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一）

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

会见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一）

[作者]以塞亚-伯林

1945年夏，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说他们缺人手，特别是缺会俄语的官员，建议我为他们工作四到五个月。我很急切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主要是因为，我得承认，我非常渴望了解当时俄国文学和艺术的状况，那时候在西方这方面的情况较不为人所知。当然，我知道20年代和30年代俄罗斯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一些遭遇。革命在俄罗斯掀起了所有艺术领域的创造波潮；大胆的实验主义在哪都受到鼓励：新的文化控制者们并没有干预任何能被解释为给资产阶级趣味“一记耳光”的东西，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视觉艺术领域——-画家康定斯基，察戈尔，索定，马勒维奇，克里恩，塔特林；雕塑家阿克辛朋科，帕沃斯纳，加伯，利普奇兹，察德金；戏剧与电影导演梅耶霍德，沃克坦哥夫，塔伊罗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这些人创造了许多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杰作；在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也有相似的浪潮。虽然有国内战争的暴力、破坏带来的混乱，具有非凡活力的革命艺术一直在生产。

我记得1945年遇见谢尔盖-爱森斯坦；他正处在一种极度消沉的状态中：这是斯大林对他的电影<恐怖的伊凡>初版表示强烈不满的结果。野蛮的伊凡雷帝镇压贵族们的背叛；斯大林抱怨说，电影里伊凡被描绘成在这个问题上近乎神经质。而斯大林是很认同伊凡的。

我问爱森斯坦，什么时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20年代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在剧院里干着美妙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一群猪跑到观众当中，跳到他们的座位上叫着。太有意思了。我的天，那时我们多快乐！”

很显然好景不长。一些要求集体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左翼狂热分子对此大加责难。于是斯大林决定终止所有这些政治-文学的争论，认为这纯属浪费精力——-五年计划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30年代中期成立了作家协会，以确立标准。不再有争论，不再有心灵的烦恼。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样板主义。然后就是最后的恐怖——大清洗，作秀式的政治审判，1937-38年的极端恐怖，野蛮而不加鉴别地消灭个人和团体；最后是整个人民。我不想过多谈论这个野蛮时期，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关于这个时期俄国知识分子境况的真实写照可以在一些人的回忆里看到，比如曼德尔斯塔姆，楚科夫斯卡娅，以及在另一种意义上，在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里。1939年斯大林暂停了禁令，俄罗斯文学、艺术和思想就象一块经受过连番轰炸的土地，一些高贵的建筑虽仍相对完整，但孤零零地站在荒芜的街道上。

接着是德国的入侵。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面对敌人的进攻，出于国家团结的考虑，当局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在俄罗斯爱国情感的伟大浪潮里，无论是老的还是年轻的作家——主要是诗人(他们被读者看作代言人)——这些人被前所未有地偶像化。那些不受当局欢迎的诗人们(其作品鲜有出版)突然收到大量前方战士的来信，信里或多或少引用了那些比较非政治化、更多的是个人化的诗句。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此前一直处在一种内部流放的状态中，现在开始收到士兵们的来信，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信里引用他们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诗行。有人要求诗人的亲笔签名；有人求证某些诗文的准确性；有人询问诗人在这种那种问题上的态度。最后，这一情况引起了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关注。于是这些异端诗人的状况和个人安全得到了改善。在革命前的俄罗斯，诗人们公开朗诵以及私人聚会里背诵诗歌的活动原本是很平常的事。现在稀奇的是，当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朗诵他们的诗歌，有时忘了一个词停下来时，在人数众多的听众中总会有许多人能立即提醒他们接下去，这些作品有些出版过有些未出版，但至少不是能公开得到的。没有哪个作家能不被这种真正的爱戴所感动，并从中得到力量。

一大批诗人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人，我发现，这一情况十分独特。没有什么画家、作曲家、散文家，也没有什么最走红的演员或雄辩的爱国记者，能象这些诗人那样受到深深的、普遍的爱戴和崇敬；特别是受到那些我在电车上、火车上、地铁里交谈过的那些人们的热爱；他们中的许多人承认自己从未读过这些诗人的作品。在所有俄罗斯诗人中最有名、受到广泛崇拜的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是我最想会见的苏联人。有人警告我说，很难会见那些官方不允许其公开露面的人；外国人只能会见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苏联公民——除此之外的其他人被警告说，会见外国人既不明智也不安全，特别是私自会见。我很走运。经过一联串的好运之后，我设法在我刚到苏联不久，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在帕诺德尔金诺作家村的乡间农舍，靠近莫斯科。

一

我在1945年9月一个温暖明媚的午后去见他。诗人，他的妻子和儿子列奥尼德，坐在屋子后一张粗糙的木桌旁。帕斯捷尔纳克热情地向我问候。他的朋友、诗人茨维塔耶娃有一次这样描述他：“他看上去象一个阿拉伯人和他的马。”——--他有着一张暗色的、忧郁的、富于表现力的家族式的脸，从许多照片和他父亲的画里能见到。他说话很慢，声音低沉，带着持续的平稳腔调，有点象嗡嗡的蜂鸣，这一点见过他的人总会提到：每个元音都被拉长，好象柴科夫斯基歌剧中的某个平缓的咏叹调，但具有更大的张力。

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是立刻对我谈到：“你从英格兰来。30年代我曾在伦敦。1935年，我从巴黎反法西斯大会回来的路上。”他说，那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当局的一个电话，告诉他巴黎正在召开一个作家大会，让他马上去。他说他没有合适的服装。——“我们会处理”，官员说。他们设法给他弄了一件正式的晨礼服，一条条纹裤，一件硬袖高领的衬衣和一双漆皮的靴子，非常合身。但最后他被允许穿便服出席。后来有人告诉他，会议的组织者马尔诺克斯(Malraux)坚持要邀请他。马尔诺克斯告诉苏联当局，虽然他完全理解苏联不愿意，但如果不送帕斯捷尔纳克和巴贝尔来巴黎，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他们是非常著名的苏联作家，并且在那时候，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作家都能获得欧洲自由主义者们的青睐。

 “你能想象当时有多少名人在那儿”，帕斯捷尔纳克说，“德莱塞，纪德，马尔诺克斯，阿拉贡，奥登，福斯特，罗斯蒙德-莱赫曼，以及许多其他赫赫有名的人物。我发了言。我对他们说‘我明白这是作家们组织起来反抗法西斯的大会。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不要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只有个人的独立才重要。在1789，1848和1917年，作家们没有组织起来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不要，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

 “我想他们觉得很意外，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当时认为回来后会有麻烦，但没人对我提起这件事，直到现在也没有。后来我去了伦敦，然后坐船回国，与什彻巴科夫同在一个舱。他后来成了作协书记，极有影响，还进了政治局。我不停地说话，不分昼夜。他求我停下来让他睡觉，但我没理他。巴黎和伦敦唤醒了我，我停不下来。他乞求我的仁慈，但我冷酷无情。他肯定认为我疯了：这事后来可能还帮了我。”他的意思，我想是，被认为有点疯，或至少有怪僻，也许帮他逃过了大清洗。

帕斯捷尔纳克接着问我是否读过他的散文，特别是《卢沃斯的童年》。“我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很不公平地说，“你认为这些作品矫糅造作，忸忸捏捏，可怕的现代主义——不，不，别否认，你是这么想的。你完全正确。我为它们感到羞耻——不为我的诗，而为我的散文，它受到象征主义运动里最虚弱、最混乱的那些东西的影响，那年头很吃香，充满了神秘的混沌——当然，安德烈-别雷是个天才——

我知道这个，不用你告诉我——<彼得堡>、<科提克-拉塔耶夫>里充满了奇妙的东西——但别雷的影响是致命的——乔伊斯是另一回事——所有我写的那些东西都很生硬，零碎，造作，没什么用处；但现在我在写一些全然不同的东西，新东西，很新，清晰，优雅，匀称，古典式的简洁——正如温克尔曼所希望的那样，当然，还有歌德；这将是我最后的话，我要对这个世界说的最重要的话。它是，是的，它是我希望藉以留名的东西，我要把余生献给它。”

我不能担保这些话完全准确，但这是我记得的。这一计划中的作品后来成了《日瓦戈医生》。1945年时他已经完成了前面几章的草稿，他请我阅读，并送给他在牛津的妹妹；我照办了，但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写这整部小说的计划。

后来，帕斯捷尔纳克沉默了好一阵，我们谁都没说话。然后他告诉我他有多么喜爱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作家，亚什维里，塔比德泽，以及格鲁吉亚酒；他在那总能受到很好的款待。之后，他很礼貌地问我西方的情况，我是否知道赫伯特-李德和他的个性主义。这里他解释说他对个人自由的信念来自于康德的个人主义——勃洛克在他的诗<康德>里完全误解了康德。关于俄国他没什么可告诉我的。我必须认识到，在1928年左右，当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后，俄罗斯的时钟就已经停止(我注意到，他和其他我会见过的作家都从未使用过“苏联”一词)。比如说，关于他和他的作品，苏联百科全书对他后期生活和作品只字未提。

他的谈话被莉迪娅-塞芙利娜打断，一个年老的、很有名的作家，插话说：“我的命运也一样”，她说，“百科全书里关于我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塞芙利娜目前处于心理的和艺术的危机中’，这文章过去20年里没改过。对苏联读者来说，我还处在危机之中，不省人事。我们象庞培城中的人，你和我，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被灰烬埋葬。我们知道的多么少：梅特林克和吉普林，我知道，死了；但威尔斯，辛克莱-刘易斯，乔伊斯，布宁，霍达谢维奇——他们还活着吗？”帕斯捷尔纳克看上去有点尴尬，转移了话题。他在读普鲁斯特——法共的朋友寄给了他整部巨著，他知道它，他说，近来还重读了。他没听说过萨特或加谬，对海明威不屑一顾("我不知道为什么安娜-安德里夫娜(阿赫玛托娃)认为他还行”，他说)。

他说地从容不迫，间或有一些热情洋溢的句子。谈话时常常不顾语法的限制——清晰的语句之后往往是狂野的然而又是无比生动具体的意象——当无以为继时他也会说一些晦涩的话——接着又突然变的清晰。至始至终他都在以一个诗人的方式说话，如同他写的作品。有人说，有一种诗人在写诗时是诗人，在写散文时是散文家；另一种是无论做什么都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后一种天才。就他的谈话来说，我很难形容其质量。我见过的唯一象他那样说话的人是维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能控制别人思想的步伐，以一种欢快的、有时是令人害怕的方式，模糊别人看待现实的正常视野。

我用“天才”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常有人问我，使用这个极有煽动性但含糊的词意味着什么。作为回答，我只能这样说：舞蹈家尼金斯基有一次被问及，他如何能跳跃地那么高。据说尼金斯基表示，他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难。大多数人跃起之后立刻就落下来。“你为什么非要立刻落下来呢？在空中停留一会儿，为什么不呢？”据说他是这么回答的。对我而言，衡量天才的一个标准正在于此：有能力去做一些无比简单和一目了然的事；这些事普通人偏偏又无法做到，也明白自己做不到，同时又想不通天才为什么做的到，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做不到。帕斯捷尔纳克有时说话跳跃，他的用语是我所知的最有想象力的，狂野而生动。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天才：艾略特、乔伊斯、叶芝、奥登以及罗素(在我印象中)不曾象这样说话。我不想不知趣地呆太久，于是就告辞了。我十分兴奋，实际上我完全被他的话和个性所折服。

帕斯捷尔纳克回莫斯科之后，我几乎每周都去拜访他，对他有了更好的了解。我无法形容他的风采、声音和姿态所产生的动人效果。他谈论书籍和作家。他热爱普鲁斯特并沉浸在后者的作品里；他也爱<尤利西斯>，但他未读过乔伊斯后来的作品。他谈论法国象征主义者，魏尔伦和里尔克，这两人他都会见过。他非常景仰里尔克的为人和作品。他也沉迷于莎士比亚。他对自己的翻译不满意：“我曾试着处理好莎士比亚”，他说，“但不成功。”他说他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成长——对他来讲，托尔斯泰是无与伦比的天才，比狄更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伟大，是一个与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比肩的作家。他的画家父亲曾带他见过临死前的托尔斯泰，在1910年的阿斯塔帕沃。他觉得托尔斯泰几乎无可挑剔：俄罗斯与托尔斯泰是一体的。就俄罗斯诗人来说，勃洛克无疑是他这一代的泰斗，但他对勃洛克并无好感。别雷与他更亲近，别雷是个具有奇怪而罕见洞察力的人，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一个神秘而神圣的愚人。他认为勃留索夫是一个自我构成的、天真的、机械的音乐盒，一个聪明、精于计算的圆滑之徒，根本算不上一个诗人。他没提起曼德尔斯塔姆。他对玛丽亚-茨维塔耶娃最感亲切，二人建立了多年的友情。

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比较矛盾。他曾非常了解后者，他们曾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也曾从马雅可夫斯基那儿受益。后者，当然，是旧秩序的强有力的破坏者，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强调，马雅可夫斯基不象其他的共产主义者，他始终是“人”——但不，不算一个大诗人，不是一个不死的神，如丘特切夫或勃洛克；甚至也不是费特或别雷那样的半神。时间已经将他抹去。在那个年月人们需要他，他是那个时代所召唤的人。有这样一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拥有他们自己的时日，阿塞耶夫，可怜的克柳耶夫——被清洗掉了——塞尔文斯基——甚至叶赛宁。他们满足了时代的需要，他们的天分对于这个国家诗歌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仅限于此。马雅可夫斯基是这类诗人当中最伟大的——<裤中云>具有它的历史重要性，但那种嚎叫令人无法忍受：他的天分不停膨胀直到最后爆裂而止。这一多彩气球的一些忧伤碎片还散落在路上，如果他是一个俄国人的话(译注：此处原文意思含混)。他是有天赋的，重要的，然而粗野，长不大，最后以一个招贴画艺术家的身份告终。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生活对他来讲是灾难性的。他，帕斯捷尔纳克，热爱作为一个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后者的自杀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俄罗斯爱国者——他有很深的与国家的历史联结感。他再三告诉我，他多么喜爱在作家村度过夏日时光，帕诺德尔金诺曾经是那个伟大的斯拉夫主义者尤里-萨马林的产业之一。真正的俄罗斯传统是从传奇般的萨德科到斯特罗加诺夫斯以及科楚贝，到德兹哈文、祖可夫斯基、丘特切夫、普希金、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费特、安年斯基，到阿克萨科夫斯、托尔斯泰、布宁——再到斯拉夫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者被托尔斯泰视为根本不明白人因何而活。这种希望被看作真正的俄罗斯作家、深深扎根于俄罗斯土壤的强烈而有时是执迷的愿望，清楚地表现在帕斯捷尔纳克对待自己的犹太血统的态度上。他很不情愿谈这个话题，并不是觉得尴尬，而就是不喜欢提。他希望作为民族的犹太人就此消失。

他的艺术趣味在年轻时就形成了，并对那时候的大师保持虔敬。对斯克里亚宾的回忆对他意义重大——帕斯捷尔纳克自己曾想当作曲家。帕斯捷尔纳克和纽豪斯(帕的妻子琴娜伊达的前夫，著名音乐家)都曾为斯克里亚宾以及象征主义画家卢贝尔、尼古拉斯-罗耶里奇献上赞美诗。这两位画家在同时代画家中最受他们推崇。毕加索和马蒂斯，布拉克和波恩纳德，克利和蒙德里安对他们来讲意义不大，与康定斯基和马勒维奇差不多。

在某种意义上，阿赫玛托娃和与她同时代的古米廖夫以及茨维塔耶娃是19世纪最后的伟大声音——也许帕斯捷尔纳克占据着两个世纪的中间地带，也许，曼德尔斯塔姆也是。他们是俄罗斯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最后代表，基本上不受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不受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乔伊斯、勋伯格的影响，即使他们尊敬这些人。现代主义运动在俄国早因政治运动而流产(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是另一回事)。帕斯捷尔纳克热爱俄罗斯。他准备原谅她的所有缺点，所有，除了斯大林政权的野蛮。但即使这样，在1945年，他把这看作黎明前的黑暗并睁大眼睛瞧着——这一希望在<日瓦戈医生>的最后一章里得到了表达。他相信自己与俄罗斯人民的内在命运生死与共，分享她的希望、恐惧和梦想，成为她的声音。就象丘特切夫、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契珂夫和勃洛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曾经做的那样。(那时候我知道他毫不认可涅克拉索夫)

在我对他的访问中，当我们独处，在一张空荡荡的磨光书桌前，他再三声言自己与国家的内心紧密相连，并严厉地、反复地否定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也是如此，特别是高尔基；他感到有些事要对俄国的统治者们讲，一些只有他能讲的、无比重要的事。然而这到底是什么——他经常提起——显得晦暗不明。也许是因为我缺乏理解力——但安娜-阿赫玛托娃告诉我，当他以这种预言式的口吻说话时，她也不理解。

正是在这样一种迷狂般的情绪中，他对我讲述与斯大林就曼德尔斯塔姆被捕一事所进行的电话交谈。关于这次著名谈话的不同版本一直在流传。我只能重述1945年他告诉我的故事。根据他的描述，他和妻儿在莫斯科的公寓，电话响时没有旁人，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是克里姆林宫来电，斯大林同志想同他谈谈。他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恶作剧，就把听筒放下了。电话再次响起，里面的声音多少使他相信这电话是真的。斯大林就问他，是否正在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通话。帕斯捷尔纳克说正是。斯大林问，当曼德尔斯塔姆朗诵一首关于他斯大林的政治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认为他在场与否根本不重要，但很高兴斯大林能和他通话，说他知道这迟早会发生，说他们必须面谈，谈具有无比重要性的事。斯大林又问曼德尔斯塔姆是否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是风格迥异的诗人，他尊重曼德尔斯塔姆的诗，但并不觉得亲近，然而，不管怎么样，这无关紧要。

这儿，在对我重述这个事件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再次进入了他的形而上学臆想——关于世界历史的神秘转折点，他想和斯大林谈的就是这个——他这样做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我能猜地到他也是用这种语调与斯大林交谈的。不管怎么样，斯大林再一次问他，当曼德尔斯塔姆朗读那首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再一次回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和斯大林见面，越快越好，一切都决定于此，他们必须谈谈终极问题，关于生和死。“如果我是曼德尔斯塔姆的朋友，我应该懂得如何更好地为他辩护，”斯大林说，然后就挂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试着打回去，但不奇怪，未能接通。这件事很明显一直折磨着他。至少在另外两个场合他又对我重复了这个故事。他也告诉其他的来访者，但很明显用了不同的方式。他拯救曼德尔斯塔姆的努力，特别是向布哈林的呼吁，可能保护了曼德尔斯塔姆一段时期——几年之后曼德尔斯塔姆被处决了——但帕斯捷尔纳克明显感到，无须特别的理由，就象任何不被自满或愚蠢蒙住眼睛的人都会感到的那样，如果他换一种应对方式，也许能救得了曼德尔斯塔姆。

接着他谈起了其他受害者的故事：皮利尼亚克，(总是向窗外张望)焦急地等待一个密探来，让他签名检举一个在1936年被控叛国的人；结果谁也没来，这下他意识到，他也完了。帕斯捷尔纳克又谈起1941年茨维塔耶娃自杀的情形。他认为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当局不是那么丧心病狂地对待她。他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个人要他在一封谴责图卡切夫斯基元帅的公开信上签名。当帕斯捷尔纳克拒绝签名并解释了原因之后，那个家伙热泪盈眶，说诗人是他见过的最高贵最圣洁的人，并热烈地拥抱了他，然后径直跑到秘密警察那儿告发了他。

帕斯捷尔纳克接着说，虽然...在战时的俄国和其它地方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发现，与党保持任何形式的关系这种念头变的越来越令他厌烦：俄罗斯是艘大船，奴隶船，党员们是监工，抽打着划桨的奴隶。为什么，他想知道，一个在莫斯科的英联邦外交官(这人我应该认识)，一个略通俄语并自称是诗人的人，常常来访问他，为什么这个人在任何可能或不可能的场合都坚持，帕斯捷尔纳克应该与党走的更近一点？他不需要世界另一头来的绅士告诉他应当做什么——我能转告那个家伙他的来访不受欢迎吗？我答应照办，但后来并未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担心帕斯捷尔纳克本已岌岌可危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帕斯捷尔纳克也指责我。不是因为我试图强加什么政治的或其它的观点给他，而是为了另一些他认为很坏的东西。我们都在俄国，不论在哪举目望去，每件事都是那么恶心，惊世骇俗，可恶的肮脏，而我看上去好象还挺兴奋的。“你四处闲逛”，他说，“用茫然的眼睛看着这一切。”——他认为我并不比其他外国来访者好多少，那些人什么也看不见，被荒唐的假象所骗，与悲惨的本地人一样发疯。

帕斯捷尔纳克对一种指责极端敏感，即，苟且迁就党或国家的要求。他看上去很害怕别人认为，他的存活是因为他干了一些取悦当局的勾当，一些为了躲避迫害而出卖良心的肮脏妥协。他一再提起这个，有时候荒唐地大费口舌解释说，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使知道他的人不至于认为他有错。有一天他问我是否听到过任何人提起他的战时诗集<在早班车上>，把这当作他向正统观念示好的一个姿态。我老实回答说我没听谁提起过，那是个荒谬的想法。

对他持有最深的友情与钦慕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告诉我，战争结束时她从塔什干回列宁格勒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曾访问了帕诺德尔金诺。在到达的几个小时之内，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口信说他不能见她——他发烧了——在床上呢——不可能见她。第二天又是相同的口信传来。第三天他出现在她面前，气色异乎寻常地好，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她，是否读过他那本最新的诗集。他问的时候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于是她就很机灵地回答说没有，还没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脸上立即云开日出，如释重负，他们随即交谈地很愉快。不用说，他明显为那些诗感到害臊。他似乎认为写那种“市民诗歌”是一种敷衍，再没有什么比那种题材更让他讨厌了。

不过，在1945年，他仍然希望俄罗斯人的生活能重新焕发生机——作为战争这一涤旧换新的大风暴的结果——一场移山倒海的、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大风暴，就象十月革命那样，一种超越我们微不足道的道德范畴、能量巨大的催化剂。这样巨大的转变，他认为，我们很难评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思考这些转变，尽可能多地理解它们。它们超越了善与恶，接受或拒绝，怀疑或肯定。它们必须被视为一种自然力的基本变化，是地震，潮汐，移山倒海的事件，超越一切伦理和历史范畴。于是，背叛、清洗的黑暗噩梦，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以及紧接着的恐怖战争，对他来说都成了一种序曲；某种必然的、闻所未闻的精神胜利将随之而来。

此后的11年里我再没有见过他。到1956年时，他与当局已经彻底决裂。谈到它和它的代表时，他总是不寒而栗。那时候，他的朋友奥尔加-伊万斯卡娅已经被捕，经过严刑拷打后被投入劳改营关了5年。“你的鲍里斯”，国家安全首脑阿巴库莫夫曾问她，“你的鲍里斯反对我们，不是吗？”“他们是对的”，帕斯捷尔纳克说，“她无法也没有否认。”

 (1956年)我和纽豪斯去帕诺德尔金诺，同行的有他和前妻所生的儿子。纽豪斯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圣徒：他太不谙人间世故了——他希望当局能准许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想法显然太荒唐了——作者的殉难倒更有可能。帕斯捷尔纳克是数十年来俄罗斯产生的最伟大的作家，他会被摧毁，正如其他许多人那样。这个国家是沙皇政权的继承者。不管新旧俄罗斯有多么地不同，在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怀疑和迫害上，二者如出一辄。纽豪斯的前妻琴娜伊达——现在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曾经告诉纽豪斯，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出版他的小说，不管在哪。纽豪斯曾劝他打消念头，但这是徒劳。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对我提起这件事，我可否——这很重要——不仅是重要——可能事管生死，在那时候谁敢保证呢？——-我可否试着劝他收手？纽豪斯是对的，帕斯捷尔纳克可能确实先应该从肉体上保全自己。

这时我们抵达了帕诺德尔金诺的房子。帕斯捷尔纳克在门口等着，他让纽豪斯先进去，然后热烈地拥抱我，说，在我们未见面的11年里发生了太多事，大部分十分邪恶。他停下来，又加了一句：“你肯定有些话要对我说吧？”我极为不智(如果不说是不可原谅的愚蠢的话)地说：“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我很高兴地看到你别来无恙，最重要的是你存活下来了。对我们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我心里想的是过去几年斯大林对犹太人的迫害)。他的脸沉了下来，非常生气地看着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想什么呢？列奥尼多维奇。”“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脑袋里在想什么！”他的声音都变了，显得很吓人——“不要抵赖。我能看透你的想法，比看我自己的更清楚！”“我在想什么呢？”我又问，对他的话感到越来越不安。“你在想——我知道你在想——我为‘他们’干了一些事。”“我希望你明白，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我回答，“我从未这么想过——我也从未听到别人这么说过，哪怕是作为一个愚蠢的玩笑。”最后他看来是相信了我，但明显地仍是心烦意乱。直到我让他相信，在文明世界里对他的崇敬——不仅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是非常广泛的，他才开始恢复到常态。“至少”，他说，“我可以象海涅一样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也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将被记住’”。

他给我看他的作品。他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的书”，他说，“都在这里了。这是我最后的话。请读读它。”在接下来的一日一夜我读着《日瓦戈医生》。两三天后当我又见他时我问他想怎么办。他告诉我，已经把书稿交给了一个在苏联电台意大利语部工作的意大利员，这人同时还为意共的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工作。他已经授权这家出版社出版。他希望他的小说，他的证言，他最真实最完整的作品(他的诗与这没法相比，虽然他认为小说里的诗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到，随火而蚀(他引用普希金著名的圣诗)，去警扰世人的心。

午饭之后，他的妻子琴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把我拉到一旁，哭着求我劝说帕斯捷尔纳克不要把《日瓦戈医生》拿到国外出版。她不愿自己的孩子为此受难；我应该很清楚“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对吗？我无法无动于衷，立即对帕斯捷尔纳克谈起这件事。我答应他将他的小说制成胶卷，埋在世界的四个角落，也埋在牛津，埋在瓦尔帕莱索，在塔斯马尼亚，在开普敦，在海地，在温哥华，在日本，这样即使爆发一场核战争，这些胶卷也能留下来--你真的决定对抗苏联当局，你考虑过后果吗？

在一周之内他第二次对我怒气冲冲，他知道我所说的完全出于好意，我对他和家人的关心令他感激(他说这些时略带一些讽刺意味)；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比11年前那个冒失的英联邦外交官更糟。他与孩子们谈过了。他们准备为此受难。请我别再提起这事。我已经读过小说，我应该知道它(特别是它的散播)对他意味着什么。我哑口无言。

过了一会儿，我们谈起了法国文学，就象以前一样。自11年前我们分手之后，他设法搞到了萨特的《恶心》，并觉得它令人不忍卒读，它的污秽令人反感。经过四个世纪的创造天才之后，这个伟大的国度应该不至于停止产生文学吧？阿拉贡是个时代的奴仆，杜哈梅尔和古埃亨诺不可思议地无聊乏味；马尔诺克斯仍在写作吗？

在我回答之前，他的客人之一，一个温柔娴静的女人，一个刚从15年的劳改营生涯放出来的教师(她仅仅因为教授英语而被关)，害羞地问我阿多斯-赫胥黎在《点对点》之后是否还写过别的；另外，维吉尼亚-伍尔夫仍在写作吗？——她从未读过伍尔夫的作品，但从一份神秘出现在劳改营里的旧法国报纸，她想自己应该会喜欢伍尔夫的作品。

很难形容我对能给这些人带来新消息所感到的喜悦，关于外部世界的艺术与文学方面的情况。这些人多么渴望能了解那些，他们不可能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消息。我告诉她以及在场的其他人所有我知道的英国、美国和法国作品。就好象在对一群与文明隔绝了几十年的、流落到荒岛上的失事船民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新鲜、令人振奋和欣喜。

格鲁吉亚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朋友提特西安-塔比德泽死于大清洗，在场的他的遗孀尼娜-塔比德泽想知道，在西方的剧院里莎士比亚、易卜生和萧伯纳是否仍是伟大的名字。我告诉她，人们对萧的兴趣已经淡去；契珂夫受到极大的尊崇，他的剧目经常上演；我又说，阿赫玛托娃曾对我表示她无法理解对契珂夫的崇拜。他的世界是铁板一块的单调乏味。阳光从不明媚，剑光从不闪烁。所有的事物都笼罩在恐怖的迷雾中。契珂夫的世界是一片泥潭，人类在其中绝望地挣扎。它是对生命的歪曲。帕斯捷尔纳克当即表示，阿赫玛托娃完全错了。“你见到她时请告诉她——我们不能自由地前往列宁格勒，也许你能——你代表这里在场的所有人告诉她，所有的俄罗斯作家都对读者进行说教：甚至屠格涅夫都曾告诉读者说时间是伟大的疗伤者以及类似的话；只有契珂夫不这样。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所有的事都融化在艺术中了——他是我们对福楼拜的回答。”他又接着说，阿赫玛托娃肯定会对我提起陀思妥也夫斯基，以及攻击托尔斯泰。但托尔斯泰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判断是对的：后者的小说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混沌，一种沙文主义和歇斯底里式宗教的混合：“告诉安娜-安德里芙娜，就说是我说的！”但当我1965年在牛津再次见到阿赫玛托娃时，我想最好还是不要把他的判断告诉她：她也许想反驳他呢。但那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在坟墓里了。实际上，阿赫玛托娃确曾带着动情的仰慕对我谈起陀思妥也夫斯基。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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