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巨大灵魂的战栗

 

《卡拉马佐夫兄弟》——巨大灵魂的战栗

 

文\陈晓明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完成于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不到50年，就被欧美主流文学界认定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卡拉马佐夫兄弟》则被认为是作家最重要的作品。

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有两个作家的话很有意思。一个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中提到：俄罗斯文学有巨大的灵魂。她觉得在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里，看不到像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那样的巨大的灵魂。这话很有道理。除了狄更斯以外，很难说英国小说家的作品里有规模巨大的灵魂。歌德的《浮士德》之所以了不起，也就是因为它里面呈现的灵魂的容量很大。但是，尽管德国有歌德，英国有狄更斯，但像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呈现的那样巨大的灵魂，一般欧洲文学中还是罕见。当然，伍尔夫这样的概括，也包括了一些别的俄罗斯作家，但她主要指的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一个是尼采，他是一个狂人，谁都不放在眼里，可他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让他从作品中学到最多的心理分析的作家。伍尔夫和尼采，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都说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一个特点,就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展示了”巨大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几乎都是话篓子，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不断地说。法国作家纪德曾经指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托尔斯泰是非常精细地描写笔下的人物，因此读者是通过眼睛看，来进入他的小说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说，所以读者是用耳朵听着进入他的小说世界的。的确，《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每个人物，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或别人的精神和心理问题。而且，这种谈话不断地往返进行，在不同的层面上，从最抽象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到最感性的问题（我到底爱谁，爱哪一个女人），翻来覆去，纠缠不休。如果我们把这些谈话汇拢到一起，一定会形成一个强烈的感受：这部小说整个就是一个灵魂的展露，心灵的展露，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展露出来的灵魂充满了冲突。这冲突有时候发生在灵魂的不同层面之间，但更多的是发生在同一个层面之内，有时候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冲突，但更多的是同一个人自己内心的冲突。所以，伍尔夫所说的灵魂的”巨大”，并不仅仅是指灵魂的规模的巨大，也是指这灵魂常常处于十分剧烈的矛盾、和这矛盾引发的战栗和痉挛之中。恰恰是这个灵魂的痉挛、冲突、战栗，这种不平静的状态，更深地呈现了这个灵魂的大。

更有意思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采用的是一个破案的故事框架，故事是由“谁是罪犯”这个线索组织起来的。但是，作家叙述的重心却完全不放在谁是罪犯这个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会用破案子的框架，可能和小说发表的方式有关。这个小说最初是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那么长，的确需要帮助读者在不同时间读到的内容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破案子的故事框架的主要功能，其实就在于此。正是因为作家采用了这样一个非常容易把笔墨、重心和注意力吸引到案情上面去的叙述框架，小说最后形成的面貌，就更明显地表明了作品真正的中心是在哪里。所以，笔者觉得从”巨大的灵魂”这个角度入手，可以窥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奥秘。我们选择几个细节，看看这个小说所呈现的巨大的灵魂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它的内部是怎样矛盾和冲突的，人物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痉挛和战栗的。

第一个问题是在第二卷--第一卷基本是交代人物背景，故事真正展开是在第二卷--卡拉马佐夫家内部发生了矛盾。于是他们来到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修道院的长老的修道室，请长老出面来开一个家庭会议，调解他们家的矛盾。有意思的是，整整一卷基本上都在写这些人怎么来到长老的修道室，怎样在这里发生一场非常抽象的关于宗教问题的辩论。参加辩论的人有佐西玛长老、几个神父、先到的卡拉马佐夫家的老父亲、二儿子伊万、 小儿子阿廖沙，还有他们家的几个亲戚，例如米乌索夫。在这些人争论的过程当中，大儿子德米特里来了。他来了以后并没有提议马上开始家庭会议，而是也卷进了这个辩论。辩论完了以后，家庭会议才开始，但很快就以一番剧烈的争吵而告终。值得注意的就是这部分的描写。

论辩的一方是佐西玛长老和他的两个神父，尽管长老一开始没有完全上场，但他显然是这一方的领袖。另一方是老卡拉马佐夫的亲戚米乌索夫。这个人物无论从身份和经历上，都可以被看成是西欧派，而三个神父则可以被看成是斯拉夫派。他们争论的题目是：在俄国，东正教教会应该成为怎样的团体？教会和现代国家的关系是什么？一方主张教会应当现代化，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今天在欧洲和俄国看到的情况一样，或者像中国的佛教这样，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部分。这是西欧派的观点。另一方认为不对，不应该是教会变成现代国家的一部分，而应该是国家逐步发展成为教会。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现代国家是一种社会状态，教会是另外一种社会状态，前者，也就是以现代国家为标志的那样一种世俗社会，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此应该逐步地往后者转变，使现代国家变成一个教会式的社会。双方争论的一个例子是对罪犯的惩罚：现代社会对罪犯的惩罚，是把他开除出社会，剥夺公民权，剥夺他的自由；神父们则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是不可能消除犯罪的，应该改用教会的方式，通过思想教育、情感教育，使他悔过自新，不是把他开除出社会，而是更深地拥抱他，将他更深地拉进社会。

但问题的关键是，老二伊万在这场论争中的位置在哪里？

国家应该变成教会这一说法，是伊万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整个这一场争论就是由这篇文章引起的，如果光看这一点，老二应该是站在神父一边的。可是，米乌索夫突然又揭发了伊万曾经说过的一番话，大意是说，人的所有价值观念，都是来自于一个信念，就是灵魂不死，一旦灵魂不死这个信念破灭了，人就不会再有任何的价值信念，而人的灵魂不死、永生等信念，都是来自上帝的观念，因此，伊万最后推论出来的是：当现在的人已经不再有灵魂不死的信念的时候，他也就可以不受任何道德束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怎么干都是可以的。这样的看法，显然与他那篇文章里写的意思--社会应该变成一个教会，国家应该变成一个教会式的社会--相矛盾，因为教会式的社会的前提就是，整个社会统一在对上帝的超利害的道德信仰上面，而灵魂不死的信念，就是这个超利害的信念的基础。这样你会看到，这个伊万同时提出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意见，那么，他在论辩中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老大德米特里是一个血性很旺、性情急躁的冲动的人，他进来的时候，正碰上米乌索夫在揭发老二说的那番惊世骇俗的言论，于是他插问：你是说，只要不相信灵魂永生，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的，是这样吗？大家说是，于是他特别记住了这句话。第二个细节是长老对伊万的评论，长老说你是矛盾的， 你明明不相信世上有不死的灵魂，不相信上帝，那你又为什么写文章说，社会应该从现代国家的状态转变到教会的状态？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细节等于是两个路标，将我们直接引向了对论辩中老二的位置的考察。

第二个细节，就是当长老给伊万做分析，说你是矛盾的之后，伊万说，“'也许您说的对，但我不完全是开玩笑'……伊万突然奇怪地承认，但马上脸红了。”接着长老说：“您不完全是开玩笑，这倒是真的。这观念在您心里还没有解决，还在折磨着您的心。……”［2］这个细节大概可以说明，伊万并没有完全走到那个什么都不信的地步，他后面的行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小说里最有名的那段关于宗教大法官的讨论，全世界有无数的书是专门讨论这一段的，这几页纸被认为是几个世纪以来，文学在抽象思辨上的最有力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说：关于宗教大法官的这个部分，是把西欧派的最本质最内在的思想写出来了，接下来，我要用长老陈述的那整个一卷来回应它。可在今天看来，长老的回应非常之弱，真正有力量的，还是那个大法官。这个大法官是谁描述出来的？是伊万！这应该可以表明，伊万对陀思妥耶夫式的上帝的怀疑，已经走到非常深刻的地步了。

在笔者看来，伊万很可能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最重要的人物。这个最重要的人物的出场，紧扣着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因此，作家把他一劈两半，把争论的双方都放在他身上，就让他用这样”自相矛盾”的方式出场。对此，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作家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将对立双方的内在的联结呈现出来。它们当然是站在互相对立的立场上，但是在矛盾的更深层次上，双方其实有更为内在的联系。与其说这是两种互不相属的力量的冲突，不如说是同一个灵魂内部的分裂。正因为是同属于一个灵魂，才会形成如此激烈的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正是双方内在的联系所致。这种情况,在一个社会是如此，在一个人物的内心也是如此。所以，笔者觉得作家真正的着眼点，或者说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论辩双方谁对谁错的问题。在他的理智的层面，这个问题早已经解决了，作为一个斯拉夫派，他当然认为西欧派是错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感受就不这么简单明快了。很多人都说俄国没有现代的哲学家，不像德国人法国人，甚至也不像英国人，英国人虽然被认为是不喜欢玩宏大理论的，但好歹也贡献出了分析哲学。但是，这样说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因为没有哲学家，俄国的作家就充当了哲学家。的确，从赫尔岑到托尔斯泰，俄国作家都喜欢长篇大论谈哲理。但是，具体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我想大家都会感觉到，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政论家，是比较平庸的，他的那些政论文章，大多只是表现了当时一般斯拉夫派的观点，并不比其他人高明到哪里。

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却有非常特别的地方，当那个政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西欧派视为异端胡说，对它口诛笔伐的同时，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把西欧派看成是俄国灵魂的一部分，跟他的斯拉夫派的立场有更深层的联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关注的是，那个主张上帝、灵魂、所有道德都不存在的伊万，是如何跟那个写文章说社会应该走向教会的伊万共处于一身的，或者说，是如何从后面这个伊万那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作为一个政论家，他必然是站在白的这一面而反对黑的那一面，但作为一个作家，他更关心的却是那个黑是怎么和这个白联系在一起,或者说，那个黑如何从他坚信的这个白当中长出来。

辩论完了之后，开家庭会议，卡拉马佐夫们彼此对骂，一个比一个凶，最后老大德米特里公然指着父亲喊：这种人怎么还能活在世界上！这是老大第一次发出要取父亲生命的威胁。正当他在那里咆哮的时候，佐西马长老突然对他跪下了，所有人都呆住了。德米特里好像领悟到了什么，冲出了修道室，争吵就此突然结束。有意思的是，一直受着长老教诲的阿廖沙很困惑，他不明白长老为何有此一跪，倒是那个德米特里，凭着直觉领悟到了长老下跪的某种意义，正是这个意义使他受不了，他就冲出去了。

那么，前边那个论辩和后面这一场家庭会议的争吵，是个什么关系？为什么作家要把这两个部分放在一起，让它们发生在同一个房间里？从技术上来看，把这两个部分放在一起是有点笨的，因此，作家必须故意设置一些情节，譬如老大还没有到，其他人只好等，于是说闲话，以便辩论可以发生。后来老大来了，却又不马上停止辩论开始家庭会议，而是让老大也参与这场辩论，然后再开始家庭会议的争吵，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从全书可以看出，后面这一场争吵是浓缩了第一卷的各种交待性的文字和第二卷以后的情节的发展，是强化了整个故事的线索。然而，作家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个充满了故事性的情节，紧紧地缝在前面那场沉闷的辩论后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对这个情节有一个解释，他用了一个词，翻译成中文叫做“偶合家庭”，说卡拉马佐夫一家就是一个偶合家庭。所谓偶合家庭，我理解是指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家庭的必然的依据。我们当然可以说，一个家庭的成立是因为血缘关系，但实际上，人类家庭并不仅仅是靠着血缘关系而组成的，出于很多原因，可以把有血缘关系的人顺理成章地排除在实际的家庭关系之外。因此，一个家庭之所以成为一个家庭，一定有血缘关系之外的其他根据。而“偶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只有血缘关系而没有其他的关系了，因此，这个家庭是没有必然性的，是一个丧失了家庭之所以成为一个家庭的必然的根据的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偶合家庭的说法，曾经被其他评论家发展成”偶合社会”之类的概念，说一个社会虽然形式上存在，内部却并没有那种大家要聚成一个社会的必然性。从小说的描写来看，把这五个卡拉马佐夫聚在一起的，主要是利益关系，不但是物质的利益，而且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利益，而他们之所以四分五裂，也就因为在利益上互相冲突，没办法平衡。一个这样的偶合的家庭，却来开一个家庭调解会，最后当然吵成一团。前面是一场关于俄国社会何去何从的论辩，后面是这样一个偶合家庭的争吵，作家把这两个放在同一个空间里相继展开，我们怎么理解？

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不是分析作家为什么这么写，而是看我们从作家这样的安排中能读出什么来。笔者从这里看到了这部小说的基本的叙事方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开始，就是抽象的长篇大论和紧张急促的故事情节混在一起。这种“混”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发展得更明显。这有一种大作家的气概，他完全不考虑这么写是不是笨，形式上会不会有问题，那是现代形式主义文论家考虑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管这一套，他就那么写。由此形成了一个结构，就是两个部分同时交错展开，一个是人物的冲突，另一个是对人物冲突的解读。这个解读是用抽象讨论的方式展开的，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抽象讨论的部分和具体故事的描写之间有相当直接的互相印证和说明的关系。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抽象讨论对人物故事的解读，始终是七嘴八舌的，没有哪一个声音压倒了别的声音，也没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你只看到不断的解读，但是没有一个你可以轻易把握的结论。这大概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仅仅在此--的一个基本的叙述结构，巴赫金把这称为“复调”。

当这些人在修道室里吵完出来以后，那个野心勃勃的神学院学生拉基金，跟阿廖沙谈起了卡拉马佐夫家的人。他说，你阿廖沙也是一个卡拉马佐夫。那什么是卡拉马佐夫呢？拉基金给出了两个定义：第一，好色之徒，第二，脾气古怪。然而：什么是卡拉马佐夫性格呢？

小说里一共有五个卡拉马佐夫，父亲和四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是私生子，所以不叫卡拉马佐夫，叫斯梅尔加科夫。所谓“卡拉马佐夫性格”，主要就是通过这五个人物来体现的。这里先把笔者从小说里读到的一些要点列出来。

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他有一面很清楚，就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人，无法无天。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表现：老是扮演一副小丑的样子。佐西马长老对他的这一点有一段分析，说：这是因为你心里有某种羞愧。是因为内心有羞愧感，他就干脆扮小丑，把自己弄成一个可笑人物的样子，以此来抵挡羞愧感的压迫。一方面是无法无天，另一方面是内心有消灭不了的羞愧感，两个方面共存于这个老头子身上。

老大德米特里。小说里不断地说他是一个情欲非常强烈的人，可是，这是怎样的情欲呢？他有一个正式的未婚妻卡佳，漂亮、出身好、有献身精神、也有钱，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非常正面的，但是德米特里最终却放弃了卡佳，选择那个被正人君子瞧不起的格鲁申卡。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据他自己表白：他要跟格鲁申卡结婚，要是这之后她的情人来了，他就把房间腾出来，而且还要帮她的情人擦鞋、倒水！这是什么样的情欲啊？更有意思的是，他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要和格鲁申卡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不顾一切地要把那笔钱还给卡佳，他已经背弃了卡佳，却一定要把钱还给她，而正是这个要还钱的决心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事件。这又是为什么呢？德米特里还有一句话，是在第二卷里对阿廖沙讲的，他念了很多诗，然后说，诗可以使我改邪归正吗？绝对不会！因为我是卡拉马佐夫。这个话，我们怎么理解？

老二伊万。他对阿廖沙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接受上帝，但不接受他创造的世界，我可以爱很远的人，但我不能爱身边的人。从这个话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伊万还是有爱心的，对上帝还是接受的，但是他所有的爱和信仰，都是指向一个抽象的层面，就是说，只有当所有正面的东西都退缩成一种非常抽象的存在时，他才可以信仰，可以爱，一进入具体、眼前的范围，所有正面的东西都没有了。也正在他说这个话的那一章里，他跟父亲、阿廖沙和斯梅尔加科夫在饭桌上谈论俄罗斯人的信仰。他说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已经没有信仰了，斯梅尔加科夫却说，还是有一两个人有信仰的，这时老父亲就拍桌子，说，这就是俄罗斯人信仰的特点--什么都不信了，却又信那么一点点，而这一点点是在非常远的地方，身边是都没有了，但远处可能会有。如果把伊万的那种退缩到抽象层面的爱和信仰，跟老卡拉马佐夫所说的俄罗斯人的信仰的特点--总相信还有百分之一，我们姑且这样概括--放在一起来看，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伊万似乎是坚决否认永生、否认道德约束的，可是，我们明明看到了他对卡佳的爱，那个爱非常真实，作家花了很多的笔墨来写的。他和斯梅尔加科夫最后的那场对话的时候，他非常愤怒，这个愤怒又从哪儿来？而且，斯梅尔加科夫还说，所有的人当中，你最像你的父亲。这个又怎么来解释呢？

再下来是斯梅尔加科夫。虽然作家着墨不多，但这却是一个写得非常精彩的人物。老卡拉马佐夫让他读果戈里的《迪康卡近乡夜话》，他认真读了，皱起眉头，说，写得不真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部带有抒情性的作品，写得非常优美，但斯梅尔加科夫却认为写得不真实--这个细节就很值得玩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梅尔加科夫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他说有这样一种农民，他其实是在观察，但外表上完全看不出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反而好像很茫然的样子，你拍他一掌就能看出，他正处在做梦似的状态里。但是实际上，当他的外表像做梦一样呆呆的时候，他内心却在观察，在积累他对外界的感受，在进行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正是这样的人物，会突然做出让人很意外的行动，比如忽然当了强盗、忽然进了修道院，诸如此类。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斯梅尔加科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在做着这样的一种观察，在悄悄地形成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只不过按照一般人被社会规定的感觉习惯，我们不觉得他的脑子在动而已。斯梅尔加科夫年轻的时候，拾金不昧，但是过了若干年，他却为了钱把老卡拉马佐夫给杀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改变？按照作家的解释，在他早年和后来的截然相反的两个行动之间，是有一个他观察并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恰恰被所有其他卡拉马佐夫忽略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在其他几个卡拉马佐夫在场的情况下，斯梅尔加科夫跟收留他的老仆人之间有一个论辩，最后大获全胜。他获全胜是根据两样东西，一是严格的逻辑推理，二是事实分析。他的论辩对手是一个老仆人，他有坚强的信念，但他的信念完全不能对抗斯梅尔加科夫的逻辑推理和事实分析，斯梅尔加科夫的推理和分析很不合情理，但是符合逻辑。同样，在最后跟老二伊万的那番长篇对话中，斯梅尔加科夫也是依据严格按照逻辑展开的心理分析和事实分析而大获全胜。当看到斯梅尔加科夫的这些表现之后，笔者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上帝”的基础是什么？因为逻辑和事实分析不站在上帝这一边，而是被斯梅尔加科夫拿在手里。你喊一声高山大海，它会动吗？它不动。它不动就是说，你的假设经不起事实检验，你的信念缺乏根据。当逻辑和事实都站在斯梅尔加科夫们一边的时候，对“上帝”的信念如何维持？

最后是阿廖沙。这是一个在小说里没有完全成形的人物，因为作家本来要分上下两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到第二部才重点来完成对阿廖沙的性格刻画。就现在我们看到的来说，大家的感觉大概都差不多，这是所有卡拉马佐夫当中面目最苍白的一个。但即便如此，这个人物身上还是有一个两种品质的对比，一是善良性格导致的游移、软弱和糊涂，一是非常厉害、甚至非常阴暗的直觉，这两者在阿廖沙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混合。

拉基金说，你们卡拉马佐夫一家人都是好色之徒，“疯狂的情欲”。问题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疯狂的情欲？老卡拉马佐夫和德米特里，两个人的情欲差别非常大。你甚至好像不能用好色之徒这同一个词来说这两个人。至于阿廖沙，则好像完全没有这样的疯狂的情欲，可是拉基金明明说了，所有的卡拉马佐夫都是好色之徒。因此，问题还是在于，如何理解这个“情欲”？

我们并不是要在感情和欲望之间做区分，这个区分只能在某一个标准下才成立。笔者也不是要说德米特里对格鲁申卡有爱情，不仅仅有性欲。我要说的是，翻译成中文的这个“情欲”和“好色”，这两个词，在小说里是指向一种精神的特质、一种心理的特质的。问题是，这种特质是什么？拉基金的那个话还是蛮有意思的。什么叫脾气古怪？笔者的理解是，按照通常的社会行为模式，你这个人应该是这样这样，但你却经常会那样那样，做出许多照常理不能理解的事情来。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内心有剧烈的冲突，不能协调和平衡，于是会有互相矛盾的情感和言行，而在一般人看来，这就是脾气古怪了。从这个角度看，什么是卡拉马佐夫性格？就是这种内心充满矛盾的分裂的性格。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卡拉马佐夫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管你用什么词来称呼它，卡拉马佐夫之所以成为卡拉马佐夫，就因为他们性格上有某种非常强烈的特质。它有时候表现为对女人的不顾一切的爱，于是就可以被称为爱情啊，情欲啊，但它还表现在和女人无关的其他方向上，比如对上帝的狂热地深究，对尊严的不顾一切的捍卫，等等。甚至还同样鲜明地表现在修道院的那场吵架的迅速升温上面。正是这么一种强烈的性格特质，大大激化、或者说深化了卡拉马佐夫们的内心冲突。要说内心矛盾，我们每个人都多少有一点的，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些内心差异难以整合。可是，卡拉马佐夫们内心的冲突如此剧烈、分裂如此深刻，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有那么一种强烈的激情吧。所以可以说，拉基金对卡拉马佐夫性格的定义还是相当准确的，这些人脾气如此古怪，是因为他们都是好色之徒，是一群被内心的激情驱使着的人。正是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卡拉马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的那个问题才显得特别尖锐：这样的一群卡拉马佐夫，如果没有上帝，或者说，如果他们不承认上帝的存在，那情况会是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整部小说讨论的基点。正因为有卡拉马佐夫性格，才会形成“上帝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然，卡拉马佐夫性格也罢，偶合家庭也罢，都是对19世纪中晚期俄罗斯社会状况的一种极富特色的概括、赋形和呈现。这样的概括、赋形和呈现，是完全不能用政论家的斯拉夫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来解释的。虽然小说里有不少直接表现斯拉夫派思想的地方，可实际上，凡是直接体现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的那些部分，包括佐西马长老的长篇陈述，阿廖沙和后面的柯利亚这些人物，虽然也有感动人的时候，但总的来说，都是显得很弱的。这部小说中最有力量的，还是这一群卡拉马佐夫，是作家通过这一群人物对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现实的那一种非常特别的提炼和再（representation）。

最后，笔者想再提一个问题来谈一谈。很多人多少都读过一点其他思想家对19世纪俄国社会的解读，比方说，马克思是怎么说那个时代的俄国的？列宁是怎么说的？赫尔岑和别尔加耶夫又是怎么说的？如果说他们的那些解读也是不同的再现，那么很显然，这些再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对当时俄国社会的再现有非常大的差别--当然，那些再现彼此也都很不一样，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笔者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它们的差别？我觉得，正是在这些差别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是“文学”。这个文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是可以拿来概括譬如中国和英国的所有文学的，甚至也不是可以拿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的所有俄国文学的，我们看托尔斯泰、契科夫，他们对现实的呈现都是自有一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明显不同。在这部小说里看到的，是一种非常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文学。但这是一种非常精彩的文学，一种伟大的文学，它体现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俄国社会和俄国灵魂的一种非常深刻的呈现的方式，一种赋形的前提下的呈现的方式。

在笔者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宁或别尔加耶夫们的不同，不仅仅是政治立场上的，更是对俄国现实的呈现上的，而且这个呈现上的不同，不是可以用理性和感性、政治和文学这样笼统的概念来界定的。你也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呈现是一种宗教式的呈现，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力渲染佐西马长老的风采，但他却同时在小说里安排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佐西马长老死后，尸体就发臭了，而且是很快地提前发臭了。这个细节意味深长。从这里可以看出，伟大作家对社会和人的再现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它一定是非常特别的，是用任何现成的概念或定义都无法涵盖的。比方说，卡拉马佐夫一家人的那种强烈的情欲，包括老卡拉马佐夫的，都不是可以完全在生理的层面上解释的，甚至是主要不能从生理层面来解释的。作家着力突出的，不是这种性格特质的生理的来源，而是它的另外的来源，社会的、精神的、伦理的、宗教的，等等。正是这些包含了生理因素在内的复杂的来源，将卡拉马佐夫性格的内涵大大地扩展开来，使它远远超出了一个或一群小说人物的范围。我们也正是由此强烈地感觉到，作家是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深深切进了那个时代的俄国社会和俄国灵魂。他的描写和理解极其特别，极其不合乎通常的政治经济理论的框架，但是极其有力。

当我们从弗洛伊德所谓“弑父”的角度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应该认识到，这只是角度之一，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小说呈现出的生活图景，是远远超出“弑父”的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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