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的凉州书写——以凉州“贤孝”对作家的影响为视角

雪漠的凉州书写

——以凉州“贤孝”对作家的影响为视角

◎赵学勇 郭大章

摘要：流行于凉州城乡的民间弹唱凉州贤孝，对雪漠的小说有着巨大的影响，既保持了创作时的“民间立场”，又凸显出了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时在思想内容上，显现出关注日常生活和宣扬大善精神的特点，影响到小说的叙事策略，让小说在紧张和悬念中，充满了贤孝般的苍凉，最后在追求利众精神与和平理念中，完成了生命的“终极超越”，从而以“地方路径”的方式，构成了西部地域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内涵。

雪漠自小生长于凉州，深受凉州文化的浸染和熏陶，其作品从品格的塑造到风格的形成，无不体现着凉州文化的特质，而这其中，凉州贤孝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凉州贤孝，是一种流行于凉州城乡的民间弹唱，属西部民歌范畴，大多由盲人携三弦自弹自唱，其形式，有点像苏州评弹，其内容和曲调，都自成一家。弹唱贤孝的盲人，被当地人称为“瞎仙”，或是“瞎贤”，前者夸其能为，后者敬其德行。贤孝倡导“贤”和“孝”，其内容主要是述颂古今英雄贤士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寓意惩恶扬善和喻时劝世，故名“贤孝”。贤孝对雪漠的影响很大：“要是没有贤孝的熏陶，也许就没有我的创作。”“我所有的小说里，都渗透了贤孝的魂，那是我生命中摆脱不了的气息。”然而，凉州贤孝对雪漠的创作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如何追溯雪漠作品中的“贤孝”因素，却至今未有论及。基于此，我们将以凉州贤孝为视角来考察雪漠的创作，在论及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的基础上，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等问题。

一 地域中的民间

凉州贤孝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中彰显的地域文化和民间立场。贤孝曲目，极其繁多，其内容更是无所不包。相较于正史源自史官的加工和剪裁，“贤孝是中国民间隐文化的载体”，“从贤孝中可能反映出西部民间文化，甚至中国民间文化的许多本真的东西”。雪漠是一位自觉地持守民间立场和关注“人民”的作家，他对不了解“人民”真实生活状况的作家持一种批评态度：“真正的人民，永远是值得敬畏的。当一个作家对真正的人民感到可笑时，只能说明他已经堕落。”“时下不少‘作家’的作品，多是无病呻吟的玩意儿……而老百姓的生活和疾苦，却很少触及。”据此，雪漠大声疾呼：“中国的老百姓太需要真正的作家了。”于是，雪漠便在创作中坚持着他的民间立场：葆有平民意识，呈现“民间”疾苦，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历史”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雪漠的民间立场来自于特定的地域，有其自身的地域归属。雪漠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西部大漠，沙漠腹地的沙湾，荒凉渺茫的黑戈壁，黄沙漫天的西北古道，无一不是雪漠小说的“主景”。这里风沙肆虐，土地贫瘠，呈现出一派苍茫恶劣的西部自然景观图像。此外，西部的民风民俗也是雪漠小说呈现的重点，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了解到西部大漠的居住饮食、穿戴服饰、民间信仰、方言俚语等。可以说，雪漠用小说的形式，揭开了覆于西部大漠身上的神秘面纱，原生态地还原着西部乡民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从作品中深切感受到一个真实的西部大漠，一个真实的凉州，其浓重的地域色彩扑面而来。

雪漠在谈及他的创作理由时说：“我想用我的笔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这其实很明白地喻示着他的民间立场：即站在农民的角度，来定格即将消失的农业文明。雪漠的这种平民意识，使他能够保持一种寻找民间生活“真相”的执著，自觉地将关注焦点下移，远离宏大主题，用农民的眼光拾取生活中不易被“正史”关注的生活细节，呈现乡土原生态生活的本真，以完成其对“民间”的建构。比如 《大漠祭》 便高度还原了腾格里沙漠一个村庄和一户农家一年间的日常生活，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不回避农民负担过重和大西北贫困的现状”，呈现出“生存的真实，甚至严峻的真实”。贤孝是底层百姓演绎底层百姓的故事，其中蕴藏着难能可贵的平等意识和苦难意识，“从严格意义上说，凉州贤孝是一部百姓的苦难史”。在雪漠的作品中，他不是以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农民进行嘲讽和批判，而是用一种平等的姿态对待民间的一切。鲁迅等知识分子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雪漠永远只是“哀其不幸”，而绝对没有“怒其不争”，他理解并尊重农民，赞赏他们身上美好的品质，他笔下的农民宽容坚韧，具有土地一般厚实的品格。

雪漠所有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苦难。在贫瘠的大漠中，底层农民的世界里充满了生存的艰辛。整个《大漠祭》中，“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所有的叙事角度都意涉苦难，表现出百姓生活的贫困和不易。《猎原》 呈现出的是大漠牧民的苦难史，他们在大漠寻梦，而所谓的“梦”，也只是“养命”罢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寻梦者，又都是梦想的破灭者和绝望者。

贤孝中的历史，是一种地域中的民间史，抑或说是民间中的地域史。雪漠的小说跟贤孝一样，正是通过“日常”和口述的方式来寻找真实的历史，而寻找到的其实是一种“民间史”抑或是“地域史”。《凉州词》 在贤孝和口述日常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一部凉州的“武林”秘史，雪漠站在“民间”的立场，不提供某种“历史”的定论，而是尽可能地描述出“历史”的丰富和复杂，不作任何评论和阐述，而是让读者去读出一个多样的“历史”世界，试图以此来还原“历史”的某种真实，当然，是民间的和地域的真实。

贤孝以西部民歌的形式展现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西部民歌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西部文化精神。凉州贤孝也深深地诠释着这一推断。”雪漠曾不止一次地肯定凉州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正因为拥有了这样一个文化宝库，我才显得很自信”，其小说带有一种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人们读我的小说时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的小说中蕴含了一种浓浓的地域文化意蕴。确实是这样，我的文学当中渗透了西部文化给我的滋养。”其中最明显的即是庄严的“生命”和有灵的“神话”。

雪漠有一个短篇小说 《新疆爷》，取材于真实故事，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凉州老者形象：他于新婚夜被马匪抓兵到新疆，而新媳妇却被他哥卖给了同村村民，后他逃兵回来，却毫无怨言，一生未娶，只是日里卖些水果，将所得的钱送给他以前的媳妇补贴家用。他啥也不为，只为那点儿曾经叫他温馨过的东西。雪漠说老者很像旷野里放歌的凉州歌手，“他的唱歌，出自灵魂，流向自然。唱歌成为他最大的生命理由。唱歌不是为了表演，唱歌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生命的需要”。这即是庄严的生命。雪漠的小说里，有很多这种生命。

《大漠祭》中，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不管怎么贫困，老顺等村民们从来没有退缩，他们坚忍不屈，顽强地活着，虽然活得很挣扎，但这种挣扎未尝不是一种庄严。《白虎关》中，无论再怎么艰难，莹儿都一直坚守着对灵官的爱，痛苦时，便唱“花儿”，唱出灵魂的诗篇；兰兰在绝望中修行，在庄严中完成了生命的“超越”，被流沙深埋，濒临死亡时，还能说出那番近乎真理的话。

贤孝是凉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有诸多本土文化，而萨满文化即是其中的一种。“实际上，诸如神婆子这样的存在，是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凉州本土文化。”雪漠在“大漠三部曲”中即对此有诸多呈现，渗透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神婆在《大漠祭》 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村庄里的祭祀、给乡亲们“指路”，一切和“生命”有关的东西都离不开神婆，可以说神婆既是村庄的希望也是村庄的灾难，引弟的死，神婆便是真正的元凶。

为了增强贤孝的信服度和神秘感，贤孝演唱者往往会对形象和事件进行“神化”，比如 《白兔记》中的刘知远是紫微星下凡，李三娘是凤团星下凡，李三娘和儿子后来的团聚也得益于观音菩萨的帮助等。由于凉州贤孝的影响，雪漠在小说中也经常“神化”形象，造成一种“神秘”的氛围和“神话”的地域文化效果。比如 《野狐岭》，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种巨大的神秘：小说由一首神秘的凉州童谣引起，以采访幽魂的形式建构起小说的内容，而且在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神秘的现象：采访前，我必定会招魂；马家的财，是由砖头变的；末日来临那天磨盘中的血；神秘的胡家磨坊和木鱼令等。

需要注意的是，雪漠小说中的“神秘”和“神话”，不是虚构和想象，不是作家故弄玄虚，而是“地域”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有一个记者问我，你是怎么想出这些故事的？我告诉他，这不是我拼凑着想出来的，我生存的那块土地上本来就充满着这样的故事，在民间以‘潜文化’‘隐文化’的方式影响了当地一代又一代民众的风俗和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雪漠所坚持的“地域文化”和“民间立场”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即他是在西部大漠这个特定的“地域”里展现着凉州贤孝特有的“民间”，同时在凉州贤孝特有的“民间”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着西部大漠的“地域”，将西部大漠“地域”和凉州贤孝“民间”缠绕夹杂，形成一种“民间中的地域”和“地域中的民间”的特殊文化形态。

二 “贤孝”的内涵

凉州贤孝的内容极其丰富，“从春秋战国到当代，百姓的所有苦难，贤孝都有记载，大至天下大事，小到邻居纠纷，无不包容”，凉州贤孝记录的，就是当地老百姓千年来的生活，而且，凉州贤孝的叙事方式很特别，以描绘生活画面为主，对日常生活琐事的呈现很是细腻。比如 《白兔记》，一般的正史在讲述的时候，都是以帝王刘知远的故事为主，而凉州贤孝却以李三娘的故事为主，详细唱出了李三娘如何艰难生存。同一个故事，凉州贤孝的反映角度和思维方式的独特在于多描述日常琐事和生活场景。

凉州贤孝关注和重视“日常生活”对雪漠产生了较大影响：“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因此，在雪漠的小说中，“日常生活”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大漠祭》 中“没有雕琢，没有修饰，没有技法，没有渲染，只有对西部农民琐碎生活的记录”，想要从中“寻找故事的读者，无疑会失望”。 “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地记录一个历史时期的老百姓如何活着。”《猎原》 采用了短篇小说常用的“横断面”手法，一个章节即是一幅生活画面，许多个日常生活画面最终构成了一幅巨大的社会历史画面，可以说整部 《猎原》皆是画面构成。

凉州贤孝最直接的影响在于，雪漠的很多小说都直接来源或改编自凉州贤孝。比如 《凉州词》 的故事就脱胎于凉州贤孝 《鞭杆记》，是在 《鞭杆记》的基础上扩充而来，里面的很多内容其实就是 《鞭杆记》 的故事，只不过改头换面成了小说而已。而且，在形象的建构上，雪漠会根据贤孝的内容，选择性地忽略或无视形象的“非贤孝”特征，在某种主观意识的驱使下，自动“屏蔽”掉正史特征，再在此基础上来建构或塑造形象。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凉州贤孝和雪漠小说，就会发现，小说中的很多形象，其实在小说形成前的贤孝里就已经成形了，小说只不过是对此进行了丰富和扩充。有时，雪漠甚至会在小说中大段大段地引用凉州贤孝的唱词，这在 《凉州词》 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据统计，《凉州词》 中共引用了贤孝唱词十九段，且大多很长，最长的竟达六页，这在其他小说中是很少见的。

凉州贤孝的思想主要反映“贤”和“孝”两个主题，目的在于向贤向善，教化百姓。贤孝，顾名思义，一贤一孝，其中，“‘贤’关注人类，强调为社会做贡献；‘孝’关注家庭，强调孝敬父母，为亲人做贡献”，“它从不高高在上地说一些远离生活的东西，总是用质朴的语言，向老百姓宣说着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人应该怎样活着”。雪漠认为我们的文学也应该像贤孝一样，“成为一种新的营养，能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详和博爱”。

在凉州贤孝的影响下，雪漠的小说自始至终都在宣扬着“善”：《大漠祭》 中，羊在挨宰时，完全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从不挣扎和叫唤，只用善良到极点的眼睛望屠夫；老顺有困难，孟八爷把四百块钱都给了他，说穷汉帮穷汉没啥借不借的，谁用都成；瘸五爷“为民除害”，把自己的疯儿子推下了悬崖。《野狐岭》 中，马在波不断地修行，希望用自己的善来改变世界，培养一种慈悲，熏染一种精神；木鱼妹的阿爸，终生整理木鱼歌，歌颂贤良，存善罚恶，叫木鱼妹不要复仇；驴二爷其实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但却没有挑明等等，无一不诠释着“善”的理念。

凉州贤孝有很强的教化功能，就其说唱内容而言，无论是英雄良才、孝子贤孙还是邪恶歹人，都是以其为典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精神态度和德行操守，因此总是在其中穿插着大量的人生哲理，以此来完成其引导和教化，这对雪漠的小说影响很深。他经常在小说中会无意识地“抬出”许多生活的哲理，以期达成另一种“教化”：“许多时候，我们的好恶，会影响自己的价值判断。”“啥都一样，没用。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不想也能解决。不到解决的时候，愁死也白搭。”“人不要贪，啥都有。一贪，啥都没了。”

凉州贤孝表演时，“该唱则唱，该说则说，唱白杂糅；有的曲目唱白是固定的，有的则根据听众的情绪灵活调整”，演唱者会“随时捕捉着听众的反应，若有打呵欠或杂乱交谈者，他们便立即改变所唱内容，加重手劲的同时也加重唱词”。这种表演形式，对雪漠小说的叙事有着明显的影响，他总是在小说中不断地穿插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设置一个个未解的悬念，以此来吸引读者，让小说总是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中，读者在此变成了“听者”，小说在此变成了“贤孝”，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叙事张力。因此，我们在雪漠的小说中总是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叙述：“但我没想到，胡旮旯后来会有那样的命运。”“我不想辩解。我知道那事的前因后果，但我不能说。”雪漠正是通过这类“贤孝式”的叙事手法，让小说原本“中断”的故事，在一个又一个悬念中接续下去，至于后面会不会交底，反而不在考虑范围了。

同时，凉州贤孝影响了雪漠的“苍凉”叙事。雪漠说：“凉州贤孝决定了我作品的基调。” “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大段大段地吼唱贤孝内容。写作时，我耳边常响着贤孝的旋律，我总能从其中读出灵魂的苦苦挣扎。那种苍凉和悠远里蕴含的智慧，更成为我幼年最好的灵魂养分。”凉州贤孝弦音里那苍凉的枯黄色，已渗透了雪漠的血液，成为他小说特有的基调：雪漠的所有小说发生的背景都是苍凉的大漠，这便自带了一种苍凉的底色，同时，在大漠中展现艰难的生和庄严的死，更是让苍凉的生命显得更加“苍凉”。《大漠祭》记录了老顺一家最原始的生存状态，记录他们为了简单的“活着”而拼命挣扎。《猎原》中，孟八爷面对临死的老山狗走上沙坡时“去吧！在那一世，等我！”那一声喊和“辞谢”后唱起“苍凉悠远，溢满沧桑”的猎神歌，蕴藏着无尽的苍凉。尤其是 《白虎关》中，莹儿在命运的催促下离开自家院落，以及万念俱灰的月儿一个人走向沙漠唱着花儿等待死亡的来临，更是把雪漠的“苍凉”叙事推向了顶峰。

三 超越的境界

凉州贤孝是一种有着“超越”智慧的西部文化。所谓“超越”，是从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最终达到一种有着很高境界的精神高度。“超越”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哲学：“超越不是离开或脱离什么东西，而是你真正看破，真正明白时，产生的一种智慧。”“东方哲学智慧的精髓便是超越文化。西方所说的超越，是有条件的超越。东方哲学提倡的超越，则是无条件的终极超越。”

在雪漠那里，凉州贤孝的“超越”即是看破一切的“生命”智慧，而“终极超越”则是无我的利众和世界和平的终极愿望。《大漠祭》 中的灵官，“他能站在很高的位置上，反思这块土地，而且他的出走不仅仅是身体的出走，更是观念的出走，是从心灵上走出西部，走出西部历史文化的阴影”，灵官在大漠中听到了大漠的“天籁”，得以“醒来”，这种“醒”不是急躁的翻滚，而是安详的微笑，是那种窥破了过去现在也洞然了未来的安详，大漠因此变得平淡而雄奇，质朴而神秘，坦坦荡荡，包容一切，在“天籁”声中，万物皆俯仰自得，按自己的生存轨迹实践着自己的宿命。大漠和灵官的“醒来”，即是一种生命的“超越”。

《白虎关》中，兰兰看破生命，觉得生命中有了神，空灵到了极致，完成了窥破虚妄后的洞悉；秀秀看淡利益，觉得为蝇头小利争来斗去极没意思。《西夏咒》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寓言：书稿来源于西夏岩窟里装高僧舍利的土塔，书稿内容则多涉及“金刚家”——一个寓言色彩极浓的巨大混沌。雪漠说，他本想借 《西夏咒》 来“打破魔咒，实现超越”，作品除了呈现现实和历史，“更想实现一种超越”，也就是现实的和生命的“超越”。

凉州贤孝，抑或说“生命”的最终指向即是利众与和平，这也是雪漠所追求的“终极超越”：“‘无我’是一种智慧，‘利众’是一种慈悲。做到无我地利众，就是成就。其中，无我就是‘自觉’，利众就是‘觉他’。” “真正的文学，应该承载一种利众精神，承载一种智慧的清凉与觉悟，应该为这个世界贡献一种非常美的东西。”在雪漠看来，利众的最高境界即是和平，他希望站在更高更广的境界来审视文学：“世界文学中的那些有益于人类的伟大作品告诉我们：必须跳出自己的生存环境，必须跳出自己所学的知识，必须站到人类的上空，必须站到众生的上空来观照这个世界。”“真正的文学，应该能为我们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博爱，带来和平。”

雪漠的小说往往都在追求和平：《野狐岭》 中，那神秘的胡家磨坊里隐藏的木鱼令就是和平的象征：“找到那个木鱼令时，所有的冤结都可以化解，所有的仇杀都可以终止，所有的结局都可以改变。检验那木鱼令真假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忽然没有了仇敌。”因为有了这种“超越”，野狐岭的故事“便有了形而上的寓意和境界”。《凉州词》 中的董利文，能放下过去的一切，修建城堡，尽自己所能造福一方百姓，维护地方和平。“和平”的凉州，既是凉州的凉州，也是天下的凉州。

《猎原》 始于自然的和谐，但最终却因贪欲破坏了和谐，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整部小说虽说是牧民的故事，但“直指的，却是人类共同的命运”，雪漠只是“想用最实在的笔法写一个大寓言，使其意义，尽量超越地域，上升到人类的层面”，而这个层面，即是人和自然共同的命运：和谐和平的相处。孟八爷的蜕变、老顺的护鹰、村里的鼠患，无不昭示着“和平”和“超越”的寓意，尤其是孟八爷的“辞谢”和拉姆的死，更是把这种“超越”上升到了一种形而上的高度：那一刻，孟八爷完成了生命的超越，“象征着一种新纪元的开始”；而拉姆的死，则“等于佛经中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其精神超越了历史和国度，有着超越时空的意义，而我们人类则“需要这样一种精神”。

雪漠的“和平”理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凉州贤孝的影响：“凉州贤孝和大手印文化承载的，正是人类灵魂需要的营养……它们追求和谐，追求和平，追求人类甚至所有生物的和平共处。和平理念是凉州贤孝很重要的内容。”比如那部 《吕祖买药》 的贤孝，就是以神话故事的形式，从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和平的智慧。雪漠在小说中，曾借“幽魂”的口，说出了凉州贤孝对和平的影响：凉州贤孝里记录了中国数千年来几乎所有朝代的治乱兴衰，而真正的“终极超越”，便是和平。

结 语

凉州贤孝对雪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保持了创作时的“民间立场”，又凸显了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时在思想内容上，显现出关注日常生活和宣扬大善精神的特点，并影响了小说的叙事策略，让小说在紧张和悬念中，充满了贤孝般的苍凉，最后在追求利众精神与和平理念中，完成了生命和灵魂的“终极超越”，从而形成了雪漠特有的“贤孝式”风格。可以说，雪漠的成功，离不开凉州贤孝的影响，“贤孝风”成为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凉州贤孝，从外在的浅层次的形式和内容上，到内在的深层次的思想和内涵上，都对雪漠有着极大的影响，使得他成为一个辨识度极高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实绩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说到底，凉州贤孝其实是一种地域文化，属于西部文化的一种，而文学创作和地域文化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新文学各个时期的地域文化小说，便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雪漠是西部作家，其创作可归于西部地域文学的范畴，具有西部地域文学的一般特征。西部文学多关注沉重的乡土及其生命，有一种深沉的文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雪漠关切和思考着西部大漠中个体甚或群体生命的形态和历程，从理论到创作都实践着西部地域特有的话语方式和精神系统，不仅给“中国文学”增添了鲜明的“西部因素”，更对“中国文学”的整体建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西部作家期待的那样：“西部未来的文学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贡献。”

我们说一个作家即可构成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区域同样构成一个文学的世界，无论是地域文学，还是整体的“中国文学”，都是如此。雪漠的作品呈现的虽然是一幅幅简单凡俗的日常生活画面，但实际上投射的却是整个凉州的历史和文化。雪漠将文学的“根”深深地扎在西部，执著地表现这块文学地域，彰显西部精神，使被遮蔽的西部文学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丰富着整个“中国文学”。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言：“ 《大漠祭》 告诉我们，乡土文学不会完结，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涌现。”

这便涉及文学的“地方路径”问题。有学者在论及“地方路径”和“文学中国”的关系时指出：“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故乡即作家出生的“地方”，一个作家往往会经由“故乡”建构出属于他自己的“地域文学”，然后再影响“中国文学”。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枫杨树乡村”，迟子建的“北极村”，李锐的“吕梁山区”等等。对于受凉州文化影响很深的雪漠来说，“凉州大漠”便是他的“故乡”。从 《大漠祭》 到 《凉州词》，雪漠自始至终都在以沉重的笔墨和虔诚的态度为凉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代言”，他的创作态度和审美趣味都有别于所谓的时代潮流，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而这种“地方特征”则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内涵：一种崇高的坚硬的文学质地。在雪漠所沉迷的凉州世界中，其“贤孝”视角不仅构成了某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并且形成了一种讲述故事的“形式”，即雪漠的“贤孝式”风格。在作为“地方”的凉州“贤孝”中，地方叙事改编和消解了所谓的“正史”叙事，“贤孝式”的“地方知识”对雪漠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很明显，雪漠在凉州“贤孝”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诸多“贤孝式”作品，不仅丰富了西部的地域文学，同样丰富了汇聚各类地域的“中国文学”，其“贤孝式”的凉州书写，自然构成了“地方路径”和“文学中国”的一种言说方式。

——发表于《当代文学》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