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卫报》和离开凉州的雪漠

登上《卫报》和离开凉州的雪漠

2011年4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作家出版社、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在北京联合召开的雪漠长篇小说《西夏咒》、《白虎关》研讨会上，雷达、吴秉杰、艾克拜尔•米吉提、彭学明、何向阳、孟繁华、陈晓明、李建军、肖惊鸿等评论家齐聚一堂，他们几乎一致认为“雪漠是国内被严重低估的作家，是能够进入世界文学视野的作家”。果然不负众望，1年后的今天，他的小说《新疆爷》在英国《卫报》全文发表，并被英国《卫报》认为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5部短篇小说之一。

但雪漠认为这部作品还不足以代表自己的创作水准，它仅仅是自己进入世界文学视野的一个良好契机，真真代表自己创作实力的还是要数《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等。

《大漠祭》、《猎原》、《白虎关》是雪漠“为西部农耕文明作精神传记”的“大漠三部曲”，而《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是他“以藏传佛教智慧开拓当代文学的灵魂维度”的“灵魂三部曲”。作家和瑜伽士二者于一身的雪漠曾经凭借这些作品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和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等10多个重要奖项。他说：“西部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文化土壤。”然而，雪漠本是西北（甘肃武威）人，如今却远离这些作品的叙事场域寓居岭南，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位移”，但在他看来，却似乎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

◎喑篱：您好，雪漠老师！近期，您的小说《新疆爷》在英国《卫报》全文发表，并被英国《卫报》认为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5部短篇小说之一，似乎也还了2011年中国作协为您举办作品研讨会时，评论家一致认为“雪漠是国内被严重低估的作家，是能够进入世界文学视野的作家”的“心愿”。对此您认同吗？作何感想？

●雪漠：我自己也认可那种说法。原因在于我的创作不像一般作家那样编一个好看的故事，或者卖弄一些迎合市场的技巧。我的小说和那些传播大手印文化的书籍，都是我从灵魂中流淌出的智慧和真城，它记录了一个时代，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文学创作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者挖掘了另外一种没被人们关注的文学资源。在精神方面，我也致力于弘扬和传播那些即将被埋没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像大手印这种西部文化中的超越文化。这类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精髓，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继承这种精神，并像我这样对其进行挖掘、传播和弘扬。

《新疆爷》被英国《卫报》认为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5部短篇小说之一。但我认为，这部作品还不足以代表我的水准，能代表我水准的，还是《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等。

如果有一天，它们被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了解时，他们定会为这些作品所描绘的那个独特的艺术世界感到震惊。那时，我的作品才能真正地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目前在国内，虽然有些批评家认为我是“国内被严重低估的作家，是能够进入世界文学视野的作家。”但由于翻译的局限和我生活的地区的偏僻，除了法国、英国、加拿大、罗马尼亚之外，我的作品还没有进入其他国家读者的视野。我相信，随着更多的人对我作品的熟知和阅读，我必将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将中国文学中的另外一种可能展示在国外读者面前。英国《卫报》对《新疆爷》的认可，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因为英国《卫报》在英语世界毕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喑篱：从文学作品的本质看，宗教的特殊存在方式和现实意义是否是文学作品的最佳切入点？作为拥有“藏传佛教香巴噶举传承者”、“大手印瑜伽士”等身份的作家您来说，想比更有体会。

●雪漠：宗教并不仅仅是一个切入点。宗教精神应当是文学的精神钙片，是文学不可忽视的营养。在我的小说中，对宗教精神和宗教资源的挖掘，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我之前的很多中国作家，也许会把宗教当作一种文学创作的元素来对待，而我却把它当成了一种精神和营养。一些作家有过对宗教的了解，但他们却没有像我这样的实际修证。在实际修炼的过程中，我已真正进入了宗教精神的殿堂。我对宗教的理解，已经不是知识性的东西，而是上升到了大智慧的层面。这样一来，我就能既深入其中，又能超越其外，能跳出宗教谈宗教，能对宗教进行另外一种深度描写。在我眼中，宗教是文学不可或缺的营养。如果一个人作家没有宗教精神，他的作品可能会非常单薄。

◎喑篱：“大漠三部曲”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写“大漠三部曲”的最大表达意图是什么？

●雪漠：《大漠祭》、《猎原》、《白虎关》是我在进行二十年闭关修炼时完成的。我写“大漠三部曲”的过程，也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升华的过程。那时候，我的修炼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坐禅，我按照传统要求进行每天4座、每座3个小时的苦行僧般的修炼，其目的就是为了战胜自我，证得智慧。在修炼的过程中，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写写《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等这些作品。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为这块土地保留一些东西。因为西部大地上的一切都在飞快地消失着，如果没有一个作家将这些东西保留下来的话，它们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

后来，我创作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和《无死的金刚心》“灵魂三部曲”，是在“大漠三部曲”的基础上，对我的生活、思想、文化和文学进行升华后的产物，它标志着我已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我的这种努力，必将会对很多作家带来新的启发。

◎喑篱：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大漠祭》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它出版于2000年，如今，第一轮西部大开发已然结束，在您看来，您笔下“西部农民严酷的生存状态”有哪些改变？

●雪漠：首先，我们要正视一个事实：西部农民的生活确实改变了。比如，像过去对农民进行乱收费等现象已经不见了。如今的中国农民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不用交农业税，种地还有相应的补助，这让我非常欣慰。另外，农民有了养老保障，也有了医疗保障，像《大漠祭》中描写的生活，已经随着历史留在了过去的那个时代。当然，当下的农民生活也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们的生活的的确确在进步着。

◎喑篱：您的“灵魂三部曲”堪称“苦难与救赎的中国西部史”，您觉得对于写作来说，西部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雪漠：我觉着，西部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文化土壤。西部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土壤，在那样一种博大的文化背景下，任何一个作家去挖掘它，并进行灵魂修炼之后，都会写出好作品。那块土地的丰富性和博大性，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那里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领域，都有积淀了上千年的文化，这是那块土地上最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和东部作家不太一样的色彩，我因此也拥有了一座“文化宝库”。

◎喑篱：大手印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冒昧地问一句，您如此热爱西部，为什么不坚守在您的“叙事场域”，而寓住岭南呢？

●雪漠：大手印文化的核心是“超越”。换句话说，就是打破欲望，打破概念，超越一些流行概念对心灵的束缚，从而得到真正的心灵自由。

我为什么离开西部，寓住岭南？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西部那块土地的文化虽然很丰富，但自身的发展却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在观念方面远远落后于岭南。我之所以离开西部，除了想了解一下跟西部文化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文化外，还因为我在西部“耗”不起了。为什么说“耗不起”呢？我举个例子，在移居岭南之前，我准备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和广州同时申请一所学校和研究院。凉州那边的领导是我朋友，广州我不认识人。我同时在两个地方提出申请。在凉州，我亲自出面，找朋友，托关系，兴师动众；在广州，我只安排我的学生去办。当时我想，哪儿先批下来，就在哪儿定居。结果，广州这边很快就批复成立了。而在凉州过去两年多了，没有得到过任何答复。西部就是这样。那块土地上有种非常糟糕的潜规则，在制约着它自身的发展，所以很多人才留不住。那种潜规则会让我们耗费大量的生命。如果继续生活在西部，我很难按自己的意愿做事――哪怕做的是有益于社会的事。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将本应该投在家乡的人生、财力和智慧都奉献给了岭南文化。目前，我的稿费收入大部分都用于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的建设，并投资了雪漠文化网，做了很多公益事业。虽然，我知道家乡更需要这些，但在那块土地上，连个机会也不一定会有。这就是现实。

广东确实有着巨大的包容性，我一个客居于此的外地作家，刚到这里就被评为“广州亚运会火炬手”，然后又被聘为“中国作家第一村”樟木头的副村长。除此之外，我还是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等。在武威，虽然我几乎家喻户晓，但总是被“枪打出头鸟”。西部辽阔的大地上，其实最缺的是能包容的大心。许多真正的精英就被挤了出去，于是，便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局面。这是最让我感觉遗憾的事。在清末，凉州有个民族英雄齐飞卿，为百姓谋事，事败被俘。据说，他有活命的可能，却无人帮他。临死前，他感叹了一句：“凉州百姓，活该受穷。”以前，我一直不理解这句话，但现在，我终于读懂了它。

这种现象，在凉州并不罕见，我曾在《凉州与凉州人》中写过。这也成为我离开家乡的一个原因。

——摘自《西部时报》2012年4月24日

附：“雪漠禅坛”现场听讲申请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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