得《猎原》完稿时，为避免读者误读，我着意用了个题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但好些人仍仅仅将《猎原》当成了环保小说，这如同把《堂吉诃德》读成了骑士小说一样。所以，这次人问我《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聪明地回答：“不好说。”

好在我的写作只为慰藉灵魂，非为赢得喝彩或是招来名利。当然，有喝彩有名利我也高兴，没有它们我也不沮丧。我曾在《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一书中写道：“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

要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那名利和喝彩都会烟雾般远去的。哪怕此刻全人类都在赞美你，但这一茬人类消失时，你仍然会成为另一茬人类的陌生，除非你写出了能叫下一茬人类也喝彩的东西。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写出了啥？

经过二十多年的修行之后，我常常成年累月融入宁静和空灵，心无挂碍，触目随缘，行住坐卧，明空如天。读书写作之余，心中也会涌出世上没有的歌。于是我就唱它，陶醉在一种境界中。这时的唱，啥都不为，只将“我”消融于那善美的旋律之中，快乐无忧，觉醒于当下。当然，那时是想不到喝彩的，更不会算计唱一曲能挣多少钱。这时的唱，本身就是目的。

我的写作亦然。

我老是陶醉在写作本身的快乐中。当写作进入酣畅状态时，身心就啸卷着能充满宇宙的空灵和大乐。它几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享受。这时的写，本身就是目的。

当然，除了享受写作的快乐，我也会想些“写作的理由”之类。我的写作理由很简单，概而言之，不过两种，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恼时，希望文学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这是我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的发言，虽只有一句话，却赢得了雷达、莫言等先生的高声喝彩，可见他们也深有同感。文学应该要有一份光明，要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灵魂豁然有悟的智慧，使我们远离愚痴、仇恨、贪婪和狭隘。

我写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为了一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绝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清点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当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更有可能，我的所为，也跟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

看了以上文字，你也许就会明白我的小说为啥是这样一种风格了。我不是不会写时下流行的那种小说，我也会时尚，也会编故事，也会故弄玄虚，也会卖弄技巧。这样的小说，有许多人正在写，或者已经写了。这世上没我不少，有我不多。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它也许不像小说，也许有许多毛病，也许显得很笨，也许为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那正是我想追求的，因为它能最大容量地承载我想描写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不想当学者眼中的好作家，更不想在文学史上讨个啥地位。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

当然，我想定格的，当然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练的灵魂们。

2.

对我的小说，誉者称“真实”，毁者也嫌“真实”。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小说并不是照搬现实世界，它们是我创造出的精神世界。只是因为它比现实世界更显得真实，才招来一些非议，认为我在临摹现实。这是很滑稽的事。一个作家的想像力，不应该体现在故弄玄虚和神神道道上，而应该把虚构的世界写得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我的小说中那扑面而来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都是我熟悉并消化了生活后的创造，是更高意义上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表现，更是一种极深的生命体验后的产物。虽然我没叫人物长尾巴和翅膀，没叫他们变成虫子，没把主人公分成两半……但不是我不会，而是我有自己的追求。当满世界都追求神异和玄虚时，我更向往和崇尚一种质朴、干净、超然和清凉。相较于满世界的神异和夸张，我更喜欢六祖慧能的那种质朴安详的微笑。这正是我有意拒绝怪诞和神异的原因所在。

时下，当你翻开杂志和书籍，你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流行着一种所谓的时尚叙述腔调——当然也不乏精彩大气之作——有时，我们不一定进入文本深层，只看那份长舌妇的神韵，就会倒了我们的胃口。所以，虽老有朋友劝我，时下已进入叙述时代，你的写法太陈旧了，我感谢他们的真诚，但我宁愿展示生活的本真画面。我想，世上已有了那么多的时尚叙述，也不缺我一个。就让我遵从心灵，流淌出质朴和真诚吧。成了，叫世上多一种另类的文本；败了，我自会窒息于搅天的信息里，也污染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由于一些大奖和“大师”们的误导和引诱，文学中故弄玄虚者日众，渐渐远离了文学该有的那种质朴和高贵，也将读者吓得所剩无几了。相较于时下红得发紫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大师”，我还是怀念俄罗斯文学，还是敬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向往文学曾有过的那种精神。许多时候，对传统的追忆和学习其实是一种进步。比如，韩愈曾领导的古文运动，表面看是复古，又何尝不是最大的进步呢？

当然，在题材需要时，我也愿意进行一些文学形式方面的探索。这一点，读者会在我的小说《西夏咒》中看到。

我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大起来，有大的境界，大的格局，大的眼界，大的胸怀。只有在你成为梵高之后，在别人眼中司空见惯的向日葵才会燃起生命的火焰。我眼中的每个人物、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世界，作家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写出万一。这世上，最大的谜团其实还是人自身。任何一个自认为写尽了某个领域和行业的作家只能说明他的弱智。按我自己的选择，我倒愿意穷其一生写好一家农民，写出他们的灵魂、命运和追求。因为，他们的身上，也承载了人类的全息。

时下，文学界对西部作家的说法颇多，非议者说西部作家“倚西卖西”，将西部符号化了，不是大漠，就是戈壁。这种说法很可笑。难道要我们不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反倒要去写陌生的纽约和上海外滩？其实，题材并不重要，《红楼梦》也不过写了些日常琐事。哪怕面对一朵小花，不同的心灵也会折射出不同的境界。重要的是，写作主体如何摆脱渺小、媚俗和卑下？如何让自己的灵魂伟大起来？如何叫你感受到的独特世界跃然于纸上，给世界带来全新的善美？

我是个很“自私”的人，我的写作，更多的是为了享受灵魂酣畅流淌时的那份快乐。生命很短暂，我实在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计较别人的好恶。我的作品能否传世固然重要，但对我个体生命来说，享受当下的宁静和快乐是超越一切名相的。我真是为自己的灵魂写作的。我不会为了叫一些也许是智者、也许是混混的有着各种称号的“他们”的叫好而扭曲自己的心灵。

无论哪个时代，充斥世界的，多是些不明生命意义的“混世者”——对这个词，我没有丝毫贬义。我父亲就自谦为“混世虫”，我仍然很尊敬他，并羡慕他的活法——当满世界的时尚的“阳春白雪”泛滥成灾时，选择即将绝种的“下里巴人”，是需要清醒和勇气的。但我从来不六神无主地观察世界的好恶。我只想说，我不会迎合世界。我只求能在死亡追到自己以前，说完自己该说的话，哪怕固执的结局是被搅天的信息掩埋。我明白，被掩埋的璞玉仍是璞玉，被摇成旗帜的尿布还是尿布。

因为我清醒地明白，岁月的飓风正在吹走我们的肉体，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会很快地消融于巨大的虚空里。你可能留下的，也许只是你独有的那点儿精神。所以，每一个有灵魂和信仰的个体，都应当明确地告诉心外的花花世界：我不在乎你。

其实，许多时候，不迎合世界者，反倒可能赢得了世界。世上有好多这样的特例，如孔子的儒学，如罗曼·罗兰的反战，如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等，在噪音搅天的那时，他们都没有迎合世界——孔子甚至被讥为“丧家之犬”呢——但终于，世界却迎合了他们。再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活着的很长一段时间，没几个人知道他。人们只看到他在那条小路上走过来走过去，像闹钟一样准时，却没人理会他。但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他，他成为哲学史上绕不过去的桥梁。时代的喧嚣并没淹没康德。那个固执而不明智的“丧家之犬”，更成为“万世师表”了。

前不久，我接受了美国旧金山KTSF26电视台的专访，梁国书先生问我：在全球化的文化大背景下，有多少人能体会或是欣赏你所向往的那种精神呢？我这样回答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能承载人类精神的，只有少数人。在任何时代都这样，无一例外。可是，当你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闪光的，就那么几个名字，就那么一点思想。跟他们处于同一时代的绝大部分的人都被淹没了。被淹没了的，多是混世者，多是追赶时尚和潮流的人。他们只有欲望，却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追求和信仰。他们占绝大多数。他们制造的喧嚣和噪音也最多。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总能淹没一些声音，就像现在的追星族可以淹没我的声音一样。但历史上留下来的，恰恰是那极少数人的声音，它是人类文化中最闪光的东西。哪怕世上的人大多变成追星族，大多成为混世者，但这茬人死去之后，留下来的，仍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灵魂。这些灵魂的数目并不多，像俄罗斯的某个时期，留下的，也不过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但正是这几个名字，代表了俄罗斯大地上最宝贵最精髓的东西。现在，时代的喧嚣惊天动地，一些外来文化、一些时尚文化、一些追求及时行乐的文化总在淹没真正的智慧。但随着这茬人肉体的消失，那些声音就被岁月的飓风吹得再也找不到一点痕迹。留下来的，仍是一种清醒的智慧的声音，它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

3.

在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我跟莫言谈到了西部文学。他说：“中国未来的大作品，可能会出现在西部，因为西部有宗教精神。而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正是宗教精神。”对莫言的说法，我深以为然。我也认为，中国的文学，应该要寻找一种新的营养了。但同时，我也赞同陈思和先生高扬的那种人文精神。是的，人必须从“神”的荫庇下走出。我们可以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但不可以消解了人的主体性。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宗教精神，而不是披了宗教外衣的心灵枷锁。

我曾跟雷达老师谈过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后来，我又写了《文学朝圣与灵魂滋养》一文，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在那篇短文中，我谈了我坐火车时的感受，即存在和世界在“飞逝而去”。那感受，很接近人生的真相。我们的许多作家，就忽略了这种“飞逝而去的存在”，而将眼前的虚幻，执著为实有，从而迷失了智慧的光明。所以，在那篇短文中，我说：“文学的功用化、世俗化、功利化，正是作家‘执假为真’的结果。眼前的物质外现成为一个个迷失心灵的诱因，文学因而也成为欲望的助缘。”

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多年来，我一直行进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于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融了小我。”

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我心中的圣地，已不是哪个地域，而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命运中不可亵渎或碰撞的所在。它仅仅是我期待、遥望、向往的某种东西的载体。我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就源自那里。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而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教徒。我仅仅是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而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消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那套话语。

当我用行者、学者的身份契入超越名相的宗教精神，达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境界时，写作就成了我的信仰。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世界对文学的重视，但我们首先得给它一个值得重视的理由。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时，我们必须追问：文学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有哪些必须存在的理由？是想为世界提供贪婪的诱因、罪恶的助缘，还是娱乐等等？只有在这个理由非常充足时，文学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一种因边缘化而被人们“抢救”的对象，都是因为它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文学亦然。文学的诸种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换句话说，时下的一些小说，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所以我说：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痛苦、仇恨和热恼时，我们的文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营养，能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详和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