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沈从文使我理解世界

沈从文

张新颖：沈从文使我理解世界

“从前有的解释方法、见解、观念、理论，未必不对，未必没有道理，然而不断重复下去，一味因袭，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耐烦。”这段夫子自道或许能解释张新颖写作《沈从文的后半生》的缘由。于是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强调：“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

他无意重复被人反复评述的沈从文的前半生，而将目光集中在特殊时代、社会中不再进行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后半生，试图发掘出这个个体与外界建立的复杂微妙的关联。这一次，张新颖在沈从文的文集、书信、手稿里穿行，贴着那久已远去的生命，记录、叙述、呼吸。

文学报记者 何晶

◎记者：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之前，你其实早已写过如《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论文，沈从文为什么会让您一谈再谈？而且每一次的阅读都有更多可供发掘的内容，作为研究者与读者，您与沈从文之间是否有一种相契合的关系？

●张新颖：能够对一个作家一谈再谈，首要原因自然在于一个作家本身要足够复杂、丰富，在长久不断的研究过程中一直能给你提供新的东西。但我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做沈从文研究很多年，但我一直不愿意被称作是“沈从文研究专家”，我这样说的意思在于，专家很容易把自己局限在研究对象上，而且专家也很容易把研究对象封闭化，可是我读沈从文的感受是，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通过他你可以理解一个更大的世界，对我而言，他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途径、一个方法，他可以让你通向很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表面看来跟他并没有关系。一个好的研究对象，应该能够提供给你超过局限于他本身的意义，而这也是沈从文研究给予我的最大意义。

◎记者：此前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沈从文传记，虽然多集中在1949年以前，但对于他1949年后生活关注研究的也有一些。读者看到你的这本书时，会好奇在前人所有的沈从文传记之后，你如何写作出自己对于沈从文的理解？能传达出什么不同的东西？

●张新颖：李扬先生的《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刚出来时我就特意问他要过，他是最早利用沈从文后半生丰富资料来写作传记的人，他的感情充沛，对于资料的运用、分析都非常清晰、有条理，写得非常好，读者阅读起来很流畅。至于我的写作与他的有什么不同，这要由读者来评判，但对于同一个人物的传记写作，必然要有不同的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了它存在的意义。

◎记者：沈从文的后半生容易让人将他的生活放置在整个历史背景中去考量，但你似乎更愿意从他个人对当时社会的理解角度来考虑这一重关系，从他本人的文字去考察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复杂、微妙的心理历程。这似乎也正是你在《沈从文精读》中所提及的“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的观念。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特别引起人同情和感慨的，是通俗意义上所说的受苦受难，但是单纯的受苦受难还不足以促使我花如此多的精力来写一本书，因为对于20世纪的知识分子而言，许多人受苦受难比他还要深重。最吸引我的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在受苦受难的经历、或者是说时代社会强加给你的受害者身份之外，另外创造出一种身份。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受害者，但如果沈从文在受害者身份之外，他主动创造出另外一种身份，这个主动创造的身份就超越了受苦受难的层面，这是我对沈从文后半生的理解。贴着人物理解人物，这不仅仅是理解沈从文的方式，它应该是理解所有人的方式。这种方式看上去朴素、不高明，但这是一个人理解另一个生命很谦卑但是也更有效的方式。

◎记者：由此也不难理解，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你引用了大量的沈从文的原有文字，通过他的书信和相关审查材料，似乎能看到沈从文本人在向我们诉说，你作为传记作者有时候甚至隐去了。

●张新颖：通常来说，知识分子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有一个概念，这种概述性的描述有很多，可是他们到底是怎样经历的、他们在经历这些事情时内心是怎么活动的、他们的精神样貌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却不一定清楚。事实上，像沈从文研究资料这样完整、具体的例子很少。有时候一个人他在经历事件当时留下来的心理活动的文字记录，和他后来追忆、补述的文字，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回忆性的文字，但它与原始文字之间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的文字本身有着特殊的价值。

“直接引述，不改用我的话重新编叙”，这里还牵涉到传记作者和传主的关系，从我的理解来说，一个好的传记不必突出传记作者，读者应该被传主和传记时间所吸引，而不是被传记作者显示的才华、思想所吸引。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传记作者没有自己的想法、观点，传记和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类型是一样的。

◎记者：在对沈从文后半生的理解上，过去通行的一种观念是，他是迫于政治和时代洪流，不能不终止了文学的写作而转向文物研究。

然而你对他的“改行”却有不同的理解，沉郁之外，沈从文有了某种“积极”的人生选择，更确切地说，沈从文有“自主性”。

●张新颖：沈从文改行最大的原因当然是时代的变化、政治的压力，我们不能否认这点。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认为可以分成两段：第一，他放弃文学创作，直接原因确实是政治压力；第二，放弃文学创作之后干什么？很多人放弃了文学创作，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文物研究？沈从文早年湘西的生活、短暂从军中积累的对艺术的兴趣、审美的素养，以及阅读《史记》《旧约》所塑造的历史感和他的“有情”观念共同促成了文物研究的转向，这是他内在生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选择。我要将这种内在原因写出来，但将这种原因写出来并不就是说他放弃文学创作就跟政治无关。我并不是为政治、时代背景对沈从文的影响做一种消解，但沈从文的改业，其实见出了这个生命的挣扎、以及强韧。

◎记者：“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你用沈从文的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标题。你提到，“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尽管可能因为个人与时代、社会力量的悬殊而难以建立，“但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

●张新颖：在写作《沈从文的后半生》时，我并不想把他写成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一种代表。我觉得沈从文在他和时代、社会的关系上是一个个人，他和很多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这种和别人不一样的个人会给我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一种启发，他以他的生命形式启发了我们对于时代、社会与个人关系建构中的思索。

◎记者：“在场”是“在场主义散文”概念的核心所在，您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中随着史料、书信的呈现，似乎您也穿行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这是一种确实的“在场”。

●张新颖：本次获得“在场主义散文提名奖”的三本书，虽然作者不同，风格迥异，但我们处理的都是历史的问题，而且这种历史都不很久远、它离我们很近。我的理解，这三本书在写不同的历史时，并不是说要把人引向历史、引向过去，恰恰相反，是将历史拉进现实里来。借用“在场”这个词来说，就是要让历史在现实中在场，绝对一点来说就是，没有历史在场的现实是一个轻浮的现实、是一个不真实的现实。我并不是说“在场主义散文”提倡的就是这个，但是本次选出的三本书，都在做这样一种努力，那就是让历史在现实中再次真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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