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安静的一九八四

 

《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安静的一九八四

 

文\李辉

 

自序

我爱旅游。儿时，喜欢看贴在墙上的报纸，想象着上面提到的遥远地方。未离开家乡之前，翻烂了一本中国地图册、一本世界地图册。如今，家里有两个地球仪，放在两个房间的桌子上，兴致来了，拨动一下，世界就在眼前旋转不停，最终把目光盯在一个感兴趣的所在。

我爱追寻历史。中学开始，就不轻易扔掉感兴趣的纸片、书信，只为留存记忆的温暖。保存、搜集、阅读，只为了历史的追寻，多一些细节，多一些坚实的记录。

旅游与历史，可以成为美妙的互换与结合。

换一种方式旅游，换一种方式追寻。

读风景，读故居，读人……

于是，走读之间，人融进风景，融进历史。

 

一、萨顿·考特尼何处寻

 

2014年，终于走进英国。

早在30年前，1984年我结识萧乾先生，开始撰写他的传记时，心里就想，如果能去一趟英国，现场考察，资料查阅，访问他的英国朋友，那该多好！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叙述“二战”期间萧乾的7年英国生活经历与文化交往。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奢望。我只能借助于萧乾本人的回忆，佐以部分书简和史料的翻译，在传记中大致描绘一番他的英伦生活。至于“二战”期间的英国情景，则参考《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著作。最有帮助的是一本《兵不厌诈》，在传记中我对伦敦轰炸场景的描述，大多依据此书精彩而生动的描写。

萧乾旅居英国７年，与英国著名作家、汉学家有密切往来，如E·M·福斯特、阿瑟·魏理、奥威尔等。他们三人都没到过中国。福斯特到过印度，写下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印度之行》，他的其他许多文字也都流露出对东方文化的热爱。1943年，在给萧乾的信中，他为此而感到有点儿“悲哀”：“我太老了，不能去访问中国了。”他甚至说，同意大利、法国、印度相比，“中国会更令我喜欢”，他还说：“你尽可以想象我已经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长篇小说，而且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著名汉学家魏理，与福斯特有所不同，他翻译过大量的中国古典作品，但并不以未到过中国为遗憾，相反，他特意沉浸在古代作品中所描绘的中国。他曾这样说过：“我想在脑子里保留一个唐代中国的形象。”不管这些作家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热爱中国文化的情感，则是相似的。

三人之中，奥威尔与中国的关系有着特殊性，这与萧乾有直接关联。

奥威尔1903年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地区（今为孟加拉），第二年，母亲带他回到英国，后来在英国念书。1922年到1927年，奥威尔再到驻缅甸的印度民警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奥威尔的这一经历得到BBC（英国广播公司）的重视，特意聘请他主持向印度听众介绍东方的战况，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奥威尔找到了正在伦敦大学学习的中国作家萧乾。

说来惭愧，在开始撰写萧乾传记时，我还没有读过奥威尔的任何作品。最熟悉的是福斯特，早在大学二年级，他的那本《小说面面观》曾经是我们的必读书，他所提出的长篇小说中的“扁形人物”、“圆形人物”概念，一时颇有启发。还有一个直接因素，采访萧乾期间，正好从英国找到福斯特当年写给萧乾的几十封信，我斗胆翻译，成为叙述萧乾英国经历的重要内容。其间，萧乾向我提到过奥威尔的名字，我一无所知，没有进一步了解，传记中没有一点儿叙述，现在想来，至为遗憾。

30年后，期待已久的英国之行启程了。

行前筹划一系列旅行计划，最想寻访的地方之一，是小说《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的作者乔治·奥威尔的墓地。

读过英国传记作家D·J·泰勒的《奥威尔传》，开篇便是一章“牛津墓地”。尚未开始叙述奥威尔的一生，却将生命的归宿地提前描写，作者可谓用心良苦。奥威尔不到47岁便英年早逝，1950年走至生命终点，在泰勒的叙述中，奥威尔的去世、葬礼、墓地选择，弥漫着凄凉，生命的不可知性，甚至隐含着荒诞的意味—

《一九八四》刚在美国出版不久，奥威尔还来不及分享小说后来引发的世界轰动，此时面对的则是评论家或赞赏、或持保留意见的众说纷纭；去世前三个月，他躺在伦敦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上，向索尼亚求婚终于成功，朋友马格里奇却推测为“将是一个非常阴森的婚礼”；奥威尔没有后代，他的葬礼由朋友和出版商操办，人们没有依照他本人的遗嘱，安排英国教堂的葬礼仪式，而是选择在基督教堂；他的墓地，也没有根据他的遗愿选择位于伦敦的公墓，而是选在牛津郡的Sutton Courtenay ( 萨顿·考特尼)的乡村教堂墓地，这个地方与他生前并无关联……

泰勒这样描述奥威尔的葬礼：

奥威尔的安葬仪式是在1950年1月26日举行的。在记录这件事情的几个人中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或许耍足了诡计，正是他给包括地下死者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麻烦。普通大众多多少少有点儿吃惊，因为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他的葬礼必须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进行，并且被埋在公墓里。可是，奥威尔从未宣称过他信仰基督教，而且，至少在他生命的后期，也未曾与任何显示崇拜的地方有联系，所以，他的这个要求很难实现。最后，安葬在伦敦某一墓地的想法被抛弃了。这时，阿斯顿的影响力在萨顿·考特尼的教堂主持的身上起作用了。与此同时，马格里奇和奥威尔的密友安东尼·鲍威尔(据阿斯顿所说，鲍威尔是一个“忠于教会的人”，且通晓礼节)商量，请求鲍威尔做礼拜的奥尔巴尼大街基督教堂的主持为奥威尔在伦敦做安魂仪式。

1月26日，星期四，天寒地冻，伦敦正处在隆冬之中。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同乘一辆出租车去教堂。

……

人人都认为，虽然少数古代的杰出文人并没有享受到身后的荣耀，但是，年仅46岁就辞世而未曾享受到成功的果实，这实在是一桩令人伤心欲绝的悲事。索尼亚“茫然发呆”；长长的灵柩被抬走的时候，马格里奇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他特别注意了棺材的长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反映了乔治的身高，给人印象强烈”。25年后，安东尼·鲍威尔回忆说，这次葬礼仪式是他参加过的最令人痛苦的仪式之一。

许多年后，撰写奥威尔传记的泰勒，第一次前往奥威尔的墓地实地考察。专门为寻访奥威尔而去墓地的人，恐怕不多，泰勒算是其中一人。站在墓地前，他脑海里闪回的是50年前的安葬场景：

50年前，人们可以看见另外两个人在萨顿·考特尼的墓地留恋徘徊：一位是有着一头醒目金发的30岁刚出头的女人，脸色苍白，几许紧张，几许焦虑，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岁稍长的男人。他们俩是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和《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大卫·阿斯顿。他们俩不是单独前来的，陪同他们而来的有一位律师、一辆殡仪馆的车子、丧葬人员和一口加长的棺材。

读这本传记，印象最深者莫过于这些令人伤感的描述。

到了伦敦，亲身感受到奥威尔在英国的影响至今不衰。“老大哥”并未绝迹，当今世界依旧充斥着窃听、出卖、谎言、编造，《一九八四》并未过时，仍然震撼人心。伦敦地铁通道上，悬挂着根据《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话剧的招贴画。书店里，摆放着新版的奥威尔多部作品。难忘的一幕是在十字火车站候车大厅。那天，我们从伦敦前往爱丁堡，候车时，忽然发现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漂亮姑娘，正在静静地捧读《一九八四》。我按捺不住，悄悄将手机调到静音，不露声色地偷偷拍摄下这一难得相遇的阅读场景，但也觉得此举实在颇不礼貌，有“狗仔队”之嫌。可是，旅行中，我又怎能错过这一机会？

此次英国之行，计划在牛津大学住两天，于是，去Sutton Courtenay寻访奥威尔墓地，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行前，请一位朋友帮忙打听如何前往，她问了几位正在牛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无一人知道奥威尔墓地在牛津附近，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去这个村庄。

我不甘心，将从网上搜寻的与奥威尔相关的资料打印出来随身携带，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念头。抵达伦敦后，与几位年轻朋友聚会，我将资料拿出，请在英国生活多年的徐小茜姑娘代为搜寻。很快，当天晚上她发来这样一条信息：

George Orwell 的墓地，All Saints’ Churchyard , Sutton Courtenay,Oxfordshire。从牛津过去比较方便，两个方案如下：一是火车Oxford (OXF )-Appleford (APF)，单程10~15分钟即到，但火车很少经停这个站，需要提前查好往返时间；二是火车Oxford(OXF)-Didcot Parkway (DID)，单程15~20分钟，火车大概每25分钟一班，下车后走路需1小时15分钟，或乘公车X1路，每小时一班，或出租车，10分种即可。

心里终于有底了。行程看上去颇为复杂，却值得一试。

有计划的寻访，与随意而漫不经心的浏览一样，对于我，常常是外出旅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各有各的图案，各有各的奇妙。

这一次，去牛津寻访奥威尔，依旧如此。

二、BBC的中国声音

第一次读奥威尔的作品，是在1985年《萧乾传》完成之后。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先是内部出版，1988年公开出版。当我有机会阅读到他的《一九八四》等作品时，顿时吃惊于他的浅易却又深刻的叙述方式、高度概括力和历史震撼。就在产生这种震撼的时候，萧乾送给我两本奥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BBC工作时的作品集。1987年列入英国“企鹅丛书”的这两本书分别为《战时广播》（The War Broadcasts）和《战时评论》（The War Commentries）。奥威尔1941年8月到1943年11月在BBC印度组工作，由学者W·J·韦斯特搜集编选的这些作品，记录着奥威尔在那场世界大战中留下的声音，它们因文字而永不消失。

在《战时广播》编者序中，韦斯特这样说道：“对印度的威胁，主要来自日本。所以奥威尔希望找到能够向印度广播的中国人，向他们介绍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在日本占领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正好中国作家萧乾战争时期在伦敦居住，于是，奥威尔便给萧乾写信询问他能广播什么。”

萧乾是在1939年秋天“二战”全面爆发时从香港到达英国的，是这一期间来自对日战场的唯一的中国作家。请萧乾到BBC向东方听众介绍中国，是奥威尔在1942年年初的一个新内容，他在2月1日播出的“工作计划”中说：

“东方角度”专题要开始新的节目表。……顺便我愿意告诉你们，在BBC印度组我是唯一的欧洲人，其余都是印度人。……我们仍然保留“东方角度”的基本意图，但多少改变一下范围。第一系列，“风云人物”介绍我们时代的著名政治家：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等，另外也包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第二系列，“今天与昨天”，讨论战争所引起的英国社会变化，如食品控制、农业作用、教育制度、报纸、流行文学的变化。第三系列，“对我意味着什么”，探讨抽象观念：民主、自由、经济稳定、进步、国际法、民族独立等。

至于这些播讲者，都是东方人，除了印度人之外，我们还请来了中国人和缅甸人。我们特别希望尽可能为你们请来更多的中国播讲者，因为印度与中国休戚相关，在现在这一时刻，有着更大的重要性。亚洲与欧洲一样，也正在为它的生存而与法西斯作战，两个伟大的亚洲国家，我是指印度和中国，相互了解得越多就越好。为此，我们也许会偶尔打断原定计划，向你们播出一些由中国播讲者所做的特别内容的节目，因为原来的计划绝大多数是根据西方人的兴趣安排的。我要请你们特别留心听由萧乾先生所做的两次谈话，他是正在伦敦的一位中国学生，曾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不同地区待过。他会告诉你们一些中国人民生活在日军统治下的状况，以及日本人企图摧残和征服牺牲者的种种手段。

最后，我得说能制成这些广播，对于我是多么愉快，我相信这些广播在当今时刻，对我所出生并有许多个人家庭友谊的国度，会有真正的帮助和建设性。 (译自《战时广播》)

在这样的背景下，萧乾开始了与奥威尔的合作。

1989年前后，我翻阅关于奥威尔的这两本书，尝试翻译其中部分内容，不时去信请教萧乾，他在回信中多次谈及奥威尔，还寄来一些相关资料：

1990年3月2日，萧乾致李辉

George Orwell那时也住在Hambfead，他是BBC远东部主任。他曾约过我几次去广播，一次谈Ibsen in China 。还有一次与当时在伦敦的印度诗人Tambimutti（坦毕木提）交谈中印文化。我的印象中，他很正直。三十年代中期，他曾是左翼作家(年轻时，在缅甸当过警察)，西班牙内战时，他参加了反佛朗哥的民主阵线，似乎也在西班牙内战中开过救护车。Virginia  Woolf的侄子(曾在武汉大学教过课)就阵亡了。但苏德协定(1939年)后，他转向了。从《Animal Farm》及《1984》二书可见。

George Orwell的文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平民化”。例如他的论文《Dickens》，评得很深，而文字很浅显。他有意避免“文人腔”。E. M. Forster的Essay也有这一特点。

1990年3月4日，萧乾致李辉

这书评包含一些对G. O. 的精辟见解。（尾巴只二三行，未剪。）

1990年3月17日，萧乾致李辉

昨晚英国友人寄来George Orwell致我的几封信及印度对我的广播反响。因此，动笔前仍望你来一取。

1990年4月5日，萧乾致李辉

当时BBC分Home Service(国内广播)及Foreign Service（海外广播）。后者又有远东部，而Indian Section 属远东部，只能作“印度组”，不宜作“部”。

Through Eastern Eyes 译“通过东方人眼睛”可以，也可译作“东方观点”、“东方角度”。不可译作“来自”。

These  Names Will Live不是“难忘”，而是“不朽”，即“不朽人物”。我没讲过。我只讲过“五四文学”[当时记得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The ChineseRenaissance )及“易卜生在中国”(又收Semolina  Others一书)]。

当时与我同时广播的有两位印度作家，一为小说家Mulk Raj Anard（安那德），一为诗人TambimuttuAnard曾把他的小说集献给我。可惜我出书时未还礼，一直很抱歉。他也因而疏远。五十年代他来华访问时，就没找我。

与奥威尔的交往，萧乾十分愉快。萧乾告诉我，奥威尔热情、朴实，时常为了一篇讲稿，同萧乾做非常细致的探讨。从内容的选择、播出时间的长短、录音时间的安排等，奥威尔都亲自与萧乾商量。在半年时间里，萧乾分别向印度、美国、英国国内做了多次广播，分专题介绍中国的政治、文学、战争背景，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这些广播题目主要为：“日本的新秩序”“中国沦陷区现状”“中国作家的两难之处”“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中国人的看法”等。

萧乾关于中国战争现状的广播讲话，在印度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这是奥威尔感到异常兴奋的事。得知这一反映后，他立即致信萧乾：“我们刚刚收到来自印度的报告，谈及我们二月下半月的广播。我想你对下面来自达卡的话是感兴趣的—‘2月26日由中国播讲者所做的关于被占中国以及日本新秩序的谈话非常吸引人。’我们收到的来自印度的评论很少，所以我认为仅此就足以鼓舞人心。”一个编辑，和作者分享着成功的快乐，那份喜悦充溢在字里行间。

与萧乾的合作，奥威尔也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萧乾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从工作出发，他需要来自中国的介绍，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更能引起他的兴趣的，自然是文学。在结识奥威尔之后，萧乾曾将自己在英国新近出版的《苦难时代的蚀画》英文著作送给他。这本书主要叙述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概貌，奥威尔过去对之非常陌生。他兴奋地读完它并决定请萧乾就此内容做几次广播。他在给萧乾的信中极为兴奋地写道：

你在著作中的描述，在我的面前呈现出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过去对此我是一无所知，我想听众也会有同感。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的文学是生机勃勃的，使他们乐于通过英文翻译而接受它。当然，你可以对中国早期文学做一简略的背景介绍，以说明现代创作方法是一种新的发展。我曾在《新创作》上读过几篇中国短篇小说，是它们第一次使我产生安排这些广播谈话的想法。（1942年3月29日）

不仅如此，奥威尔后来还为萧乾的两本英文著作《Dragon beards versus the blue prints》(《龙须与蓝图》)《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千弦琴》）撰写书评，先后发表于《Obeserve》(《观察家》)报。1944年，奥威尔为《龙须与蓝图》所写书评题为“Chinese Miracles”（中国的奇迹），其中写道：

萧乾先生论述的问题自然是，中国的古老文化能使中国发生变革，成为一个现代机械化的国家吗？对世界其他地方，这也许是个更迫切的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走一条与日本相同的路，那结果将难以想象，中国已能生产机枪，毫无疑问，用不了多久，她就能生产轰炸机……但她的艺术传统植根太深，以致不能为机器所毁灭，同时，中国人又不得不跻身现代世界，而且不喜欢人们说她猪尾巴（辫子）比钢盔更好看。然而，如果她能适当地避开外部世界的干扰，她又乐于回到龙须（即回到中国书法，回到她所包含的悠然闲适的文化）。（《观察家》报，1944年8月6日，转引自傅光明《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萧乾卷》）

忽然发现一个时间的巧合。奥威尔发表这篇书评的时间是1944年8月6日，我抵达伦敦的时间是2014年8月8日，两者相距恰好整整70年。我开始采访、撰写萧乾传记，是在1984年，两者相距也是整整40年。这一时间巧合，对于别人大概毫无意义，可是，对于我，却多了特殊意味。显然，我之所以一定要去寻访奥威尔，很大程度上恐怕与萧乾有关。拜谒奥威尔时，我愿意替一直关心、帮助、爱护我的萧乾先生，向奥威尔献上心香一瓣。

三、董乐山翻译《一九八四》

翻阅奥威尔的《战时广播》和《战时评论》两本书，中国—这个对于奥威尔来说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

《战时广播》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奥威尔在BBC期间所撰写和编播的广播谈话；第二部分，收录同一期间围绕这些广播，奥威尔与文化界有关人士的大量来往信件。奥威尔的这些广播谈话，大多与文学有关，分专题向东方听众介绍欧美文学。与他通信来往的则是同时代的英国著名作家，如福斯特、艾略特、威尔斯等。《战时评论》所收内容，全部是奥威尔从1941年底到1943年初撰写的“每周战事评述”。这些评述，大多数由他本人广播。这些战事的评述，给人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使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作家面临人类浩劫时的复杂心情。从这两本书中的来往信件和“每周战事评述”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奥威尔同萧乾的友谊，更可以看到奥威尔对正在战争烽火中的中国的关切，以及他对战争前景的独到分析。

实际上，在安排萧乾播音之前，中国战况早已成为奥威尔在“每周战事评述”中的重要话题。奥威尔在1942年1月10日的评述中，这样谈到正在进行的长沙之战：

这个星期战争方面发生的最大军事事件是中国的战争，而不是俄国或马来亚。日本侵略军在长沙城遭到惨败。如果你看一下地图，就会看到长沙是广东至汉口的铁路重要交接点。日本人占领了广东，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他们采用海上入侵的方式，中国军队则包围着他们。如果他们能占领长沙，就能占领中国的整个东南地区。现在，他们正进行三年来的第三次努力，企图占领它。但是，每次宣布占领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损失惨重地撤退。在这次行动中，据推测他们损失三万士兵，另有两万人正被中国军队包围着，可能已被打垮。这一战役不仅仅对中国的英勇抵抗者们是重要的，更应该强调的是这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每一个战场前线的胜利或失败，都会对从挪威到菲律宾群岛的其他所有战场产生影响。日本人在中国被牵制的力量越多，他们对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进攻，其成功的机会就越少；同样，英国和美国将他们的力量越快地用来反对日本，中国领土上的侵略者也就会越快地被消灭干净。……我们上周曾提过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这标志着英国与中国的联盟，不再仅仅是纸上谈兵，谁都不会怀疑远东的这场战争是长期的、艰难的。（译自《战时评论》）

奥威尔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军事家，但他对中国的抗战，却似乎具有一种世界性的战略眼光，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战事评述中，他总是立足于整个世界战事的全局来分析东方的战争。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持久的、艰苦的战争，对远在东方的中国人民寄予充分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令人感动的是，奥威尔一直坚信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最终必然失败，不管在评论中国战事还是其他东方战场的现状时，他总是以一种钦佩和理解的口吻谈及中国人民。这不仅表现出这位英国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反映出他的客观、公正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丝毫的贵族气息，没有丝毫的所谓“西方人的傲慢”。可以说，他是真正将中国置于一个与世界所有国家相平等的地位来加以谈论的。在《战时评论》一书中，我们随时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

1942年3月，中国香港沦陷，中缅公路被日本军队切断的消息传到英国。奥威尔在3月10日写道：“这个星期有大量可靠消息报道了日本军队在香港的行动，几位从香港逃出现已到达重庆的目击者，证实了这一事实。关于其他事情，人们已知道日本宣布香港某个地区为军事妓院，这就意味着那里的每一个女人，都能任日本士兵的意愿而被奸污。”情形尽管如此紧张，奥威尔仍然对中国人民满怀希望，他明确地说：“很明显，不管缅甸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人仍会一如既往，坚持抵抗。”

就在同月，日本对澳大利亚的进攻也已经展开，面对日本军队气势汹汹、势如破竹的进攻，奥威尔显得异常冷静，他将澳大利亚同中国进行比较，认为广阔的澳洲，会是日本人的第二个一旦陷进去就无法自拔的“中国”。因为中国坚持数年抗战的现实告诉他，日本人将会被不死不活地拖在那里。1942年5月，当中英联军在缅甸被迫撤退时，奥威尔没有因一时的失败而沮丧，相反，他用中国国内的战斗来描述希望：“与此同时，中华民国的军队，在日本占领区中心地带的一些城市如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展开了一系列勇敢的袭击，两天前在广东也发起同样的袭击。中国军队能够在右翼战线发起攻击，这一事实表明，日本人对在地图上已被标为‘日本’字样的中国领土的控制，是完全不牢靠的。”

奥威尔就是以这种姿态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抗战。

1942年5月16日，奥威尔写下一大段对总的战争局势的分析，其中关于中国部分的议论，更加集中地表明奥威尔与中国人民的情感：

在这些环境中，对过去十年间知道自由建立于安全之上的人民所取得的胜利做一个回顾和思考，是有益处的。1931年，日本人侵略满洲时，中国陷入混乱之中，年轻的中华民国没有条件进行抵抗，然而6年之后，当全面侵略中国开始时，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已经建立，民族精神的力量也得以确立。日本人由此惊奇地发现，被他们仅仅视为军事阶段的事情—他们称之为“中国事件”—已经无限地扩展，迫使他们在兵士和装备上无休止地损失，而且似乎远远不是终点，哪怕他们在报刊上也报道自己取得了许多胜利。（遭删除：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第5个年头，日本人似乎手中一直拥有一切：现代化武器，各种类型的战争物资，以及对海洋的控制权。他们一直能对中国那些没有高射机枪、飞机极少的城镇投下数以万计的炸弹。他们可以践踏广阔的领土，控制沿海城市的重要工业地区，屠杀不可计数的中国男女和孩子，然而中国从来没有被战胜过。）日本人曾经宣布的“中国事件”的时间期限，现在已经快到了。然而，“中国事件”却似乎永远没有终结。是什么使得中国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呢？（遭删除：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巨大的人力，他们的坚韧和机敏。）但最主要的原因，简而言之，即他们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绝不会有投降的意识存在。对于这样的人民，领土的丢失并不重要。（遭删除：他们的人一直众多，而且总是抱有战斗的信念。）缅甸战役，是来自西面的主要威胁，有人认为，如果中国被团团围住，最终失去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他们就会为之失望而停止抵抗。的确，按照军事教科书所言，处在这些情况下，中国人会失败。但是，过去他们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抵抗却从未停止过。我们可以相信还会出现这一现实，只要中国人追求自由的目标，他们就会永远战斗下去。（译自《战时评论》）

这段议论中，有相当篇幅的文字，在审查时被删除。幸好作为档案它们被保留下来，保持了奥威尔讲稿的历史原貌，我也特地在引文中标出。

我们无从得知，当这些倾注着奥威尔热情的文字被遭删除时，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可以肯定，类似的、几乎每天在BBC都会遇到的经历，必然要使他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和痛苦。他是一个极其厌恶强权专制政治的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人格的完善和思想的自由。1948年在创作小说《一九八四》时，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工作状况，无疑有奥威尔本人在BBC工作的影子。史密斯所在的部门，名为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等，但是，史密斯的工作却是整天编造谎言，修改谎言，涂抹历史与人的记忆。奥威尔研究者便认为，奥威尔对所谓真理部的描写，得益于他的BBC的工作体验。我想，他所写的“每周战事评述”不断被删改，必然会深深刺痛他的心，在他的情感深处笼上浓重的阴影。不能按照一个作家自己的理想和思考来报道和评论中国的抗战，不能生活在他所追求的理想环境中，而只能让政治或其他东西约束自己，这不能不是奥威尔在BBC遇到的令人烦恼的精神折磨，显然，它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奥威尔的创作。

奥威尔与中国之间的短暂关系，会引发出这样的话题，想必是那些删改者始料不及的。

阅读与摘译奥威尔两本书的时候，恰是我与董乐山先生来往频繁之际。我们住得很近，探望他，请教翻译问题，帮他编辑随笔集，约他写回忆录，成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之间交往的重要内容。记得，我将上面这段文字拿起请他看，他也认为奥威尔在BBC期间的讲稿多次被删改，以及在BBC工作的经历，应该为创作《一九八四》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包括史密斯的工作环境、气氛、方式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BBC的经历，或许《一九八四》会是另外一种构思。

在老一辈翻译家中，董乐山是我很敬重的对象。他的翻译对读者的冲击，不只是限于翻译的信、达、雅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更在于他把翻译的选择，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岁月的磨砺，早早地让他变得成熟而深沉。他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弱者，也不是思想浅薄随遇而安的庸碌之辈。他知道智慧与知识对一个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意义，他更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放飞无限的思想和情感。他并不是随意地走在翻译的路上，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一本书就动手翻译，仅仅把这作为打发时光消磨生命的一个过程。恰恰相反，他把翻译的选择，与对命运的感触、对历史的观照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他最初决定动手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时，这种翻译与人生的关系便开始形成。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完成《一九八四》的翻译，于1985年正式出版。之后，他又连续翻译出版奥威尔的《我为什么要写作》《奥威尔文集》等，可以说，奥威尔走进中国，董乐山功不可没。自出版《一九八四》之后，一直到他生前最后出版几本译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所翻译的不同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的所有书评和杂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他的思想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他的文章和他的译著便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而且不会因他去世而为人淡忘。

我保留着一张珍贵照片，是萧乾与董乐山两人的合影—以不同方式与奥威尔相关联的两位前辈，永远留存记忆之中。照片拍摄于1995年4月20日，是在萧乾、文洁若夫妇联袂翻译《尤利西斯》的出版座谈会上，地点是北京的三味书店。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该是两位前辈的最后会面，因为，不久萧乾与董乐山先后患病住进医院。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他们两人竟然都是在1999年年初去世。董乐山去世是1月16日，萧乾去世是2月11日，相距不到一个月。一个月之间，两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前辈先后远去，我的内心之痛、之冷，可想而知。

一直难忘见到董乐山的最后情景。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我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的侄女专程从上海赶来，正在一旁照顾他。这是他一年内的又一次住院。与前几次住院情况大大不同，这一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手无力，人瘦得不像样子，脸色发暗。

他有许多话想说。我告诉他，我正在翻译他向我推荐的《走进中国革命》这本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的命运的书，并且和作者取得了联系。他很高兴。我说，有些老上海的地名和英文报纸的名称不清楚，他说可以来问他。怎么能够拿这样的事情打搅重病中的他？他说不要紧。我向他讲一些外面的事情。讲着，讲着，他突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了一句：“我没想到原来的追求……”他在说由热变冷的迷惘和失望，他在力求用简洁的几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说到这里，他把头转到另一边。他落泪了。

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当然，也是唯一的、最后的一次。自两年前患癌症动手术以来，每次见面他都很乐观，依然是过去的那种温文尔雅，显得对病情并不在乎，说到会意时，仍是微微一笑。此时情景不免让我感到吃惊。我强烈感到他已经知道生命正在走向终点。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了。

我不忍看到一个熟悉的前辈，躺在病床上受回忆的折磨，赶忙岔开话题。我知道，他有一种想把心里话毫无顾忌地全部说出来的急切。过去在他家中，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他的故事。我在编一套回忆录丛书的时候，他还把前几年写出的好几万字的回忆录拿给我看。回忆录虽然难以出版，但是，从里面我知道了他过去的一些经历，其中不少人生体验，他从未公开描述过。读这些回忆录，听他讲大大小小的故事，常常令人感慨万分。只有拥有这种经历的人，才会与奥威尔心有灵犀，对《一九八四》情有独钟，深切理解。

几天后他永远走了。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仍让人难以接受，好久我都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他还有许多选题在做、想做。假以天年，他肯定会翻译出和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如今，这只能是永远的遗憾。

我想，也应该替《一九八四》的中文译者、我敬重的董乐山先生，向奥威尔献上心香一瓣。

四、寻寻觅觅雨中行

雨中，我们夫妇在牛津坐上长途汽车，前往Sutton Courtenay。时间，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上午。

说起来自己也不敢相信，好几次寻访墓地，居然都遇到下雨。在湘西凤凰拜谒沈从文，在布拉格寻访卡夫卡墓地，在台北寻访阎锡山墓地，每次都在雨中。此次来英国半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是晴天，虽偶有云朵飘过，一阵大雨或冰雹降落，但都是来去匆匆，转眼即是蓝天白云。爱丁堡八月本是多雨天凉时节，最让人担心，可是，逗留那里五天，仍以晴为主。抵达牛津，前两天也是晴天，唯独最后一天我们前去寻访奥威尔墓地时，小雨从早上开始下个不停，从牛津一直下到伦敦。

小雨绵绵不绝，静听雨滴敲打车窗。如我曾在《去布拉格，寻访卡夫卡》一文中所说，还有什么比在雨中寻访更有意境吗？

抵达牛津之后，发现如果坐火车前去Sutton Courtenay，颇为不便。一番寻找，终于有了最好方案。在寻找牛津博物馆时，忽然看到，小茜所说Didcot Parkway火车站下车后转乘的X1公交车，起点站就在牛津博物馆门前的St Aldates (圣阿尔代大街)上，相距不到50米。X1公交车，除了节假日，平常每小时发车一次，行程不到一个小时可到Sutton Courtenay，这显然比坐火车要简单便利。这一发现，令人喜出望外。

X1公交车在Sutton Courtenay村，一前一后，有两个站，我们选择第一站下车。墓地到底在村里什么地方，我并不清楚。《奥威尔传》中说这是一个村庄，我想当然地认为，村庄不大，既然是教堂墓地，下车后一定很容易看到教堂高高的屋顶，而墓地总是在教堂庭院里。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一想当然，让我们的墓地寻找，费尽周折，一波三折。

下车后，雨中望去，看不到教堂屋顶。已是上午10点，村里一个行人也看不到。我们只好盲目前行，每路过一户人家，总希望有人走出。可是，家家大门紧闭，我们不敢贸然敲门询问。走了一两里，仍不见人影。雨越下越大，除了雨声，整个村庄寂静得让人颇有些害怕。坦率地说，此时有些忐忑不安，万一找不到人，筹划已久甚至自以为颇为周全的此次寻找，难道会扑空，失望而归？

走了20多分钟，终于发现马路一侧有一家小店在营业，一阵惊喜。这是一家便利店，店里客人只有两三位，两位售货员应是来自印度次大陆。我拿出打印好的墓地说明，询问其中一位年轻人。他看了看，转身与另一位年岁大的售货员交谈几句，然后问我：

“你找新墓地还是老墓地？”

原来，村里有两个墓地。奥威尔1950年在此安葬，我想大概是老墓地，便顺口答道：“是老墓地。”其实，我并不清楚。

此时，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妇女，正在一旁购物，小伙子与她聊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你可以跟她走，她就住在墓地旁边。”意外之喜。这位妇女不苟言笑，看似不热情，其实颇为细心周到。她带我们走出小店，朝我们下车的地方走去。原来，我们下车后，如果反向行走，或许早就找到了教堂。我们一路攀谈。她告诉我，村里只有这一家小店，从家里走到这里大约20多分种。她的父亲也安葬在我要寻找的教堂墓地。现在，她在伦敦工作，母亲一人住在村里，她经常利用周日回来帮母亲多卖一些用品。

走过下车地点，前行不久，我们右拐走上另一条公路。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沿公路旁的林荫小道，我们步行大约20分钟，墓地到了。她把我们带进墓地门口，指着旁边的一排房子告诉我，母亲就住在那里。告别时，我问她能否一起合影做个纪念，她慨然同意。于是，在Sutton Courtenay 的寻访，有了一张难得的合影。

在墓地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我们终于找到奥威尔的墓碑。没有让人失望，奥威尔真的安葬于此。

一个多小时的雨中寻找，虽一波三折，山穷水尽，最后的柳暗花明却令人感慨无限。艰难之后得到的补偿，是巧合，是机缘。奥威尔在印度出生，而帮助我们的，恰恰是印度裔侨民，而他们帮忙找到的这位带路人，正好住在墓地旁边。一番巧遇，我宁愿相信是奥威尔在天之灵对我们的关照。

偌大一片墓地，此时只有我们夫妇两人。教堂不大，大门紧闭，如果不是门上张贴着几张新的告示，证明有人管理，不然真的会以为教堂与这片墓地早已废弃。就村庄而言，教堂规模并不小，建筑正面为钟楼结构，约有六七层楼高，红砖与灰石相间，已黯淡发黑，相比之下，教堂上方中央悬挂的大钟，镀金后的时针，让发暗的建筑多了一抹亮色。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这座教堂，却有悠久历史。据查资料介绍，教堂始建于14世纪，教堂内部颇值得一看，可惜我们此次无法走进。安葬于这一教堂墓地的人士中，最有名的有两位，一位是政治家Herbert Asquinth（赫伯特·阿斯奎斯），20世纪初担任过8年英国首相，其内阁中最有名的海军大臣，便是“二战”期间出任首相的丘吉尔。另一位是作家奥威尔。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位先后成为美国《时代》的封面人物。阿斯奎斯被选为封面人物，是在《时代》刚刚创刊的1923年，他仍活跃在英国政坛；奥威尔被选为封面人物，是在1983年，距他去世已有33年。这一年，奥威尔80诞辰，而第二年就是1984年。《时代》封面上，奥威尔锐利的眼睛凝望前方，他的旁边，一块黑幕中央，一只躲在后面的眼睛正在把他监视。封面对奥威尔的说明极为简洁：“1984，老大哥之父。”现实版的1984，与小说家的1984，重叠对接。时间之无情，命运之荒诞，尽在其中。

寻找奥威尔的墓碑并不容易。英国首相阿斯奎斯之墓，位于墓地显眼位置，墓碑规模如一张长桌大小，与之相比，奥威尔的墓碑小得可怜。不仅小，它还与旁边一个墓碑紧靠，碑前无人剪裁的花木枝叶，把墓碑遮掩一多半，如不仔细辨认，很难发现。幸好之前知道，墓碑上镌刻的不是George Orwell，而是本名 Eric Arthur Blair，这才得以在墓碑之间发现它。为了拍照一个完整的墓碑，我只好蹲在地上，将枝叶轻轻挪开。

此次英国之行，去过五六个墓地，我发现，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墓地相比，英格兰、苏格兰的墓地，布局不规则，墓碑大多在草地间随意放置，显得凌乱。墓碑设计也较为简陋，不像巴黎、维也纳、布拉格等地的墓碑，常有颇具艺术创意的雕塑。

奥威尔的墓碑很薄，大小不到一平方米，没有任何设计，朴素之极。墓碑文字也极为简单：

Here lies

Eric Arthur Blair

Born 25 June 1903

Died 21 January 1950

（艾瑞克·阿瑟·布莱尔在此安眠，生于1903年6月25日，卒于1950年1月21日）

再也没有多余的文字。与身后获得的世界性影响相比，与其作品具有的持久生命力相比，又有什么合适的词语可以概括奥威尔的一生，镌刻于碑呢？当年，妻子和友人们没有想出，今天的人们，恐怕也难以想出。

奥威尔静静地躺在这里，墓前连一朵供奉的花也没有。他没有后人，当年负责照料墓地的友人，恐怕也不在人世了。与作品的世界性轰动相比，他的墓地冷清得让人不敢相信。伦敦的西敏寺里，有一个著名的诗人角，供奉着自乔叟以来的诸多英国著名诗人和作家，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墙壁和地面，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让你难以相信自己竟然置身于他们之间：乔叟、彭斯、弥尔顿、狄更斯、拜伦、雪莱、司各特、艾略特、王尔德……

有一天，奥威尔是否也会迁移至此，与这些辉煌的人物融为一体，让更多的人瞻仰、拜谒？或许，根本不需要。奥威尔静静地安眠于此，让作品与读者相伴，直到他所痛切地揭示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站在奥威尔墓前，我深深鞠躬。我相信，他的中国朋友萧乾，他的中国译者董乐山，两位前辈的在天之灵，愿意看到英格兰小村墓地的这一幕。

走出墓地，看到与教堂相邻的一幢老房子，修葺一新，改作餐厅。其中一家餐厅的店名为George & Dragon (乔治与龙)。为何起这个店名我不清楚，在英国文化中，乔治与龙有什么关联，我也不懂。返回途中，坐在公交车上，欣赏窗外雨中的田园风光，思绪漫无边际地翻飞。我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乔治·奥威尔当年曾为萧乾的《龙须与蓝图》写过书评，“乔治与龙”，不就是这两者的结合吗？

乔治与龙—奥威尔与中国。

来自中国的我，宁愿这样联想。于是，此番在牛津郡的艰难寻访，因为这一有趣的小插曲，多了虚实相间、若有若无的历史呼应，多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旅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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