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正坤:《智慧书》论到中国文化大启蒙

辜正坤:《智慧书》论到中国文化大启蒙

葛拉西安的《智慧书》里确实有智慧，但从本质上来看，这只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的邪恶的智慧，如果不适当地以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加以规范，它有可能让邪恶者变得更加聪明，让聪明者变得更加邪恶。不幸的是，善良的聪明和邪恶的聪明尽管都是聪明，骨子里却有着天壤之别，说得极端一点，往往无异于人与兽的差别。西方人过份看重“聪明”这两个字，至少从17世纪的笛卡儿以来，就有许多大学者坚信人的理性（Reason）会是一剂万灵药方，可以把天下大事全都治得服服帖帖。于是后来在“知识就是力量”这种慷慨激昂的口号下掀起的科学思想的大潮下，五湖四海的人类一窝蜂地卷了进去，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从此可以披荆斩棘，斗天、斗地、斗人，铲除传统，消灭上帝，宇宙万物，一切不在话下。热血青年奋臂出袖，高扬理想的大旗，打翻一切所谓的旧枷锁，要奔赴按科学方法圈定的乌托邦世界，人潮心潮，滚滚滔滔，万牛莫挽。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把多少肥田烧为焦土，把多少生命化作冤魂。数十年间用科学的武器高效率杀死的人类据说超过历史上数千年来所有战争中被杀死者的总和！（见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看来科学的武器，无论多么严密和精密，能否真正最终拯救人类，毕竟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命题。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我想，西方的当然也包括东方的学者应该停住脚步想一想，如果没有善良的人心作为后盾，纯粹的智慧是否真是万能？

   思考，使我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转向古代世界，尤其是古代中国。我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五千年来，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曾在野蛮的战争中毁灭过一次或多次，或从此永远地失掉其版图。然而，中国，惟有中国，具有五千年来毫不中断的历史，纵然曾二度蒙受北方部落铁蹄的践踏，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居然总是不改其貌，最终造成“征服者被征服”的结局。不少学者惊讶于这种超稳定社会结构，但总是趋向于做出负面的评价，一门心思地想把这种结构打得稀烂。他们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和西方世界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特征，总是趋于以德治（人治）为主，法治（力治）为辅；而西方社会则更趋于以法治（力治）为主，偶尔也辅以德治（宗教）。当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之后，实际上德治的一点残余也从西方世界消逝。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等于宣布，良心是无足轻重的，法律就是一切。然而，这个命题也可以倒过来，无论一种法律体系显得多么周密，如果执法人员居心不良，那么再周密的法律也只能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多少十恶不赦的罪犯在法律的保护下逍遥法外，只要一句“证据不足”，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这也使人想起王安石对法律的看法：“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三十年前，人们一听到打官司，就战战兢兢，宁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愿走进那种是非之地，让外人从此把自己看作“进过法院的人”！而现在，情况却完全颠倒了过来，有人成天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要随时擦亮眼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只要机会瞅得准，一纸判决书下来，就不定发了，糊里糊涂地捞到几十万！于是出现了靠打官司赚大钱的专业户，有的人就像卖棺材的老板总盼望死人一样眼巴巴地盼望邻居快点犯什么罪恶，以便自己可以乘机检举揭发，获点奖金什么的。书店里堂而皇之地摆着精装的大部头书，书名叫作《教你赚钱！赚！赚！赚！》，惊心动魄，让你体会到市场经济的雄威！三十年前，谁赚钱，谁倒楣，这也许过火了一点；三十年后，谁赚钱，谁光荣，也许更过火了一点。一个无本万利、单靠油嘴滑舌的买卖转眼成为千万富翁的人，很快就有记者围着他前后左右地转，要他介绍经验，好在报纸上推出新闻人物。从前人们脑子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想，现在据说都是封建意识，赶不上先进社会的趟了。与其大家一团和气，不如人人黑脸青风。

把目光重新投向现代中国，你所看到的画面已经不复是唠叨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王朝，而是慌慌忙忙地簇拥着现代化大旗蜂拥而入的人流。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中国人的大脑已经连续被三次西化大潮淘洗过。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时代的学者，已经成功地使大多数的中国青年相信中国“百事不如人”（胡适语）；相信中国人只有增加兽性才能获救（陈独秀语）；相信中国只有废除毒瘤一样的汉字而改用拉丁文字才能起死回生（鲁迅、钱玄同语）！于是只有西方的美术才叫美术，中国的只能叫国画；只有西方的音乐才叫音乐，中国的只能叫民乐。尽管中国在汉朝就有了博士，但是现在中国的博士毕业生只能戴西方人在近代才设计出的博士帽、博士衣。尽管中国在西汉时就有了太学（西方人将之译作“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但北京大学只承认自己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一个有至少五千年辉煌文化史的民族居然只有一百年历史的大学！因为若干现代中国学者相信，只有西方式的大学才叫大学！可惜还有许多东西，无法完全消除掉其中国特色，从而使某些现代中国学者感到遗憾。例如中国的茶叶，肯定也不应该叫茶叶，因为只有西方的茶叶才叫茶叶；中国的气功肯定也不应该叫气功，因为只有西方的气功才叫气功。中国的瓷器当然也不该叫瓷器（瓷器，英文China），因为只有西方的瓷器才叫瓷器。甚至中国也不应该叫中国，因为只有西方的中国（英文也叫China，与“瓷器”同一个词，发同一个音）才叫中国！于是涉嫌与西方的东西雷同的东西，似乎都应该想法予以废除。例如医学吧，1903年的大学堂章程中，医学二十九门，只有一门中医课；药学门十七门，只有一种中国药材学！民国元年制定学制时，摒中医于教育之外。1929年，民国中央衞生部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中医案，全国中医界苦苦请愿达十次，不过是要得到一个允许他们在中国也能称作医生的资格。然而反对中医的人物又何止一个余云岫，梁启超、胡适、鲁迅、梁漱溟、郭沫若等都一致反对中医。傅斯年还立下重誓：“宁死不请教中医。”不仅如此，涉嫌与西方的东西不同的东西，似乎也应该设法予以废除。例如，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随便什么平民百姓，只要通过了有关的严格的考试就能做官。这不行，在西方是要通过拉帮结派的党派政治才能做官的，于是科举制度得以顺利废除，并且至今被某些学者欢呼为伟大的胜利。“国粹”这个曾令炎黄子孙昂首挺胸的字眼居然成了一种现代学术界人避之惟恐不速的贬义词！凡是所谓落后的、反动的东西都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或称之为“封建文化”。这种所谓封建文化的罪恶甚至殃及人们的服装、头发、居室与言谈举止。于是姑娘们脱下了累赘的传统的华丽衣衫，学会穿上在冬天也能方便地露出大腿的西式服装；长头发一律剪成短发（为此闹出了不少人命案）；飞阁回廊、雕梁画栋的屋宇建筑逐渐被更替为整齐划一的棺材式的简便建筑（谓之现代化建筑）；抱拳行礼也据说阻碍了人们直接交际而变成见人就“拉手”“摇手”（后来改称为“握手”）的姿势……在市场经济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人开始把过去误解了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格言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配套理解，并付诸实践：人要发财，就得跟人斗，就得自私。自私已经被人家外国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为合理的东西了。例如有个叫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写了厚厚一本书，主要证明一件事情：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尽力去谋取自己的利益，结果，好像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最后反倒使市场的发展产生出对公众好的结果。斯密的说法头头是道，让我们禁不住想要相信他的所谓科学结论，私比公好，虽然我们骨子里并不觉得踏实，既要昧着良心赚钱，又要在填获奖表格的时候说明自己人品高尚，那写字的手不知不觉总有点发抖。诚然，私与私的斗争，就如以毒攻毒，有时反倒可以产生出好效果。但是斯密好像忽视下面这么一个小道理：坏人跟坏人打仗，两败具伤，暂时没工夫跟好人闹别扭，这当然有现实意义，但是说到底坏人还是坏人，并不因为受了伤就成了好人。以毒攻毒，有时确实可以治人的病，但归根结蒂，毒还是毒，并不会从此变成了良药。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不止一家，害怕被同一武器报复的恐惧心理使原子弹的持有者不敢贸然使用它，于是原子弹便似乎反过来成了和平的保障；人们不会想想，假如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原子弹，岂不更好？西方的多党制据说可以造成一种权力均衡，促成某种表面上的民主，但是，如果根本就没有多党制，岂不更美？……就此打住，还是回到私心问题上来吧——私心之间的倾轧，诚然可以让人有时得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效果，然而私心终究是私心，变不成公心。——这个简单的道理，本来应该人人皆懂，可偏偏有如此众多的所谓中西学者硬是不懂——或装作不懂——或认为是自己懂而别人不懂。可叹的是，这懂与不懂之间，便酿成许多人类的悲剧；这懂与不懂的探讨，便形成若干西方学者的智慧的基础，也是这本《智慧书》中的智慧的基础。这样的智慧，会把我们引向何处，翘首瞻望，我有时不禁四顾仓惶、不寒而栗。

西方的智慧构成西方主体文化的典型特征。如前所述，这种文化有一个占主流影响的假定：人的本性必定是恶的，因此，许多好办法似乎都只能求助于某种形式的以恶制恶。传统东方文化也有一个占主流的假定：人的本性必定是善的，因此，一切制恶的手段都必须以善的方式或善的目的为基础。这个基本的区别，从此把两种文化推向两个不同的世界。按照西方文化的逻辑，扩张领土，入侵东方，实际上早在数千年前，就已播下行动的种子。

让我再慎重地对本文开初的问题做出回答：如果没有善良的人心作为后盾，纯粹的智慧绝不可能万能！然而，善良的人心在何处？善良的人心是可以企及的理想境界么？对此，《智慧书》热情洋溢地慨叹“世间万象都已尽善尽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德上的完人，则是宇宙万物完美的顶峰。”（见《智慧书》格言1）显然，没有人能成为“宇宙万物完美的顶峰”——因为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道德上的完人”。这是典型的西方式心理定势的结果。作为基督教的笃信者，葛拉西安最终难以摆脱有关人类原罪的学说。人难以被改造成彻底善良的人，但是人可以学会用计谋阻挡自己成为邪恶的俘虏，人甚至可以学会用智慧挫败险恶的势力，使善良的努力得到善良的结果。因此《智慧书》主要教导我们如何使别人的（当然也就是坏人的）阴谋失败，而使我们自己的阳谋得逞——如此而已！可是人类世界真没有可能使人心变得善良起来么？《智慧书》的智慧竟然不能使我们得到正面的答复。

但是，当我们回到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时代文化及其实践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禁充满了希望。在整个西方世界对人性的邪恶确信不移的时候，传统中国人中的相当大一部份人却坚定地奉行着相反的原则：人的本性可以是善良的或善恶兼具的甚或是恶的，但人的本性毕竟可以通过培养而改变的（性相近，习相远）。传统中国文化的道德规范今天可能应该依据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加以适当修正（就正如科举考试制度的具体方式本可以进行适合现代人具体情况的修正而不必像倒洗澡水却倒掉孩子那样全盘否定），但是，近两千年来的客观实践，证明人类中的一支——中华民族——可以不借助于或少借助于让人畏惧的武力、法庭、上帝等因素而转而主要借助于道德规范的理性教导与阐述也可以使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相信这种善良的说教从而连续不断地创造出自己的文明史——而且是辉煌的文明史！当西方民族极力主张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而至于要征服宇宙的时候，中国人则主张与自然和谐相处、道法自然。当西方人在要么禁欲、要么纵欲的两个极端中辗转挣扎的时候，中国人则奉行一种中庸的节欲之道。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拚命地投入对外部物质世界的征服与控制的斗争中时，中国人却呼吁把自己的智慧主要用于内在的修身养性，之后才考虑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重任。西方人几乎无条件地崇拜智慧本身，中国人却认为，只有善良人的智慧才值得崇拜。西方人常常把智慧和勇敢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却总是把德性和智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西方人相信，使人类社会能够井井有条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法治精神，是依法治国；传统中国人却认为法治只能起辅助作用，真正使人类社会能够最终获救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使人心本身就变得真正善良。

喜欢动辄就抱怨中国人素质低的人应该想想：中国人的素质一直是低的么？所谓素质高，通常指的是具有较高的自我约束意识，而这恰好是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素质。在极端的情况下，即使当皇帝要把臣子的头砍下来时，臣子的反应也常常是要对皇上的赐死表示感谢。这种震撼人心的自我克制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意识发展到登峰造极时的象征。它有可能被称为愚忠或奴性或阿Q精神，但是，你同时难以掩盖住这种精神背后的最成功的人性改造工程。人身上的纯粹为己的自私兽性为什么能够被驯服为具有利他主义特征或以身殉职的性格特征？人是可以被改造的。如果整个人类社会的宣传媒介、行政机构和一切知识分子精英都协力同心地来从事这项伟大的劝人向善的人性改造工程，人类及其人性是可以被定向塑造的。60年代的大量中国人那种坚信共产主义即将实现的朴素憧憬与雷锋、王杰式的利他精神，尽管今天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中的童话，尽管它产生于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它所昭示的巨大暗示意义不能被轻易忘却，因为它至少是又一个证据，表明人类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而变得善良，即使不是人人善良，至少也可以使大多数的人变得善良，而未必是西方文化所认定的那样逃不脱负罪感的桎梏。归根结底，人类是有希望的。

责备中国人的素质低，责备中国人有劣根性，这个责备传统至少有一百年了。尤其在所谓国民劣根性的问题上，梁启超和后来的鲁迅等学者都曾费过大力气。似乎是为了使这个说法更具影响力，以便彻底摧毁普通中国人的那点自信心，鲁迅还写出了那篇震撼中国知识界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作为一篇文学作品，《阿Q正传》的艺术感染力是极为高超的，作者的艺术才华（尤其是语言描写技巧）可谓世所罕见。但是无情地鞭打所谓以“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国民劣根性，未必是一种适当的举措。什么叫国民劣根性？它真是国民性格的“根”吗？它是什么时候扎的根？首先，精神胜利法未必就只是我国国民的劣根性。没有一个民族不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这种劣根性。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这种劣根性。每一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或失败，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特殊的排解方式。例如失恋的男孩或许会以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而自安自慰，从而不至于认真到跳水自杀或剖腹自尽。受到挫折的人会习惯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洒血疆场的斗士会以期许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念头而含笑辞世。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胜利法，人类几乎是寸步难行。我们永远怀抱着希望，认定未来比现在会更加美好。正是这种精神上的预期的信念与胜利感，使我们不屈不挠地奋斗不止，直至真正的胜利。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多么宝贵的人类的精神遗产！对于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来说，精神胜利法是另一层面上通往至乐的无上妙诀，不过关于此点，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姑且存而不论。当然，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把精神胜利法当作应付一切困难的万用灵丹无疑是不对的。诚然，在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人素质水准确实低于古代的许多时期，但是中国人并非历来如此。中国人在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的素质降低，不是由于其民族本身具有所谓劣根性，而是由于社会提供的艰难的生存条件导致的，是环境与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换句话说，它主要是历史条件的果，而不是它的因。它只是客观条件这棵树上长出的枝叶或果子，而非其“根”，因此也称不上什么劣根性。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实际上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用更简单的话来说，除了其他的若干因素，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主要结果于当时中国的贫穷状态，正如两千多年前管子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篇》)而中国的贫穷状态则又直接源于其庞大的人口和相对狭小的生存空间。请注意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欧洲的本土比中国的领土要大，而当时欧洲只有两千多万人口，中国却至少有四亿人口，是欧洲人口的二十倍！然而欧洲除了其本土外，截止1915年，其领土势力范围（殖民地）实际上占了世界领土的85%以上！假使欧洲有同样多的人口，欧洲立刻会变得不堪重负，其贫穷状态比之中国可能还要严重得多！在那样的状况下，欧洲人的国民劣根性不知道要坏到什么程度！因为即使在20世纪初，靠掠夺起家的西方尽管十分富有，两次世界大战外加经济危机，使西方几乎沦为哀鸿遍野的荒原！要说到国民劣根性，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劣根性：好勇斗狠、好战成性的劣根性！实际上1840年以来的历次民族屈辱已经深深地使普通的中国人明白自己在经济、军事势力上确实落后于西方。但是，军事、经济上的落后不等于在文化层面上的一切方面落后，这一浅显的道理，居然不是当时的许多赫赫有名的学者所能明白的，似乎一定要拚死证明中国人“百事不如人”才能心安理得。两个智力相同的孩子在课堂上学习，如果教员总是批评其中一个，表扬另一个，那么在通常情况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受到批评的孩子的成绩会越来越糟，而受到表扬的孩子会越来越好（只有个别逆反心理特别强的孩子才会例外）。当时的中国人需要的是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尤其需要具体的建议和行动纲领，而不是去培养必须在一切（百事）方面都俯首贴耳于西方文化面前的奴才个性。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性的东西学过来，实际上从中国的达官贵族到平民百姓，早已成为共识（所谓中体西用论的流行即是明证），无须在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因此，抨击中国人的所谓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的对策是不明智的，或者是无足轻重的。鲁迅应该做出的贡献是为当时中国的出路提出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但是在这一方面，他恰恰交了白卷。当然，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学者和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他的成就是伟大的，他的幽默艺术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瑰宝，这一点，也是不宜否认的。从五四以来的近百年内，多少中国作家、学者依靠讥讽嘲弄中国人或中国文化而名声大振，在这里无须再一一例举，因为这是一种悲剧：当母亲患了毒瘤的时候，有的人拿毒瘤作为嘲弄的题材，说些风凉话，从贩卖文才而卖得一笔钱财；有的人却到处寻觅疗救的药方或研制疗救的药方，不论有效、无效，反正实验不止。这两种人的价值如何，我们还不能称量出来么？也许，不少人仍然沉浸在过去某些不愉快事件的余痛之中。人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父母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之后产生了暴烈的行为，儿子如果以造反的方式回敬父母一个耳光的话，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惟有忍耐和言归于好是解决人类自身矛盾的根本途径。那种西方式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想方式是当代人类社会产生灾难的根源之一。宽恕、谅解与和睦共处是人类的良知中最可宝贵的特质。回到中国文化的两个传统（古代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中去吧，惟有合作比斗争更能对双方产生真正的好处，中国人数千年的信条的力量会再次得到证实：和为贵。

放眼全球，你会注意到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弹冠相庆，世界工业集团、银行寡头，正肆无忌惮地以所谓强强联合的形式勾结起来，把一种经济全球化——势所必然地导致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乃至语言全球化——以难以抵挡的方式强加给各国民族，你要么是被卷进去，被兼并，被整合，被彻底吃掉，要么是独立于主流之外，被孤立，被隔绝，被分而治之。这是以所谓西方智慧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却还长期徘徊在五四的阴影里，缅怀那过去近乎浪漫的推倒一切传统的戏剧场面。他们忘记了，20世纪已经过去，时代的车轮带给我们的是另一片迥然不同的风景线。新的时代似乎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历史时空中积淀下来的理性光彩已经分明凝聚成为透明的钻石，映照出顿悟的辉煌——返回古代中国和现代社会主义中国，进一步寻觅失落的价值与指路的罗盘，是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塑造智慧偶像的崇高使命。

大启蒙时代开始了。

        ——2000年曾发表于若干报刊并作为《智慧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