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读卡夫卡：从一个蛋开始

徐则臣读卡夫卡：从一个蛋开始

今年十月，在德国波恩大学我的小说朗诵会上，我被问及的问题之一是：偶像是谁？这些老师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的写作？我回答：偶像是我喜欢的作家，未必影响我的写作；而影响我的老师，未必是我的偶像。比如德语作家卡夫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大概百分之八十的作家都是他的门生，毫无疑问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但我就是喜欢不起来。

卡夫卡的伟大毋庸置疑，想必稍通文学者都知道。但是他干、冷、硬，仿如偏执阴郁的骨骼和石头，至少对我这个不懂德语的读者来说，看中译本我本能地抗拒他的汉语表达。他的语言吃到嘴里硬邦邦的，咽下去很不舒服。我总想，他为什么就不能温润一点？为什么就不会笑一笑呢？我所见过的卡夫卡的照片，一例板着脸，拘谨和恐惧在上面结了冰。这当然只能是假设，如果他蓬勃温暖、放旷自如，卡夫卡就不再是卡夫卡了。

十年前我刚开始写作时，和所有的学徒一样饕餮大师。打眼我就知道卡夫卡不合我胃口，不过还是咬牙切齿地啃完了他的主要作品。我想知道一个阴郁的人如何写作，一个把小说带进“现代”之境的大师如何表达他的现代感。我相信我看出了卡夫卡的确在从事一种迥异于前人的文学，我也相信我的确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因为我当时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习惯于把《变形记》、《在流放地》、《城堡》、《诉讼》等名著深沉地挂在嘴上。我同样确信我的言必称卡夫卡不仅仅源于虚荣和卖弄，而是我看懂了——多么难看的小说我看懂了。这个恐惧的人、胆怯的人、内心极度敏感和脆弱的人，这个惶惶不可终日了无自信的人，这个无视浩大的生活只愿意钻进内心的地洞的人，我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一个人可以这样，内在的情感和故事逻辑对我没有障碍，我想，噢，这就是现代主义，从繁华、强硬、动荡和非理性的世界中退守自我的渺茫卑微的个体。所以，在向别人陈述卡夫卡时，我可以用比卡夫卡还要抽象的汉语来自圆其说。

看过了，我以为我懂了，而且不喜欢，于是很少重读。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系统地重读卡夫卡，是那种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的读，还是不喜欢，依然觉得他的汉语表达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缺少亲和力，但读之心惊，或者说，愈发心惊。

年过三十，不再是围墙内心无挂碍的学生，一个人所可能面对的生活正逐渐完整地向我扑来，以不同的方式，凶猛如野兽。我突然要面临工作、家庭、亲人、朋友、领导、权威、体制、社会关系、欲望、发展、伸张、绝望、犹豫、决定、决绝，等等，其琐碎复杂和利害关系让我越发体会了一个人的无奈、惶恐和急欲隐遁的冲动。我意识到先前对卡夫卡的理解是多么单薄和清浅，那不过是一个生活在生活之外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照本宣科的理解，局限于文学之内，就事论事，是一种更接近于空对空的思维层面的游戏，缺少了与寄身的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之间的张力，更少了一份与生活迎面时粗砺地磨擦和撕扯的切肤之痛。二十岁时我更多地看见卡夫卡和他的人物，孤寂、惶恐、胆战心惊；三十岁之后我不仅看见伟大的作者和他的人物，更看见了他们面前咫尺之遥的黑魆魆的世界，庞大、高耸，连绵不绝，这个世界只需要沉默就可以让你喘不过来气，它黑暗、冷漠地压迫你，直到你承认了自己之小，直到你退守到消瘦的躯壳里，退守到在内心掘出的地洞里。

也许卡夫卡处之极端，一个人不必要如此惊慌失措地溃败，一个人有足够的理由强悍起来，像擎天巨柱一样与世界分庭抗礼。我相信，这世上不乏可以乾坤倒转的巨人，但我现在，更愿意在沉默和悲伤的时候把自己想像成卡夫卡和他笔下的人物，毕竟沉默和悲伤的时候更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其败连连。如果你面临挤压，如果你常常对生活束手无策，如果你所有的事都超乎寻常地难以完成，如果你伸出两只手却感到力气空空荡荡，你就可以真正地理解卡夫卡了。

——这感觉多半发生在你独自面对世界之后，比如我，三十岁之后开始体会到断断续续的无力和虚弱。

而这样的文学大概也只会发生在二十世纪及其以后，在一个卢梭痛恨的“文明世界”里，人可能会极其强大，人更可能极端脆弱。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如此紧张、错乱的内心只在霍桑和爱伦·坡的小说里稍稍出现过。但我们得承认，霍桑和坡的小说里世界作为庞然大物其实只是一个淡远的背景，而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世界几乎成了主角，其实正是主角，它是人的最可怕的敌人，通常战无不胜。至少在卡夫卡那里是这样。对卡夫卡来说，所有的道路都可能是一条绊脚的绳索，一不小心就会被放倒。在二十世纪之前，人和世界基本上还能以各自最自然的身份和谐相处。世界守着它本真状态，更接近大自然本身。它有无数迷，人也在尽力破解，但人与世界之间有的只是从容、缓慢、优雅的互动。但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和文明让人类的行动有了加速度，开发和改变世界堪称穷凶极恶。一个自然的世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越来越人为、人造化的世界，人类的意志正在最大限度地投射进世界的镜像中，世界成了无数个人的庞杂巨大的复合体。这其中似乎产生了一个吊诡的事实：当人类能够充分地操控世界时，作为个体的人，反倒越发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

由此，是否可以绕口令似的得出如下结论：人类越强大，人就越渺小；因为更大的、全人类的意志的集合体已经有能力主宰、扭曲和异化作为个体的意志。在卡夫卡这里我们看得十分清楚，他恐惧的并非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而是一个人造的世界。对他来说，所有的人共同设置了一个叫“世界”坚硬的庞然大物，作为个体的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脆弱的、无力的，像一个岌岌可危的蛋。

日本的村上春树在以色列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在答谢辞中狡猾地表明了他在巴以问题中的立场，他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他说这堵墙叫“体制”，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是那只“蛋”。好了，我们完全可以继续理解，世界正是那“高墙”，而这“墙”毫无疑问是由无数的“蛋”打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其实是无数个蛋堆积成了高墙。蛋成了墙，作为个体的蛋依然只能是蛋，如果它撞过去，结果可想而知。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卡夫卡在小说中反复描绘的，正是一个蛋面对一座高墙时的图景。它是一个隐喻，更是每个人最真实的境遇——卡夫卡的，我的，我们的，所有面对黑暗高耸的世界不知所措的那些人的。

——在我们的卡夫卡式的时代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在从一个蛋开始。

2009-11-28知春里

（原载《随笔》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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