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明的那个门罗​

我们发明的那个门罗​​

文/唐山​​

对真正小说读者而言，近期两个出版事件比世界杯更精彩：一是门罗《亲爱的生活》中译本面世，二是“短经典”再度发力。有趣的是，都聚焦于短篇小说。​​

因诺奖和布克国际奖的缘故，去年短篇小说突然成了风尚，国内也立即热了起来，国内的短篇小说创作很多读来无法恭维：有的似乎分不清小说与散文的区别；有的把抖包袱当成相声，又把相声当成小说……​

然而，他们都宣布热爱门罗。​​

数字时代，“套磁”是必备的生存技能，《围城》里褚慎明喝过罗素的茶，结果就成了他帮罗素“解决了几个小问题”，比如茶里加不加糖、加几块糖之类，别人无法代答，这比“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就要高大上。​​

然而，褚慎明必须见过罗素，“兄弟我”也必须去过“英国”。​

而热爱的成本就低多了。马尔克斯去世时，无数中国作家连他的茶都没喝过，却在微博上伤心欲绝、天崩地裂，不过是抄袭过人家几个句子，模仿过人家的写法而已，何必如此情深意切？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万一真感动了马尔克斯的在天之灵，一高兴把他们统统带走。​​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有多少人真读懂了门罗，也不太相信门罗这样的写法能赢得很多粉丝。​

是的，门罗会讲故事，似乎也有一点女性的细腻、朴实与忧伤，这让一切自封为弱势群体且顾影自怜的人如遇知音，但写出好故事就是伟大作家吗？发点女性牢骚就可以走向不朽？​

这，其实忽略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根本区别。在西方文论史上，有过一次著名的争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谁更伟大。最终认同前者的声音似乎更占上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之间的接力，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分水岭。​

传统小说是全知全能的，支撑它的是“理性万能”的迷梦，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人类的虚妄。事实证明，理性主义不仅没能制止悲剧，还成了杀戮的帮凶。当数百万犹太人被送进焚尸炉，整个欧洲都在追问：如果没有现代科技助力，如此规模的种族灭绝如何实现？从抓人，到运送，到关押，到杀戮，难道参与其中的所有纳粹都毫无人性？为什么竟无一人网开一面？理性作为工具，当它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绑架我们，可为什么直到大难临头，我们才明白这一点？​

一个逻辑严密的世界在一瞬间崩塌了，数百年形成的小说传统突然变成一系列谎言，作家们在反省：面对复杂世界，理性绝非万能，在逻辑的智慧外，还应有小说智慧的观照，那就是嘲讽，当世界像个傻瓜那样昂首向前时，只有小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第一个笑出了声。​

如果说，传统小说在努力讲一个好故事，以教育人民，现代小说则努力讲一个好寓言，以拓展新的思考空间。​

无法逃避，我们生活在一个泛故事时代，电影在讲故事，电视在讲故事，连新闻都在讲故事，门罗也只好讲故事，但以为小说就是讲故事的手艺，那实在是《故事会》、《知音》们下的蛋。其实，门罗并非单纯地在讲故事，她的故事中容纳了小说艺术的深厚传统。​

以《多维的世界》为例：​

多丽德嫁给了带有诗人气质的先生，一次争吵，先生精神崩溃，杀死了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后几年，多丽德一边工作，一边奔波在去监狱探望的路上，她已不再爱他，但无力摆脱习惯的生活。小说到此似乎陷入僵局，然而，一次车祸让她顿悟，原来生命如此脆弱，生活可以改变——她从探望的路上逃离了。​

乍一看，这个小说表现了女性在生活中的弱势地位，然而，与茨威格的《桎梏》对读，就会发现另有深意：​

一位德国画家和夫人在瑞士森林小屋中生活，一天，他收到纳粹发给他的入伍通知书，家人劝他，纳粹不会来的，况且他还可以逃，他的夫人希望用爱留住他，但他坚持：“他们会找到我的。”凌晨，他悄悄地告别了一切，奔向德国兵营。小说到此似乎也陷入僵局，然而，在国境线上，一火车伤兵让画家顿悟，生活可以改变——他转身而逃。​

毫无疑问，门罗模仿了茨威格，因为故事的结构就那么多，好故事早被前人写尽了，后人只能翻造。茨威格在思考是什么在我们的心灵中埋下桎梏，使我们宁可放弃尊严、自由、爱与生命，他的答案是恐惧，门罗进一步扩大了这个主题，她试图告诉我们，即使没有希特勒，习俗、日常与他人也是一道道枷锁，平庸的生活也会将我们套牢在悲剧性的命运中，自甘沉沦。​

不读《桎梏》，其实无法读懂《多维的世界》，在门罗笔下，有太多前人思想的成果，我们可以扭捏作态地说，门罗写到我心里去了，她感动我了，但现实是，没有足够的阅读宽度，感动我们其实是另一个于丹。我们发明出了一个门罗，但那不是真正的门罗。​

短篇小说是深沉的艺术，皮相易克隆，精神的高贵却很难移栽。真正的短篇小说需要热吗？可能热吗？热的只是一夜成名的功利心，与小说艺术何干？只能刻薄地说：对于想保持自己品位不被降低、不被污染的读者，多看外国作家怎么写，少看“低仿”，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还是读《亲爱的生活》和“短经典”吧，别把当下的“短篇热”太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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