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巴雷特：克兰西家的孩子

科林·巴雷特：克兰西家的孩子

你或许从未来过我的家乡，但你应该知道这类小镇。国道旁的某条岔路，路尽头的某个工业区，一座拥有五间放映厅的电影院，方圆一英里内大大小小上百间酒吧。大西洋近在咫尺，海岸线蜿蜒参差，海岬上海鸥肆虐。盛夏的傍晚，星罗棋布的牧场上弥漫着肥料的气味，牛群悠闲地抬起头，望着小伙子们驾着装有V8引擎的汽车呼啸而过，你追我赶地疾驰在乡间小道上。

我是个年轻人。镇上的年轻人不多，但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今天是星期天，为期三天的忏悔节已经临近尾声。星期天是净化心灵、悔过自新的日子。你应当为自己犯下的过错痛心疾首，并发誓不再重蹈覆辙。这是一个还没日出你就盼望着日落的日子。

虽然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天依然很亮，温煦的光线里蕴含着爱尔兰西海岸七月傍晚的动人忧伤。我和塔格·坎尼夫坐在多克里酒吧的露天吸烟区。这里是酒吧的后院，地方不大，铺着水泥地面，俯瞰流经镇上的小河。飞虫在我们的头顶飞舞。上方是悬臂撑起的帆布顶篷，鲜艳的糖果色条纹；微风拂过，篷布如船帆般荡漾。

我们临河而坐，潺潺水声让人心旷神怡。周围坐了十几个人。这些人我们都认得，至少是眼熟；他们也认得我们。许多人对塔格敬而远之，在背后管他叫“巨婴”。他身高体壮，性情乖戾，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他定时服用镇定剂，不过偶尔出于逆反心理或是盲目自信，他会故意不吃药。有时他会告诉我，还把省下的药卖给我，有时他干脆只字不提。

塔格异于常人。他来自一个被悲伤笼罩的家庭，自己也仿佛鬼魂附体。他的本名叫布伦丹，是坎尼夫家第二个名叫布伦丹的男孩。他的母亲在塔格之前曾生过一胎，那个婴儿只活了十三个月便夭折了。后来塔格出生了。四岁那年，他们第一次带他去格兰贝公墓。他们在一块孤零零的蓝色墓碑前放下一束花，墓碑上斑驳的镀金字母刻下的正是他的名字。

我此时仍宿醉未消，而塔格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他滴酒不沾，这无疑是件好事。我端着一杯啤酒慢条斯理地喝着，酒里的气泡已经跑光了。

“头还晕吗，吉米？”塔格用刺耳的嗓音大声问。

他的心情不错。非常、非常不错，却也非常、非常亢奋。

“还有点儿懵。”我承认。

“星期五你去了奎利南酒吧？”

“奎利南，”我说，“然后是牧羊人，然后是凡丹戈。星期六又从头来了一遍。”

“带了哪个女伴？”他问。

“马琳·戴维。”

“我的天，”塔格说，“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

他用舌头舔着后槽牙。

塔格今年二十四，我二十五，但他看上去比我老十岁。据我所知，他还是处男。记得上学那会儿，教会女校的姑娘和保姆都用爱慕的眼神望着塔格。他从小到大一直是个英俊的男孩，但从十六岁开始发胖，之后就再没瘦下去。浑身的肥肉带给他一种阴郁的气质，即便是日常的坐立行走也令他疲惫不堪。他喜欢把头剃光，穿深色的宽松衣服，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启示录》里白兰度的模样。

“好吧，我和马琳是青梅竹马。”我说。

这是实话。在我交往过的女孩当中，马琳最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女友。就算我们从未两情相悦，却也从未疏远过，即使去年马克·卡卡兰让她怀孕之后也依然如此。圣诞节之后，她把孩子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取名为大卫，以纪念她过世的父亲。

星期五我在凡丹戈酒吧遇见了她。酒吧里还是平常那帮人。穿超短裙的姑娘蹬着细高跟鞋，披着爆炸式鬈发，裸露的前胸和肩颈用皮肤喷雾剂染成红褐色。脖子粗得像驴的小伙子穿着桌布图案的格子衬衫，农场的小子把袖口挽过胳膊肘，似乎随时准备被叫回家，把初生的小牛从母牛热气腾腾的阴道里拽出来。凡丹戈俨然一个大蒸笼。霓虹灯旋转闪烁，干冰烟雾氤氲，情欲激荡的低音震颤着无窗的四壁。我和德西埃·罗伯茨坐在吧台前，一杯接一杯地灌着烈酒。这时她步入我的视野。其实她早就看见我了，只是在周围游弋了一阵才走过来。我们心照不宣地笑了笑，对即将发生的事心知肚明。

这份默契让我感到安心，虽然我也不明白它何以如此长久。

马琳和她的母亲安吉住在一起。安吉是个随和、务实的女人。她常常凌晨三点不睡觉，坐在厨房餐桌前，一边翻阅电视杂志，一边小口啜着凉茶。她见到我很高兴，给水壶接满水，问我们要不要喝茶。我们说不必了。她说小大卫在楼上睡着了，注意别吵醒他。一进马琳的卧室，我就趴在凉爽的羽绒被上。她童年时代收藏的毛绒玩具全堆在床尾。我试着回忆每一只长着纽扣眼睛的小猪或兔子的名字，马琳把我的裤子褪到了脚踝处。

“布普西，温妮，弗兰普斯……鲁珀特？”

我的小腿毫无亮点，几条苍白羸弱的肌肉，卷曲丛生的黑毛。每次照镜子，这些丑陋的腿毛都让我厌恶难当。马琳的手指却温柔地揉捏起这些腿毛。她慢慢往上摸到我的大腿，低声说：“翻过来。”当一个姑娘面对如此煞风景的小腿还愿意骑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必须心存感激。

“她是个好姑娘。”塔格说。

一只苍蝇落在他的光头上，在发茬间乱转。塔格似乎没有觉察到，我却忍不住想伸手。

“没错。”我喝了一小口啤酒，淡淡地说。

话音未落，马琳就推开酒吧的双开门，走了进来。在小镇上这种事时有发生：你刚念叨起谁的名字，嘭！那人就出现了。她穿着毛边牛仔短裤，墨镜架在红色鬈发上，正津津有味地舔一支冰激凌甜筒。她穿了一件浅黄色的露脐衫，恰到好处地展现出产后通过有氧运动恢复的健美腰肢。一个日冕文身环绕着她的肚脐。她天生一双碧眼，如果不是脸上粉刺瘢痕密布，她完全算得上一个美人。我的马琳。

马克·卡卡兰跟在她的身后。马琳见到我，朝我努了努下巴，算是打招呼。她的神色中颇有几分无奈，因为她的身边有卡卡兰，而我的身边有“巨婴”塔格·坎尼夫。

“马琳来了。”塔格说。

“嗯——哼。”

“她真的跟那个卡卡兰在一起了？”

我耸了耸肩。既然他俩已经生了孩子，出双入对自然也很正常。顺理成章的事儿。我告诉自己，无论她想和卡卡兰干什么或是不干什么，都与我无关。我还告诉自己，如果一定要对这事有所看法，我应该向这个伙计表示感谢，因为他替我挡掉一颗意外沦为人父的子弹。

“最近她打扮得很性感，”塔格说，“你不过去打个招呼？”

“星期五晚上我已经招呼够了。”

“最好别惹麻烦。”塔格说。

我的手掌滑到酒杯上沿，盖住杯口，手指轻敲着杯壁。

“你听说克兰西家孩子的新消息了吗？”短暂的沉默后，塔格说。

“没有。”我说。

“恩尼斯科西有个农夫说，他见过一个男孩，长相与克兰西家孩子相符。他还看见——听好了——两个女人，两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们在农夫家附近的小餐馆吃饭。他和其中一个女人说过话。听好了，据农夫的判断，她是——德国人。当时她们问他，不对，是她问他罗斯莱尔渡口的下一班轮渡几点？她说话带着德国口音。她们身边有个金发男孩，一个安静的金发男孩。那是几星期前的事了。农夫到现在才把两件事联系起来。”

“德国口音。”我说。

“没错，没错。”塔格说。

他的眉毛兴奋地抖动着。塔格对克兰西家孩子的事几乎着了魔，但普通大众对此事的热情已消磨殆尽。韦恩·克兰西，十岁，梅奥郡哥特拉波教区的小学生，三个月前失踪。当时他去都柏林参加学校旅行。前一分钟他还跟两名老师和其他同学站在市中心繁忙的三岔路口——红灯亮起，汽车止步，男孩女孩们簇拥着过了马路——下一分钟他就不见了。最开始大家还以为小韦恩只是走散了，迷失在大都市的人流中，但人们很快意识到：他并非迷路，而是失踪了。整个五月，他失踪的新闻占据了国家各大报纸的头版。大众的猜测是韦恩在那个三岔路口被陌生人拐走了。警察厅发动了全国搜寻，孩子的父母也在镜头前含泪哀求……结果一无所获，到今天依然杳无音信。孩子没找到，尸体没找到，连一条可靠的线索也没有。哥特拉波离我们镇很近，所以最初每个人都密切关注事情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渐渐把这件事淡忘。

塔格却拒绝忘记克兰西家的孩子。他忍不住为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提供各种离奇的解释。在他想象的土壤中，一个接一个“假如……呢？”像黑色花朵一般竞相绽放。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会整晚琢磨那些填满石灰的无名坟墓、贩卖儿童的跨国组织、地下人体器官交易、邪教崇拜。

我对他说，别再想了。

“她们可能是同性恋，”塔格说，“德国女同性恋。你知道，她们生不了孩子。不准人工授精，也不准领养。也许她们已经别无选择。”

“也许吧。”我说。

“克兰西家的孩子看上去像雅利安人。你知道吗？金头发，蓝眼睛。”塔格说。

“每个孩子看上去都像雅利安人。”我不耐烦地说。

马琳旁若无人的大笑响彻了整个后院。她和卡卡兰刚在一张四人桌前坐下，同桌的也是一对儿：斯蒂芬·加拉赫和康妮·里普。卡卡兰又高又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跟我一个德行。看来马琳就喜欢这种类型。她此刻正为了加拉赫说的什么话哈哈大笑。同桌的其他人，包括加拉赫，都不免尴尬，但马琳仍笑个不停，还连连拍打加拉赫的肩膀，像在求他别那么幽默。

“但对那个孩子来说，那并不是最坏的结果。甚至连‘结果’也说不上。”塔格说。

酒吧侍者推门进来，她手里的托盘上摆了四杯香槟。马琳挥手召她过去，把酒杯一一递给同伴；每只酒杯的杯口嵌着一颗草莓。卡卡兰付了钱。马琳把包甜筒的餐巾纸放在桌上，我注意到她无名指上戒指的闪光。

“我说得对不对？”塔格说。

他探过身，用肥厚的手抓住我的小臂摇晃起来。

“太他妈的对了，塔格。”我说。

我话里的火气让他眉头一皱。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塔格，我没心思听你没完没了的唠叨。

“哦。”塔格说。

他把手缩回去，插在腋下，像是手指被门夹了一下。

“你的心情不好，是因为……”他环视四周，抽了抽鼻子，“因为马琳。那个淫荡的婊子马琳。”

我不悦地弹了一下舌头，朝他竖起了中指。

“我想跟谁滚床单是我的事，塔格，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他往后一靠，整个人似乎大了一圈。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说谁就说谁。”

“你他妈还真是个巨婴！”

塔格握住桌子的边缘。我感到桌面在颤动，然后它升了起来，杯垫纷纷滑落。我连忙抓起酒杯，后仰着躲闪。塔格猛地一掀，桌子翻过来重重地砸在水泥地上。周围的人惊叫着跳起来。

我两条腿先后落地，不紧不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两眼始终与塔格对视。他噘着嘴，似笑非笑，呼吸急促而粗重。

“对不起，塔格。”我说。

他的鼻孔剧烈地翕动了几下，慢慢平静下来。

“没关系，”他说，“没关系。”

他用一只手摸着自己凹凸起伏的光头，面带疑惑地看着四脚朝天的桌子，好像这事跟他毫无关系。

“好了，”我说，“走吧。”

我喝光残酒，把空酒杯放在邻桌上。

我跟在塔格身后往外走，人们忙不迭地让到两旁。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巨婴又发疯了。巨婴又出洋相了。怪胎巨婴和他的怪胎兄弟吉米·德弗卢。

“嗨，马琳！”路过马琳那桌时，塔格欢快地打起招呼。

马琳如往常一样淡定。她身边的卡卡兰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生怕引火上身。

“你好，大块头儿。”马琳说。

她看了看我。

“还有小块头儿。”

“我是不是该说声恭喜？”我说。

我托起她的左手，拉直她的手指细细打量起来。马琳把手缩回去，用右手遮住。

“晚了，”我笑道，“我已经看见了。挺像样儿的一块石头。”

“是的。”卡卡兰说。

“真不赖。”塔格说。

我感觉到他硕大的身影从我的身后移到侧面，只等我一句话就要大打出手。

马琳下嘴唇朝上动了动。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神分明在说：“你小心点儿。”

“吉米，我现在很开心，”她说，“请你滚蛋。”

出了多克里酒吧，残阳似血，天边泛起红色与粉色交织的晚霞。微风中生出一丝寒意。碎玻璃像石子一样在鞋底咯吱作响。路边停了一排车，其中有一辆小巧的掀背车，银色的漆已经褪色——正是卡卡兰的车。它光溜溜地骑在路肩上，仿佛是对后者的一种侮辱。挡风玻璃内侧贴了一张皱巴巴的“L”形贴纸。

“看这破烂样儿。”我说。

我用手掌猛拍了一下坑坑洼洼的车顶。

塔格不解地看着我。

“这是卡卡兰的车。”我说。

“这玩意儿就是个饭盒。”塔格说完，笑了起来。

“开着这玩意儿带着未婚妻到处跑，他还真是可怜。”我说。

“可怜，可怜，可怜。”塔格连连点头。

“塔格，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我说。

“吃了。”他咕哝道。

他把一只大手平摊在车顶上，尝试把车左右晃动。车底的弹簧嘎吱直响。塔格向来不善于撒谎，他的身高体重意味着他不需要这种技能。只要你的块头足够大，你就可以口无遮拦。

“你要能把这玩意儿翻过来就牛逼了。”我说。

“小意思。”塔格说。

他晃啊晃啊，车身的摆幅越来越大，整个骨架嘎吱乱响。路肩的外侧比路面低了几公分，因此车身略微向外倾斜，也算帮了塔格一个小忙。当车身摆动到临界点时，塔格弯腰托住车的底盘，用尽全力将它掀起来。这一侧的车轮离开了路肩。一瞬间，这辆车仿佛金鸡独立，我看见底盘之下纵横交错的乌黑管道。塔格往前一推，伴随着刺耳的摩擦碎裂声，车翻了个底朝天。车窗全碎了，亮闪闪的玻璃碴溅了一地。车轮在半空颤抖着。塔格伸出手，稳住自己面前的车轮。

“好样的，大个子。”

塔格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他耸了耸肩。一辆车从街上驶过。几个孩子把脸贴在后窗上，争相观看这辆底朝天的掀背车。一个老头从酒吧里踱出来。他把破旧的平顶卷边帽扣在颤巍巍的头上，然后摘下来又重新戴好。松垮垮的领结扑打着他皱纹密布的红脸。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还好吗？”他说。

“好极了。”塔格说。

老头向我们挥了挥手，从翻倒的车旁走过，完全对它视而不见。

我低头看了一眼，一只棕色皮手袋在破碎的车窗边半掩半露。手袋里的东西散落在路边阴沟里，有纸巾、硬币、糖纸团、圆珠笔、购物小票、一支滚珠式腋下除汗剂、一支黑筒镶金边的口红。我把口红捡起来，揭开盖子，然后在副驾一侧的车门上用鲜红的大写字母写下了我的请求：

嫁 给 我

“我靠，”塔格说，然后咔嗒一声合了一下嘴，“牛逼，吉米。”

我耸耸肩，把口红塞进兜里。我把其他东西捡起来放回手袋。然后我把手伸进车窗，将手袋塞在副驾位的地垫下面。

“去你家吧，大个子？”我说。

“走。”塔格说。

塔格和他妈住在河对岸的法罗山小区。和马琳家一样，他爸也死了，在墓地里已经躺了十年。一次谷仓失火，老坎尼夫在吆喝马驹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塔格他妈从此沉溺于酒精之中。她终日躺在弹簧外露的旧沙发上，小口喝着杜松子酒，眼睛盯着电视，眼前浮现出死去的家人。你和她打招呼，她会和蔼地笑笑，但笑容里充满了迷惑——她多半不知道你是电视剧里的人物，还是从记忆里走出的幻影，抑或一个站在面前的真人。有时她会把我唤作塔格或者布伦丹，却把塔格叫成吉米。她也会用塔格父亲的名字叫他。塔格说没必要纠正她，反正她已经离老年痴呆不远了。

我们在卡塞蒂食品店买了些吃的，嚼着薯片踏上河边的拉纤道。纤细的芦苇相互摩擦，轻快的声响仿佛出自新磨的刀片。岸边潮湿的石块黝黑如炭，在水藻丛生的河床上闪闪发亮。淤泥中淹埋着压扁的啤酒罐：强弓、荷兰黄金、卡帕雷克……俨然出土文物。一群群的蚊蚋在空中飞舞，我们经过时它们趁机饱餐一顿。

上游不远处横着一座木桥。

那座桥已经被封禁了。今年春天，一棵大树被洪水裹挟而下，撞在桥身上，至今依然卡在原地，遒劲的树干以四十五度角斜倚在破裂的桥身和折断的栏杆上。木桥的中段往下凹陷，但尚未垮塌。镇议会没有清理大树、修复木桥，而是在桥两端各立起一层薄薄的铁丝网，并张贴了措辞严厉的警示牌：擅自上桥者将被处以罚款，如有死伤后果自负。

铁丝网已经被踩倒了，因为这座桥是通往法罗山的近路。尽管镇议会明令禁止，像塔格这样的居民还是经常通过这座桥进城出城。

快到桥头的时候，我们看见三个孩子在那里玩耍：两个小女孩和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女孩看样子五岁或六岁，男孩九岁或十岁。

男孩长着白色的头发——不是金黄色，而是白色。他穿着旧得发灰的棉背心和亮紫色的运动裤，一条裤腿挽到了膝盖处。两个女孩都穿着脏兮兮的粉色T恤和短裤。

男孩的脸上涂着酷似印第安人的油彩——两眼下面各用拇指抹了一道红白相间的颜料，加上鼻梁上一道竖直的黑线。他手持一根铝杆，可能原本是窗帘轨、拐杖，或者渔网架。杆子的一头被压尖了。

“你是什么人？印第安人吗？”塔格问他。

“我是国王！”男孩冷笑道。

“这是什么兵器？枪，还是剑？”我说。

“这是长矛。”他说。

他踏着匍匐在地的铁丝网走过来，纵身跳上拉纤道。接着他耍了一套武术：先是抄起铝杆空劈，然后举过头顶转了几圈，再熟练地换手。结束动作是单膝跪地，抖动的杆头尖端直指塔格的胸部。

“这是我的桥。”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想过桥，怎么办？”塔格说。

“如果我不放行，你们休想过去。”

塔格把皱巴巴的半包薯片递过去。

“我们可以付过路费。国王，来点儿薯片？”

男孩把手伸进包装袋，抓起一大把弥漫着醋味的薯片。他仔细瞧了瞧手里的薯片，又闻了闻，然后分成两份递给两个女孩。女孩们把薯片一片接一片地放进嘴里，嚼得飞快。她们仰起头做出艰难吞咽的动作，活像一对雏鸟。

“小鸟真乖。”男孩拍了拍女孩们的脑袋。

她们对视了一眼，咯咯笑起来。

“你们不该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塔格说。

“薯片是我给她们的。”男孩用长矛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你们过桥干什么？”

“我们去找人。找一个男孩。一个金发男孩。”塔格说，“他长得有点儿像你。离家出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男孩皱起眉头。他退到铁丝网上，望了一眼蜿蜒的河道。

“他没到这儿来。”他最后说，“要不我肯定会看见他。我是国王。我什么都看得见。”

“好吧，但我们总得试试。”塔格说。

放手吧，塔格——我想说却没能说出口。有时真正的友情莫过于此：即便你如鲠在喉，也依然缄口不言。

我回头望了一眼来路。山丘的尽头是公路，再远一些是低矮残破的小镇剪影。我隐约听见骚动和叫喊——也许只有我听得见。我想象马克·卡卡兰站在多克里酒吧的门口，冲着底朝天的汽车暴跳如雷。马琳站在他身边，双臂交叉在胸前。我几乎能看清她的表情，看清她狭长眼睛里的绿色微光，和她的嘴角勾勒出的一丝笑意。她嘴唇的颜色与我留在车门上的字母交相辉映。我从口袋里摸出那支口红，递给一个女孩。

“另一件礼物。”我说，“好了，我们走吧，塔格。”

塔格从男孩身边走过。男孩端起铝杆，把尖端捅向塔格的肚子。塔格握住杆头，把它拧向自己。他假装大口喘气，手在空中乱抓。

“你杀死我了。”他大叫。

他后退两步，摇摇晃晃地跪倒在地，然后向前扑倒在草地上，像个五体投地的祈祷者。

“你把他杀了。”我说。

我用脚尖轻踢了一下塔格的肋部。他软塌塌地跟着动了动。男孩走过来，学着我的样子踢了一下塔格的肩膀。女孩们不再作声。

“你准备怎么向你妈解释？”我说。

男孩努力噘着嘴，眼泪还是不听话地往上涌。

“哎呀，他快要哭了。”我说。

心软的塔格装不下去了。他嘴里呼呼两声，坏笑着抬起头。他看着男孩，爬了起来。

“别哭了，小家伙，”他说，“刚才我死了，现在我又活过来了。”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越过铁丝网上了桥。我紧随其后。

“国王，再见！”塔格大喊。

我从男孩身边经过的时候，他恼怒地看着我们，双臂交叉在胸前，铝杆搭在肩头。

“如果你们掉进河里，我可救不了。”他警告道。

木桥在我们脚下嘎吱作响。到了桥中央，那棵大树扭曲的枝桠如同女巫的手指伸向我们的脸。我们必须压低或拨开树枝才能前行。

“再跟我说说，塔格。”我说。

“说什么？”

“说说克兰西家孩子的事。说说那两个德国女同性恋。”

于是塔格开口大谈自己的猜想。其实我并没有听，但这也无关紧要。在他喋喋不休之际，我望着他的光头随脚步高低起伏，望着他头上的凸起与凹陷。他肥厚的脖子上深深的皱褶在我的眼里幻化成一张没有嘴的鬼脸，他左右摇摆的肩膀雄伟如山。我想起克兰西家孩子的那张照片——塔格从星期日报纸上剪下来，贴在卧室的软木板上。就是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一张生日聚会的剪影：他长满金发的头上紧扣着一顶皱纹纸寿星帽；他开怀大笑，露出两颗日后让人心碎的虎牙；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似乎迷失在那个幸福的瞬间。我想起了马琳。我想起了她的孩子。一念之差，那会是我的孩子。我想起她肚脐周围的日晷文身，想起她紧致的小腹——我可以让她躺下，看着硬币从她的小腹上弹起。我们终究都有自己无法放手的事。

残破的桥身在我们的脚下不住地震颤、呜咽。等我们到了对岸，踏上坚实土地的那一刻，一阵莫名的感激从我心底涌起。我伸手拍了拍塔格的肩膀，然后转过身，准备挥别那位年幼的国王和他爱笑的女仆。当我的目光越过黝黑的湍流时，我发现那几个孩子已经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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