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读萧乾书简随感

巴金先生

“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读萧乾书简随感

战地记者萧乾

1994年萧乾为巴金研讨会题词

1997年萧乾为巴金研讨会题词

1998年萧乾和文洁若在北京医院

一 前辈来信，温暖至今

自一九七八年岁末与陈思和兄商量合作研究巴金，迄今已有三十六年。三十多年来，巴金一直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尤其是，如果叙述“文革”后的当代中国，巴金绝对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人物。哪怕巴老已去世九年，今天的我，依旧感觉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依然与我们同在。

我时常喜欢找出前辈们的来信翻阅，将之作为温暖自己、充实自己的一种精神享受，这已形成一个习惯。临近巴老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这些天，我再次翻阅前辈来信，发现其中有不少人，都喜欢与在信中与我谈论巴金。冰心、萧乾、张兆和、李济生、曾敏之、黄裳、杨苡、黄宗英……他们年岁与巴金互有差别，与巴金的关系交往也深浅不一，但是，他们是巴金不同历史时期的同行者、见证者，在他们心中，巴金永远是一个丰富、立体的生命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概念。

前辈来信，或繁或简，点点滴滴勾勒他们心中的巴金。这一次，我选择萧乾为例，略述他与巴金的交往，从中可看出巴金与一个漫长时代的对应关系和影响。

萧乾认识巴金很早。巴金对我说过，一九三四年，他在北平沈从文家中做客时，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的萧乾，来到沈家，两人得以相识。从此，他们的交往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一九九九年萧乾病逝，友谊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不同生活关口，巴金总是热情关心萧乾，如有不同意见，也从来不掩饰，而是坦率指出，予以批评、开导，甚至毫不客气地指责。因此，在萧乾心目中，巴金有着特别重要的位置。“文革”刚结束时，一家刊物请萧乾写巴金印象，他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为标题，概括巴金在他心中的分量。萧乾在文中写道：“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大的善意，即是说它时时刻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萧乾心中的这份情感，在写给我的信中时常以不同形式流露出来。

我与萧乾通信始于一九八四年春天，一直延续到一九九八年，前后来信多达二百余封。其实，在一九九九年新年之后，他还开始动笔给我写信，只写了半页纸，二月初在病房忽然跌倒不起，二月十一日去世。这封未竟之信，文洁若老师多年后发现寄给我，阅后令人感叹不已。

第一次去拜望萧乾，谈论最多的就是巴金。当时我毕业到京已有两年，但我与思和的第一本论著《巴金论稿》仍在编撰中，采访巴金的一些在京老朋友，如冰心、沈从文、萧乾、卞之琳、刘北汜等，是我当时很乐意做的事情。在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萧乾这样说：

我与巴金同志交往很早，但我并没对他作过任何研究。你们能这样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他，我十分拥护。（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从这个春天起，我便成了萧乾家中的常客。随后，我开始撰写《萧乾传》，在传记中，巴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说他影响着萧乾人生走向，并不为过。读他的信，总是可以读到巴金带给他的喜悦与温暖：

巴金最近有一信来，复制一份给你。他居然还把我当“小青年”，感到奇异的温暖。（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那些年，在关心、鼓励我的时候，萧乾也不时以巴金对他的影响来开导我。一九八九年九月，在我情绪波动，未能沉静下来专心写作时，萧乾为我担忧，特地写信来训诫和开导我。他这样写道：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萧乾致李辉

人生是一课堂，也是一次采访。望不断总结，永不气馁。诗穷则工，这时正好工作。巴金写信要我“深沉些”。我也转来劝你。这些年，你够顺当的了。一篇篇，一本本地问世。望更上一层楼。构思更周密，文字更推敲。我从沈从文那里学的主要是多搞搞文字，更含蓄些、更俏皮些。文字要跳动，不呆板，在字里行间多下点功夫。逐渐创出自己的风格——但又永不可停留。

一九九三年，在完成了《巴金全集》的编选工作之后，年近九十的巴金在《收获》第六期上发表了《最后的话》，第一次提出“封笔”：

我讲话吃力，写字困难；笔在我手里如千斤；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不需要千言万语，让我们紧紧地握一次手无言地告别吧。

最后一段话是对敬爱的读者讲的，对他们我只要说：“我爱你们。”是的，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最后的话》）

萧乾读了《最后的话》。“最后”两个字，让他感到格外刺眼。他给巴金去信，认为巴金不能“封笔”。他当即给巴金去信，谈他的不同意见。同时，他给我来信专门谈及此事，并复印一份他写给巴金的信。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萧乾致李辉

我看了最近(1993年第6期)的《收获》，见有巴金的《最后的话》，很不以为然。给他写了此信，寄你一阅。

萧乾在信中对巴金说：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萧乾致巴金

不知你看了我在赠你的那本《关于死的反思》前所写的那几句话否。我决定要学健吾。他是死在书桌上的——不知他手里拿没拿着笔。我认为这是咱们文字工作者比旁的行当（包括自然科学）优越之处：我们确实可以写到最后一息。自然也有人愿躺在几部有了定评的成名之作上颐养天年的。但你不是那样，否则《家》《春》《秋》之后你本就可搁笔了。然而你能吗？你胸中有那么多爱和恨，那么关心同类的休戚，你是不能搁笔的——《随想录》就是证据。当然，我不劝你在生理上不适的时候，硬了头皮去动笔。我只是说，你不能把你那枝笔这么“封”起。

巴金很快回信萧乾谈自己的想法：

巴金致萧乾

我的想法和你的不同，我不愿死在书桌上，我倒愿意把想做的事做完扔开笔，闭上眼睛。我写文章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说封笔，也可以再拿起笔。我绝不束缚自己。为了写作，我挨了一生的骂，同样我也骂过别人。但我并非为了骂人和挨骂才拿起笔。我想写《再思录》，也只是为了讲真话。我是这样想：讲真话不一定用笔。我仍在追求，仍在探索，我的目标仍然是言行一致，才可以说是把心交给了读者。如果拿着笔挖空心思打扮自己，我就无法掏出心来。我不愿向读者告别，可是我不能否定(抹煞)这个事实。有意识地向读者告别也许有点悲观，但是我讲出自己那些心里话，对读者多少会有一点帮助(他们更容易理解我)。

我最初写小说是为了理解人，结束全集写《最后的话》则是要求人们理解我。

时隔二十多年，再读这些信，重温萧乾对我的开导，重温前辈之间的友谊，心底温暖依旧。

二 “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

九十年代初，我专程去上海，听巴金谈沈从文、周扬等。之后，整理出一份《与巴金谈沈从文》，其中巴金谈到，一九四七年萧乾编辑《英国版画集》一书，交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萧乾在序中有对鲁迅与中国版画的一些批评，巴金坚决要删去。巴金是在谈到沈从文与鲁迅的矛盾时，提到此事：

巴：成见。他（沈从文）对鲁迅总有意见。京派海派是偏见。他不了解。萧乾也是这样的。《英国版画集》的序，我给他删掉一些。

李：他不大喜欢别人删文章。

巴：他说不同意，我说非删不可。

李：你删掉的是什么内容？

巴：他发牢骚，对中国的版画有偏见。

李：是不是对鲁迅提倡的木刻运动？

巴：对。他这是受沈从文的影响。

我将这份整理件打印一份，寄给萧乾。他很快回信写道：

谈话稿无意见。巴金记忆比我的好。版画序事我早忘光。不过，幸而他阻止了。我是在京海派上，受过沈从文不少影响。巴金在这方面对我帮助很大。（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

巴金对萧乾的关心与帮助，不限于当年，晚年依然如此。

“文革”结束不久，在如何进行历史反思问题上，巴金再次以挚友、畏友的身份，不断写信告诫萧乾，劝他在回顾历史时，不要太在乎个人之间的恩怨。

与巴金一样，萧乾也是在一九七九年开始进入晚年写作的高潮。对于读者，这是一个久违的名字。成为“右派分子”后，萧乾虽在一九六二年出版过译著《里柯克小品选》，封面上却只署一个陌生笔名——“佟荔”。走出多年逆境，重获写作权利，萧乾在心底立下了“跑好人生最后一圈”的目标。

萧乾告诉过我，他不是一个喜欢理论的人。就读燕京大学时，他向往着自己的一生，是一次“不带地图的旅行”。二战结束，从英国归来，人到中年的他才系统接受了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等专论，成为“第三条道路”的一位代表人物，从而招致郭沫若、胡绳等左翼人士的猛烈批判。郭沫若在其有名檄文《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人连在一起予以讽刺、挖苦与抨击，“黑”成了描绘萧乾的“颜色”：“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份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原载《文艺的新方向》，一九四八年三月，香港生活书店）一年之后，新生活开始，但这一批判，如同厚重的阴影，从此压在萧乾心底，无法释然。

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中，萧乾曾试图积极配合新时代，却在一九五七年难逃厄运。带地图也好，未带地图也好，一个人的人生旅途，在大时代的裹挟下，焉能由自己左右？

走进一九七九年，萧乾感觉有了卸掉重负、一吐怨气的可能。一九八○年四月，他写下一篇《猫案真相》，发表于五月出版的香港《开卷》杂志，将他与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闻名的叶君健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细细写出：

一九五七年八月，作协在北京文联大楼开过一次揭批我的大会。对于会上出于善意或是恶意，出于义愤或为了表白立场而揭批我的人，无论与事实有多大出入，甚至颠倒黑白，我都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只有感激，绝不计较。

唯独对于儿童文学家叶君健先生那天的揭批，当时我吃了一闷棍，至今不能释然。

叶先生在发言之前，先当众高高举起一张猫的照片（其实当时我坐得很远，并没看清是什么），然后非常诚实坦率，并且毫无愧色地说，那是七年前（也即是一九五○年）他从英国回国的时候，一位朋友托他带给我（萧乾）的。大概在一九五○年叶先生就已经卓有预见地料到有朝一日，我将坐在没有辩护权的被告席上，随他任意揭批，所以那张猫的照片他并没交给我，却“珍藏”到七年后的那一天。

接着，他就用那张照片作为铁证，揭批起来，说什么那只猫明明是我由伦敦一家铺子里买的，却假装说是从中国带去的。我把它送给了一个出版家。于是，就用那只猫作资本，在英国出了书，爬上了英国文坛。照片是那位出版家托他带给我的。

他踌躇满志地揭批到这里，台下是轰然一片笑声。

会一散，我也连同其他与事实有出入的揭发，写材料给主持大会的那位书记。当然那是徒然。第二天，包括猫案在内的所有真真假假的揭发，全都上了报。随后，叶先生还以猫案为题，在《光明日报》上大做文章，证明我文人无行，寡廉鲜耻。

……

（《猫案真相》，载《开卷》，一九八○年第十期）

萧乾开篇说，他之所以想到重提旧事，是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其新出英文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一“传奇”，他觉得有必要根据史实以及英国朋友新提供的资料，予以澄清。详加回忆与辨析后，萧乾在《猫案真相》结束时写道：

我所耿耿于怀的，并不是叶先生在那次揭批大会上发言的真实与否，因为当时自己既然被当作“阶级敌人”来揭批了，也就无权去计较旁人讲话的真实性。尽管他那天编造的故事在七十年代中叶又进入国际市场，倘若问题仅仅是真实性问题，今天也不该再去纠缠了。

二十几年来，我所耿耿于怀的是一个真实性以外的问题，一个伦理学问题。叶先生可能早就不喜欢我这个人，这不能去勉强人家。当有人托他带东西给我时，无论作为无产阶级还是作为资产阶级，他都完全有权拒绝。然而在他接受委托物之后，无论作为无产阶级还是作为资产阶级，他都无权加以侵吞。而由于工作关系，从一九○年至一九五七年，他们是经常见面的。一九五四年我与文洁若结婚后，他还请我们二人去他府上吃茶。这里不存在遗忘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侵吞了委托物达七年之久。这就很自然地使人引起下述两个疑问：

一、倘若没有一九五七年八月的那次揭批大会，叶先生岂不就继续侵吞下去了吗？

二、除了这张猫的照片，叶先生那次回国时还侵吞了我旁的什么？

前者属于虚拟假设，后者（连同这个故事于七十年代以变本加厉的形式进入国际市场这一事）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同上）

语言可谓犀利，推理更是火药味十足。令萧乾没有想到的，他的一吐怨气，引来的并不是当事人的回应，而是老朋友巴金的坦率批评与劝阻。巴金接连给萧乾写来两封信谈及此事：

一九八○年五月三十日（巴金致萧乾）

我不赞成你纠缠在猫案上，要大量些，想得开些，那是很小的事。请你多想想。

一九八○年六月七日（巴金致萧乾）

《开卷》编者信寄还，关于韩素音他的话题颇有道理，我也同她打过交道，这些话以后见面再谈。那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以后希望不要再提猫案或叶的事。……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太多了。

时隔数年，巴金在一封信中再次劝诫萧乾：

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巴金致萧乾）

文章（即《改正之后》——引注）昨晚读过了，的确写了些应该讲的真话。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这是不公平的。有话应当讲出来，时候不太多了。读了文章，我觉得对现在的你理解似乎多些，深些。但今天还在为“猫案”……辩护，就大可不必。有时，器量大总比小器好。

我常说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有三个人才华超过我若干倍，他们是从文、曹禺和萧乾。因此我希望你在作文和做人两方面都更深沉些，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些。

人生行走，未带地图指南，却有来自朋友的关爱与劝诫。尽管内心未必全然赞同巴金的意见，但萧乾接受巴金批评，未将《猫案真相》一文收入新出文集，故他对叶君健的这一批评在大陆少为人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公开谈到巴金的责备：

这些信，好几封是关心我的住房落实问题的，有几封是看了我发表的文章提出批评的。还有两封是责备我在《开卷》上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过去的事不应再计较。我虽然由于确实有个客观上的原因才写了那篇东西，从而感到委屈，但我并没像过去那样同他死死纠缠。我还是把那篇东西从正在编着的一个集子里抽掉了，并自认为没有他那样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的胸襟和气度。

（《这十年》，第三六五页，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年）

“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巴金信中一席话，简略却有力，这一教诲犹如黄钟大吕撞击萧乾，让他有了摆脱个人恩怨的警觉，进而可以站在更高境界进行历史反思。

三温暖与力量，常在心底

恰在萧乾发表《猫案真相》之际，巴金的第一本《随想录》结集出版，这对萧乾无疑是一个直接的有力推动。他致信巴金，谈及《随想录》对自己的影响：

一九八○年三月十日，萧乾致巴金

《随想录》凡读了的人，都十分感动。这里楼下有人向我借了去抄——如今你题赠本寄来，我决定把那本送给他。

我这次为《人民日报》写《美国点滴》，很受你的启发。我本可以采取较保险的办法，要么只写阴暗面，要么写点纯游记。但我认为那样是对读者不负责。写东西只要心放得正，还得有点儿“豁出去”的劲儿。所以我还是采取了冒险的路子，写国外可是针对国内。其中第五则《上与下》，家人直担心。

一篇《猫案真相》，成了萧乾晚年“跑好人生最后一圈”的转折点。

从此，一个新的萧乾也出现了！他不再像青年时代的单纯和浪漫，也不像“文革”前那样猥琐如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他有了真诚呼唤和坦然勇气，呼应巴金提出的“说真话”命题，将“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能说他完全走出了“文革”阴影，他曾不止一次坦言心底深处的余悸。尽管如此，他的笔恢复了以往的灵动与潇洒，且多了敏锐而有力。《我与“我们”》、《关键在于信念》、《真话万岁》、《标尺单一化》……这些杂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反响。他以对古华、戴厚英、张辛欣、贾平凹等年轻作家的支持与关爱，融入了新时期文学的潮流。

一九八四年，萧乾重返欧洲大陆，前去参观位于慕尼黑的达豪集中营博物馆。当年，盟国解放德国后，他作为战地记者曾来过这里。四十年过去，“永志不忘”沉甸甸四个字撞击心胸。他在《中国》杂志发表《达豪余生》一文，详述参观感受。他感慨于德意志民族不回避历史，不忘记希特勒与纳粹德国带给人类的灾难，他希望中华民族同样不要忘记“文革”。在别的场合，他甚至还提到不妨建立一个博物馆，让后人永志不忘曾经发生过的灾难。在这一点上，他与巴金想到了一起。

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并未离他远去，但他毕竟在以各种方式改变着自己，他努力着站上历史高度，迎来创作的最后一个高潮。

一九八六年，萧乾写一组《文革杂忆》文章寄给我，发表于《北京晚报》副刊。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这一次不写自己的遭遇：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萧乾致李辉

“文革”写好了。很可能只这五篇了。题目到是想了十几个，但反复考虑，有的矛头有点对着革命群众，有的太把自己摆进去了。何况又可能去英，所以拟就写这五篇，我当然继续思考。这五篇（1）尽量写文革本质；（2）多少带点概括性；（3）没涉及我本人。这样格调也许可略高一些。……《文革杂忆》看完望来个电话。有什么改动都可考虑。

萧乾没有食言，一九七九——一九九九，在人生的最后三十年，他跑好了最后一圈。

萧乾自幼是孤儿，一直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长大，他本能地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保护的生存意识，这也使他后来在人际交往和政治运动中，难免做出既伤及他人也殃及自身的举动。他曾对我说过，他会找机会写一封长信给我，专门谈他与沈从文之间的恩恩怨怨，后来他忙，一直未能如愿写来。就我个人而言，则一直希望他能够更多地摆脱余悸，甚至希望他能够像巴金那样，在历史反思中多一些自省和忏悔意识。一九九八年，我去信再次与他谈及这些想法。他很快回复一封长信，信很重要，兹全文转录如下：

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萧乾致李辉

谢谢来信并不断对我的督促。病中除应光明之命，为明年的十卷集陆续有了百余条“余墨”（长则一两千字，短则仅数百字）外，几乎什么也没写。你的信是压力，也是鼓励。乘脑子还没软化（八十八啦，已经迟钝多了），还是应抓紧些。我这条蚕的肚子里的丝已经吐得差不多了。而且我向不习惯口述——除了二战期间从柏林往报社伦敦办事处打。总之，向你保证一定努力作最后拼搏。

你要我像巴金那样回忆五十年代的日子。我们的情况不同。六六年以前他是全国文艺界的领导，也许因而无意中开罪了张春桥，才挨了那么狠毒的斗争。在斗他时，我一直认为除了那股极“左”之外，还包涵了个人报复因素。

解放初期，我由于懂点外文，先是躲在对外宣传口。那时，单位干部几乎都是洋包子，不同的仅仅是语种。当时，我们这号人大概是作为“技术干部”来保留的。沈从文干了一辈子文学，那时竟连作家协会会员都不是。我可能由于1948年在香港帮地下党搞过对外宣传，勉强当上了会员。但那个“大酱园子”（作协宿舍）里，我大概是惟一的白点子。人家不是来自延安就到过晋察冀老区。

可这么一来，也万幸了，批胡风，批谁我都不需要表态，更不必发言。我也乐得如此。那时，我就闷头先靠我这点外文为人民服务。所以我的处境与那时的巴金不同。他是先当领导，妖风一起，他又成了“黑老九”。我那时只不过是个“白点子”。

人生祸福很难说。我读巴金忏悔录时，最难过是读到他白天奉命批某某，晚上又去那人家里去道歉。因为他本是一个不会昧良心的人。

当然，回忆起五十年代，我也不是没有可忏悔的。我认为有的是我个人的过错，例如在三反运动末期的自我检查，我就给自己也给旁人乱扣过帽子。我写过文章忏悔那时错打的“老虎”。（见《收获》）也有时是奉命。我在搞英文《人民中国》时，由于是对外宣传，上边抓得紧，所有文章都得先送审，所以没出过差池。可是五六年调到冯雪峰、丁玲和陈企霞刚在那里栽了跟头的《文艺报》，我可紧张死了。五七年整风，《人民日报》记者接连访问了我六次，要我发言或写文，我都坚决摇头。可最后，就在无产阶级露出铁拳的前夕，我克制不住了。在那篇毒草里，我用八成篇幅咒骂西方的假民主，只在尾巴上呼吁一下咱们拿出点社会主义真民主。殊不知“民主”在那时本身就是万恶的。当我在农场见到一个只写了个发言提纲放在抽屉里就被划成右派的小青年，我才认识到对我的惩罚算是轻而又轻了。

拉拉杂杂扯得太远了。我时常想，倘若没有那场反右，中国会是个什么局面。会不会还有六十年代那场大灾难。糟糕的是咱们这里不大作兴总结。几十万人平反了——改正了，可还留那么几个，证明该搞。

他写给我不少信，但没有哪一封能比此信更有人生回顾的丰富信息，读来触动颇深，思索良久。

一九九四年，召开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夕，我分别请冰心、萧乾等人为会议题词。萧乾的题词为：“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后来，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谈到为什么写这句话的原因：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萧乾致李辉

近些年来我在摸索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如此“健忘”！从1942年的整风起，反武训，反胡风，反右，反……事后都“改正”了事。为什么不找找原因？辨证唯物论不是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吗？可咱们这个以马列主义自居的地方，光实践不认识。其实，也不难了解：认识就得自我否定，以为那可不得了，有失尊严。……

这即是为什么你让我给“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题词时，我题了“他的伟大在于否定自己”。

虚伪的谦逊没价值，没意思，也争取不到谁。“自我否定”得是由衷的。这需要道德上的勇气。西方也不过出了一个卢梭。

三年后，一九九七年，第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行前我去北京医院看望萧乾，再次请他为研讨会题词。他已住院多时，但二话没说，当即坐起来，在一张信笺上用铅笔写下这段话；

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个及格的学生，一想到他，我就惭愧，感激。

萧乾于病中。1997，8，28

这便是巴金在萧乾心中沉甸甸的分量与重要位置。

在前辈信中，读巴金，读一个时代。

“他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讲真话”，正是晚年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留恋与怀念，温暖与力量，常在心中，伴我同行。

完稿于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北京

【作家简介】李辉，著名媒体人、作家。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主要作品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传奇黄永玉》等。最近出版《老人与书》和《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曾在《收获》开设专栏《沧桑看云》、《封面中国》、《绝响谁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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