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与违心修改 又再度复原的《白鹿原》

陈忠实与违心修改 又再度复原的《白鹿原》

费孝通把中国称为“乡土中国”。是的，在这个农业国家，每个人都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乡土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乡土精神和审美理想，都形成一种独特的“乡村文本”。它自身与生俱来的宏大、沉寂、稳定的叙述，既规范和限制作家的叙述，又对他们的想象、叙述、诗情产生深刻影响。

九十年代的乡土由于其书写语境的不同，陈忠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与张炜时运不济的《古船》相比，呈现出不同的意味。

《白鹿原》沿袭了文学传统中关于土地与家族的叙述，把家族故事以“史诗性”的期待，带入了九十年代的文学星空。

《白鹿原》在一个宏大历史背景下，写了白鹿两姓一族三个家庭的恩恩怨怨和纠葛矛盾，以及家族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展示了“一部民族秘史”。小说没有直接写阶级对立和矛盾，而更关注历史斗争背后的文化行为。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聚族而居的白鹿原，通过白、鹿两姓合二为一的宗法文化的恒长与震荡，探索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历程。

陈忠实自己说，是的，“我要全面地反映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有它腐朽的一面，还有很伟大的一面，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延续下来。”为此，作家精心塑造了一个大儒朱先生形象。可惜作品中的朱先生，因为过多地负载了作家的理念，使之成了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的现代大儒。儒家文化，也成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灵丹妙药。既违背了历史，又与《白鹿原》的浓重写实的艺术风格相悖，此乃一大败笔。

但《白鹿原》苍凉的雄浑的叙事，以及刻画塑造了白嘉轩等一个个真实血肉丰满的人物，仍不失为一部永恒的民族史诗。

八十年代初，我与陈忠实相识。那时，他已经创作了表现陕西关中农民生活的《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信任》《初夏》等中短篇小说，并获多种文学大奖。初次在《当代》编辑部相见，他那如黄土高原有着纵横交错沟壑的脸上，凝铸着岁月的沧桑，很像一个关中农民，文如其人，怪不得他的小说如土地般浑厚却粗糙。其实，忠实是个地道的文化人，父亲是农民，却珍藏一大箱书籍，十分重视文化。

忠实刚上初中时，不管风雨冰雪，父亲都会骑自行车驮着一口袋馍给儿子送到离家很远的学校。读过木箱里的书，到初二时，就对文学发生兴趣，开始动笔写小说。一九六二年，从西安市三十四中毕业后，在西安郊区当中小学教师，并自修大学。三年后发表小说处女作《夜过流洪沟》。

一九八四年夏，我与忠实和王朔等作家，到京郊游览幕田峪长城。我们谈到了古华的《芙蓉镇》。忠实很赞赏古华透过小社会的变化来概括大社会、大时代的变迁的笔法。忠实说，《芙蓉镇》是反思历史的，其反思集中在极左的阶级斗争对人的戕害。它的最大的功绩是坚持“写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发现，忠实在反思着自己的创作实践。说实话，忠实的小说创作，始终没有彻底摆脱政治为文学创作搭建的樊篱，尽管他的小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写不出活的人物，缺乏丰盈的色彩和灵动之气。在我的心里，朴实而忠厚的忠实，能发表不少色调单一的作品，已委实不易，再往下走，实在艰难。我不能直接向忠实表达我这种悲观，只是以劝他多读书，暗示他已江郎才尽。然后将话题转向脚下残破悲凉的幕田峪长城。

自这次晤面之后，忠实似默然退出文坛，作品不多。

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初春，隐退了五年之后的忠实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部长篇已经脱稿，希望《当代》派人去取，那口气依如往昔的他，谦卑而亲切。于是出版社派了两位编辑去西安。我当时心想，那个朴实得如同黄土高原的忠实，怕会交来像黄土高原一样朴实的作品吧，并未寄以厚望。

时至今日，我还未能忘记，两位资深编辑向我们陈述取回《白鹿原》稿件的情景：他们到西安后，陈忠实极热情地带他们看大雁塔、兵马 俑，并不提长篇小说。直到他们登上返京的列车，忠实用那双粗壮裹着青筋的手将一摞盈尺的书稿交给他们，那眼神闪着灼人的光亮，似乎在说：“我连同生命一并交给你们了！”他们被忠实的眼神所感动，躺在卧铺上，分头阅读起来，这一上手竟再没放下。

回到北京，立刻组织人审读，几天以后，煞红了眼睛的审读者，聚到一起，几乎同时惊呼：“陈忠实写了一部大作品！”

读完《白鹿原》，我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的大智若愚的陈忠实站到了面前。《白鹿原》时空对立，静动、稳乱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纠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艺术魅力，且把人在历史生活中偶然与必然的复杂关系，揭示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竟然是出自有些“木讷”的忠实之手，我惊愕了。忠实何时得“道”成“仙”，看透了文学的奥妙？而我的眼拙，让我羞愧难当。

一九九三年《当代》分两期刊出《白鹿原》后，陕西轰动，北京轰动，整个文坛轰动。其实，陕西一位有影响的评论家，在读完《白鹿原》初稿，就激动得跳将起来，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那评价令忠实害怕，我们问了半天，忠实才保留了评论家的一句话：“真真咥了个大活！”至今，这句韵味十足的陕西土话，还铮铮地响在黄土高原。

继西安之后，《白鹿原》又在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时逢仲夏，天气晴好，位于西刹海西侧作协的文采阁，热闹非凡。全国知名的评论家如雷达、西来、振邦诸兄一一与守在门口的忠实握手入阁。忠实憨憨地笑着。我拍拍他宽厚的肩头，使劲地握着他湿热的大手。

五年不通音讯，再见到他时，脸上皱纹更密、更深，双鬓染霜，头发稀疏花白，但宽额下那双熟悉的眼睛依然闪烁着如同黄土高原般的深邃和柔静。沉静是一种生命境界，沉静又是文学的高境界。

研讨会由陕西省宣传部部长王巨才主持。会上评论家毫不吝啬赞美之辞，高度评价了《白鹿原》。有的评论家指出，《白鹿原》是个整体性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它以凝重浑厚的风范跻身于我国当代杰出的长篇小说的行列。

有的评论家则称，《白鹿原》具有文化性、超越性和史诗性。有人把《白鹿原》与张炜的《古船》作了比较，认为同是一部政治文化色彩浓重的长篇，《古船》写的是人道，《白鹿原》写的是人格，它是通过家族史来展现民族灵魂史的。

也有评论家指出《白鹿原》有借鉴《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的经验，但功夫还不到家等缺陷。

研讨会颂歌是主旋律，也有驳杂、不协调的声音。我听得热血沸腾，忠实埋头记录，大汗淋漓。最后轮到忠实发言。五年的修炼，忠实已修炼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但他说到感谢评论家的关心爱护时，还是热泪盈眶，有些哽咽了。

陈忠实到四十五岁时，他想，如果到了“知天命”之年，还拿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也许后半生将伴着失落和孤独度日了。他第一次感到一种无法回避的紧迫感。对生命的苍凉感和负债感、成就事业的人生抱负与生命苦短的焦灼和惆怅，是千百年中国文人对生命的双重体验的主题曲。

一九八七年，在长安县，陈忠实与一位文友秉烛夜谈时，他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果五十岁还写不出一部死了可当枕头的书，这辈子算白活了！”就在这年农历正月十五闹花灯前，陈忠实辞去兼任的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职务，安排好年迈的老娘和不大的子女之后，便裹着一件棉大衣，在原上凛冽的寒风中，与妻子离开繁华大都市，一头扎进了白鹿原下自己的一座农村小院里。闭门谢客的他还给自己定了“约法三章”：不接受采访；不参加无关宏旨的应酬和社会活动；不理会对他过去作品的评价。

在千古流淌的灞河畔，在黄土裸露的原下，开始对周围三县进行走访调查。过了“立春”又到“谷雨”，乍暖还寒，冷风刺骨的时节，他伴着如豆油灯，细心地从一摞摞卷帖浩繁的县志、党史等资料中，打捞宝贵史料。没白天黑夜地埋头抄录了三个月。

从浩瀚的史料中，他看到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中国历史巨大进程中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在白鹿原留下了生动、深刻的投影。其间霍乱、瘟疫、饥荒、匪祸也给农民带来深深灾难和斑斑血泪。翻着这一页页沉重的历史，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他心中，这块土地上生灵也全都动起来，呼号、挣扎、冲突，碰撞、交叉、沉浮，诉不尽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整个白鹿原铺开了一轴恢宏的、动态的、纵深的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披着棉大衣或一身短衣裤的高大汉子，风里雨里、雪中雾中，或骑车或步行在白鹿原上上下下的乡、镇、村、堡上匆匆赶路。或见他蹲在村边地头，听那些穿着油渍麻花黑袄、头缠白羊肚儿手巾的农民讲故事传说。有时，他又端着大海碗，凑到农家汉子堆里，听他们唱着高亢的秦腔或拉家常。有时，他会在村头残破的碾盘上与人家下棋。凑巧赶上婚嫁、丧事，他会挤进人群，陪他们笑唱，陪他们落泪。他已习惯在黄土古道上踽踽独行，叩问历史或和他酝酿的人物对话。

每天，他黎明即起，冲上一杯酽茶，点上雪茄，在熹微的晨光雾气中，踱步在早已残破的有着枣树的小院。走啊走，待他重新进入小说的艺术氛围，召回和他相处多日熟悉的各种人物，便慢慢地转回身，进屋伏案疾书。

大约是太阳西斜，他会暂时告别他的人物，推开柴门，倒背着手，悠哉游哉地走进别的农舍和老乡拉家常，听白胡子老汉说古道今。人家留他喝胡辣汤，他也不客气地端起比脑袋大的海碗，与老汉走出家门，蹲在墙旮旯，与邻家一起大声喝着，看光着屁股的小孩子打闹。晚上，在灞河畔，看长天月色，听十里蛙声，然后爬上原坡，坐着数点点的灯火，望流萤明灭。有时，他会咿咿呀呀地唱起秦腔。秦腔高亢、粗犷又低沉婉约，那里面有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悲壮苍凉的曲调正与《白鹿原》的基调相谐。

无怪有的读者说：“看《白鹿原》，有听秦腔的感觉。”的确，正是秦腔，让《白鹿原》深入到秦汉文化的魂魄。同时，沉郁苍凉的秦腔也抒发了陈忠实的寂寞孤独的心境。让人蓦然想起当年的杜甫的诗句“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江汉》）。

后来，过去多年，我与忠实受邀，到西柏坡参加一次笔会，同住一室。在谈到《白鹿原》创作时，忠实说：“我躲在原上写《白鹿原》，既兴奋又寂寞。我体会到，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一九九一年底，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结结实实覆盖了白鹿原时，陈忠实推开小屋，走到院落里，扬起脸，任硕大晶莹的雪花砸在脸上，心里却油然升起些许的矛盾。熬了快五个春秋的《白鹿原》已经接近尾声了。他所钟爱的人物将与他渐行渐远了。两个叛逆者，白灵与兆海最终要出走了……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羊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陈忠实终于给《白鹿原》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前几天，陪他整整五年的妻子回西安时，他关照熬瘦了的妻子说：“咱们再见时，书稿肯定就写完了。你多买些炮，要雷子炮！”

忠实再到积着雪的小院，静得出奇。整个世界只有他和《白鹿原》中历经劫难而幸存下来的几个人物。刚才，文稿杀青，他将一大摞稿件码齐，然后点上一支雪茄，烟雾在眼前缭绕，不知怎的，两颗清泪慢慢涌出眼眶，正可用“独自掩卷默无声”来形容。

《当代》全文发表《白鹿原》后，整个文坛如一鼎沸锅。他却从灿烂重归于平静。五月，他约了几位好友，花生米就着啤酒，边谈边饮，平静而惬意。等到夕阳西下，他又悄没声息地再次告别西安，迎着麦香重返白鹿原下的那座小院。点上雪茄，斟上一杯西凤酒，然后唱起土味十足的秦腔。望着一轮明月，心境平静如水。

北京的研讨会开罢第二天，忠实应新华书店之邀，为读者签名售书。我陪他到书店。一开店门，外面已排起长长的队，几个小时，忠实忙着没抬一次头，比起一般冷清的签售，可谓盛况空前。

当晚，忠实在我社门口孔府酒家宴请我们和北京评论界朋友。美味佳肴，玉盘珍馐，再加上陈酿好酒，席上热闹非凡。酒过三巡，忠实的脸就红了，不再如先前那般拘谨，笑得灿烂且豪放。 忠实站起来，说：“我给朋友唱段秦腔。“

他唱的是《辕方斩子》中杨延昭一段唱：“见太娘跪倒地魂飞天外，吓得儿颤兢兢忙跪尘埃……”唱得声情并茂。

一九九九年冬，庆祝新世纪到来，中国作家们集结于四川成都，白桦、叶南、忠实、蔡其矫、李瑛、苏叔阳、邓友梅等诸友欢聚一堂。我与忠实爬峨眉、游乐山，夜间到街头吃夜宵，啤酒小炒，味美价廉。临别时，忠实挥毫为我写了“怡然”条幅。让我分享他宁静怡然心境。至今此条幅挂我书房，见字如见君也。

西柏坡笔会与忠实见面时，见他气色不好。他说常腰疼。我回家之后，托朋友给他带去一些中草药。每年全国两会时，作为政协委员的忠实来京开会，我有时去看望他。我给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走向诺贝尔丛书”时，选了《白鹿原》。给中国文史出版社主编“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时，为忠实编了一本《拥有一方绿荫》，还获了全国奖。

《白鹿原》横空出世，给一度沉寂的新时期文学带来了震撼与信心，它告诉中国作家，我们民族的文学思维并没有停滞，作为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也从未放弃对时代精神价值的严肃思考。但大气磅礴的《白鹿原》，却遭到过不公平待遇。

自打《白鹿原》在《当代》上发表，就不断听到来自上面有关领导一些若隐若现的指责、批评。而据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羊城晚报》转引《金陵晚报》的消息说，一个叫什么王某的领导人，批评《白鹿原》和《废都》一样，写作的着眼点不对，明确把《白鹿原》和《废都》两部小说“列为影视禁拍作品”。我们在北京听到上级领导在一次什么会上，也批评了《白鹿原》，并说不要再宣传《白鹿原》等话。直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在天津开评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优秀长篇小说时，一位临时主持人竟粗暴地不让提已获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

在当时，《白鹿原》在某些领导人眼里竟成了洪水猛兽般邪恶的东西，整个社会不敢再碰这部可能引火烧身、敏感的《白鹿原》了。但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把“人民文学奖”授予了《白鹿原》。

拉尔夫·艾默生说：“所有遭到查禁和删除的语言，将回荡在世界每个角落。”不公平对待《白鹿原》的那些领导人早已离开他的位置，被人遗忘了。时光总是把苦难酿成美酒，《白鹿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白鹿原》仍是最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小说之一，年年被出版社加印。

关于《白鹿原》的删改问题，也值得一提。《白鹿原》的所谓删改，集中在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只要有高格调，文学本无禁忌，许多禁忌是我们自己设置的。食色性也，长期以来，我们禁止写性，避开了人性冲突——灵与肉的冲突，于是我们的文字成了残缺不全的东西。而《白鹿原》最具光彩、最惊心动魄的是写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比如“黑娃与田小娥的相遇与偷情，是黑暗环境中绽放的人性花朵，尽管带着过分的肉欲色彩，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雷达语）。我看过《白鹿原》的原稿。《当代》编辑部以“应有节制，或把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的“审稿意见”，让陈忠实忍痛割爱，删去了不少揭示人性的性描写。我以为对《白鹿原》造成了伤害。

后来，评茅盾文学奖时，又粗暴地令陈忠实再次删节性描写，一批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却干着违背文学规律的蠢事。果然，“干净”的《白鹿原》得了茅奖。

又后来，时过境迁，陈忠实勇敢地以第一版《白鹿原》，取代“干净”后的《白鹿原》。

我曾想：“陈忠实应力争恢复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叙事的初稿《白鹿原》，让读者和评论家来评判二者的差异，公道自在人心。

文学创作需要天赋，需要智慧、文化和思想，有时更需要创新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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