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忠实兄永在我心

忠实兄永在我心

文\雷达

陕西三大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是我多年的好友。这种友情既与文学有关，又超越了文学，并不含什么功利的因素，可以说是大西北文友间真挚的相知相敬之情。

先说几句路遥。路遥去世前，心中有一憾事，他觉得没完成他曾许诺我的，夏天要带着我一站一站地走遍榆林地区。那时去榆林好像很遥远很浪漫。李星向我郑重转达了路遥的抱憾。

看梁向阳的《路遥传》我不由落泪。路遥在好几封给白烨的信的末尾，都要写上“向雷达兄问好”，“雷达处问好”。路遥在一封信里直率地表达过对我的不满。他说，看了我发在《求是》杂志评《平凡的世界》的长文，虽然有气势，篇幅也长，但他还是不满足，觉得没有放开来，想到是《求是》这样的党刊，他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在另一封信中，针对有人说他活动茅盾奖，他不平的说，我能活动什么，我顶多去找雷达。当然，他并没有为此找过我。路遥去世前最后一封信的末尾，还是那句，“向雷达兄问好”（以上均见《路遥传》）。我要感谢白烨先生，他不把这些信拿出来，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我本人没有什么重要的，但路遥能这样念我，想我，看重我，在给别人的信中谈论我，真让我泪水盈眶！路遥也给我有过几封信，不是我不拿出来，而是特意夹起来，怕丢。我一向马虎，但他的信还是珍视的。可这四封信，就像失航的370一样永无踪影。我找得辛苦，它们就是不露面，这次装修老屋，再次搜索，仍不见。好像天堂里的路遥自己把它们收走了。

我和陈忠实之间，同样感情深笃。他只长我一岁，我总觉得他是老大哥，比我大得不止一岁，他比我稳健深沉得多。我们好像没有经过慢热的阶段，就一见如故。八十年代我在文艺报当编辑，《信任》得奖后，文学新人栏目要发陈忠实的介绍，具体是我联系的。现在用得很广的陈忠实与农民在地头的相片，最早是从文艺报上发出的，是新华社稿。那时我们通了信没见过面。后来我读了《初夏》，《蓝袍先生》，极其赞赏，还是没有面对面的交谈过。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真正的认识，交谈，是在1992年的暮春。那天，他胳膊窝里夹着外衣，满头冒汗，风尘仆仆地进了陕西作协的院子，然后敲开某个办公室的门，坐下来喝茶。我恰好在场。那时我但凡到西安，常爱在陵西作协院里呆着。李星介绍说，这就是雷达。他说知道早知道。他人一直住在灞桥，这天是临时进城办事。我们越谈越投机，他一点也没有拿我当生人，对我很坦率， 很信任，他说现在要调他到陕西省文联，他坚决不同意去，他不为争位子，只想好好写作，真到了文联，当个领导又能咋的，其实啥也弄不成。他说为此他与宣传部领导吵了架。在他心中，文学是高于一切的，别的都要给创作让路。他说有一个长东西他写了好几年，快完成了，有可能的话，想请我看一看。我说好啊好啊。出版前他并没找我看。我记得，路遥就是在那一年深秋去世的。

忠实兄所说的长东西就是《白鹿原》。此作一出，震动了全国文坛。我看后非常振奋，逢人便说，无法平静。不久《小说评论》率先发了评论专号。那一期《小说评论》的封面不知为何却用了我的头像，是摄影家郑文华拍摄的，里面并无我的文章，全是陕西评论界朋友们的文章。他们才是《白鹿原》的最早评论者。我参加了在文采阁召开的白鹿原研讨会。当时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同志率队，陈忠实当然也来了。在京的许多著名评论家都来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冯牧先生最先讲了话，接着是严家炎发言，第三个就是我主动发的言。我是坚定的，热烈的，那时还算年轻，有股闯劲。

在此前，《文学评论》副主编蔡葵先生已向我约评《白鹿原》的文章。我很感谢他，我前后发表在“文评”上的好几篇长文都是在他、还有彭韵倩的督促下完成的。没他，怠惰的我什么也写不出。这次我反复阅读了作品，也可以说是苦思冥想良久，参阅不少东西，一口气写出了《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近两万字。我从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的角度，从儒家文化与乡土中国的关系，从塑造文化化的中国农民人格，说到他成功地将多种政治、军事、党派冲突转化为一个个人物的灵与肉的冲突，再到肯定他选择了超阶级的文化眼光，并认为全书具有宏阔的史诗性与开放的现实主义气派，但也指出陈忠实的世界观的内在矛盾和作品的一些具体缺点。

事实上，当时《白鹿原》并不像现在，得到几乎一致的高度评价。那时阴晴莫定，歧见纷纭，公开的私下的都有，有的意见很尖锐、很严重。不同意见主要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领导层，甚至高层中一些人，主要质疑作品的政治倾向有无问题。据我所知，有次中宣部开会，会后丁关根让郭运德留下，问他《白鹿原》到底怎么样，郭运德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对作品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丁好像听进去了，但并未立即表态。此前，广电部一位副部长似乎代表组织公开在报上发声明，称“《废都》《白鹿原》永远不得改编为影视作品”。不过那时有点各吹各的调，并没有立即的制裁措施。另一个方向来自一些中青年学者的看法，记得《钟山》、《文艺争鸣》甚至《小说评论》都发表过一些言辞尖锐的批评。我至今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驶，《白鹿原》自身的魅力的不断展露，逐渐消解了那些严苛的声音，即使今天，对《白鹿原》仍会存有一点不同看法，这很正常。

第四届茅盾奖超过规定时间，拖了三年都不评，潜在的原因可能与如何安置《白鹿原》有关。在先，国家出版局在天津搞了个“近五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何启治，林为进和我作为评委，联合提议增补《白鹿原》，未被采纳，当然这也不是天津会上的领导马上可以决定的。《白鹿原》最终获得茅盾奖，与很多有识者的积极评价，与形成了较强的舆论环境都有关系。尊敬的陈涌先生当然功不可没，他的表态，评价，使这个棘手的问题最终得以化解，三分之一的资深老评委是信任他的。“修订本”的问题，成为现今某些人非难陈忠实的把柄，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新生的事物要得到认可，都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包括某种适当的妥协和委屈。《白鹿原》的获奖，不仅是一部优秀作品实至名归，而且是思想上、意识形态上，文化观念上、以及上世纪前五十年历史评价上的一次大的突破。

大约2008前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李恩祥同志找到我，说他们要出《白鹿原》评点本，想请我来评点。我想推。他说，你是陈忠实建议的人选之一。我只好应承下来。评点本出来后，还在报章上发生过一番争论，但总体反映尚好。这家出版社的具体编辑，不太懂中国古典小说有眉批、夹批、旁批种种讲究，字号也应有区别。我的评点，他全放在最下边，用最小的字，和注解混在一起，再版也不改，我就没兴趣了。我从未和陈忠实交换过对评点本的意见，只看见他书不够了也用这个版本送人，这我才放心了。

在有些人笔下，陈忠实像个为声名所累的、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的性格很倔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并无私敌，也从不加入飞短流长的议论，忠厚而且宽广。有人对他作为小说巨匠或伟大小说家有所怀疑，因为他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从不显出学贯中西的模样，其实，他开创了一条独创的发人深思的道路。只要看看他那些密密麻麻的阅读名著的笔记，创作手记，那么多的小本子，想想他虽做过公社副书记等职，他酷爱文学的习性一刻未变，从小养成笔不停挥的习惯，练笔千万次，永远处在鲜活的生活中，像柳青先生永远在长安县一样，他长期住在灞桥，生活、读书、写作永远三位一体。这才是从中国经验中产生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杰出作家，是实践第一的成才之路。

忠实去世的那几天，我的网页上忽然跳出了陈忠实提到我的名字一个条目，那是2011年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在太原召开时《太原晚报》记者谢燕对他的采访文章。现在又重新发表了。有一段是：“山西晚报问：有很多读者说《白鹿原》后陈忠实再没小说了，说他写一部《白鹿原》足够了！你听到没有？陈忠实（大笑）：包括雷达（文学评论家）也说我，你要超不过《白鹿原》，你就别写了。山西晚报：你是不是也有这种顾虑？陈忠实：这是雷达的看法，我倒很难说是什么因素，后来陆续写一些短篇，反响还不错。”看到这一段，想到你已不在人世，我心伤惨。亲爱的忠实兄，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提起我呢，我心里好温暖啊，你是觉得我说得对吗，可是你竟走了，叫兄弟我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忠实兄，你永在我心，永远，永远！

201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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