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遗世独立的醒者，投向世界的怜悯目光

 

卡夫卡：遗世独立的醒者，投向世界的怜悯目光

编者按：昨天的哲学专题被我的“瞌睡虫”侵蚀得无影无踪，一觉睡到了大天亮，没办法只能跟今天的艺术专题一起发文了。一直喜欢卡夫卡的《变虫记》，在西方被资本主义席卷的年代，今天的我们应对全球化的商品热潮及变幻莫测的市场应该怎样更好地安生立命，好好生活。或许卡夫卡的文字会带给我们新的启示，我们都不喜欢“变色龙”，但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戴着“面具”游走于尘世，是被逼无奈，还是故意而为，或是本性使然，都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的。那些看似“伪善”的人是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些看似“仁慈”的人是否潜意识里面是某种“虚伪”，我无意于揣测每个人活着的目的，但是，我依旧期盼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应该努力让自己的活得“真实”一些，“坦荡”一点。即使“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理性的约束依旧还是可以守住不伤害他人的底线。丛林社会的生存法则虽是弱肉强食，但人类毕竟还有一颗向往“真善美”的灵魂。所以，重新看这位孤独的寒鸦的文章，或许会让我们对“人性”有些许的启迪，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丝的约束，对“生命”有应该的敬畏。（作者：叶廷芳 摘自：《误入世界》）

投向世界的怜悯目光

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其父亲经商有道，是一家时装店的老板。他性情暴躁，对孩子通常采用压制的方法进行教育，“专制犹如暴君”，他对子女动辄就骂，既不理解孩子的写作，更不支持孩子的写作。而卡夫卡又生来体弱，性情温和，对外界的一切非常敏感，他父亲的粗暴管制在其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阴影。这使得他在其以后的作品中反复表现威权压力，一生都对这种威权保持着审慎反思。

卡夫卡小学、中学都是在德语学校度过的。1901年，他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化学，但是由于父亲的干预，他只好转而修习法律，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卡夫卡自幼爱好文学，尽管迫于父命改学法律，但他对文学的爱好却丝毫没有改变。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经典名著，潜心研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等人的哲学著作，积极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并结识了终生知己马克斯·勃罗德。勃罗德成名较早，对卡夫卡后来的创作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勃罗德从头到尾都是卡夫卡的忠实读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卡夫卡作品之能够得以面世，与勃罗德的鼓励、催促与支持关系很大。在卡夫卡去世后，勃罗德为卡夫卡编纂全集，使得卡夫卡的作品迅速为世人所了解。

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经过一年的实习，从1907年始，卡夫卡就到了布拉格的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供职，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5年，直到1922年因病退休。公司里的工作同他的文学创作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他厌恶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他多次想摆脱出来，专心从事创作，但都未能如愿以偿。

而在办公室里，卡夫卡总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从来没有对工作有过任何怠慢，对待同事也是非常地客气与恭敬。他的批判态度总是表现在自己的思想层面和文学创作领域，但绝对不在对同事和上级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在保险公司的15年，使卡夫卡对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谬有了深切的体验：穷人的胆怯、无奈和惶恐；官员的冷漠、推委和怒吼；公文履行的烦琐无意义令人感到悲哀、绝望和恐怖，这一切都无不使其心灵受到震撼，他也把它准确而又稍带变形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办公室生活的相对平静与个人内心生活的激烈斗争，成为卡夫卡个人生存的奇特悖谬。这种分离，甚至让现代的作家们也感到有些费解。这是深切孤独中的冷静，也表现了卡夫卡本人对于理想与秩序的看法。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国家的力量建立在人们的惯性和需要安静这两点上，但是，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样，您今天的咒骂就会变成普遍有效的贬低人的准则，因为言辞是符咒。这种符咒在人的脑子里留下指纹，瞬息之间指纹就能变成历史的足迹。说话，我们都得注意。”“说话，我们都得注意”这种警醒，也正表明了卡夫卡对于上级、同事与领导的态度。

卡夫卡非常强调理智与秩序，而他自己也自愿遵循理智与秩序。“倘若没有每个人都理解、因而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的真理，那么每种秩序都只是粗野的暴力，都是迟早要在真理需求的压力下四分五裂的笼子。”“而反过来，谁要是让周围的坏思想坏习惯牵着鼻子走，谁就是不自尊。没有自尊就没有道德，没有秩序，没有坚贞，没有促进生活的温暖。这样，一个人会像一堆牛粪那样分崩离析。他只能对那些蛆虫和昆虫有点用处。”卡夫卡不愿意跟随着流俗与习惯走，他想寻求一个和谐的社会，同时也想先从自己做起，尊重自己和其他人。

卡夫卡生性内向，不善与女性接触，但他非常渴望爱情，也曾经希望建立家庭。正如他对待办公室工作的态度那样，在谈到家庭时他说：“没有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没有在世界上站住脚。”他先后经历过很多次恋爱，并曾与两位姑娘先后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直到41岁辞世时仍然孑然一身。卡夫卡的婚恋悲剧，主要是由于他不愿与世俗为伍，由于他想保持一块属于自己的思想空间。卡夫卡向往爱情，也曾谋求婚姻，但在他那里，爱情婚姻却都定位太高。婚姻与家庭的世俗性会干扰他，会惊扰他的自我反思，会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一些不愿放弃的东西。他与少妇密伦娜曾有过一段从未有过的热烈爱情，但当年轻的密伦娜提出要与他幽会时，他却感到这与他的爱情理想格格不入，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导致他最终把婚姻视之为“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东西”。

卡夫卡从小便酷爱读书，经常彻夜不眠，在其办公室生涯中，他又经常夜间写作，晨昏颠倒要了他的命。卡夫卡一生都受到疼痛、失眠和神经衰弱的困扰。终于，在1917年他患上了肺结核并开始咳血，使得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极少，他并没有成名的想法，他觉得写作是他的忠实伴侣和寄托思想感情的工具。他除了对朗读自己的作品感兴趣外，很少对自己的作品表示满意，从不愿意拿出自己的手稿示人，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发表漠不关心。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大多是在朋友勃罗德的逼迫下，怀着希望与惋惜的战栗心情交出来的。临终前，他给好友勃罗德留过遗嘱。遗嘱说：“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勃罗德并没有遵从这份遗嘱，相反，他长期以来都是卡夫卡价值的发现者和鼓吹者，现在更是把这些作品一一整理出来，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卡夫卡的一生充满着孤独和忧郁，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外来人。德国评论家龚德尔·安德尔曾有如下评价：“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身陷孤独和忧郁中的卡夫卡是痛苦的，痛苦作为他一生中品尝最多的东西，构成了艺术家卡夫卡的创作源泉。他在痛苦中创作，从创作中获得欣慰。卡夫卡犹如一个生活在别处的外星人，一旦从自己的凝神思考中回过神来，周围满是自己不熟悉的荒诞景象。所以他说他的当务之急是审查世界。他有一种强烈的无家可归的感觉。

而这种孤独感，也与他对社会异化现象的思考有很大关系。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苦苦挣扎的小人物，而且结果都是非常孤独地失败了。他对工业化社会有着很多批评，他说：“今天人们走得更远了。人们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人类回归到动物，这比人的生活要简单得多。他们混在兽群里，穿过城市的街道去工作，去槽边吃食，去消遣娱乐。这是精确地算计好的生活，像在公事房里一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和规章制度。人们害怕自由和责任，因此人们宁可在自己做的铁栅栏里窒息而死。”

他在反省自己的工作时，曾经沮丧地对熟人说：“这不是工作，而是腐烂。每一种真正积极的、目标明确的、使一个人感到充实的生活都具有火一样奋发向上的劲头和光彩。而我在做什么？我坐在办公室里。这是个冒着臭气、折磨人的工场，里头没有一点幸福感。于是，我就非常平静地欺骗那些询问我健康状况的人，而不像被判刑的人那样干脆置之不理，扭过头去，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被判刑的人。”

终其一生，卡夫卡都与这个社会与制度保持着批判关系，而社会与制度对人的扭曲则使他一直生活在苦恼之中。他的敏锐与警觉使得他很早就感受到了当时还表面上略显平静的社会问题：“一切都挂着错误的旗帜航行，没有一个字名副其实。比如我现在回家，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际上，我在走进一座专门为我建立的监狱，而这座监狱完全像一幢普通的民宅，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把它看成监狱，因而就更糟糕更残酷，任何越狱的企图都没有了。倘若不存在看得见的镣铐，人们也就无法打碎镣铐。监禁被组织得很好，完全像普通的、并不过分舒适的日常生活。一切似乎都是用坚固的材料造成的，似乎很稳固，而实际上却是一架电梯，人们在电梯里向深渊冲下去。我们看不见深渊，但只要闭上眼睛，我们就听见深渊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啸声。”

卡夫卡的思维与创作呈现一种悖谬特点，法国作家兼哲学家加缪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中说：“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之所在。要想理解荒谬作品，必须清点一下这些悖谬手法。”悖谬即矛盾，这一点事实上在他的生活中已经表现得非常彻底，反抗但又守规，渴望爱情与家庭但又不愿失去自由，激烈批判社会但又和善地对待亲友同事。

由于卡夫卡的思想性和批判精神，他被认为是从文学外走来的，他的作品不符合传统的文学概念和规范，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他的作品逐渐成为正统，并且继续散发着暖人的光芒。

最寂寞的文学大师

在世界文学辞典里，卡夫卡（1883—1924）被注明为奥地利人，其实他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主要说捷克语的布拉格，只是因为捷克当年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他又始终用德语写作，因此当奥匈帝国从这个世界消失后，我们宁可把他的国籍归为奥地利，而不是捷克，其实准确地归纳他也应该是德语作家。

卡夫卡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布拉格的犹太人聚居区，他隐居在当中的某条小街里，像普通人一样跟父亲吵架，跟女郎约会，但也有与旁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写作。他有一双奇怪的眼睛，在他看来世界是变形的。德国读者读到穆勒或卡夫卡的文字，会有莫名的感动，因为那是他们的文字，却由某个遥远的人写出来，表达得那么贴切，好像忽然发现世上的哪个角落，还生活着祖上的某个分支，再或者如同我们听说横滨或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位作家，用汉语写出了惊世之作，内心一定会很钦佩也很感动一样？

要历数寂寞的文学大师，卡夫卡无疑是当中最寂寞的一位。他一共写了40多个短篇和三部长篇，生前只出版过几个短篇集，从未获过什么奖，更没有前呼后拥、索要签名的人生经历。他唯一的文学交流场合，是布拉格的犹太人德语圈，他会在那里向三五好友朗读自己的新作，读到动情处还会哈哈大笑。好友当中有一个叫布罗德，卡粉都知道，说卡夫卡不能不说布罗德，也即《卡夫卡传》的作者。市面上的《卡夫卡传》有多种版本，作者也不同，德国人、英国人都有，但最权威的传记当数奥地利人布罗德撰写的这本。

作为卡的好友和作品经纪人，布罗德非但未遵循卡的遗嘱将其所有手稿焚烧，反而在卡去世后十年期间，设法陆续整理推出，于是世人知道世上有《美国》《审判》《城堡》《变形记》和《饥饿艺术家》等诸多经典作品。卡的最后女友朵拉也未听劝告销毁手稿，二战期间带着卡的20多个笔记簿和一箱书信四处逃难，躲过了盖世太保的追捕，后来出版的《卡夫卡书信集》里，相当一部分来自她所藏。有这么亲近的关系，布罗德的传记当然包含更多第一手资料，也更可信。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去信上海翻译家汤永宽（1925—2007）先生。我与汤先生从未谋面，但知道他早在60年代就译过《城堡》供内部批判用，是内地最先翻译卡氏小说的译家之一，请他译布罗德的《卡夫卡传》，当然是合适的人选。

汤先生当时身体不太好，而译事向来伤神，句斟字酌殚精竭虑，往往一本书译下来，人都要瘦掉一圈。不想他很快回信了，说时光忽焉流过三十年，当年国人知卡夫卡者寥寥，今能译卡传实属幸事。于是世间有了一本白底蓝字的中文版《卡夫卡传》。布罗德推出的卡氏作品只是一部分，他手头还有大量卡氏手稿，据说达数千页之多，1968年布罗德去世，手稿落到女秘书手里，女秘书去世后又转给自己两女儿。卡粉强烈要求将剩余手稿公开，但姐妹俩不为所动。2008年，因布罗德曾移民当时英属巴勒斯坦，以色列国家图书馆起诉两姐妹，声称手稿归犹太民族所有，官司期间妹妹也去世了，但姐姐依旧坚持这是本家族的私有财产。去年十月法庭裁定手稿必须移交图书馆，但是否执行尚不得而知。

穿越20世纪的“前卫”文学

在布罗德等人的不懈推动下，卡夫卡声名鹊起终于引起注意。评论家们发现与托尔斯泰、雨果等人的宏大叙事相比，卡氏作品里都是卑微的小人物，他们远离国家政治，过着庸碌生活，心灵因压力而扭曲，变成金甲虫或钻地洞的鼹鼠。可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的想象力，赋予其作品强劲的穿透力，穿越整个20世纪的暗夜来到如今这个时代，让苟活于现世的我们不得不惊服前辈的敏锐。我们只顾在迷局中慌乱奔走，却没注意到身边早有一只虫子，向世界投来怜悯的目光。

现代人喜欢对精神病大夫抱怨，医生，我昨晚梦见自己变成了猫，变成了猪，或者变成了大耳朵小白兔。好端端的人为什么会变成别种动物呢？压力来自内心，来自对外界的艰难抵抗。对于这种变形心理，弗洛伊德学说认为是人格分裂，社会学家乐于归结为资本主义压迫，若是拿卡夫卡小说做分析，我更愿意从他与父亲的关系中寻找线索。卡父是个生意人，严厉而缺少温情，对儿子细腻的灵魂视而不见，父子从未走进过彼此的内心。卡夫卡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历数几十年父权给自己造成的痛苦，不过这封信只是写写，他没有勇气交给父亲，在日后写就的小说《审判》等作品中，也都有父亲威严的影子。

如果卡夫卡活下来

如同许多德语文化熏陶出来的大师，卡氏对感情是很克制的，克制的结果是思想和艺术的提升，尼采、贝多芬、海涅莫不如此。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两度退婚，始终生活在孤独的内心中，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对父亲的恐惧。1912年他结识布罗德的远房亲戚菲丽丝，而后5年两人通信达300多封，两度订婚又退婚。1920年卡氏爱上了一贫如洗的酒店女招待尤利娅，两人同居并商量婚期，可遭到卡父严词反对。有读者认为，卡氏若能成家过上安宁的中产阶级生活，他那颗动荡不安的心也许会有归宿感。

这只是善良的愿望，卡氏本人对自己需要什么，更需要什么非常清楚，他习惯于生活在自我当中，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灵魂宫殿，尽管这宫殿因为缺少女人而不算完美，可他也深知并非任何一个女人都能成为玫瑰。要知道在俗世，有的女人貌似玫瑰，实际上没有花朵只有荆棘。他不愿冒这个风险，宁可让寂寞的宫殿空响回音。其实对于卡夫卡的人生结局，卡粉们有过各种设想，美国当代大作家菲利普·罗思（1933—）也是卡粉之一，40岁那年他陷入人生低谷，对着卡夫卡40岁时拍的照片，写了篇小说《如果卡夫卡活下来》，假定卡夫卡没死于结核病，又在30年代纳粹统治时期幸免于难，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结论很简单，凡夫一个。这小说写的是卡夫卡，同时也有罗思自己的影子在里面。

在罗思看来，艺术家是有天命的，艺术家与老百姓的区别在于，艺术家遵循内心的愿望而活着，老百姓更愿意随遇而安。罗思也是犹太人，与卡夫卡一样对生命悲剧具有天然的感悟力，他明白肉体的卡夫卡被结核病菌吞噬了，但精神的卡夫卡却透过小虫子的眼睛，审视着后续的历史，反过来如果肉体的卡夫卡活下来，逃过了奥斯维辛，如《美国》里的罗斯曼一样，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北美大陆，至多也只是个有钱的犹太房东，我们更需要卡夫卡还是更需要房东？房东有成千上万，卡夫卡只有一个，这是他的价值。

1924年，卡夫卡在布拉格的一家疗养院去世，直接死因是饥饿，因喉结核恶化无法进食，而当时输液疗法尚未普及。他曾在小说《饥饿艺术家》里，用寓言手法描述一位艺人在广场上绝食，身边聚集着许多围观者。那些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绝食，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后来终于有个人鼓起勇气问，您为什么要绝食呢？“因为，”饥饿的艺人微微抬起头说，“因为，我找不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如果能找到，我不会做这种傻事，我也会像你们一样，把自己喂得饱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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