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的双向赋予——以小说为例

历史与文学的双向赋予——以小说为例

文\谢有顺

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是以人事为中心的，所以历史学也可称之为生命之学，人的生命及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基础。而小说聚焦的往往就是历史中的生活史，是历史落地的那一面，可以补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生活肌理。当然，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前提是，小说家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必须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算起，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比西方要早得多。记言、记事、记人，这三种历史写法构筑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堪称人类历史中的人文创举。

《西周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既记言也记事，司马迁的《史记》则开创了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影响似乎更为深远。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是以人事为中心的。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事。所以，历史学也可称之为生命之学，人的生命及生活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基础。而擅长描绘人的生命及生活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小说了。历史与小说，由此扭结在一起。

小说以文学真实保存了历史的肉身

　　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所以对小说这种文体，一直怀有深刻的偏见——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因而，有关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从未间断。但与此同时，小说写史的“野心”从没有中止过，历史演义类的小说在读者中还尤其有市场。如果小说里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统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的话，那么，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会为历史所需要？

　　由此不得不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都觉得，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小说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

　　这或可解释，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小说家书写的历史。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写的更多是历史中的人物的生活史，是历史落地的那一面。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它未必处处征诸实事，但它的细腻、传神，它所创造的想象之真实，也非一般史著可比。小说能补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生活脉络、生活细节，从而使历史变得更丰满、真实。莫洛亚在分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去描写一个皇帝，皇帝的手又小又胖，像“又小又胖”这样的词汇，在历史文献里是肯定不会出现的，但它会出现在小说里。小说就这样有效地保存了历史的肉身部分，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真实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有益补充，为干巴巴的时间、地点、事件补上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内心，为“人事”补上“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史记》里面就有很多文学笔法，有一些明显就是小说叙事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到“霸王别姬”时项羽唱歌的情形，“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项王哭了，怎么个哭法？眼泪是“数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几行往下流，旁边的将士也跟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呢？连脸都仰不起了。画面感非常强，这已经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是写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合理想象。

文学书写成了我们历史教益的一部分

　　有一些历史人物，当时很重要，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写，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无关历史大势的人，因为成了文学人物，一代代相传，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一个小官，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毫无影响，但因为文学，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了。又如伯夷、叔齐这两人，不食周粟而饿死，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对当时的朝代兴亡也不重要，但他们的故事太具文学性了，所以，即便《史记》也都为之作传，他们的故事，几千年后还被传颂，知道他们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还多。

　　而更多的文学人物，历史上查无此人，完全出自作者的虚构，可由于他们活在文学作品里，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也就成了历史人物。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完全是虚拟人物，但读完《祝福》，你会觉得她非常真实。祥林嫂的悲哀和麻木，被鲁迅写得入木三分，之后我们只要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自然就会想起祥林嫂，甚至会直接形容一个人“像祥林嫂似的”——此刻，祥林嫂已不再是文学人物，她也成历史人物了，她仿佛真实存在过，而且就像是我们周围所熟知的某一个人。可见，文学所创造的真实，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了我们精神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历史化的过程，文学不仅成了历史，而且还是活着的历史。

小说和历史是两个世界，不能重合，但有时小说也起着历史教化的作用。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甚至认定小说所写，就是一种可以信任的真实。所以，连孙悟空、西门庆这些小说人物的“故乡”，也有不少地方政府想认领，这当然有地方政府在旅游宣传上的苦心，只是，细究起来，似乎也和中国人对小说的态度不无关系。鲁迅就曾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这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切观察。很多时候，小说和戏文所写的历史，并不十分可靠，但它却为很多民众所认同。玄奘在历史上是什么样的人，民众是不关心的，他们多半都照着《西游记》所写来认识这个人；诸葛亮的实际情形如何，民众也无心考证，他们相信《三国演义》里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关于他的历史知识全部来自说书和戏曲，他的英雄情怀、江湖义气，也都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小说、戏曲所写就是他的历史。

卸下历史包袱的同时与历史对话

　　中国的小说传统，终归脱不了历史这一大传统。甚至中国文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用的表述也是“春秋笔法”“史记传统”之类的话，这表明，在中国文人眼中，把文学写成了历史，才算达到了文学的最高境界。对此，当然要辩证地看。

一方面，我们要从历史观念中将小说解放出来，不能让小说背负它不能承受之重的历史包袱，给虚构以应有的认可和肯定。历史物证固然重要，但经由虚构所达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实，也可以产生持续的历史影响。正如曹雪芹的生活痕迹已无处找寻了，但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今天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小说若不和历史发生对话，很难获得持久的影响力。很多小说，当时影响大，过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时代一变，写作的语境一变，那些故事、情事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读了也觉乏味。小说是在写一种活着的历史，这意味着它必须理解现实、对话社会、洞察人情，它要对时代有一种概括能力。鲁迅的小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就在于它那种对时代的概括力。鲁迅写的是当时、当地发生的故事，从时间上说，它和作者靠得很近，这本来是最难写好的，但鲁迅为虚构的人物找寻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和小知识分子的困苦、麻木与挣扎，一旦放在这个背景里，虚构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时代语境，小说也就成了历史讲述的一部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弥合了，小说也因为有了历史的旁证，而变得更有力量。

刊于《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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