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托尔斯泰上了道德的当

陈丹青：托尔斯泰上了道德的当

1910年的11月20日，俄国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小站的站长室里孤独去世。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他本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一百年后，一个名叫从陈丹青的中国人远赴俄罗斯，寻着旧日的足迹，探访了这位他神交已久的艺术前辈……

1

莫斯科托尔斯泰街的托尔斯泰故居，已看不出当年的格局了。木质的墙仍然完整围合着他家的院子，临街就能望见树阴下那幢漆成黄绿色的单幢宅邸。进门向里望，比海顿贝多芬故居的内院至少大十余倍，林木森森，几乎是座公园。面向林子留几排长木凳，一位年迈的园丁正给花丛洒水，水珠闪动着正午的阳光。林边浓阴下一座小小的有白色廊柱的房子，里面顶多几平米大，我猜托尔斯泰有时会独自躲在里面坐坐。

几位老太太接待来客——如我在德语国家所见，俄国美术馆纪念馆的职员都是老妇人——像是长久借住的穷亲戚，她们在故居局促的小门洞里彼此提醒着，妨碍着，走进走出，以俄国人格外缓慢认真的态度吩咐进馆的规矩，再三关照访客先从门边一只大筐子里取出巨大的带着绳索的橡胶鞋，套在鞋上，然后踩着年深月久的地板，验票进入。此后在圣彼得堡拜访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的故居，去图拉省亚斯那亚？波里亚那托尔斯泰庄园老宅，门口都搁着相同的大筐，放满大橡胶鞋。

少年时被领进年迈的名画家的门厅，又兴奋，又紧张，主人就坐在哪间房间的深处，老苍苍的嗓音传出来：哪位呀。契柯夫或高尔基想必时常进这门洞，见了主人，照俄国风俗彼此抱抱，两边腮帮子吻一吻，弄出匝吧声来……与维也纳几位音乐家几乎撤空的故居不同，这里放满主人和眷属的物件，所有摆设就像全家还在这里过日子——我走进十九世纪了：迎向门洞的第一间是餐室，长长的餐桌排开二十多副盘碟，天顶垂下雕花的煤气吊灯；偏房的钢琴和沙发上端挂着小画，儿童室临窗的小桌放着玩具、剪贴本、小画书、小圣像，孩子与褓姆的小床被屏风搁开；每个窗户可以看见院子里的碧树，宽厚的俄罗斯窗台搁着盆载。二楼正厅很大，大三角钢琴边的考究木架的隔层，平放着海顿和萧邦的乐谱，近旁的餐桌铺着手锈花边的俄罗斯桌布，内厅显然是全家与客人闲聚聊天的房间，贵重的地毯、圈椅、帏幔、烛台，图案繁复的墙面一幅挨一幅挂着尺寸不小的油画，有列宾为托尔斯泰夫人及女儿画的肖像。走道衣柜里悬挂着几件夫人的盛装，被小灯照亮，过道左右七八间小房间有床，有桌，有圣像，有书柜，还有我从未见过的摆设，他的十多位子女们就睡这儿吗？真是一大户人家。

革命、内战、二战、漫长的苏维埃……这里从未变动过休整过么，仿佛与岁月无涉，暗沉沉的故居凝重而安然，每间屋子带着天长地久的神态。上一世纪的所有物件都是长久使用的，被无数次抚摸过，摆在各自的位置上，既当心，又家常，凝着沉静的光泽。尽管他是贵族，尽管他所过的日子在他的阶级真是俭朴的，但像这样的家居，即便在纽约的老牌的富贵人家那里，也是一流的陈设，是我在欧美古董店看熟的风格与材质，虽说过时了，不再制作了，但是结实耐用，手工细巧，银器、铜器、细瓷、丝绒、精制的麻、皮面的精装本、好看的十九世纪版画……豪华地朴素着，看过去安详而懂事，蕴蓄着那时代令人依恋的物质的体温。小案桌簇拥的老照片配着各种银框子，照片里都是长胡子的老头，我只认得列宾，涅克拉索夫，还有托尔斯泰自己。好几个角落放着主人的大小雕像，如中国人形塑鲁迅似地，竞相弄得他那张脸又深沉，又伟大。托尔斯泰早知道自己太著名，太重要了，他天天瞧着自己那副模样吗，带着一部大胡子。他年轻时嫌自己难看，为之苦恼，可是一辈子花好多时间站着坐着摆姿势，凝视着为他画像雕塑的人，就象他不放过一个细节，望着他望见的一切，心里开始揣想：

“庭长是个又高又胖的人，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成了家，可是过着极其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一样……他扣上门，从文件柜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回，然后把哑玲举过头顶，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再也没有一种办法像洗沐浴和做体操这样能保持人的元气了，”他暗想，用那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了摸右臂上部一大团绷紧的肌肉……”

咦！这位全知全息的动物：这是他自己还是那位法官？是他看见的还是他想象的？我猜他走笔至此，得意起来，如亲眼看见，或给他亲自逮着，当场揭穿：

““升堂！”大家站起来。法官们陆续登上法庭的高台……第三名法官是永远迟到的玛特维·尼基契奇。他患胃炎，遵照医嘱从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眼前他就在占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起到他的圈椅那儿他所走的步数可以用三除尽而没有余数，那么新疗法就治得好他的病，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他的步数本来应该是二十六，可是他故意把步子放小，正好在二十七步的时候走到了他的圈椅跟前。”

这是小说《复活》的片段，小时候读到，兀自发笑，而且，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懂事了，虽不知懂了什么事——1882年到1901年，托尔斯泰带着全家迁来莫斯科，时在他56岁到73岁间，《伊凡·伊里奇之死》与《复活》是在这间屋子里写成的。评家们说及这段光景，就开始摇头摆尾阐述他怎样经历晚年思想的“深刻转变”，俄罗斯又怎样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可我只顾记得他描述同事们到伊里奇家吊丧，彼此在走道轻声交谈着，每人的眼睛都在说：“伊里奇死了，但不是我。”读着，我又发笑而惊异，并且严肃起来，虽不知为了什么严肃：在他人的丧仪中我不也闪过同样的念头吗——缓缓走到二楼走廊的尽头，左手墙边搁着一辆十九世纪的脚踏车，右手一间低矮的，墙面漆成绿色的书房，静悄悄的，窗户向着后院的大树阴：早在柯拉姆斯柯伊的画中知道这是托尔斯泰写作的房间，现在明白是在全楼深处的背静地方，可以躲开家人，藏身写作。一根丝绒绳子拦着门口，我站定了看：沿墙的大皮沙发落一绣枕，想是他写累了，躺靠躺靠。临窗那只橡木的、有小小雕花木栏杆围绕的大书桌面，摆着贵重的皮垫、笔具、镇纸、文件夹和一对烛台，他就趴在这桌面上写旧俄职员伊里奇怎样两腿伸伸好，随即嚥气了，还详详细细写那庞大的囚徒队伍怎样被押出牢监，上路去向西伯利亚：

“大门轰隆隆地推开了，铁链的丁当声变得更响，身穿白军服、肩上扛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来，在大门边排成整齐的大半圆形……男犯人开始成双成对走出来，剃了头发的脑袋上戴着薄饼般的帽子，脚上锁着铁镣，一律穿着同样的灰色长裤和大衣，大衣背上缝着一块方布。他们起劲地甩搭着胳膊，倒好像准备走到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似的，可是只走出十多步就站住了，顺从地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依此站好……随后走出来的是由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随后是女犯人，也按四人一排站好，带头的是女苦役犯，随后是女流刑犯，以及自愿随同丈夫一起上路的女人……”

记得第三遍读到这一段，我在纽约，二十多年前，夜里，在床上读，安静地流泪。现在瞧着这间低矮的绿房间，缓缓地，并非故意，我看见四人一排的囚犯，又想起苏维埃时期的阿赫玛托娃去监狱探望儿子，苦候探监的行列中一位嘴唇泛青的女子惨然问她：你会写出这场面吗？诗人回答：我会——后来在纽约读到《古拉格群岛》，透不过气来：世界文学，经典的经典，我以为，是如俄国人那般描写监狱和人犯。这描写，在托尔斯泰，在这间僻静书房的书案上，早经大规模展开。

钢琴声！浑浊而清晰，不响亮，莫非是托尔斯泰的弹奏录音吗？赶紧轻轻穿过走廊，循声而去，果然。前厅有一群也来参观的高中女孩懒洋洋站开，围着女老师，听墙沿一枚老式机器发出那种初期录音的单声道的萧邦，老人家弹得好慎重，一句句小心连接着，大约知道是在录音，我不能感动，不知是在听萧邦还是托尔斯泰——传说他弹萧邦，眼泪流下来，自言自语：这畜生——琴声止息，师生们仍然伫立着：老人家说话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嗓音么？嗓音活到现在：不急不缓，中音，吐字有点生硬，音调也很认真而老实。我一句不懂，在孩子们脸上猜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像是讲演，但不高昂，我疑惑着，正不知如何感动，录音完结了。

故居门房出售各种薄薄的纪念册或图片，我喜欢看见这些廉价的过时的印制品，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渴望得到的苏联画册。在老来的照片中他总是阴沉着脸，惦记着内心的什么念头。买了一幅列宾于1909年为托尔斯泰描绘的从未发表过的肖像的图片：老人僵在一尊浅红色的高背沙发里，老得只能瞪着眼，苍蓝眼珠因为年迈，转为清灰：所有他的晚期照片都不像这幅肖像那般透露了他的伟大的苍老，这次他不再是描述者，如他看透别人那般，被列宾看透了。

1909年他已从莫斯科迁回故乡雅斯那亚·波里亚那，翌年就去世了。我将去那里找他的坟墓。今年他逝世一百周年。

2

自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夜车，大约九点始发。听着隆隆车轮声，趁了迟迟向晚的北国夕照，我在车厢连接处呆看铁路两边的林野，直看到暮色昏沉。这次不能去俄罗斯乡村了，窗外春夏之交的农田正当以上描述的时节。快速掠过的树丛间隙，村落、牧场、庄稼、草垛……比列维坦风景画更忧郁，更壮阔。城里人告诉我，今日俄罗斯乡村为变革所遗弃，农民仍然贫困。一百多年前，为农民的穷苦所煎熬，老托尔斯泰几乎疯了。可是每写到乡巴佬，除了取之不竭的妇人之仁，他所沉溺的快感其实是在文学：

“你们过得好不好？”聂赫留朵夫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们的生活糟透了，”健谈的老人仿佛感到愉快似地拖长声音说“那你们吃什么？”“吃什么？我们的吃食好得很。头一道菜是面包加克瓦斯，第二道菜是克瓦斯加面包，”老太婆笑着说，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那个瘦女人，手里毫不费力地抱着面无血色、头上戴着用碎布缝成的小圆帽的娃娃。娃娃的显得苍老的小脸上老是露出一副古怪的笑容，不住地活动着他那使劲弯着的大拇指……“你过得怎么样？”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在要饭哟，”阿尼霞说着，哭起来。那个面容苍老的娃娃满脸笑容，扭动着他那像蚯蚓般的瘦腿。

在我落户的山村，在我枕下的《复活》中，我同时听见声调愉快而拖长的诉苦，看见扭曲的拇指和蚯蚓般的腿。草屋里，我们的头一道菜是米饭加辣椒，第二道菜是辣椒加米饭，饭后，我有托尔斯泰。我即将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我猜那里的田野哺育了托尔斯泰的慈悲与强健：

农妇们把耙掮在肩上，花枝招展，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一个粗野的，未经训练的女声蓦地唱起歌来，独自唱完了一支歌，随即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妇人们唱着歌开始走近列文了，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近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震撼着，合着那狂野的快乐的歌声的节拍，歌声里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

从莫斯科到图拉，天气大好，逾两小时。图拉市大广场站着列宁石像，石像对着三座古老的东正教教堂，昔年城堡墙下的园圃竖着小小的马克思雕像。全城景象凋敝，如改革开放前中国东北的市镇。沙俄时代这里即是兵工业重地，卫国战争期间屡遭轰炸。出城，又是广袤的绿野，行不及半小时，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了，时在上午九点。庄园尚未开放，公路右侧的入口竖着两座旧门楼，路左是一小村，带回廊的木屋、铁皮屋顶的仓房、荒草中被弃置的老式拖拉机，我看见苏维埃公社的遗风了。村庄深处，雄鸡啼叫，艳阳照着空旷的公路，四外鸟雀啁啾，初夏的温热的草木，清香扑鼻——当年托尔斯泰一家人从这条大道坐马车去莫斯科，要走多久啊，这里完全是乡下。

庄园入口的长栏杆收起了，朝里一望，委实吃惊：如果不被公路隔开，放眼展望，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每一方位伸向大地边际，望不见尽头。正前方长长的林荫道，右侧森林，左侧大湖，远岸漫坡散布的田舍，都望不到边，惟在蔚蓝天幕下密密层层展开初夏的苍翠与浓荫——在欧美走访过几座私人庄园或带着田庄的旧时贵族宅邸，大归大，多少有目力所及的范围。眼下，仅一望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私产，他在我心中豁然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文学家，而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他一辈子的优越与苦恼，此刻被这万物滋长的土地，大规模证实了。

沿着林荫道由南向北走，道旁高高的白桦树顶须得全然仰面才能望见。战时德军占领这里，住在托尔斯泰家，砍伐树木，取暖过冬。郭沫若《访苏纪行》写道：1945年夏，西线战事尚酣，斯大林亲自电令在收复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主道两侧立即栽种白桦。那么，这一路高及苍穹的美树即是六十五年前的功德了。在被目光渐渐缩小的林荫尽头，犹如穿过碧绿的小洞，远远闪烁着那幢白房子，即是地主的家，从入口走去，总有一里路模样吧。途径花房，有点荒芜了，结着未熟透的番茄，稍一止步，飞蝇嗡嗡，林中到处凝着几乎呛人的树叶的芬芳。故居围满访客，交涉良久，不识俄语，很久我们才明白必须分批进入，先被放行的一群俄国青年已在背阴的门廊下从筐子里取橡胶鞋包裹脚面。

这故居外观朴素，朴素到无可描述。我先已在《国家地理》杂志1986年托尔斯泰专刊中看见过这幢白房子，格外记得那枚在露台上拍摄的照片：铺着白布的桌上放满托尔斯泰的早餐，面包、香肠、蜜罐、汤、咖啡、水果……他吃得真多啊，我想。从隔窗外看那十余平米的露台，年久失修，木地板搁着几张躺椅，此外空无一物，惟见稀疏的藤叶攀沿窗框：所有故居都被主人遗弃了。当年，俄国人不作兴开什么研讨会的，这露台，曾经目击盛世的文学。列宾对主人的愚蠢表示怜悯，就在这里么？高尔基惊异地发现，从托尔斯泰嘴里常听他清清楚楚说出再地道不过的乡俚村语，尤其是令雅人害臊的粗野脏话。

更密集的树林在故居背后围拢而展开了。老天！从未见过这么多双人合抱的巨树，最低的枝杈高达六七米，我像置身由树顶笼罩的苍穹。等在庞大凉爽的浓荫中，林中小径持续有人返回，说是穿过林子那一端，即是主人的墓。造访计划总会临时更改，原先设想是从故居出来后寻访那座草墓，现在既是等着，俄人行事又那样地慢而认真，看来只得提前了——也在那期杂志的图片中，我预先看见了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碑、台座，没有任何装饰，只一垅狭长的草泥，隐在林下。还有比这更朴素而谦逊的一座坟么？关于落葬地点的传说更早读到过，记不确了，似乎是主人幼年听长辈说起林中的绿棍子，及长，嘱咐家人，死后葬在那里。

穿过树林多么愉快。希什金画中的参天巨树绝非虚张声势，俄国的树为什么这般高大，且仿佛深谙长篇文学。树身枝干的矗立与伸张，简直提纲挈领，随即从容蔓延，纵意舒展，旁支斜出而纵横交集，铺开来，高上去，居然启承转合了。高尔基有一回来访，看见主人默默仰视风中摇撼的大树，不敢惊动，良久，老人自言自语：多大的力量啊！今日大晴，高树微风，初夏的绿叶绿到那般铺张浪费，我怀疑眼目几乎因这漫天的翠叶而染成绿色了。林子外是一宽阔的村道，行不远，道旁小径口竖一铁牌，标有指向墓地的英文说明。折入小径，一片低矮的树林，绿叶拂面，树影细碎，周围僻静下来。那草坟不远了么？不知是在当时还是此刻，我念及托尔斯泰细细描述将死之人的片段了：

“我恐怕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非常清楚地说，好像要把话从自己胸中挤出来一样。他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把眼睛向上望……“我要去了，”他又说。

踩着沙石路，两旁密匝匝枝条细嫩的小树，我想不出那坟在林中什么方位。有位父亲推着童车中的小孩迎面走来，满身绿荫，接着是几位高中生，绿着紫白的脸，个个生着雀斑。他们不像本地人，显然看过墓地而折返了，我愿他们都读过托尔斯泰。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列文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因为我要去了，”他重复说，好像他很喜欢这句话似的。“完了。”

玛利亚·尼珂拉叶夫纳走上前去。“你还是躺下来好，那样你就会舒服些，”她说。

“我马上就会躺下的，”他低低地说，“死了！”他嘲笑地，愤怒地说。“哦，你们要高兴地话，扶我躺下去也好。”

走出低矮的林子，小径继续向前，森然高举的橡树、菩提、白桦，不再那么粗大茂密，天色透亮了，我像在陌生村道上愉快迷失的人，一时忘了这里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牧师读完了祈祷文，把十字架在冰冷的前额上放了一下，随后慢慢地把它包在圣带里，静默地又站了两分钟之后，触了触那变冷的巨大的没有血色的手。

图像与现场总归两样的，现场没有预告，没有构图，全是树，中间一条路。我走着，沿路环顾，巡看的目光触及右边已经走过的一小块草地，再一看，草地上停着那座坟。

“他去了，”牧师说着，想要走开去；但是突然死人的仿佛黏在一起的髭须微微在动，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从他胸膛深处发出的尖锐而清楚的声音：“还没有……快啦。”

不该提前看见那幅图片。记忆下载了它，储存着，很多年来我便认定托尔斯泰的墓是“那样的”，现在眼前的小草坪完全不一样。我轻微地懊恼了。为什么要一样呢，我宽慰自己。低矮的草坟，高约一尺，直接连着地面，墓体周边大约两尺见方的干净泥地被仔细铲平，踩硬了，隔开包围坟墓的青草，青草蔓延到砂路的半圆形边缘，有一组干枯的、恐怕是去年的细树枝一弯一弯连接成低低的栅栏，如乡村贫户的自留地边界。在栅栏边站定了，我迟疑着，不知该不该跨入草地，趋近长方形的土墩。走得热了。林中蚊蝇环绕飞舞，不多时，

头皮脚髁就被叮得痒起来。那土墩——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坟墓——离我两三米远，坟面与周身严严实实地裹着隔年的、折成均等长度的柏树叶，每一簇柏叶稍稍交叠，紧挨着，顺着坟的四边有顺序地排列、转折、包拢，远看过去，草坟通体毛茸茸的，间着柏叶的杂色：浅褐、枯黄，或微微带霜似的灰青，密集叶缝中藏着枯萎干瘪的柏仔和小白花。如在贝多芬、舒伯特墓前，我心里怎样也难搜索什么念头，只是如愿以偿，快意地发呆，同时挠着被叮咬的痒处，掏出本子、铅笔，仿佛履行一件总得做做的事，画那草坟与环伺周围的密林。

林中传来成群的孩子的清脆俄语。不久，十几位男女中学生蹿进草坪，走动拍照，托尔斯泰一声不响，躺着，由他们玩耍。我挠着痒，继续勾画，待孩子们呼啸而去，停了笔，跨进草坪，走到坟前，绕着土墩走走停停，伸手摁了摁包裹坟头的柏叶，非常结实，不可移动，不知由什么法子固定着，想是有经验的农夫仔细操弄的。这是一座生态的坟，冬日为白雪覆盖，春夏青草怒长，会淹没它，暴雨时，想必草泥狼籍，它须要常年的照料。通常的墓，人以平行的视线注视竖立的碑面，这草坟这么低矮地躺着，比死床的位置还要低，就在脚边。我俯看着，不确定托尔斯泰的头部是在哪一端，蹲下身去，选了偏向林子的一端，我再摁了摁结实的柏叶层，自以为抚摸了托尔斯泰的脑袋，掌心布满柔软的叶针：喂，先生，我从小读你的书，这些日子又在读呢。默念着，自己也觉得像在背书。百年来墓地周围的植被与地形，应有变化，当年葬礼，上万人浩浩荡荡跟来，想是途经我走过的小径，落葬的一刻，众人下跪。那时托尔斯泰已是高度危险的人物，队列中有骑马监视的沙皇宪兵。“跪下！”有人朝宪兵厉声喝道。兵们于是下马屈膝。

那天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一座修道院侧——多么凄凉优美的修道院——我们拜访了季赫温墓院：陀思妥耶夫斯基、柴科夫斯基、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格拉祖诺夫、斯塔索夫、鲁宾斯坦……二十多位俄罗斯名人葬在那里，每一座都仿照十九世纪维也纳或巴黎的坟墓，墓石重重，饰满雕刻，碑面前后刻着铭文，有诗，有格言，有墓主生卒的年份。我明白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林中土墩是顶顶骄傲的一座坟。

正午时分，经看守严厉关照不得拍照，我们进了主人的故居。先看故居再看坟，或者相反，感想会不同么？挤在一屋子各国访客中，心里是才刚离开的那枚草坟。站在坟前时，空无一念，此刻略微神不守舍了。这里是主人在莫斯科故居的放大版：更大的钢琴，更长的沙发，更多油画，更豪华的地毯与帷幔，更敞亮的窗台，每个阔窗台停着正巧合适的乡村鲜花，每间屋子总有几尊主人的大小塑像。大餐桌曾经坐着屠格涅夫、契诃夫、列宾、高尔基，从门廊过道到楼上楼下，随处书架，塞满旧书，我能辨读的只一册老子《道德经》。那么多书百年不曾取阅，已是文物，不是书了。

我的汉译本《战争与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此刻正搁在莫斯科旅舍的枕边，每天读，读罢的那页，页面折一三角。听不懂讲解，不知这两本长篇写在那间房间，哪个桌案。靠里一间小房间，顶梁木倾斜着，像是阁楼，人群停了很久，聆听讲说。忽然想起列宾一幅神采奕奕的素描，穿着农民衬衫的托尔斯泰曲一条腿，垫在另一条腿下，一脸胡子埋头写，那画中的小房似曾相似，正像这一间。家里儿女成群，如莫斯科故居二楼朝里的那间房，他总喜欢躲在背静的角落里写。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会诞生托尔斯泰的文学。广袤，丰饶，气象万千，每棵树有如长篇。如托尔斯泰那样的长篇，巨大的人格，人格在内里，然而还须空间。福克纳说，给我纸与铅笔，我就能写。是的，能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地主，不是伯爵，隐在公寓里暗暗地写；契诃夫是个医生，他说给他一个烟盒，即成短篇，但他没有田产与庄园。遥想青年托尔斯泰婚后，在这里，在面向林木的露台每天吃过早餐，开写奥斯特里兹与鲍罗既诺的辽阔战场，指点亚历山大与拿破仑如何致书通问，如何堂皇地翻脸，而安德烈停在面朝花园的窗前，无意听见楼上的少女深宵倾谈。托尔斯泰笔下的几位贵族无不与四乡农民德怨夹缠，想来取材于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带乡村改革的奢侈实验。他决定自杀，日记里说是清晨望见朝露，又弃了死念。晚年为生民疾苦折磨自己，却留着骑马的积习，他实在有的是土地随时纵马绕一大圈。列宾画他在自家的田亩耕作，那扶犁的姿势，又生疏，又享受，他还自己做鞋。如曹雪芹对植物器品百科全书般的精熟，托尔斯泰数落庄稼与农事，如叙家常。他自始懂得什么是厚重与质朴，草根流浪汉高尔基喜用缀满形容词的长句，托尔斯泰笑他，流浪汉问他该怎么写，他说，譬如，“下雨了。”多么简单，一个地主的语言。他真的是一位勤恳其事的地主，可是俄罗斯多少地主，惟托尔斯泰没有辜负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雨露。

从故居走出，漫步巡看大道西侧的仆役下房，南面的马厩，这方圆数十里在集体农庄时期怎样经营呢？解体了，定为国家博物馆，还是归政府养。沿林荫路回到出口，接连几辆长形房车依次开来，几位掖起婚纱的新娘下得车来，立刻和小伙子们做出迪斯科舞姿，放声大笑，然后走向林中故居。据说这里早已是新人们举办婚礼的上佳地点。

一百年前，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地主在寒夜逃走了。从故居摸黑走去大路边，得走很久啊，他居然记得折返家门口取那遗忘的帽子，也如写小说般，居然记下取帽的一笔，可敬而可怜。大路旁的小卖部出售一册连环画，画着老托尔斯泰从出走到死亡的十天：裹着别人的毛毯，如走丢的老人被领进车站警局，像个真的流浪汉，缩在陌生墙角的长椅上。被抬回故居时他已是尸体，不晓得停在今天到过的哪间房间。“还没有，快啦”，这是尼古拉的临终遗言——这才是文学啊，这才是文学——托尔斯泰在火车车厢里最后的话，倘若没记错，是病弱谵妄发脾气，说是世上很多人在受苦，你们却在这里照料一个叫托尔斯泰的人。

他上了道德的当，上得那般认真而情愿。他最后羁留的阿斯塔波娃车站站台有一枚老座钟，百年过去，迄今将指针停在托尔斯泰逝世的钟点。（节选自《华夏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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