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感谢命运没有让我考上大学

阎连科：感谢命运没有让我考上大学

近日，中国著名作家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使阎连科成为继村上春树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阎连科把“卡夫卡”带到了中国，让文学爱好者将目光再次投射到这位中原大地的汉子身上。很多人对他的作品和写作态度略知一二，但阎连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环境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他的人生路，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值得关注？今天的作家榜为你一一解答。

初涉写作

“熬更守夜，母亲从来没说我浪费油”

吴怀尧：你出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这些年你的写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屡有创新，但写来写去都是围绕那小片土地。看得出，尽管你在京城生活了十余年，但对故土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你的写作中，故乡占什么样的地位？你最初是如何与文学结缘并且开始创作的？当时家里支持你吗？

阎连科：30多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奢侈和异类。因为我大姐常年有病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小说压在枕下。她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她的床头，都会被我一页页翻阅，当然还有《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类古典文学。

这是我阅读的开始，每每回忆起来，都备感温馨。比如《红楼梦》，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我也会黯然伤神；看到贾宝玉出走，我会觉得活着真没意思。

我最初开始写作，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读到了张抗抗的《分界线》，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张抗抗凭这篇小说从北大荒被调到了哈尔滨，这对我是一个刺激和启发。当时，逃离土地的愿望是支持我奋斗的动力。我白天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害怕我得了神经病，但又觉得这件事可能与众不同。从小我们家里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是要催着熄灯的，怕费油。家里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写到深夜，母亲从来没说过我浪费油。

吴怀尧：刚才还提到贾宝玉，你看《红楼梦》时多大？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吗？

阎连科：初中二年级吧，应该是十五六岁。那个时候，《红楼梦》书店是没有的。我的同学的哥哥是飞行员，他往家里寄了一套《红楼梦》，我非常想看。有一天，我的同学神秘兮兮地从书包里摸出一本书给我，我一看是《红楼梦》，脸都吓白了。偷偷跑到厕所再看，书的封底上写着“供内部参考”五个字，那时的激动和心跳无法形容。

吴怀尧：你上学的时候成绩怎么样？听说你也参加过高考，但是不幸落榜？

阎连科：刚开始很差，小学一年级考试，我的语文和数学分别是61分和62分，勉强升级。读二年级时突然好起来，这要感谢我的同桌。她长得特别漂亮，学习也好，经常考90多分，让我心动不已，导致不自觉的努力，期中考试的时候，她94分，我93分，一分之差，只要再努力就可以赶超。

念到高中时，家里实在供不起，我有个叔叔在新乡水泥场当工人，就介绍我去做工。那时我十七八岁，每天干8个小时，拉板车、运矿石，挣一块六毛钱，想再干8小时就得托关系找后门。叔叔给工头送个烟啊，请他们吃个饭啊，好让我每天干16个小时。

有一天，家里突然来电报，只有两个字：速回。当时我父亲身体不好，姐姐也卧病在床，我非常紧张，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匆匆提着行李就回家去了，结果是高考恢复了，父亲让我去参考。我想这哪能考上啊，父亲说你初中时学习很好，考吧，即便考不上，回来当个村干部也行。我复习了四五天，就走进考场。考完了，在家里天天等通知，等了一个月，盼啊盼啊，结果那年全县没一个考上的。

吴怀尧：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集体落榜？

阎连科：这个说起来也非常荒唐。那时候出的题目偏于初中，高中的有一部分，我在学校学习还可以，如果填一般的大学有可能被录取，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填志愿，我们的一个老师还说，你们可以报河南大学或者北京大学，报哪儿都行。这导致我们全部考生都写了北大，结果就是你说的集体落榜。这就是命运，对于作家来说，其实，命运是真正的写作，如果那时我考上了大学，不要说大学，就是中专、大专，今天，我就不知道我会干什么了。很感谢，命运没有让我考上大学。

携笔从戎

“我在部队唯一的优势就是写作”

吴怀尧：大学梦破灭，打工又很辛苦，所以你选择当兵？

阎连科：对。1978年底，我报名参军。当时我的户口簿上的出生日期还是空白。我究竟是哪一年出生的，父母也记不清，回想之下，断定我生在1958年，因为那年粮食大丰收，红薯多得吃不完。母亲说生我时天气特别热，我们大队会计就说那就8月吧。就这样，大队会计就“确定”我为1958年8月24日出生了。早知这样，让大队会计添个1960年，那我就是六十年代了，多牛呀，我就变成六十年代的作家。

吴怀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到部队后不久你就开始发表作品，说说其中的机缘吧。

阎连科：到了新兵连，连长让大家把各自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相互认识认识，看到我的字写得不错，他就让我去出黑板报。我们的教导员叫张英培，爱写古体诗，他看到我在黑板报上写的顺口溜诗歌，就把我叫去，问我是不是爱写诗歌，我说我爱写小说。他很惊讶，问小说在哪儿呢？我就赶快通知哥哥把那个在老家日夜写作的长篇寄过来。不料，哥哥来信说，母亲在家里烧火做饭，把那东西烧掉了，就剩了中间一部分。这一部分，哥哥给寄了过来，我就没头没尾地拿给教导员看。教导员觉得字数挺多，就把我调到营里当通讯员。那一年，第一次发小说是《天麻的故事》，发在报纸上，大半版，震惊全团。那时候我目标很明确，当了兵就要提干，一定要留在部队，脱离土地，而我在部队唯一的优势就是写作。1979年，武汉办了个文学创作学习班，教导员推荐我去。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小说还分为长篇、中篇、短篇，第一次知道有两份杂志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吴怀尧：后来如愿提干了吗？

阎连科：那时干部特别多。接着就有文件，说要重视文化，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提干必须通过考军事院校。而考军校，年龄又不能超过20岁。我当兵时就已经是20岁了。因此，提干梦破灭，我就想回家。村长告诉我父亲，我回去可以当支部书记。这样，当了三年兵，我领了117元退伍费，两个月的粮票，给自己和父母买了衣服，全副武装就准备回家了。已经上了火车，我们团长突然又开了一辆北京吉普，疯了一样开过来大喊：“阎连科在哪个车厢？”见了我，团长告诉我，武汉军区参加全军战士业余演出队汇演拿了第一名，其中有个独幕剧是我写的，为此上级给武汉军区分了20多个提干指标，这其中就有一个搞创作的指标落到了我头上。在火车启动前，团长对我说，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回家，一个星期不回来，就证明你放弃了提干。回来，就是同意。

回去后，家里人特别高兴，等我把情况说明，大家又很犹豫。在县城邮电局工作的哥哥知道了这事，下班后连夜跑了六十里路回来，说“一定要让连科回部队，他爱写东西，回家里一点用都没有，家里有多少的困难我来支持。”由于哥哥做工作，于是，家里卖了头猪，让我还退伍费，我就拿着钱和粮票又回到部队。此后不久参加了一个文化骨干培训班，半年后，也就提干了。

吴怀尧：我看过你的一篇文章，在部队，你还干过图书管理员？

阎连科：对，在我当兵的第二年，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是1980年，全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我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凉爽的窗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对图书馆中18——19世纪的长篇一一过目，爱不释手。

俄罗斯文学，我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的殿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风光的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我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我喜欢的段落抄写在一个红皮本子上。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50年代的那些小说，如北方人爱吃面食，促使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后来读到20世纪的经典著作，如《变形记》《城堡》等，使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心灵相通那样的高深之道。就是到了90年代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一样，总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

吴怀尧：1989年，你已经31岁了，怎么想到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念书呢？

阎连科：1985年我就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那时候发表小说跟现在不一样，能迅速在部队成为苗子，不断参加部队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当时我还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但是和别人对比后，发现差别太大，就上学去了。

吴怀尧：1989年到1991年，这期间你收获很大吧？写作情况怎么样？

阎连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进一步成名成家，看到莫言红得发紫，心里很激动，成名欲和发表欲望更强，这就是大家说的我写作上的“中篇不过周，短篇不过夜”。当时，确实写得非常多，发表也很畅快。但写着写着，身体不行了，再也无法如以前那样拼命写作了，就落下这些毛病来。

成名态度

“我难成为一个好编剧，我不改电视剧”

吴怀尧：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反复推敲小说的开头吗？

阎连科：只要开了头，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经常看我的小说的读者，可能会觉得第一句话非常平淡，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恰恰这句话会想很久，它是一个线索，透露出整个小说的情感基调和语言基调。

吴怀尧：你不只一次表示，写作对你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除了故事本身给你带来痛苦，还和你的身体状态有很大关系吧？听说你有腰椎和颈椎病，是写作造成的吗？我知道你创作是手写，你是如何克服身体带来的不适？你现在的生活规律怎么样？

阎连科：因为少年时的强度劳动，加上后来长期伏案写作，使我的腰椎和颈椎都有病。早些年，写东西的时候，不是爬在床上，就是用一个特制的写作架和写作椅，或者腰上绑上一个用钢板造的宽大腰带进行写作。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有生产残疾人设备的机械厂定了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现在，身体好多了，已经可以每天坐下写作两个小时，也可以一口气坚持十天左右。但是，近年写作长篇，还是每年都会犯病。写长篇太耗神，这样就只好一边写作一边看病，很烦恼，这也是写作让我痛苦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不写的话，有时会更痛苦。

我的生活其实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八点坐下来开始写，写到十点半，差不多能写两千多字。但就是这样的效率我也坚持不了十天以上，到时候就会筋疲力尽，浑身不舒服。基本上，我上午要是不写完就不出门。下午不写，就出去见见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走在小区的时候，看见那些绿色的树枝，心里会很畅快，有时还会垫起脚尖，去够一够。

吴怀尧：在你的同辈作家中，相比苏童、刘恒、王朔、北村、刘震云、王海鸰等作家的小说影视改编密度，你的作品很少被改编成影视，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遗憾吗？

阎连科：关于改编，我没有任何遗憾。这恰恰说明了你的某种鲜明的写作个性。说明你的作品根本不适宜改编。不是说不适宜改编就是好作品，而是说，不适宜改编，也是作家写作的个性之一。

吴怀尧：有一种观点，剧本不是文学，由于对创作的限制太多，作家一旦写了剧本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我知道你也做过编剧，写过一些电视剧，能谈谈你做编剧的体会吗？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做自己作品的编剧？

阎连科：做编剧的体会，就是写电视剧比小说稿费高。我做编剧，说心里话，就是为了挣钱，弥补一下写小说稿费不足的生活之缺。如果小说的稿费可以填补我家的生活所需，我不会去做电视剧的编剧。因为电视剧不需要有文学，只需要有娱乐，这是我最讨厌的。同时，写电视剧久了，确实就有可能写不好小说，这是我必须警惕的。仅从挣钱这个角度讲，我就不是一个好编剧，也难成为一个好编剧。对于改编自己的作品，改电视剧我不会参加。如果改电影，如果是在我写小说的空档，也许，有机会我会试试。

吴怀尧：你是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上榜作家，我想听听你对文学与金钱的关系怎么看？

阎连科：先说一个问题，作家在写作上不是应该回归平民，应该就是平民。这一点，我想在我的写作上必须牢牢记住。关于文学与钱的关系，谁都没有权力指责那些以文学挣钱的作者，以文学占领市场的作者。人首先是要活着，其次是要尽可能地活好。我们可以写电视剧挣钱，人家为什么不可以写小说挣钱？我的意思是，我只管自己写怎样的小说，并不管别人写怎样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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