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选刊》雪漠：二弟的死亡让我窥破了生命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死亡夺走了二弟

1992年的一天，二弟陈开禄来找我。他说肋下长了个硬疙瘩。我一摸，果然，便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我说，也许是个脓包吧。他就到医院开了逍遥丸，吃了好几天，可一直不见好，还越来越大了，而且长得飞快。陈开禄有些发慌，又来找我。我安慰他说，不要紧，坏东西哪能长那么快，但还是带他到医院做了B超。结果出来后，医生说是肝包虫，开刀把虫子取出来就没事了，但从手术室里出来后，肝包虫却变成了晚期肝癌。那消息，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我一下就懵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二十六岁的弟弟，竟得了那种好不了的病。我突然有了一种噩梦般的觉受。瘫软像潮水一样涌向了我，我想，妈妈知道了咋办？那一刻，我特别希望一切都是一场梦。要是一场梦，该多好？

医院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来往的人，也像是飘来飘去的影子。那段日子里，我看不到太阳。世界变成了一部灰白电影，我是穿梭在电影里的幽灵。所有的声音，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变得沉默了。人前，我总是挤出笑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人后，我总是流泪。弟弟的病像是心头的刺，时不时地，就会在我心里扎出血来。

那时，我便祈求观音菩萨，希望她能改变弟弟的命运。假如菩萨真能显灵，救了我弟弟，我愿出家为僧。但奇迹没有出现。不过，我仍然每天禅修，并没有怀疑自己的信仰。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可能怀疑自己的信仰，都会问，到底有没有佛菩萨？但我不是这样，之所以我不会这样，是因为我不是为了求神庇佑而走入信仰的，我是真的向往佛教的智慧和慈悲，真的想要升华自己，所以，就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就算我失去了一切，也依然不会动摇我的信仰。信仰像是中流砥柱，始终屹立在我的心头，不管心潮如何澎湃，它仍是坚定不移地立在那里。那时节，因为弟弟的死而陷入了半痴呆状态的我，仍然能感觉到它望着我的双眼。我仍然坚持着每天的修行、读书、写作。

弟弟住院时，我为他包办了很多的事情。最初，我没把弟弟的真实病情告诉任何人，始终一个人承受着痛苦，没人可以倾诉，也没人可以依靠。有时，我甚至希望，弟弟能快些结束这苦难的人生。那实实在在的生命，在我眼中，也变成了一捅就破的肥皂泡。这给了我很大的打击。

弟弟确诊后的几个月里，我没去教委上班，一直陪着他。陪重病病人是世上最累的活儿，我总是替他挨痛，总是希望自己的挨，能真实地减轻他的疼。有时，只陪一个小时，我就累成泥了。后来，我，二舅畅国权，妹夫齐加平三个人轮流陪，每人一小时。那时，他们都知道弟弟得啥病了。

虽然我们都希望弟弟的病好，但他腹部的那个大球，仍在吹气似的长。

我们都在等那个非来不可的东西。

弟弟睡觉时，我就坐在旁边读书。有时，思绪会像水一样流过。我想起好些小时候的事，想起我们俩一起走过的日子，想起他带着面粉来学校里看我，想起他憨憨的笑，想起他被人骂了之后通红的脸……我真的不敢相信，那个陪我走了二十六年的人，竟然很快就要从世上消失了。但是，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体，看着他鼓起的腹部，看着他黄瘦的脸颊，我又不得不相信：我年轻的弟弟，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死亡。

弟弟这辈子，真的没有活好。他初中毕业就去卖苦力，供我读书，到死都是农民工。但有一次，我却伤害了他。当时，我们正在斗嘴，气头上的我冲口而出：“你不过是个卖苦力的！”他顿时怔住了，半晌后号啕大哭。他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一辈子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农民身份，为这，他一直很自卑，觉得自己比城市人矮了一截，但他没有想到，连哥哥也瞧不起他。

其实，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他。对他，我有很深的感情，也很感恩。我明白，我能读书，也因为他的付出，可一时冲动，竟说了不该说的话。那是我唯一一次伤害他。我当时就后悔了，却无法改变发生了的事情，也不知如何向他忏悔，怎么说，都好像会越描越黑。我想任时间冲去那记忆，可那画面，却成了插在我心上的刀子，而弟弟的死亡，又让我失去了忏悔的机会。他死后的许多个夜里，我都会从睡梦中哭醒，在孤独的空气中大叫着：“弟弟，宽恕我吧！”但漆黑中没有回音。

当我亲手扬起一锨锨黄土，掩埋了他时，我的生命里，就没了好多执着。我目睹了一个健壮的生命逐渐衰竭、消失的全过程——他1992年11月查出癌症，12月15日已走进了黄土堆，生命的消逝，竟那样快——名利啥的，真成过眼云烟了。

我整个人进入了一种半痴呆的状态，人问啥，我都不知道，反应不过来。好多人就说，陈开红傻掉了。虽然我还是坚持读书、修行，但写不出任何东西。写作基本上中断了。

像《大漠祭》中写的那样，每次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弟弟的化身，总会像鲁迅小说《药》里的老女人那样，对它说话。当时，我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我总会梦到弟弟。梦里的弟弟是活着的，却阴着脸不跟我说话。阴着脸也好，活着就好，可一段时间之后，连阴着脸的弟弟，我也梦不到了。我再次陷入了一片黑暗和绝望。

家里的情况也非常糟糕，钱花光了，母亲也病倒了。她的大便里有血。我马上陪她去医院做检查，生怕她得直肠癌。幸好，检查了很多次，医生们都说，她只是得了痢疾。但我的心里，仍像揣了块石头般地沉重。

三弟陈开青也突然从新疆回来了。回来的他，舌头上裂开了好多血口子，非常吓人。我想，刚死了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咋也变成这样了？便带着他到处看医生。医生们都说不要紧，他慢慢调养着，也痊愈了，就给我讲了好多故事。

原来，开禄去世时，开青正在几千公里外新疆的森林里伐木——他不知道陈开禄病危的消息，我们没法通知他——那时是严冬，风雪交加，他和同伴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差点冻死，后来，他们在一个山洞里躲了好久，才被几个哈萨克人救下。他说的故事我都记下了，想写进小说里，但一直没用上。

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很多事，都让我深深地感到了无常。虽然我一直把生死作为参照系，来做每一个决定，但真正遇到至亲死亡时，那种巨大的冲击感，还是不一样的。那时节，我才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经历死亡。那时的觉受，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体验之一。它让我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我直观地感到，当一个人走向死亡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包括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肉体，等等，陪着他的，只有自己的灵魂。这成了我后来走向觉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

对死亡的感悟，让我放下了生命里的很多东西。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很多事，对我来说都没了实体，都像是水泡般忽生忽灭，除了家人的健康，我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唯一鲜活的，就是弟弟的死。

1992年3月到12月，一共九个月间，我读书三百六十六个小时，写作二百一十七个小时，平均每天写作不到一个小时，那段时间，真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绝境了。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虽然弟弟的事告一段落后，我又开始写作，但仍然写不出能让自己满意的东西，生命于是变成了一种煎熬。我只能将几乎所有的生命用于禅修。

过了两年多，我才真正缓过来。缓过来之后，我就把弟弟的事写进了《大漠祭》。从《大漠祭》中，你可以看到弟弟从生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和家人的心灵历程。或许，你会看出一种感悟来；或许，你会更懂得珍惜生命，在有限的生命中，做一些让自己觉得没白活的事情。

因为，虽然很多事都值得做，很多享受也很好，但每个人的生命空间都非常有限，生命时间也很有限，而人的一生里，能留下意义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好些人活了一辈子，有过辉煌，有过潇洒，有过得意，但到头来，对别人产生不了任何价值，也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他们哪怕非常优秀，也只是茫茫人海中的水滴，被岁月的艳阳一照，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了。这样的活着，只是对生命的消耗，有啥意义？可好多人，一辈子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比如那些给陈开禄动手术的医生们。

记得，那些医生们也在私底下议论着，说弟弟得了实质性的病——就是说，他们已知道那病的真相，却仍然告诉我们，那只是肝包虫——而且，凭当时的医疗水平和弟弟的症状，他们也不该误诊的，可他们偏偏叫弟弟去动那个毫无意义的手术，为啥？为了手术费。麻醉师没给弟弟打麻药，就让医生在弟弟的肚子上割了一道五寸长的口子，为啥？因为我们没给麻醉师送礼——我一直不敢想象，那锋利的屠刀，是如何伸向苦命的弟弟。

我在《大漠祭》后记中写了我的希望，希望那些医生和偶尔有点权力的人们，能早些发现世间利益的无常，建立一种岁月毁不去的德行，为世界贡献一点美好。

要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无论利益、享受、地位，还是别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天大的事情，也不过是忽生忽灭的水泡，留不下什么。生命也是这样。无数个陈开禄来了，又走了，他们迷恋过的一切，他们放不下的一切，都消失了。真正伴随了他们的，只有灵魂深处的疼痛和寻觅。

我们兄弟三人用颜色起名字，陈开禄本名开绿，后改名开禄，是因为他希望能吃上官粮，能月月混个麦儿黄。但他奋斗至死，都没有摆脱农民的身份。可是，假如摆脱了，又能怎么样？当农民的陈开禄也罢，吃上官粮的陈开禄也罢，最终的归宿都是死亡。他在世间的身份，并不能减少他患癌时承受的痛苦，也不能改变他的命运，财富和地位到头来，都会变成别人的东西。你的一切——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甚至包括你百般爱护的身体——最终都不属于你，你还能真正拥有啥？你辛苦了一辈子，错过了很多追求梦想的时间，又是为了啥？

前边说过，《猎原》中张五的生活原型是我的伯伯陈召年。他晚年得了癌症，没钱治病，也买不起止痛药，只好躺在家里，疼得像牛一样号叫。他没有任何希望，也没有任何尊严，挣扎着活在地狱里，只是为了最后的死去。后来，我带了几支杜冷丁——杜冷丁不好找，我是给弟弟准备的，但那几支杜冷丁还没用完，弟弟已死去了——和一块鸦片去看他。他看到鸦片，双眼立刻放出了异样的光彩，然后，用火钳烫了点鸦片，贪婪地吸那白烟。那细节，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后来，我就用《猎原》定格了那个瞬间——我想告诉这个冷漠的世界，有些人活得非常艰难，他们很需要别人的关怀和帮助，可愿意关注他们的人，又有多少？这个喧嚣、麻木的世界，能感觉到一种疼痛吗？

我想为无数的张五说些该说的话。

——刊于《中华文学选刊》201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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