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在西方目光下

康拉德：在西方目光下

拉祖莫夫是圣彼得堡大学高材生，厌恶革命。他害怕受到牵连，告发了暗杀政府官员后来到他的住处藏身的同学霍尔丁，导致其被政府处死。但拉祖莫夫并没因此过上他希望过上的书斋生活，反而受到政府情报机构的胁迫，被派往瑞士日内外刺探俄国流亡革命者的情报。在日内瓦，他巧遇霍尔丁的母亲和妹妹，在霍尔丁妹妹向其吐露爱意时，因不堪良心的折磨而全盘说出真相，而遭到革命者的报复，被殴打致聋，最终在俄国偏远地区的乡村和一个女仆度过余生。​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是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康拉德生于帝俄统治下的波兰，双亲皆死于政治迫害。他于1874年赴法国当上水手，1878年加入英国商船服务，并于1886年归化英国籍。他周游世界近20年，37岁时才改行成为作家，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包括《黑暗之心》《吉姆爷》《密探》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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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声明的是，下面这个人物——根据俄国习俗，他自称是伊希多的西里尔之子伊西多尔·基洛·希多洛维奇·拉祖莫夫———非我杜撰。我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表达力，能下笔为读者凭空塑造出这样一个人物。​

　　就算我曾经确实具有那些能力，它们也早早湮没在一片词语的荒野中。众所周知，词语是现实的大敌。我做语言教师这行已经很多年了。这种职业最终会扼杀掉普通人身上多多少少天生具有的那么点想象力、观察力和洞察力。对于一个语言教师来说，当今的时代就是词语的世界，而人类仅仅是比鹦鹉高明不了多少的会说话的动物。​

　　既然情况是这样，我也就无法通过洞察力来判断或猜测拉祖莫夫先生的实际情况，更无法通过想象来了解他。甚至我连杜撰一些关于他生平的干巴巴的事迹的本事也没有。但我想，就算我在这里不做这番说明，本书的读者也将发现故事里的某些纪实痕迹。一点没错。这本书是以真实材料为基础的；　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利用我的俄文知识，也只要这点知识就够了。当然这部文稿在性质上既有点像日志和日记，但又并不严格以这种形式出现，比如里面大部分内容条目虽然都标注着日期，却并非逐天写就。有些条目的时间跨度长达数月，篇幅也有几十页。本书靠前的部分是用记叙的形式回忆了大约发生在一年前的一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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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得说，我在日内瓦已经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城市有整整一个区，因为有大量俄国人住在那里，而被称作“小俄罗斯”。那时我在“小俄罗斯”交游颇广。但说真心话，我并不了解俄国人的性格。他们的观点不合逻辑，他们妄下结论，他们的例外情况反复发生。这些对于一个学过很多语法的学生来说倒还不算困难，但麻烦的是还有其他事，某些性格特质———这牵涉到很多微妙的差别，实在超过了教授们的知识范围。真正令一个语言教师惊讶的是俄国人对词语异乎寻常的热爱。他们汇集词语，珍视词语，但并不将其藏之于心；恰恰相反，他们总是乐意整小时、整晚地将词语倾倒出来，津津有味又滔滔不绝，有时表达起来还十分灵巧，就像训练有素的鹦鹉，让人不由怀疑，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说起话来热情洋溢，慷慨大方，早已不是普通的多嘴饶舌了，也不能归为口才出众……抱歉说了这么多题外话。​

　　现在探究当初拉祖莫夫先生为什么留下这份文稿显得有点无聊。很难想象他当初写这些是希望日后有人读到。人性中的某种神秘冲动在这里起了作用。我们不提塞缪尔·皮普斯塞缪尔·皮普斯，他用日记的方式推开了一扇永恒之门。世间各色人等，罪犯、圣徒、哲人、少女、政客甚至傻子，都喜欢写点袒露心迹的东西，出于虚荣，毫无疑问，但也有些更为复杂的原因。那就是文字本身具有神奇的抚慰作用，因此许多人用写作来和自我进行交流。因为我自己性格沉静，所以我总觉得人们都想追求某种方式的平静，或仅仅是平静的零星踪迹。当然现如今人们总是叫嚣着要追求宁静。而基洛·希多洛维奇·拉祖莫夫希望在写作中获得哪种宁静，我也无从知晓。​

　　反正情况就是他已经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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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祖莫夫先生是个个子高挑、身材匀称的年轻人，作为一个来自俄罗斯中部省份的人，他的皮肤显得异常黝黑。他的相貌无可挑剔，美中不足的是五官奇特地缺少棱角，犹如一张蜡质的面孔被拿近火堆，直到原本分明的轮廓都因材质软化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即便如此，他长得也算很好看了。他的举止也很得体。在讨论中，他常常受权威和他人见解的左右而动摇自己的观点。与比他年轻的同胞在一起，他的态度像一个捉摸不透的听众，时而若有所悟地表示听懂了，却又马上转移了话题。​

　　拉祖莫夫的这种伎俩——也许由于识见不足或对自己信念不够坚定——为他博得了深刻的美名。在一群激昂兴奋的谈话者中，整日习惯于声嘶力竭地进行讨论，他们当中如果出现一位相对沉默寡言的人，大家就会觉得他有深藏不露的本事。在圣彼得堡大学的同仁眼里，基洛·希多洛维奇·拉祖莫夫这位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是个个性坚强，完全值得托付的人。在一个可能因言获刑，遭受杀身之祸，甚至有时比杀身之祸更糟的国家里，大家觉得他值得信赖，可以和他聊些禁忌话题。人们喜爱他还因为他和蔼可亲，愿意不声不响地帮助同志，哪怕会给自己带来不便。​

　　拉祖莫夫先生据说是一位大祭司的儿子，还有一位贵人做他的保护人，此人也许就在他遥远的外省故乡。但他的外表却与如此谦卑的出身严重不符，在沙皇俄国，乡村神职人员社会地位较为低下。这种血统并不可信。而且确实有传言称拉祖莫夫是大祭司漂亮的女儿生的———这样一来，事情就蒙上了异样的色彩。但这种说法倒也能解释他为什么获得贵人保护。所有这些，无论是出于恶意或善意，都无人去一探究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这位传说中的贵人到底是谁。拉祖莫夫从一位不知名的律师那里领取生活费，数量不大但够花，这位律师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当于他的监护人。拉祖莫夫会时不时出现在某位教授非正式的招待会上。除此之外，没听说他在城里还有其他社会关系。​

（《在西方目光下》　[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赵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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