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海明威：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火车飞驶过一长排红石头房子，房子有个花园，四棵茂密的棕榈树，树荫下有桌子。另一边是大海。接着有一条路堑穿过红石和泥土间，大海就只是偶尔跃入眼帘了，而且远在下面，紧靠岩礁。

“我在巴勒莫买下它的，我们在岸上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那天是星期天早上。这人要求付美元，我就给了他一块半美元。它唱得可好听呢。”美国太太说。

火车上好热，卧铺车厢里好热。窗子敞开也没有风吹进来。美国太太把百叶窗拉下，就此再也看不见大海了，连偶尔也看不见了。另一边是玻璃，外面是过道，对面是一扇开着的窗，窗外是灰不溜秋的树木，一条精光溜滑的路，一片片平展展的葡萄田，后面有玄武石丘陵。

许多高高的烟囱冒着烟——火车开进马赛，减低速度，沿着一条铁轨，穿越许多条其他铁轨，进了站。火车在马赛站停靠二十五分钟，美国太太买了一份《每日邮报》、半瓶埃维矿泉水。她沿着站台走了一小段路，不过她紧挨着火车踏级那一面，因为在戛纳，火车停靠十二分钟，没发出开车信号就开了，她好容易才及时上了车。美国太太耳朵有点背，她生怕发出了开车信号自己听不见。

火车离开了马赛站，不但调车场和工厂的烟都落在后面，回头一看，连马赛城和背靠石头丘陵的海港，以及水面上的夕阳余辉都落在后面。天快黑时，火车开过田野一所着火的农舍。沿路停着一排汽车，农舍里搬出来的被褥衣物都摊在田野上。许多人在观看火烧房子。天黑后，火车到了阿维尼翁。旅客上上下下。准备回巴黎的法国人在报摊上买当天的法国报纸。站台上有黑人士兵。他们穿着棕色军装，个子高大，紧挨着电灯光下，脸庞照得亮堂堂。他们的脸很黑，个子高得没法逼视。火车离开阿维尼翁站，黑人还站在那儿。有个矮小的白人中士跟他们在一起。

卧铺车厢里，乘务员把壁间三张床铺拉下来，铺开准备让旅客睡觉。夜里，美国太太躺着，睡不着觉，因为火车是快车，开得很快，她就怕夜里的车速快。美国太太的床靠着窗。从巴勒莫买来的金丝雀，笼子上盖着块布，挂在去洗手间的过道上通风处。车厢外亮着盏蓝灯，火车通宵开得飞快，美国太太醒着，等待撞车。

早上，火车开近巴黎了，美国太太从洗手间里出来，尽管没睡，气色还是很好，一看就是个半老的美国妇女，她拿下鸟笼上的布，把笼子挂在阳光下，就回到餐车里去用早餐。她再回到卧铺车厢时，床铺已经推回壁间，弄成座位，在敞开的窗子照进来的阳光里，金丝雀在抖动羽毛，火车离巴黎更近了。

“它爱太阳，”美国太太说。“它一会儿就要唱了。”

金丝雀抖动羽毛，啄啄毛。“我一向爱鸟，”美国太太说。“我把它带给我的小女儿。瞧——它在唱了。”

金丝雀唧唧喳喳唱了，竖起喉间的羽毛，接着凑下嘴又啄羽毛了。火车开过一条河，开过一片精心护养的森林。火车开过许多巴黎郊外的城镇。镇上都有电车，迎面只见墙上有贝佳妮、杜博涅和潘诺等名酒的大幅广告画。看来火车开过这一切时似乎是在早餐前。我有好几分钟没听那个美国太太同我妻子说话。

“你丈夫也是美国人吧？”那位太太问。

“是的，”我妻子说。“我们俩都是美国人。”

“我还以为你们是英国人呢。”

“哦，不是。”

“也许因为我用背带的缘故，”我说。我原想开口说吊带，后来为了保持我的英国特色，才改了口说背带。美国太太没听见。她耳朵真是背极了；她看人家嘴唇动来辨别说话的意义，我没朝她看。我望着窗外呢。她径自同我妻子说话。

“我很高兴你们是美国人。美国男人都是好丈夫，”美国太太说着。“不瞒你说，所以我们才离开大陆。我女儿在沃韦爱上一个男人。”她停了一下。“他们疯狂地爱上了。”她又停了一下。“我当然把她带走了。”

“她断念了没有？”我妻子问。

“我看没有，”美国太太说，“她根本不吃也不睡。我想尽办法，可是她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对世事不闻不问。我不能把她嫁给外国人啊。”她顿了一下。“有个人，是个很好的朋友，有一回告诉我，‘外国人做不了美国姑娘的好丈夫。’”

“对，”我妻子说，“我看做不了。”

美国太太称赞我妻子的旅装，原来这位美国太太二十年来也是一直在圣昂诺路这家裁缝店买衣服的。店里有她的身架尺寸，有个熟悉她，知道她口味的店员替她挑选衣服，寄到美国去。衣服寄到纽约她所在住宅区附近的邮局，关税一点也不算高，因为邮局当场打开来看，式样总是很朴素，没有金边，也没有装饰品，看不出衣服是贵重服装。现在的店员名叫泰雷兹，从前一个叫阿梅莉。二十年来一共就只用过这两个。裁缝也始终是一个。可是，价钱倒上涨了。不过，外汇兑换还是相等。现在店里也有她女儿的身架尺寸了。她成人了，现在尺寸不大有变化的可能了。

火车这会儿进入巴黎了。防御工事都夷为平地了，不过野草还没长出来。铁轨上停着许多节车厢——棕色木头的餐车、棕色木头的卧铺车，要是那列车还在当晚五点钟发车的话，这些车厢就都要拉到意大利去；这些车厢上都标着巴黎—罗马，还有定时来往市区和郊区间的车皮，车顶上安着座位，座位上和车顶上都是人，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火车经过粉墙和许多房屋的窗子。早餐什么都没得吃。

“美国人做丈夫最好，”美国太太跟我妻子说。我正往下拿行李包。“美国男人是世界上唯一值得嫁的人。”

“你离开沃韦有多久了？”我妻子问。

“到今年秋天就两年了。不瞒你说，我就是把金丝雀带去给她的。”

“你女儿爱上的人是瑞士人吗？”

“是的，”美国太太说。“他出身沃韦一个很好的门第。他就要当工程师了。他们在沃韦相遇。他们经常一起散步走远路。”

“我熟悉沃韦，”我妻子说。“我们在那儿度过蜜月。”

“真的吗？那一定很美。当然，她爱上他，我也没意见。”

“那是个很可爱的地方，”我妻子说。

“是啊，”美国太太说，“可不是吗？你们住在哪儿？”

“我们住在三冠饭店，”我妻子说。

“那是家高级的老饭店，”美国太太说。

“是啊，”我妻子说。“我们租了间很讲究的房间，秋天里这地方真可爱。”

“你们秋天在那儿？”

“是的，”我妻子说。

火车开过三节出事的车皮。车皮都四分五裂了，车顶也凹了进去。

“瞧，”我说，“出过事了。”

美国太太瞧了瞧，看见最后一节车。“我整夜就担心出这事，”她说。“我往往有可怕的预感。我今后夜里决不乘坐快车了。一定还有别班开得不这么快的舒服火车。”

这时火车开进里昂车站的暗处，停下了，乘务员走到窗口前。我从窗口递下行李包，我们下车来到暗沉沉的站台上，美国太太就找了科克斯旅行社三个人员中的一个，那人说，“等一下，太太，我要查一下你的姓名。”

乘务员提着一只箱子，堆在行李上，我妻子跟美国太太告了别，我也跟她告了别，科克斯旅行社的人在一叠打字纸中的一页上找到她的姓名，又把那叠纸放回口袋里了。

我们跟随提着箱子的乘务员走到火车旁的一长溜水泥站台上。站台尽头有扇门，一个人收了车票。

我们回到巴黎去办理分居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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