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窥见语言的博物馆

金宇澄：窥见语言的博物馆

我在修改《繁花》的时候，有一天想到我在1990年看的台湾的《光华画报》。

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些旧建筑，门窗，旧家具，古代的篮子，都不是很值钱，这个时候两岸已经有了一些交易，所以《光华画报》记录了第一个大陆的旧东西的集装箱到达台湾的一系列照片的报道。

我为什么会觉得特别震撼呢？是因为打开这个集装箱的时候，台湾接这些货物的人，每个人都戴着白手套。而这些物件在大陆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货运的，他当时告诉我，海关会说，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检查，生怕你里边有什么东西。里边都摆得很好，一检查要全部搬出来。等到再把它放进去，有的东西就多出来了，不专业嘛，有时候甚至于用脚踹，实际有很多东西已经损坏了。

为什么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感动呢？这等于说是这些传统的元素，在某一个时代，我们大家都会忽略它，或者把它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但是过了很多年或者到现在，我们再来看待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觉得（看到）它的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大量接受的就是一种现代白话，和翻译文本的教育，这两种标准的国语或者到后来的普通话写作、阅读和翻译文本的二手的这种熏染，到最后，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品，你要去修改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无力：我究竟怎么来做？

所以呢，西方也有一句话，意思是说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就像这些旧的家具，我们曾经把它蒙上灰尘，把它忘记的这些东西，在五四之后把它摈弃掉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说里边，文学的，比如说鸳鸯蝴蝶派的一些词语，甚至里边的人物只要提到一本旧书，在这个书里边就会出现繁体字，他如果念一本旧书里边，三十年代的一个作家的一个旧诗歌，他的诗句都是繁体字。

有一个人叫小毛，他背诵一首宋词，他是拿了一本书，所以我接下来都是繁体字，什么原因呢？纪念繁体字。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繁体字了。

我们的普通话教育和上海话，大家写作都用普通话，作家和作家之间，不是很在乎的话，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还没有普通话，所以说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家乡母语，加上我们所谓的官话，用这种方式来写作，相对来说，每一个地方的人，他的措辞什么就会不一样。所以我在修改《繁花》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用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

古代文人有一句话叫“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就是说，我们讲故事是闲谈，我们是来消磨时光。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博尔赫斯，他也是这么说，他最喜欢的小说，文本，就是《一千零一夜》，他觉得文学的功能就是给人、给读者以消遣和感动，不是一种劝化的作用。那实际上我知道，文学也有一种劝化的类型，比如说像《伊索寓言》它有很多哲理，但是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本，有一些就是讲平常的故事，一些笔记体的小说，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宏大的、目标的东西，它甚至于像开一个超市一样，可以让你自己进去选择。

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沪语思维的上海小说，就是要把里边外地朋友看不懂的上海字全部去掉。所以《繁花》里边，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侬”这个字。“侬”在上海话里就是“你”。譬如说“伊”，这个字也没有，那是为什么？如果我是上海人，我打开一本书，里边到处都是“侬”啊，“伊”啊，还有上海话叫“伊拉”，就是“他们”，这个书我相信上海人都不要看。

而且上海话的味道也并不是一定你要逐字逐句地都依照它来做。我在写的过程中，因为用上海话思维，就会发现上海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不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海人经常在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说到这两个字，譬如说我去找我领导，讲了半天，我领导没意见，没有表态，他会说，我领导不响，或者我为了什么事情我跟我妈妈说，说了半天，我妈妈不响。

“不响”这两个字，在《繁花》里面大概用了一千三百多个，那么里边有一个最有趣的东西。

《繁花》就是这样，它会有这种，包括像不响，这种上海人每天要说十几遍的词，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饭局，《繁花》里面有很多饭局，这个饭局说明了什么，就是我们的当下，我们的家里的客厅里，已经基本不接待客人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通过吃饭来交流的。那么这种我们吃过的饭里，实际你过了十几年，可能完全忘记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写成书，或者变成一个录像带告诉你说，你十年前有一个饭局，你要不要看，你肯定非常喜欢。

所以说《繁花》呢，我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些语言上的障碍，使得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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