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为何成为契诃夫？

契诃夫为何成为契诃夫？

文｜费蜀黍

原编者按：

作为全球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契诃夫本人一直给人一种非常神秘的感官体验。他的创作量惊人，短篇小说出十几卷，也的确佩服契诃夫的想象力。而且每一篇还都写得客观真实，意味深长。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在获奖时被还被赞为“当代女契诃夫”，可想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的地位。那究竟契诃夫为何成为契诃夫？如果要追根溯源，并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然而纵观契诃夫整个人生轨迹，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 契诃夫为众人朗读《海鸥》

在19世纪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学圈中，俄国文学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文学，由于异域风情，常如约翰逊博士所言那种“并不精彩，可是居然讲完了，令人吃惊。”的感觉，屠格涅夫则是当时俄国文学的代表作家，而契诃夫是谁？注脚中并未有太多描述。19世纪的人们阅读习惯仍然是冗长的故事叙述和技术层面看“写得好”的小说，自从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来临，短篇小说的阅读习惯和欣赏方式可谓是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阅读界对于纯文学的回归也变得更加深入。

契诃夫是如何走上文学生涯的？

说到契诃夫是如何走上文学生涯，还得多亏他的父亲。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是个愚蠢而又自私的蛮夫，这个“给契诃夫家人生活增添重负”（毛姆语）的人，在契诃夫约5岁的时候便用拳脚功夫教育着我们后来的大文豪。据契诃夫说自己后来的肺结核就是儿时挨打落下的病根。由于父亲身性贪婪，固然家里经济情况堪忧，年幼的契诃夫只能自力更生。

△青年契诃夫

起初通过给差生补习换取三个卢布的微薄收入，但这些钱对于整个家庭的开支而言仍然少得可怜，不过契诃夫天生拥有即兴编故事的天赋，虽然最初投稿并非为了获名，只为多挣一些生活费，但契诃夫在投稿这件事上确实比其他人运气许多。《彼得堡公报》交给他一份每周交一篇小说的撰稿工作，随后的5年内，契诃夫写了三百篇不同题材的短篇小说！无心插柳为自己打稳了写小说的功底，这些作品当然都是为了生活而粗制滥造的内容，但这个开端想必十年前做过广告文案，现在在家待业的朋友多少有些体会。

虽说契诃夫写了许多短篇小说，而他一直以来都励志以成为一名医生为人生梦想。鲁迅是弃医从文，而契诃夫从文只是因为文学带给他的人生惊喜远大于医学。用契诃夫自己的话来说：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而文学只是我的情人。然而文学这位情人却最终成就了契诃夫当时的所有名誉，而“合法的妻子”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一次他去彼得堡，发现作为短篇小说家的他已经在圈里极富盛名，更为丰厚的稿酬也让这个励志要做医生的年轻人最终只在医院里工作过三个月，其余时间除了免费替病人治病（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时常不太友好），剩下的不是在写作，便是在遭受肺结核的折磨。

有人说中国人了解契诃夫，多半是看他的小说。而欧洲人了解契诃夫，多半是看他的剧本。契诃夫小说改编的剧本在国外舞台上是经久不衰的作品，但他一生并没有写过几部剧本。由于剧本创作，契诃夫认识了他的妻子，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奥尔佳·克尼帕。在契诃夫病情急转直下的时候，年轻的娇妻还一直在催促他写一部轻喜剧。为了取悦爱妻，契诃夫在重病中继续创作，据说每天他只能写四行，但是仍然坚持写作，终于，伟大的《樱桃园》问世。很多人在事后指责奥尔佳的行为，但是也有许多读过《樱桃园》的读者，认为没有奥尔佳，将不会读到如此的佳作。

△契诃夫与妻子

契诃夫一直以来珍爱着自己的妻子，病中坚持为爱妻写作是其一，即使临终前也在动用他即兴编笑话的天赋，逗爱妻狂笑。而那天吃完晚饭后，契诃夫肺结核情况急剧恶化，享年四十四岁。

许多研究契诃夫的专家都将契诃夫的人生分为前后两段，除去牙牙学语，还未被父亲挨打的4年，前半段20年是契诃夫寄人篱下、遭受苦难的20年。而后20年，则是他事业高升，病情加重的20年。就此契诃夫用一个对等的数字，戏剧般地完成了人生的逆袭与病情的恶化。

契诃夫是如何写作的？

有史料记载，当时有个朋友正发现契诃夫在抄写托尔斯泰的小说，便问他何故，他说自己在重写这部小说。朋友大吃一惊，问他凭什么篡改大师的作品？契诃夫说这只是练练手。有人说契诃夫的俄文原文写得简单、清楚又简练，已经达到了短篇小说的极致。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契诃夫眼里，短篇小说就应该把“任何无关的东西都狠心删掉！如果在第一章里你提到墙上挂了把枪，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就一定得放一枪。”

读契诃夫的小说时常会觉得没有开头和结尾，因为他早就把他们删了。所以如果写的是一篇悲剧爱情故事，基本会被他删减成：“他们情窦初开便坠入爱河，结为夫妇，终至不幸的结局。”而契诃夫还会很自豪地对你说“你看看身边，事实就是如此。”

他还说作者绝不要描述没有亲身体会的感情，这一点对于那些极富想象力和洞察力的作者来说简直可以称得上无耻，但是作为契诃夫，生前免费做医生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也让他足够有勇气说出这样傲娇的话来。

用毛姆的话来说，“契诃夫的小说一直在有意识的回避跌宕起伏的情节。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红尘俗世里的芸芸众生，不是那种跑到北极，滚下冰山的探险家，而是那些朝九晚五，和老婆拌嘴，吃饭喝汤的普通人。”因为契诃夫最为反对的就是那种：“精彩的故事，就应该挪用公款或者收受贿赂，虐待老婆，欺骗配偶，每餐粗茶淡饭也要搞得意义深远。这样一来，小说就变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或者倒霉不幸的家庭生活之象征。”

科特林斯基曾这样评价契诃夫：说“他冷静得无与伦比，能超越个人悲喜，洞察一切。他不用去爱也能仁慈大方；不用喜欢也能温柔同情，不指望感激也能施惠于人。“所以后世许多人都将这个口中传颂的契诃夫冠以“悉达多”的圣誉。在我看来，他只是将医生的那种冷静观察、揣度推测的方式运用到了写作上，这自然也是他作为“江湖郎中”的职业素养，如此跨界却造就了他文学上的成功。

小说家到底需要做什么？

其实蜀黍以上的这些内容都是出自毛姆的《观点》P138-153。写作此文前段时间刚好也参加了译文出版社的一个活动，听了2个小时，现场的专家学者口中的内容几乎不出毛姆之左。可想前一天晚上他们是否又重新温习了一遍毛姆的说辞。

在《观点》中毛姆用了整整十几页的篇幅为我等读者讲述了契诃夫的生平，并在文末抛出了这个问题：作者写作是否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注时代和社会？契诃夫自己对这个问题就有话说。他说：作家的责任就是叙述事实然后全部交给读者，让他们去定夺该如何处置。因为具体问题有专家去处理；专家的职责就是判断社会的好坏，资本主义该何去何从，以及酗酒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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