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 ：菲雅尔塔的春天

 

菲雅尔塔的春天

菲雅尔塔的春天多云而且晦暗。一切都很沉闷：悬铃木的花斑树干，杜松灌木，栅栏，砾石。远远望去，房檐参差不齐的淡蓝色房屋，从山脊摇摇晃晃地爬铺上斜坡（一棵落羽杉指示着道路）：在这片水气腾腾的远景里，朦胧的圣乔治山与它在绘画明信片上的样子相距得越发远了；自一九一○年起，比方说吧，这些明信片（那些草帽，那些年轻的出租马车车夫）就一直在它们的旋转售卖支撑架上，以及在表面粗糙的一块块紫晶岩石和美妙的海贝壳壁炉台上，招徕着那些旅游者。空气中没有风而且温暖，隐隐约约有一种烧煳了的独特味道。海水中的盐分被雨水消溶了，海水比灰色还浅，是淡灰绿色的，它的波浪真是懒怠得不愿碎成泡沫。

三十年代初，就在这样的一天里，我走在菲雅尔塔一条陡直的小街上，所有的感觉都敞开着，我发现自己立刻吸收进了一切：货摊上的那件洛可可式海生作品；橱窗里的珊瑚制基督受难像；一家巡游马戏团垂头丧气的海报，那纸上粘湿的一角脱开了墙面；石板蓝色的旧人行道上，尚未熟透的橘子的一小块黄色的皮，它间或还残留着对古老的马赛克图案的一种退色的记忆。我喜欢菲雅尔塔；我喜欢它因为我在那些青紫色的音节溪谷里感觉到了大多数小花朵的褶纹甜蜜又暗淡的潮湿，还因为一座美丽的克里米亚半岛城镇像高音似的名字被它的中提琴重复着；而且因为就在它湿润的大斋节的昏昏欲睡中有一种东西，它尤其能疗治一个人的灵魂，因此我很高兴又来到这里，从相反的方向步履艰难地爬上山，往沟槽溪水那边走去；我未戴草帽，我的脑袋湿了，尽管我在衬衣外面只穿了一件轻薄的马金托什雨衣，我的肌肤却早已充满了暖意。

我是乘卡巴拉贝拉快车来的，它带着那种尤其是在山区行驶的火车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充沛精力，竭尽全力呼啸着，一夜之间累积了尽可能多的隧道。一天或两天，就是我所指望逗留的全部时间，也恰恰是一次公差旅行中间所能允许我的短暂的休息时间。我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了家里，那是一个幸福岛屿，它总是存在于我所生存的明朗的北方，总是在我身旁飘浮，我敢说，它甚至从我身体内飘然而过，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它却一直在我的身外继续存在着。

一个没有穿裤子的男婴，他泥灰色的小肚子紧绷绷的，颤悠悠地从门阶上下来，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弓着腿，想一下子拿住三只橘子，却总是把第三只弄掉，最后他自己也摔倒了：一会儿，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黑黝黝的脖子上系了一串沉甸甸的珠子，穿着一条像吉卜赛人穿的那么长的裙子，猛然用她那更灵活的两只手拿走了所有的橘子。那附近，在一家咖啡店湿漉漉的露台上，一名侍者正在清理餐桌的桌面；一个忧郁的小伙子正在叫卖当地的棒糖，那东西样子很精巧，还泛着微弱的光泽，他们把令人绝望的满满的一篮子棒糖放置在有裂纹的栏杆上，两个人正越过那篮子在交谈。要么是小雨停了，要么是菲雅尔塔已经习惯了它，反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正呼吸的是湿润的空气还是温暖的雨水，有一位穿着那种专供出口的挺括灯笼裤的英国男子，从一座拱门下走来，走进一家药店，一边走，一边还用拇指在一只橡胶小袋里填充他的烟斗。药店里，大块苍白的海绵正要在一只蓝瓶的玻璃后面因干渴而死了。我感觉到的是一种什么样感官的满足在我的血脉里漾成涟漪，我整个生命对那个灰色日子的颤动和臭味的反应是多么令人惬意，这个日子浸透着春天般的香泽，但似乎它本身却感知颇慢！我的神经在无眠之夜过后总是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我吸纳了一切：小教堂那边杏树丛里一只鸫的啭鸣，毁坏的房屋的寂静，远处大海在薄雾中的起伏悸动，所有这些还伴随着林立于墙头的瓶玻璃留意提防的深绿色，以及一张马戏广告的牢实不退的颜色——那上面画着一个穿着羽毛退的颜色的印第安人骑在一匹后腿直立的马上，姿势是用套索套捕一匹当地特有的烈性斑马，同时已被完全弄傻的几头大象正坐着思忖着它们星光闪耀的宝座。

这时，刚才那个英国人打量起我。正当我把他连同其他一并尽收眼底时，我恰巧注意到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突然斜睨时拉紧的、深红色的眼角，以及他快速舔湿自己嘴唇的方式——我想，是因为那些海绵太干燥的缘故；但是紧接着，我顺着他瞥视的方向，看见了尼娜。

在我们十五年——我无法找到能确切形容我们之间那种关系的一个词——中，每一次我遇见她，她似乎都未能立刻就认出我来；这一次，她又是呆立了片刻，站在对面的便道上，带着一副出于同情又混杂着好奇心的犹疑态度，半朝我转过身来，这时只有她的黄色披巾已经在动个不停了，就好像那些狗先于它们的主人认出你来——接着她叫了一声，她的两只手抬起来，十个指头认出你来都舞蹈起来，就在街中间，带着只有一种古老的友谊才会有的坦率的冲动（就像每次我们分别时，她都会快速地在我身上做着画十字的样子），不带什么含义地吻了我三次，而后就走在我身边，紧紧搂着我，把她的步伐调整得与我的一致，只是她那条随随便便地侧边开了一条衩口的棕色窄裙牵制了她的步幅。

“哦，是的，费迪也在这里，”她回答道，并立刻愉快地反问埃琳娜。

“一定是和塞居尔在附近的什么地方闲逛，”她继续讲着她丈夫，“我要买些东西；吃过午饭我们就要离开了。等一等，维克多亲爱的，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陪她走进拱廊下的一家商店：缀满小珠的帘外已是黄昏，她在店里用手指着一些里面填充着绵纸的红色皮手袋，费力地看着价签，像是想了解它们的展卖名称。她想要的，她说，正是这种式样，而且是鹿毛色的，经过十分紧张纷乱的窸窸窣窣的响，那位老达尔马提亚人竟奇迹般地找到了这么一个稀罕物，这真是让我惊诧异常；尼娜正要从我手里取些钱出来，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最后什么也没买就穿过摆动的珠帘又走了出来。

外面仍然像先前一样混沌、阴郁；那股同样的燃烧气味，被鞑靼人的记忆搅动着，从那些暗淡的房屋敞开的窗户处飘了出来；一小群昆虫正忙着在一棵金合欢树上方织补空气，金合欢树无精打采地开着花，它的枝桠都拖到了地上；两位戴着阔檐草帽的工人正在吃奶酪就大蒜；他们的背后靠着一块马戏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位红色轻骑兵和一头很普通的类似于老虎的橘色家伙；奇怪——艺术家本是要尽全力把那猛兽表现得尽可能凶猛，但物极必反，那老虎的脸看上去倒是非常人性的。

“其实，我是想要一把梳子，”尼娜带着为时已晚的遗憾说道。

她的犹豫、对于第一次想法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虑，换乘火车之间短暂的焦虑，我都是多么熟悉。她总是要么刚刚到达，要么就正要离开，一个人总要不安地走各种错综复杂的路线以信守那最后的约定，即使是被确认为游手好闲的人也知道那约定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觉得很难不感到蒙羞。如果我在我们凡俗存在的判官面前只能甘心接受她平常姿态的样本，我就可能会让她靠在库克高店里的一只柜台上，左腿肚搭在右胫上，左脚趾轻轻敲打地面，瘦尖的臂肘和硬币鼓囊的手袋放在柜台上，而雇工呢，手里拿着铅笔，和她一起谋划着一辆永恒卧车的计划。

成批人离开俄罗斯移居国外之后，我在柏林的一些朋友的家里见到过她——那是第二次。我快要结婚了；她刚刚与她的未婚夫分手。我走进那间屋子时，立刻就看见了她，在同时扫视了其他客人之后，我本能地判断出哪个男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坐在一只长沙发的一角，双脚跷着，她纤小的身体舒适地蜷曲成“Z”形；一只烟缸斜歪地立在沙发上、她的一只鞋跟旁边：乜斜着眼睛看了看我，又听说了我的名字之后，她从嘴边挪开了她的柄状烟嘴，继而缓慢地、快乐地说道，“好吧，所有人——”接着从她开始的每个人，都立刻明白了，我们早就有着亲密的关系：不用问，她早已经忘记了有关那实在的吻的一切，然而不知怎的，因为那件微不足道的事，她发现自己隐约想起了一场温暖又愉快的友谊的延伸，而其实，这种友谊从来就没在我们之间存在过。因此，我们的关系的整个模型都是欺骗性地建立在一种想像的友好关系之上的——这与她任性的良好愿望无关。我们的相会证明就我们所说的话而言并不是意味深长的，然而我们之间却已经没有了隔阂；那天晚上吃饭时我恰巧坐在她身边，我毫不害羞地试探了她内心的容忍程度。

此后她又消失了；一年以后，我和妻子送我弟弟去波兹南；火车开走以后，我们沿着站台的另一侧朝出口走去，突然在巴黎快车的一节车厢旁边，我看见了尼娜，她的头埋在她抱着的一束花里，站在不为我所识、她已交朋友的一群人中间，那些人站成一个圆圈，目瞪口呆凝望着她，就像游手好闲者呆呆地凝望着马路，凝望一个迷路的孩子，或是一场祸事的牺牲者。她充满幸福地用她的花束向我示意；我把她介绍给埃琳娜，在那个大型火车站生命匆匆的气氛里，几句话的交换就足以让两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在相识之后的第二次见面时便彼此用昵称了；因为在火车站里一切事物都是颤抖在其他事物的边缘，这就要及时抓住它并珍爱它，那一天，在巴黎快车幽蓝色的暗处，费迪南被第一次提及：我听说她将要嫁给他了，心里竟有过一种可笑的刺痛。车厢门开始砰砰地关上。她匆忙却又尽责地亲吻了她的朋友，爬进车厢连接处的通过台就消失了。随后我透过窗户看见她把自己安置在她的卧铺包厢里，她已经在突然间忘掉了我们或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我们所有人，手揣在口袋里，似乎是在监视一个毫无疑点的生命在那个模模糊糊的鱼缸内走动。最后，她终于意识到了我们，敲着窗玻璃，然后抬起眼睛，胡乱摸索着像是在悬挂一幅画，但什么也没做成。几个路过的小伙子帮助了她，她探出头来，可以听得见了也真实了，她满脸喜色。我们中的一个人，追上那正在悄悄滑动的火车，递给她一本杂志和一本陶赫尼茨出版物（旅行中她只读英文）。一切都带着美好的平安滑走了，我攥着的一张站台票被不知不觉地揉成了一团。一直在我脑中回旋着、回旋着的一支上个世纪的歌（据传说，它与某个巴黎的爱情剧有关），鬼使神差地从记忆的八音盒里冒了出来，那是我的一个始终未嫁的姨妈过去经常唱的一支伤心的歌谣，我的姨妈有一张像俄罗斯教堂的石蜡那么黄的脸，但上天却给了她那样一副圆满得令人发狂的有力歌喉，当她一张嘴唱时，那歌喉就似乎要把她吞没在火一般的云中：

　　　人们说你就要结婚了

　　　你知道我会为此而死去

那种美妙的声音，那种痛苦，那种冒犯，那种由节奏而引发的处女膜和死亡之间的联系，以及那个已死的歌手的嗓音本身，她作为那支歌惟一的主人伴随着我的回忆，都让我在尼娜离开之后几个小时中不得安宁，甚至后来就像一只过路的船经过时往海岸上送的最后一片平缓的小波纹，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出现一次，像梦幻似的更稀松地拍打着岸边；或者像敲钟人已经重新坐回到家人欢乐的圈子里了，那震动的钟楼仍然发出的青铜般的创痛。又是一两年以后，我去巴黎出差，有一天早晨我去一家旅店看望一个电影演员，他是个小伙子，在楼梯过道处，她又出现了。她身穿合体的灰色西装，正在等电梯把她带下去，一把钥匙在她的手指下悬摆着。“费迪南去击剑了，”她谈兴颇浓地说道。她的眼睛盯在我脸的下方，就像在做唇读。经过片刻考虑（她的爱情理解力真是无与伦比），她转过身，靠纤细的踝关节快速地摆动，带着我走过铺着海蓝色地毯的过道。她房门口的一张椅子上摆着一只盛有早餐残羹的托盘——一把沾着蜂蜜的餐刀，灰色瓷盘里的面包屑。不过房间已经收拾过了，又由于我们突然开门通风，在法国式窗户相应的两个半扇之间，绣着白色大丽花的麦斯林纱倏地被吸了进来，一阵抖动和扑拍；仅在房门重被锁上时，它们才放开了那窗帘，还发出了一种像是愉快的叹息声。过了片刻，我走出房，来到小型铸铁式阳台上以呼吸那混合着于枫树叶和汽油的气味——那是雾蒙蒙、灰蓝色清晨街道上的残渣；当我陪她离开旅店去某个办公室找寻她丢失的箱子，而后又去她丈夫正在与他的理事们举行会议的那家咖啡店时，我可能也像她那样十分泰然且漫不经意，因为那时我还未意识到那正在生长的病态伤感的存在——这种伤感的力量将会使我与尼娜接下去的相逢更加痛苦。

我不会提到那个男人、那个法匈作家……的名字（而且我偶然在这里讲出的一点点也是以得体的伪装出现的）。我几乎根本不想讲述他，但我不由自主他自己从我的笔底下冒出来。

今天的人们很少听说他了；这是好的，因为这证明我反抗他的邪恶魔力是对的，我的手碰到他的任何一本新书时，顺着我的后脊梁而升起的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冷也是对的。他这种人的名声总是会迅猛流传，但很快也就让人难以忍受和厌倦了。就历史而言，它也只能把他的生活故事仅仅局限在两个日期之间的一个破折号上。干瘪又傲慢自大，随时准备对你射出某种恶毒的双关语之箭，在他沉郁的、含而不露的棕色眼睛里还总是充满期待的奇异目光这个能言善辩的虚伪之人，我敢说，对于弱小的啮齿目动物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已经精通了对文字的创造至完善的艺术之后，他尤其自傲于他是词汇的编织者，这个称谓比作家的称谓更让他心仪。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不明白杜撰书籍、编造那些并未以任何方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有何益处。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向他点头鼓励过的可笑之人勇敢挑战时，我对他说，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会仅仅允许我的心灵拥有想像力，让其他一切都依赖于记忆，记忆是一个人的个人真实所拖下的长长的落日余影。

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知道了他的书；一种淡淡的反感那时正在取代我拿到他的第一本书时曾经历过的审美的愉悦。在他事业的开始，或许还有可能突出过某些人类的风光，某些古老的庄园，他奇妙的散文的着色玻璃或许也曾表现过某些常在梦中出现的树林……但随着每一本新书的问世，这些底色就变得越发浓稠了，在纹章学中用直线表示的红色和以左上方自右下方之斜线表示的紫色也更不吉利了；到今天，人们从那块极富装饰性的玻璃上根本再看不出任何东西来，而且似乎是，如果有人打碎它，面对他颤抖的灵魂的，只会是一个完美的黑色空白。但他在顶峰时期是多么危险，他喷射出了什么样的毒液，被煽动起来时，他急速挥动的是什么样的鞭子！他那短暂的讽刺龙卷风留下了一片荒原，在那里，被击倒的橡树躺成了一排，尘土依旧在绞动，而某些遭受了敌对评论的不幸作者在痛苦地嗥叫，像一只陀螺在飞尘中旋转。

我们相识的时候，他的《平交道口》正在巴黎大受欢迎；他，则像他们所说的，“被包围了”，尼娜呢（她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对她缺少文化的一种令人吃惊的弥补），早已经担当了如果不是缪斯的角色，至少也是一个灵魂助手和敏锐的顾问的角色，她追随着费迪南所创造的盘旋，忠实地分享着他的艺术品味；尽管她根本就不大可能曾经努力读完过他任何一卷书，她却有一种神奇的本领，那就是从与文学朋友在商店里的交谈中便能慢慢收集起他所有最出色的段落。

我们走进咖啡店时，一支女子乐队正在演奏；我先是从廊柱上的镜面里注意到一位竖琴师鸵鸟似的一条大腿，接着，我看见对面的桌子（几乎小桌被拼在一起成了一张长桌）旁，费迪南后背抵着长毛绒的墙壁，正在桌边主持会议；有一瞬，他的整个态度，他分开的两手的位置，以及他的同桌人的脸全都转向了他，这一切以一种奇异的、梦魇般的方式让我想起了某些我未能确切把握的东西；但当我事后再想时，那暗含的比喻丝毫不比他的艺术的本质本身让我少一些感到亵渎神圣。他在花呢外衣内穿了一件白色高翻领毛衣；他光滑的头发从太阳穴梳向脑后，香烟的烟气像光环一样在他头顶上悬浮；他骨骼突出的、法老似的脸静止不动：只有眼珠来回转着，隐约含着满足。他摒弃了两三个明显常去的地方，本来高蹈派的；这之后，他便出于他特殊的幽默感开始资助这个非常资产阶级化的组织，这种幽默感竟能使他从令人同情的监狱特别规定中获得残忍的乐趣这一乐队由六位面带倦容、不够大方的女士组成，拥挤的平台上交织着平静的和谐，像他说的，她们不知道拿自己作了母亲的乳房怎么办，在音乐的世界里它们显得非常多余。每一支乐曲奏毕，他都会因为一阵犹如癫痫发作似的掌声而抽搐，女士们早已经停止向这些掌声表示感谢了，而且我想，这掌声已在咖啡店的拥有者和它的基本顾客的头脑中引起了疑问。然而，它却似乎还能让费迪南的朋友们异常愉快。我记得这些人中有：一位有着光秃得无可挑剔、尽管略带瑕疵的脑袋的艺术家，他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不断把它画进他的“眼睛一吉他”画布里；一位如果你问他，他的特殊绝技就是能用五根火柴的方法重现“亚当之堕落”的诗人；一个如果允许他在墙角为他所供养的女演员铭刻赞美的典故，他就会资助超现实的冒险（并为开胃酒付款）的谦恭商人；一位就脸来说是体面的，不过手指的表现却十分糟糕的画家；一个刚刚从莫斯科来，极具绅士风度、漂亮的，但语言却虚伪的苏联作家，拿着一只老烟斗，戴一块新表，他对于他所置身其中的那种圈子竟一无所知，真是可笑；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绅士，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混乱了，并且毫无疑问，这一群中的两三个人与尼娜关系密切。她是桌边惟一的女性；她曲着背，急切地吸着麦秆吸管，她的柠檬汽水的高度以一种孩子吸吮时的速度迅速下降，只在最后一滴咕咕、吱吱响过之后，她用舌头推开了麦秆吸管，只在这时，我才终于捕捉住了我一直在固执地寻求的她的眼睛，但却仍然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现实，那就是她已有足够的时间去忘掉早在早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如此彻底地忘记以至于在遇上我的目光时，她以一个空洞的、疑问式的笑容回答了我，而且只是在更贴近细看之后，她才突然想起我所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答复笑容。其时，费迪南（女士们把她们的乐器像放多件家具似的推到了一边，之后便暂时离开了平台）劲头十足地把他的老朋友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咖啡店里一个上了年纪、在远处角落里用餐的人身上，这个用餐人在他西服外衣翻领上系了一小条红丝带，一些法国人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才会这样做的；他的灰白胡须与他的八字胡髭一起给他潮湿的、津津有味咀嚼的嘴巴形成了一个暖和舒适的、淡黄色的鸟巢。无论如何，老年人外表的装饰总能给费迪带来乐趣。

我没在巴黎久留，但那个星期被证实足以在他和我之间惹出那种虚假的朋友间的亲密，他是具有如此的天才能把它强加于人的。最后，我甚至变得对他有了某种用处：我的公司取得了他的较有才智的小说之一的电影改编权，后来，他便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断用电报打扰我。经年已过，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总是时时在某个地方互相照耀，不过有他在场时我从未感到坦然过，而那天在菲雅尔塔，当我听说他就在附近闲逛时，我也是经历了一种熟悉的沮丧；然而，有一点却让我颇感安慰：他的新剧的失败。

他朝我们走了过来，穿着一件带腰带和兜盖的全防水外衣，一架相机挂在他的肩头，双层橡胶底的鞋子，带着一种令人感到滑稽的沉着吸吮着一根长长的月长石糖棍，那是菲雅尔塔的特产。走在他身边的是衣冠楚楚、玩偶般的、肤色红润的塞居尔，他是一位艺术的热爱者，还是个十足的傻瓜；我从来也弄不明白，费迪南因为什么而需要他；我仍然听见尼娜带着一种不能让她承诺任何义务的温柔的呻吟语调说道：“哦，他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塞居尔！”他们走近了；费迪南和我兴冲冲地互相致意，试图尽可能热情地急忙握起手来和拍起背来，根据经验我知道，事实上，那不过就是在假装，那只是一个前奏。事情经常是像这样发生的：每一次分别之后，伴随着总是被调谐得激动万分的音弦，我们相遇在一阵欢快的忙乱中，在感情已各就其位的喧闹中；但是引座员将会把门关上，那之后便谁也不许进入了。

塞居尔对我抱怨着天气，起初，我都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即使菲雅尔塔潮湿、阴郁、温室似的本性能够被称为“天气”的话，它也恰好超出了任何可以作为谈资的范围；那些谈话的题目可以是，比如说，尼娜瘦削的臂肘，我那时正用大拇指和另一个手指捏着呢；或者是谁扔下的一点点锡箔纸，它正在远处大卵石铺就的街道上闪闪发光。

我们四个人继续往前走，模糊的追求仍然隐隐约约地在前面出现。“上帝，什么样的一个印度人！”费迪南突然指着一张海报兴味颇浓地叫道，同时粗暴地用肘推推我，接着，在一处喷泉附近，他又把他的棍糖给了当地的一个孩子，一个肤色黝黑、漂亮的脖子上戴了一串珠子项链的小女孩；我们都停下来等他：他蹲下身，对着她低垂的乌黑睫毛说着什么，随后他赶上了我们，咧嘴笑笑，说出了他常喜欢用来给他的讲话添加佐料的那些话中的一句。这时他的注意力被陈列在一家纪念品商店里的一件不幸的东西所吸引：一件可怕的圣乔治山的大理石仿制品，在它的底座上露出了一条黑色坑道，那实际上是一只墨水池的嘴，还有一个与铁轨十分相像的装笔的附件。他大张着嘴巴，颤抖着，因为嘲讽的胜利感而兴奋异常，他把那个落满灰尘、笨重的，而且是毫不可靠的东西拿到了手里，一点价钱也没讲就把它买了下来；后来他便继续大张着嘴巴拿着那怪物走了出来。就像某个身边围着驼子和矮子的独裁者，他总是会和这个或那个丑东西联系在一起；如果那东西恰巧是有生命的，那么这种着迷就可能持续五分钟至几天或更长。

尼娜聪明地顺口提议去吃午饭，趁费迪南和塞居尔在一家邮局前停下来的时机，我赶紧把她带走了。我仍然不明白她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长着一副窄肩膀和“抒情诗般的四肢”（引用一位假装斯文的移民诗人的话说，这位诗人是那几位在她身后柏拉图式地对她叹息的人之一）又小又黑的女人，而且我更不明白，命运不断地把我们带到一起究竟是什么目的。自我在巴黎的那次逗留以后，我很长时间未见到她了，后来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我发现她在和我的妻子一起喝茶，并一起端详着她那只戴着丝绸手套的手，那质地就像在陶恩齐恩大街廉价买的一种袜子的质地，有一只结婚戒指在上面闪闪发光。有一次有人给我看她在一本时装杂志上的照片，满是秋天的叶子和手套以及风吹过的高尔夫球场。在某一年的圣诞节，她送了我一张有雪和星星的明信片。在里维埃拉的一处海滨，她的那一副墨镜和晒成赤陶土色的皮肤竟差点逃过了我的眼睛。还有一天，在一次不合时宜的短程出差中，我落脚在某一个陌生人的别墅，那里正进行一场舞会，我从衣帽架上陌生的稻草人中认出了她的围巾和皮革外衣。在一间书店里，她从她丈夫的一本小说的某一页上抬起头朝我点头；那一页正讲到一个女仆，她不过就是个插曲式的人物，尽管非作者所愿，她却私自偷用了尼娜的原形“：她的脸，”他写道“，是自然随意的快照，而非严谨的画像，因此当……试图想像它时，他能化为视觉的只是那些毫不相关的特征飞闪过的一瞥一瞥：她在阳光下颧骨毛茸茸的轮廓，机灵的眼睛带洋麻褐色的幽暗，嘴唇现出友好的微笑的形状，它总是随时准备变成热切的亲吻。”

一次又一次，她匆匆出现在我生活的边缘，丝毫未影响到它最基础的纹理。有一个夏天的早晨（是星期五——因为女仆们正把地毯拿到洒满太阳光尘的院子里去拍打），我的家人去了乡下，我懒洋洋地靠在床上抽烟，这时我听见门铃震天动地地响起来——是她站在大厅里，闯过来要（附带地）放一只发夹和（主要地）放一只贴着旅馆标签的箱子；两个星期之后，那箱子被一个可爱的奥地利男佣替她取走，那个男佣（根据含混却又是可靠的迹象看）也是属于我亦是其会员的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在谈话的过程中，她的名字总是被不断提到，而她没有回头，偶然说出的一句话，声音也会越来越小。在比利牛斯山脉旅游时，我在一处别墅逗留了一个星期，其时她和费迪南恰巧也正居住在这家别墅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在那里过的第一夜：我是怎么等待的；我是怎么确信，不用我告诉她，她就会偷偷钻进我的房间；她又是如何没有来；在岩石花园深处上千只蟋蟀发出的喧闹与月光一起滴漏，一起滴漏的还有疯狂地汩汩流淌的小溪，以及我一整天在山麓碎石处打猎以后所产生的令人愉快的南方式的疲惫感与对她偷偷潜入的疯狂渴望之间的斗争低低的笑声，在天鹅绒装饰的高跟拖鞋上的粉色的踝骨。但是，夜晚呓语着过去了，她没有来：第二天，在山里随意闲逛当中，我告诉了她我的等待，她惊恐地两手相握——并快速地瞥了一眼，马上在估计费迪和他的朋友是否已经足以看到她那示意的手势的背面。我记得我越过半个欧洲与她通电话（为了她丈夫的事情），而且在刚开始时没能听出她急切的嚎叫似的声音；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梦见了她；我梦见我最大的女儿跑进来告诉我，门卫正遇上了很大的麻烦当我下楼朝他走去时，我看见，尼娜躺在一只箱子上，一卷细麻布垫在她的脑袋下，她嘴唇苍白，身上裹着一块羊毛方巾，她熟睡着，就像痛苦的难民在上帝遗弃的火车站上睡着觉一样。无论我发生了什么，她发生了什么，我们之间从未讨论过任何事情，就像我们在我们命运的间隔中从未想过彼此；因此，当我们遇见时，生活的步态就发生了变化，它所有的原子微粒便重新进行了组合，我们于是生活在另一个更轻松的时间中介中，它不是用长期的分离来计算的，而是用那些不多的相聚来计算的；一场短暂的、看似无足轻重的生活就是因此而人为地形成了。每相遇一次，我就越来越担心：不——我不讳会经历任何内在感情的失误，悲剧的影子不会对我们的欢乐作祟，我的婚姻生活仍然未受任何损害；另一方面，她那叫人紧张的丈夫也总是无视她随意的私情，尽管他经常能从各种愉快的、实际有用的关系中获得某些益处。我担心是因为某种可爱的、精细的、不可重复的东西正在被浪费：我在纯粹的迟疑之中啪嗒一声关上了可怜的一小块光明，同时忽略了谦逊但又是真实的精髓，或许它一直在以一种令人同情的低声悄语不断地向我提示着这一精髓；那种东西，我正是因为这样做而伤害了它。我担心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之流里，我不知怎的一直接受着尼娜的生活，那些谎言，那种无聊，那种生活的嘈杂声。即使在缺乏任何感性的冲突下，我也感觉自己注定要去寻找对我的生存的一种理性的，即或不是道德的解释，而这意味着我要作出选择：一是我为了画像而与我的妻子、我年幼的女儿们、那条短毛猎狗坐在其中的世界（田园诗般的花冠，一枚带图章的戒指，一枝细长的藤杖），那个幸福的，智慧的并且是美好的世界……二是什么呢？与尼娜能有什么实际的生活机会吗？那生活我只能想像，因为我知道，它会充满强烈的、让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且它在每时每刻都会清醒于一种过去，那个过去充满着千变万化的伙伴。不，这种事情是荒谬的。况且她锁系于她的丈夫不是因为某一种比爱情更强烈的东西吗——两个阴谋家之间牢固的友谊？荒谬！但是我又能对你做什么呢，尼娜，我怎么能丢掉那些悲伤的蓄存呢，它作为我们看似无所谓、其实真的很无望的相聚的结果，已经渐渐堆积了起来。

菲雅尔塔包括旧城和新城：过去和现在不时相互交错，抗争着或是要使它们自己摆脱出来，或者彼此把对方挤将出去；各自总是有各自的方法：新来者诚实地努力——引进棕搁树，建立起精明的游客代理行，用奶油色的线条涂抹红色、光滑的网球场；而同时，那些鬼鬼祟的花角落后面、或是从引向不明的楼梯台阶处蹑手蹑脚地爬出来。在我们去饭店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处建造了一半的白色花园别墅，里面杂乱无章，它的一面墙上画的还是那些大象，它们怪异的幼仔坐在庞大、艳俗的鼓上，双膝分得很开；在令人难以捉摸的一堆东西中，女骑师（已经被用铅笔画上了胡子）正坐在一匹脊背宽阔的坐骑上；一个西红柿鼻头的小丑正走着一根绷紧的钢丝，平衡着一把雨伞，那伞面上点缀着反复闪那些星星是现的星星杂技演员对天堂般的故乡一种模糊的象征性的回忆。在这里，在菲雅尔塔的里维埃拉，潮湿的砾石路被碾过时发出一种更为舒适的嘎吱声，海水懒洋洋的叹息声也听得更清了。在饭店的后院，一名厨役武装着一把刀，正在追逐一只疯了似的格格叫着夺命而逃的母鸡。一位擦皮鞋的师傅带着一副没了牙齿的微笑把他那古老的宝座让给我。在悬铃木下，停着一辆德国制造的摩托车，一辆溅满了泥点的豪华轿，以及一辆黄色的、车身极长的伊卡鲁斯，它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型圣甲虫：（“那是我们的塞居尔的，我的意思是，”尼娜说，又补充道，“维克多，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来？”尽管她很清楚我不可能去）；蓝天和树枝的水粉画浸没在那辆车鞘翅的漆里；我们自己也不时反映在炸弹形状的一只车灯的金属里，瘦长的行人像在电影里似的从那凸出来的表面走过；随后，几步之后，我回头瞥看并预见到，实际上几乎是在视力的感觉下，预见到大约一小时以后才真的发生的事情：他们三个人戴上摩托盔帽，坐进车里，微笑着朝我挥手，在我看来他们像鬼一样透明，尘世的色泽在他们通体闪耀，而后他们就启动了，远去了，消失了（尼娜那十个指头的最后告别）；但事实是，那辆车通身光滑得像只鸡蛋，仍然停在那里并未移动；尼娜在我伸着胳膊的保护下正在进入一个侧翼是月桂树的门道，且就在我们坐下时，我们透过窗户看见费迪南和塞居正从另外一条路上慢慢走近。

在我们吃午饭的阳台上，除了我刚刚注意到的那个英国人便没有他人了；在他面前，一只盛着明亮的绯红色饮料的高杯把它椭圆形的影子投在了桌布上。从他的眼睛里，我注意到那种相同的充血的欲望，但此刻它却与尼娜没有任何关系；那副渴望的神情根本不是冲着她的，而是专注于那宽阔的窗户的右上角的，他就正坐在那窗户旁边。

尼娜从她那又小又瘦的手上取下手套，她一生最后一次吃起她那么钟爱的贝类食物。费迪南也正忙着吃东西，我就占了他很饿的便宜开始了谈话，这给了我一种能战胜他的假相：具体说，我提到了他最近的失败。在短暂的关于宗教的时髦说教之后这段谈话过程中，魅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开始了某种相当隐讳的朝觐，那朝觐结束在明显是令人反感的冒险上——他把他那双晦暗的眼睛转向了野蛮的莫斯科。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沾沾自喜的坚定信仰令我非常恼火，一阵意识流动的涟漪，几句健康的下流话，以及在任何污水桶里的共产主义的溅泼，都会自动地且具有魔力地产生出超现代的文学；除非我被枪毙，我坚信艺术一旦被卷入与政治的联系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堕至任何意识形态垃圾的水平。就费迪南的情形而言便的确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毫不相干：如果不讲这个事实，那就是他从来也不在乎那些受害者的困境，他沉思的力量还是异常强大的；但是由于某种类似于令人费解的、恶意中伤的潜流，他的艺术已经越发令人厌恶。除了那些自以为懂行者，没有人能理解他的戏剧；我自己就从未看过，但我能想像得出那个围绕着不真实的螺旋线而精心计划的克里姆林宫式之夜，他在那上面纺织了各种各样支解的象征线圈；现在，我不无乐趣地问他，他是否读过一点近来有关他的评论。

“评论！”他叫道“，绝妙的评论！每一个徒有其表的自大狂都觉得可以给我上一课。无视我的作品是他们天大的乐趣。接触我的书总是小心翼翼的，就好像接触什么一触即爆的东西。评论！我的书被各种观点加以审察，惟独缺了最本质的一点。这就像一位自然学家描述马科属类，一开始却唠唠叨叨马鞍子或是德维夫人（他提到的是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女主人，她的确很像一匹龇牙咧嘴的马）。我也想来点那种深红色的，”他用他那嘹亮悦耳的嗓音继续对侍者说道，后者只是在顺着他指甲很长的手指指着的方向看过之后才明白他的要求是什么——那手指不那么礼貌地指着那位英国人的酒杯。出于某种缘故，塞居尔提到了鲁比·罗丝，那个在胸上绘了花饰的女士，谈话的侮辱性特色便减弱了。这时那个高大的英国人突然作出了决定，他从椅子里站起身，身子挪到窗沿上，接着往上伸出胳膊，直到够到窗框上那个被他觑觎的一角，那上面停着一只结实又毛茸茸的飞蛾，他机敏地把它偷偷地塞进了一只药盒里。

“……很像沃弗尔曼的白马，”费迪南就他正与塞居尔讨论的什么东西说道。

“你今天早上真是大谈马经啊，”后者评论道。

不久，他们两人就都离去打电话了。费迪南特别喜欢打长途电话，无论距离是多少，他都尤其善于给它们捐钱，如果需要就总还怀着一种友好的热情，比如现在，他就要去确定有没有空的房间。

远处传来音乐的声音——一把小号，一把齐特琴。尼娜和我又出去散步了。很显然，马戏团在来菲雅尔塔的路上就已经派人出去拉生意了：一支作广告的露天表演队正从旁边走过；不过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前头，因为它已经转到山上进了一条侧街：一辆马车镀金的背面正在渐渐消失，一个穿着连风帽长斗篷的男子牵着一匹骆驼，四个普普通通的印度人为一队，在木杆上举着告示牌，在他们后面，一名旅游者穿着水手服的小儿子被特别允许虔敬地坐在一匹小型矮种马上。

我们走过一家咖啡店，那里的桌子现在几乎干了，却仍然空着；侍者正在检查（我希望他以后能采用它）一个难看透顶的弃儿，那是一个像墨水台之类的荒唐东西，是费迪南顺手把它收藏在扶手椅上的。在下一个拐角处，一段旧石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便爬了上去，尼娜登高时提着裙子，裙子的瘦窄要求她保持同样的姿势并且迈着和以前同样的步幅，我不时看着她迈步时清晰的角度；她的身上散发出一种熟悉的热气，伴着她往上走时，我想起了我们前一次的相聚。那是在巴黎的一家宅第里，四处都是人，我亲爱的朋友朱尔斯达布碰了碰我的衣袖，希望帮我做一件优雅、美妙的好事，他对我说“，我想让你见见——”而后把 引向了尼娜，她正坐在一张长沙发的一角身体蜷曲成“Z”形，脚边角，放着一只烟灰碟，她从唇上拿下一只长长的绿松石烟嘴，愉快又缓慢地说道，“好吧，所有人——”随后的整个晚上，我手里握着粘湿的酒杯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不时隔着一段距离看她（她却没有看……），听着嚓嚓的谈话声，同时在无意中听见一位男士对另一个人说道，“真有意思，那些黑头发瘦姑娘，她们身上的气味怎么都一样，甭管她们用哪种香水，闻着都像是烧焦了的树叶”；这时，我的心都要碎了似的。这种情形总是经常出现，与某个不相干的话题有关的一句不经意的议论，却会缠绕上一个人自己私下里的回忆，并成为那伤心回忆的一个寄生物。

到了台阶的顶端，我们发现自己到了一处粗糙的平台上。从这里，人们可以看见鸽灰色的圣乔治山精妙的轮廓以及在它的一面山坡上的一束骨白色光斑（某个小村庄）；若隐若现的一束骨白色光斑（某个小村庄）：若隐若现的一列火车，它的烟气沿着已成圆形的山底部起伏——却在突然间又消失了；更低处，人们凭感觉知道，在交错的一堆屋顶上面有一棵孤零零的落羽杉，它很像水彩画笔刷那湿漉漉卷曲的黑色末梢；在右边，人们隐约能见到大海，海水是灰色的，波闪着银色的皱纹。在我们的脚下躺着一把生锈的钥匙，紧连着平台有一面半毁弃的院墙，一根电线的一端仍然在上面悬着……我想到从前这里也是有生命的，一个庭曾经在夜晚降临的时候享受过那里的凉爽，笨手笨脚的孩子们曾经靠一盏灯的光线在那里作画……我们恋恋不舍地在那里徘徊，像是在聆听着什么；尼娜坐在高一点的地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她微笑着，为了不弄皱她的微笑，她小心翼翼地吻着我。我用一种难以承受的力量复活了（或者现在在我看来是如此）所有那些存在于我们之间、以一个相似的吻为开始的一切；我说（替代我们那虚伪的、正经的“您”而用那奇特圆满又意味深长的“你”，为着这个，环球整整绕了一圈的航行者归来了），“喂——如果我爱你呢？”尼娜瞧着我，我又把那几个字重复了一遍，我还想再说……但是某种类似于蝙蝠的东西从她脸上急速掠过，那成了匆忙、怪异、几乎是丑恶的表述，而她，就想干脆简单地讲出粗话，竟变得很局促不安；我也感觉一阵尴尬……“别在意，不过是句玩笑话，”我赶紧说道，并轻轻地揽住她的腰。不知如何，她的手中结结实实地出现了一大束气味淡雅、小而黑的紫罗兰，在她回到她丈夫和那辆车之前，我们在女儿石墙边又站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浪漫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无望。然而，石头却像肌肤一样温暖，突然间我明白了某些我一直看见却未能理喻的事情——为什么一张锡箔纸会在路面上闪闪发光，为什么一只酒杯的光会在桌布上震颤，为什么海水会泛出微茫的光：不知怎的，在难以觉察的程度上，菲雅尔塔上空的天已经浸透了阳光，而此时，它的四周都已被阳光浸满，这充盈着的白色光芒变得越来越宽阔，一切都融在了里面，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过去了；而我则站在姆莱希站台上，拿着一份新买的报纸，那报纸告诉我，我曾经在悬铃木下面看见的那辆黄色轿车在开出菲雅尔塔时经历了一场车祸，它以全速撞进了一辆正在进入那座城市的游动马戏卡车里；在那场车祸中，费迪南和他的朋友，那些刀枪不入的无赖，那些命运的火精，那些好运的蛇怪，竟死里逃生，只不同程度地受了一些局部的、暂时的损伤；而尼娜，尽管她曾长时间、忠实地模仿过他们，最后却终于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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