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贝内加斯 ：自杀的孩子

 

玛利亚·贝内加斯 ：自杀的孩子

 

黑发扎成一条马尾辫，一副银边眼镜架在她的鼻梁上。脸上的表情和几个礼拜前一模一样，她的慢性胃痛大概也是在那时候开始发作的。她把大衣和背包甩到椅背上。在她那件过于宽松的红色运动衫上，印着“H”字样。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哈佛大学。她的背包太重了，把椅子压得向后倒了下去，倒在了地上。

“嗨，莱勒斯。”我抬头和她打招呼，此时我正帮约书亚解决一道数学应用题。

“嗨，莱勒斯。”辛西娅重复我的话说。

“嗨，莱勒斯。”米格尔说。

“嗨，莱勒斯。”克里斯蒂娜说。于是“莱勒斯”一词在房间里反复回响着，直至消失。

莱拉转身，瞪着克里斯蒂娜。

“别--叫--我--这--个--名--字。”她咬牙切齿地说，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这句话和她的性格完全不符。为了表示亲密，我一直叫她“莱勒斯”，她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怒。不过，最近几个礼拜她一直很焦躁。他们全都是的。尽管自杀的报告还没有出来，他们好像已经感觉到了空气里的紧张气氛。莱拉的脸皱了起来，流着眼泪，转身跑到房间的后面去了。我跟了过去。

“对不起。”我说着，给了她一个拥抱。她是参加“风暴中的死水”项目的二十五个学生之一。“死水”由斯蒂芬·哈夫创立于2008年，哈夫毕业于耶鲁大学，然后在布什威克的一所高中教了几年书。它开始是作文辅导班性质的，但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课外辅导机构，本地的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美国州政府在公共教育体系之外特许的非营利性中小学教育机构。）的孩子们在放学后可以来这里寻求作业上的帮助。孩子们从家里带来了牛皮纸袋装的点心，或是从本地的小店里买来的黑塑料袋包装的小点心。作业辅导大致在下午5点半结束，然后根据每周的安排，他们要么参加小提琴或拉丁文的培训，要么上创意作文辅导班。

莱拉参加了由我指导的作文班，尽管她在写作上颇有些天赋，但在最近的几个礼拜里她写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每周六，我们还有写作训练营，经常会有作家来参观，他们还会启发孩子们如何写好作文。最近来我们这里做客的作家是扎迪·史密斯，在她来访前的几天，我们一起读了她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偶然的英雄》。这篇小说有点像是她对父亲的致敬，她父亲曾参加过二战，他尽管参加了诺曼底的激战，但总觉得自己像个叛徒，而不是英雄。因为那天晚上他是排里的站岗兵，他想喝一杯热茶，于是点起了一堆火。火烧旺了，就在水开始沸腾的时候，敌人看见了火光，发起了进攻。排里有几名战士在那场袭击中牺牲了。愧疚感使他从来不把自己当英雄看，但在他女儿的心里，他永远都是一个英雄。要是他在那天夜里战死沙场，世界上就不会有她这个人了。

读完这篇小说后，我们给孩子们做了一些讲解和提示，然后让他们自己写半个小时。我们总是鼓励他们充分展开想象，不要害怕偏离主题，要发自内心地去写，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要紧紧跟随自己的想法，无论它把你带到哪里。

在我们读扎迪·史密斯的那天，莱拉写了一个她自己的偶然英雄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她的父亲，他是一个墨西哥移民，飞机袭击大楼的那天他就在现场。当时他正在世贸中心外面的流动餐车上售卖咖啡和面包圈，尽管他的本能反应是尽快逃离现场，但他还是留下来帮助了那些从大楼里涌出来的人们。很快，他餐车上的东西就全部分完了，在他的周围全是警笛的嘶鸣声，还有就是时不时的"砰砰"声，那是人们在如瀑布般的水柱中从楼上跳下来撞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他们的生命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面对火焰，要么拼死一跳。他感到害怕了，在不知不觉中就走了起来，而且越走越快。他融入了穿过大桥走回布鲁克林去的人流中，路上还偶遇了他那位年轻的妻子。他离开后不久，第一栋楼就坍塌了，因此他总觉得自己像个临阵脱逃的懦夫。而对莱拉来说，他永远都是一个英雄。事件过去三年后，她出生了。

克里斯蒂娜走过来向她道歉，还递给她一盒纸巾。莱拉抽了一张，擦干了眼泪。莱拉今年十岁。她在本地的一所特许小学读五年级。在学校里上完九个小时的课后，她每天至少还要做两小时的作业。她是个很勤奋的学生，但在最近的几个礼拜里，她读得非常吃力。他们全都如此。他们的作业量在逐渐增加，随着4月的大考临近，他们的压力也在陡增。

现在，除了常规的作业以外，他们还要做没完没了、千篇一律的标准习题集。习题集被带进了我们这个作文班，莱拉坐在课桌前，只有一只耳朵在听我们讨论聂鲁达的诗，一边还在做着应用题，应用题后面还有选择题。她看起来像是在一条流水线上。她好像屏住了呼吸。不过，这里没有呼吸的空间，也没有放松的时间。期末考试已迫在眉睫。她的父母肯定也注意到了女儿的变化。习惯性的胃痛，而且脸上失去了笑容。也许他们是害怕把这个问题挑明了，害怕去想这个问题，害怕他们的女儿会被勒令转学。要是那样的话，莱拉和她的妹妹又该到哪里去读书呢？

“你知道大多数的内城孩子（美国的穷人一般住在内城，富人一般住在外城，所以“内城”一词也含有贫民区的意思。）都上不了大学吗？”她又抓起一张纸巾问道，尽管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好像她已经看见了自己有可能跌进去的那条裂缝。也或许这是她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的一种方式。这么多功课，这么大压力，要是最终我还是上不了大学的话该如何是好呢？在她就读的特许学校，每一条走廊都有一个名字：哈佛路、耶鲁广场、达特茅斯路、普林斯顿支路。常春藤联盟名校的名字每天都在她面前晃悠，就像一个个影影绰绰的标靶。“你读的是哪所大学？”她问。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我说。她擤了擤鼻子。她的眼镜歪着，脸上红彤彤、湿答答，有很多雀斑。她不是个容易激动的孩子。来这儿的孩子都这样，但最近几个礼拜这种事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他们一个个没精打采的，出现了情绪崩溃的迹象。光昨天一天，就有八个孩子哭了鼻子。

“我觉得还是死了好。”阿娃瞪着面前没完没了的练习题说道，泪水随即就从她的脸颊上淌了下来。阿娃今年八岁，就读于本地的一所特许学校。

“我希望有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可以代我考试。”娜塔莉说。她也是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就读于公立小学。我能够理解她为什么想要机器人代替她考试。数学题全都大同小异，大部分的应用题只是改了改数字而已。一旦你记住了公式，接下来只需要把数字填进去就好了--随便哪个机器人都能胜任这项任务。但阅读题却常常令这些孩子找不到北。这些题目的表述大多有一种误导的作用。我最近和一个叫马库斯的男孩一起读了一篇短篇小说，当我们做到其中一道选择题时，我们俩都陷入了困惑。

“A和B都有可能。”他盯着我说。我同意。我们重新读了一遍这道题目，甚至把斯蒂芬叫过来，问了一下他的看法。

“A和B好像都对。”他看完题目后说。最后，我们一致同意是B。马库斯第二天带着卷子来了，上面是一个“×”。他头晕了。如果考试的时候每道题目都像这样，那他怎么可能及格呢？

“我讨厌读书。”他发狠地说。我在心里说，这不能怪你。如果碰到的题目都这么模棱两可，那我也会讨厌读书的。

所有这些需要背诵、填鸭式的习题，都有一种极为有害的效果。它不会激励孩子们喜爱读书，反而会扼杀了他们的求知欲。但他们别无选择。除非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不参加考试，否则他们必须要适应，必须要解出那些方程式，哪怕他们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哪怕他们觉得头晕恶心。这件事关乎制度的标准化，关乎分级和排名，感觉和工厂化的农牧业相似。牛羊的天性就是要到一片开放的、绿油油的草地上去吃草，它们不喜欢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被强行用玉米饲料喂养，那样的话它们就会关闭自然的生理系统，所以不管你往它们的体内注入多少抗生素，有些牛羊还是活不下来。肯定会有牺牲品。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我们正处在“黑暗的七周”里。在2014年的这七个礼拜里（本周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礼拜），纽约市公立学校里有十名孩子自杀了。七个礼拜里死了十个孩子。这是一种流行病，就像教育部长在和两百五十名校长开会时说的那样。他敦促这些校长们要更加关注那些不合群的、郁郁寡欢的孩子们。他这个建议本身就说明，那些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孩子们长期忍受着现状，而并非是出于什么突发事件。尽管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我们还是很难确定现状到底如何，因此所有的媒体对此次自杀事件都选择了沉默，而纽约市长唯一能说的只是他制定的那个第一阶段教育（第一阶段教育（Pre-K），指进幼儿园之前的教育。）计划能够防止孩子们走极端。除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外，那些自杀的孩子们的姓名和年龄都没有公布出来，尽管大家都知道他们全都是未成年。七周内的十次自杀。在过去的三年里，纽约的公立学校总共发生了三十五次自杀--每年大约十次。七周内就发生十次自杀，绝不是什么小事情。是什么造成的？是什么把这些幼小的生命推下了悬崖？是什么使他们选择不仅放弃学习，而且放弃生命？

我又递给莱拉一张纸巾，这样她就不会再用那种眼神瞪着我了，她的眼神仿佛在说：“我再也受不了了。”在我们最后一堂周六的作文课上，她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们的一个志愿者，一所公立高中的语文老师，想要尽力帮助她，但她就是写不出来。我为莱拉感到担心。就好像她体内的某些重要部分已经开始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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