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舞会之后》

 

列夫·托尔斯泰:《舞会之后》

蒋路 译

 

　　“你们是说，一个人本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环境，是环境坑害人。我却认为问题全在机缘。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们谈到，为了使个人趋于完善，首先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接着，人人敬重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说起来了。其实谁也没有说过人自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有个习惯，总爱解释他自己在谈话中产生的想法，随后为了证实这些想法，讲起他生活里的插曲来。他时常把促使他讲话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只管全神贯注地讲下去，而且讲得很诚恳、很真实。

　　现在他也是这样做的。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整个生活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并不是由于环境，完全是由于别的缘故。”

　　“到底由于什么呢？”我们问道。

　　“这可说来话长了。要讲上一大篇，你们才会明白。”

　　“您就讲一讲吧。”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沉思了一下，摇了摇头。

　　“是啊，”他说，“我的整个生活一夜之间，或者不如说，在一个早晨，就起了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正在热烈地恋爱。我恋爱过多次，可是这一次爱得最热烈。事情早过去了；她的几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她叫Б——是的，瓦莲卡·Б——”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说出她的姓氏，“她到了五十岁还是一位出色的美人。在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她简直能叫人入迷：修长、苗条、优雅、庄严——正是庄严。她总是把身子挺得笔直，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同时又微微仰起她的头，这配上她的美丽的容貌和修长的身材——虽然她并不丰满，甚至可以说是清瘦——就使她显出一种威仪万千的气概，要不是她的嘴边、她的迷人的明亮的眼睛里，以及她那可爱的年轻的全身有那么一抹亲切的、永远愉快的微笑，人家便不敢接近她了。”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多么会渲染！”

　　“但是无论怎么渲染，也没法渲染得使你们能够明白她是怎样一个女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讲的事情出在四十年代。那时候我是一所外省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时我们大学里没有任何小组① ，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们只是年轻，照青年时代特有的方式过生活：除了学习，就是玩乐。

　　“我是一个很愉快活泼的小伙子，况且家境又富裕。我有一匹剽悍的溜蹄快马，我常常陪小姐们上山滑雪——溜冰还没有流行——跟同学们饮酒作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没有钱就什么也不喝，可不像现在这样改喝伏特加——但是我的主要乐趣在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跳舞跳得很好，人也不算丑陋。”

　　“得啦，不必太谦虚，”一位交谈的女士插嘴道，“我们不是见过您一张旧式的银版照片吗？您不但不丑陋，还是一个美男子哩。”

　　“美男子就美男子吧，反正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正当我狂热地爱着她的期间，我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参加了本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一位忠厚长者，豪富好客的侍从官。他的太太接待了我，她也像他一样忠厚，穿一件深咖啡色的丝绒长衫，戴一条钻石头饰，她袒露着衰老可是丰腴白皙的肩膀和胸脯，如同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② 的画像上面的那样。

　　“这次舞会好极了：设有乐队楼厢的富丽的舞厅，属于爱好音乐的地主之家的、当时有名的农奴乐师，丰美的菜肴，喝不尽的香槟。我虽然也喜欢香槟，但是并没有喝，因为不用喝酒我就醉了，陶醉在爱情中了，不过我跳舞却跳得精疲力竭——又跳卡德里尔舞，又跳华尔兹舞，又跳波尔卡舞，自然是尽可能跟瓦莲卡跳。她身穿白色长衣，束着粉红腰带，一双白羊皮手套差点儿齐到她的纤瘦的、尖尖的肘部，脚上是白净的缎鞋。

　　“玛祖卡舞开始的时候，有人抢掉了我的机会：她刚一进门，讨厌透顶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他——就邀请了她，我因为上理发店去买手套来晚了一步。所以我跳玛祖卡舞的女伴不是瓦莲卡，而是一位德国小姐，从前我也曾稍稍向她献过殷勤。可是这天晚上我对她恐怕很不礼貌，既没有跟她说话，也没有望她一眼，我只看见那个穿白衣服、束粉红腰带的修长苗条的身影，只看见她的晖朗、红润、有酒窝的面孔和亲切可爱的眼睛。不光是我，大家都望着她，欣赏她，男人欣赏她，女人也欣赏她，显然她盖过了她们所有的人。不能不欣赏她啊。

　　“照规矩应该说，我并不是她跳玛祖卡舞的舞伴，而实际上，我几乎一直都在跟她跳。她大大方方地穿过整个舞厅，径直向我走来，我不待邀请，就连忙站了起来，她微微一笑，酬答我的机灵。当我们被领到她的跟前而她没有猜出我的代号③ 时，她只好把手伸给别人，耸耸她的纤瘦的肩膀，向我微笑，表示惋惜和安慰。当大家在玛祖卡舞中变出花样，插进华尔兹的时候，我跟她跳了很久的华尔兹，她尽管呼吸急促，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再来一次。’于是我再一次又一次地跳着华尔兹，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还有一个沉甸甸的肉体。”

　　“咦，怎么感觉不到呢？我想，您搂着她的腰，不但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肉体，还能感觉到她的哩。”一个男客人说。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突然涨红了脸，几乎是气冲冲地叫喊道：

　　“是的，你们现代的青年就是这样。你们眼里只有肉体。我们那个时代可不同。我爱得越强烈，就越是不注意她的肉体。你们现在只看到腿、脚踝和别的什么，你们恨不得把所爱的女人脱个精光；而在我看来，正像阿尔封斯·卡尔——他是一位好作家——说的：我的恋爱对象永远穿着一身铜打的衣服。我们不是把她脱个精光，而是极力遮盖她赤裸的身体，像挪亚的好儿子① 一样。嗨，反正你们不会了解……”

　　“不要听他的。后来呢？”我们中间的一个男人问道。

　　“好吧。我就这样尽跟她跳，简直没有注意时光是怎么过去的。乐师们早已累得要命——你们知道，舞会快结束时总是这样——翻来覆去地演奏玛祖卡舞曲，老先生和老太太们已经从客厅里的牌桌旁边站起来，等待吃晚饭，仆人拿着东西，更频繁地来回奔走着。这时是两点多钟。必须利用最后几分钟。我再一次选定了她，我们沿着舞厅跳到一百次了。

　　“‘晚饭以后还跟我跳卡德里尔舞吗？’我领着她入席的时候问她。

　　“‘当然，只要家里人不把我带走，’她笑眯眯地说。

　　“‘我不让带走，’我说。

　　“‘扇子可要还给我，’她说。

　　“‘舍不得还，’我说，同时递给她那把不大值钱的白扇子。

　　“‘那就送您这个吧，您不必舍不得了，’说着，她从扇子上撕下一小片羽毛给我。

　　“我接过羽毛，只能用眼光表示我的全部喜悦和感激。我不但愉快和满意，甚至感到幸福、陶然，我善良，我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一个不知有恶、只能行善的超凡脱俗的人了。我把那片羽毛塞进手套，呆呆地站在那里，再也离不开她。

　　“‘您看，他们在请爸爸跳舞，’她对我说道，一边指着她那身材魁梧端正、戴着银色肩章的上校父亲，他正跟女主人和其他的太太们站在门口。

　　“‘瓦莲卡，过来，’我们听见戴钻石头饰、生出伊丽莎白式肩膀的女主人的响亮声音。

　　“瓦莲卡往门口走去，我跟在她后面。

　　“‘我亲爱的，劝您父亲跟您跳一跳吧。喂，彼得·弗拉季斯拉维奇，请。’女主人转向上校说。

　　“瓦莲卡的父亲是一个很漂亮的老人，长得端正、魁梧，神采奕奕。他的脸色红润，留着两撇雪白的、尼古拉一世式的鬈曲的唇髭和同样雪白的、跟唇髭连成一片的络腮胡子，两鬓的头发向前梳着；他那明亮的眼睛里和嘴唇上，也像他女儿一样露出亲切快乐的微笑。他生成一副堂堂的仪表，宽阔的胸脯照军人的派头高挺着，胸前挂了不多几枚勋章，此外他还有一副健壮的肩膀和两条匀称的长腿。他是一位具有尼古拉一世风采的宿将型的军事长官。

　　“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上校推辞说，他对于跳舞早已荒疏，不过他还是笑眯眯地把手伸到左边，从刀剑带上取下佩剑，交给一个殷勤的青年人，右手戴上麂皮手套，‘一切都要合乎规矩。’他含笑说，然后握住女儿的一只手，微微转过身来，等待着拍子。

　　“等到玛祖卡舞曲开始的时候，他灵敏地踏着一只脚，伸出另一只脚，于是他的魁梧肥硕的身体就一会儿文静从容地，一会儿带着靴底踏地声和两脚相碰声，啪哒啪哒地、猛烈地沿着舞厅转动起来了。瓦莲卡的优美的身子在他的左右翩然飘舞，她及时地缩短或放长她那穿白缎鞋的小脚的步子，灵巧得叫人难以察觉。全厅的人都在注视这对舞伴的每个动作。

　　“我却不仅欣赏他们，而且受了深深的感动。格外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用裤脚带箍得紧紧的靴子，那是一双上好的小牛皮靴，但不是时兴的尖头靴，而是老式的、没有后跟的方头靴。这双靴子分明是部队里的靴匠做的。‘为了把他的爱女带进社交界和给她穿戴打扮，他不买时兴的靴子，只穿自制的靴子。’我想。所以这双方头靴格外使我感动。

　　“他显然有过舞艺精湛的时候，可是现在发胖了，要跳出他竭力想跳的那一切优美快速的步法，腿部的弹力已经不够。不过他仍然巧妙地跳了两圈。他迅速地叉开两腿，重又合拢来，虽说不太灵活，他还能跪下一条腿，她微笑着理了理被他挂住的裙子，从容地绕着他跳了一遍，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了。他有点吃力地站立起来，温柔、亲热地抱住女儿的后脑，吻吻她的额头，随后把她领到我的身边，他以为我要跟她跳舞。我说，我不是她的舞伴。

　　“‘呃，反正一样，您现在跟她跳吧。’他说，一边亲切地微笑着，将佩剑插进刀剑带里。

　　“瓶子里的水只要倒出一滴，其余的便常常会大股大股地跟着倾泻出来，同样，我心中对瓦莲卡的爱，也释放了蕴藏在我内心的全部爱的力量。那时我真是用我的爱拥抱了全世界。我也爱那戴着头饰、生着伊丽莎白式的胸部的女主人，也爱她的丈夫、她的客人、她的仆役，甚至那个对我板着脸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至于对她的父亲，连同他的自制皮靴和像她一样的亲切的微笑，当时我更是体验到一种深厚的温柔的感情。

　　“玛祖卡舞结束之后，主人夫妇请客人去用晚饭，但是Б上校推辞说，他明天必须早起，就向主人告别了。我唯恐连她也给带走，幸好她跟她母亲留下了。

　　“晚饭以后，我跟她跳了她事先应许的卡德里尔舞，虽然我似乎已经无限地幸福，而我的幸福还是有增无已。我们完全没谈爱情。我甚至没有问问她，也没有问问我自己，她是否爱我。只要我爱她，在我就尽够了。我只担心一点——担心有什么东西破坏我的幸福。

　　“等我回到家中，脱下衣服，想要睡觉的时候，我就看出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我手里有一小片从她的扇子上撕下的羽毛和她的一只手套，这只手套是她离开之前，我先后扶着她母亲和她上车时，她送给我的。

　　“我望着这两件东西，不用闭上眼睛，便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她来：或者是当她为了从两个男舞伴中挑选一个而猜测我的代号，用可爱的声音说出‘骄傲？是吗？’并且快活地伸手给我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在晚餐席上一点一点地呷着香槟，皱起眉头，用亲热的眼光望着我的时候；不过我多半是回想她怎样跟她父亲跳舞，她怎样在他身边从容地转动，露出为自己和为他感到骄傲与喜悦的神情，瞧着啧啧赞赏的观众。我不禁对他和她同样发生柔和温婉的感情来了。

　　“当时我和我已故的兄弟单独住在一起。我的兄弟向来不喜欢上流社会，不参加舞会，这时候又在准备学士考试，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已经睡了。我看看他那埋在枕头里面、叫法兰绒被子遮住一半的脑袋，不觉对他动了怜爱之心，我怜悯他，因为他不知道也不能分享我所体验到的幸福。服侍我们的农奴彼得鲁沙拿着蜡烛来迎接我，他想帮我脱下外衣，可是我遣开了他。我觉得他的睡眼惺忪的面貌和蓬乱的头发使人非常感动。我极力不发出声响，踮起脚尖走进自己房里，在床上坐下。不行，我太幸福了，我没法睡。而且我在炉火熊熊的房间里感到太热，我就不脱制服，轻轻地走入前厅，穿上大衣，打开通向外面的门，走到街上去了。

　　“我离开舞会是四点多钟，等我到家，在家里坐了一坐，又过了两个来钟头，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那正是谢肉节的天气，有雾，饱含水分的积雪在路上融化，所有的屋檐都在滴水。当时Б家住在城市的尽头，靠近一片广大的田野，田野的一头是人们游息的场所，另一头是女子中学。我走过我们的冷僻的胡同，来到大街上，这才开始碰见行人和运送柴禾的雪橇，雪橇的滑木触到了路面。马匹在光滑的木轭下有节奏地摆动着湿漉漉的脑袋，车夫们身披蓑衣，穿着肥大的皮靴，跟在货车旁边噗嚓噗嚓行走，沿街的房屋在雾中显得分外高大——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特别可爱和有意思。

　　“我走到Б宅附近的空地，看见靠游息场所的一头有一团巨大的、黑糊糊的东西，而且听到从那里传来笛声和鼓声。我的心情一直很畅快，玛祖卡曲还不时在我耳边萦绕。而这一次却是另一种音乐，一种生硬的、不悦耳的音乐。

　　“‘这是怎么回事？’我想，于是沿着田野当中一条由车马辗踏出来的溜滑的道路，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

　　“走了一百来步，我才从雾霭中看出那里有许多黑色的人影。这显然是一群士兵。‘大概在上操，’我想，就跟一个身穿油迹斑斑的短皮袄和围裙、手上拿着东西、走在我前头的铁匠一起，更往前走近些。士兵们穿着黑军服，面对面地分两行持枪立定，一动也不动。鼓手和吹笛子的站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重复那支令人不快的、刺耳的老调子。

　　“‘他们这是干什么？’我问那个站在我身边的铁匠。

　　“‘对一个鞑靼逃兵用夹鞭刑，’铁匠望着远处的行列尽头，愤愤地说。

　　“我也朝那边望去，看见两个行列中间有个可怕的东西正在向我逼近。向我逼近来的是一个光着上身的人，他的双手被捆在枪杆上面，两名军士用这枪牵着他。

　　“他的身旁有个穿大衣、戴制帽的魁梧的军官，我仿佛觉得很面熟。罪犯浑身痉挛着，两只脚噗嚓噗嚓地踏着融化中的积雪，向我走来，棍子从两边往他身上纷纷打下，他一会儿朝后倒，于是两名用枪牵着他的军士便把他往前一拉，一会儿他又向前栽，于是军士便把他往后一推，不让他栽倒。

　　“那魁梧的军官迈着坚定的步子，大摇大摆地，始终跟他并行着。这就是她的脸色红润、留着雪白的唇髭和络腮胡子的父亲。

　　“罪犯每挨一棍子，总是像吃了一惊似的，把他的痛苦得皱了起来的脸转向棍子落下的一边，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重复着两句同样的话。直到他离我很近的时候，我才听清这两句话。他不是说话，而是呜咽道：‘好兄弟，发发慈悲吧。好兄弟，发发慈悲吧。’但是他的好兄弟不发慈悲，当这一行人走到我的紧跟前时，我看见站在我对面的一名士兵坚决地向前跨出一步，呼呼地挥动着棍子，使劲朝鞑靼人背上劈啪一声打下去。鞑靼人往前扑去，可是军士们挡住了他，接着，同样的一棍子又从另一边落在他的身上，又是这边一下，那边一下。上校在旁边走着，一会儿瞧瞧自己脚下，一会儿瞧瞧罪犯，他吸进一口气，鼓起腮帮，然后噘着嘴唇，慢慢地吐出来。

　　“这一行人经过我站立的地方的时候，我向夹在两个行列中间罪犯的背部瞥了一眼。这是一个斑斑驳驳的、湿淋淋的、紫红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人的躯体。

　　“‘天啊。’铁匠在我身边说道。

　　“这一行人慢慢离远了，棍子仍然从两边落在那踉踉跄跄、浑身抽搐的人背上，鼓声和笛声仍然鸣响着，身材魁梧端正的上校也仍然迈着坚定的步子，在罪犯身边走动。突然间，上校停了一停，随后快步走到一名士兵跟前。

　　“‘我要让你知道厉害，’我听见他用气呼呼的声音说，‘你还敢敷衍吗？还敢吗？’

　　“我看见他举起戴麂皮手套的有力的手，给了那惊慌失措、没有多大气力的矮个子士兵一记耳光，只因为这个士兵没有使足劲儿往鞑靼人的紫红的背脊打下棍子。

　　“‘来几条新的军棍！’他一边吼叫，一边环顾左右，终于看见了我。他假装不认识我，可怕地、恶狠狠地皱起眉头，连忙转过脸去。我觉得那样羞耻，不知道往哪里看才好，仿佛我有一桩最可耻的行为被人揭发了似的，我埋下眼睛，匆匆回家去了。一路上我的耳边时而响起鼓声和笛声，时而传来‘好兄弟，发发慈悲吧’这两句话，时而又听见上校充满自信的、气呼呼的吼声：‘你还敢敷衍吗？还敢吗？’同时我感到一种近似恶心的、几乎是生理上的痛苦，我好几次停下脚步，觉得我马上就要把这幅景象在我内心引起的恐怖统统呕出来了。我不记得是怎样到家和躺下的。可是我刚刚入睡，就又听见和看到那一切，我索性一骨碌爬起来了。

　　“‘他显然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想起上校，‘如果我知道他所知道的那件事，我也就会了解我看到的一切，不致苦恼了。’可是无论我怎样反复思索，还是无法了解上校所知道的那件事，我直到傍晚才睡着，而且是上一位朋友家里去，跟他一起喝得烂醉以后才睡着的。”

　　“嗯，你们以为我当时就断定了我看到的是一件坏事吗？决不。‘既然这是带着那样大的信心干下的，并且人人都承认它是必要的，那么，可见他们一定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想，于是努力去探究这一点。但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始终探究不出来。探究不出，我就不能像原先希望的那样去服兵役，我不但没有担任军职，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供职，所以正像你们看到的，我成了一个废物。”

　　“得啦，我们知道您成了什么‘废物’，”我们中间的一个说，“您还不如说：要是没有您，有多少人会变成废物。”

　　“得了吧，这完全是扯淡。”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真正懊恼地说。

　　“好，那么，爱情呢？”我们问。

“爱情吗？爱情从这一天起衰退了。当她像平常那样面带笑容在沉思的时候，我立刻想起广场上的上校，总觉得有点别扭和不快，于是我跟她见面的次数渐渐减少。结果爱情便消失了。世界上就常有这样的事情，使得人的整个生活发生变化，走上新的方向。你们却说……”他结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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