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供我们承继，也供我们背叛

前辈，供我们承继，也供我们背叛

文/王安忆

我们时常怀念八十年代，张承志，就是写《黄泥小屋》的那个人这样描绘：开明的文化官员，编辑是我们的老师，出版与发表的严格选择，既坚持标准，又鼓励实验，同行间的正当竞争，还有前辈——是的，前辈，供我们承继，也供我们背叛。九十年代初，在一个颁奖会上，张贤亮，编年选中所收录的作品为1984年第五期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走到我们这堆人里，对我说：据说你的《叔叔的故事》里的“叔叔”是我，那么我就告诉你，我可不像“叔叔”那么软弱，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他的话里携带了一股子威吓的狠劲，令人骇怕和生气，可如今想起来，那景象确实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前辈！前辈就是叫你们骇怕和生气，然后企图反抗，这反抗挺艰巨，难有胜算，不定能打个平手。有强悍的前辈是我们的好运气！

许多事情在同时发生。被遮蔽的历史继续揭露出来，1980年第一期，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仔细回顾，小说描写的事件，正嵌在《创业史》和《艳阳天》两个时间段之间，那如火如荼的农村建设景象之下的阴郁突起在眼前，可谓惊心动魄。历史批判越来越深入，不止是简单的愤怒，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同年发表的，还有冯骥才的《啊！》。这一声“啊”，可说别开生面，还有那个惊叹号，流露出惊愕的表情，于是，悲剧便预示了荒诞的喜剧感。之后，1981年第三期上，王蒙的《杂色》，以抒情的格调重新认识被否定的历史中，具体人生的价值。我以为意义重大无可估量，它使个体超出了全体性的政治遭际领悟生存本质的美学，从而改变命运。

再回到1980年第一期，谌容的著名小说《人到中年》，在我看来，这一个文本有着双重含义。小说中那一对医生夫妇，度着柴米油盐的琐碎生计，可是我们很难忽略“医生”这一职业里救赎的隐喻。我不以为这是作者出于无心为人物作的选择，无心也没关系，事实上，他们就是医生，治病救人是他们的工作。一个百废待兴的人间社会，生活，事业，养儿育女，身体健康，可说千疮百孔，捉襟见肘，要以一己之力补天，最后落得心力交瘁。即使放弃隐喻，回到小说描绘的故事表面，革命也正潜在地发生，政治意识形态在日常状态中解构，也许更接近着事情的核心部分。现实主义渐渐脱出社会批判的窠臼，走向更广阔的空间。

接着，1982年第二期张洁的《方舟》，阶级社会裸露出男性中心的真面目。这一代作家，人称“右派作家”，并不完全有“右派”的遭遇，但都是人格独立，敢于怀疑，从这点上说，称“右派”也没错，果真是锐利，总是他们，一层一层破开硬土，垦出新田，种植新天地。路遥的《人生》接踵而来，那高加林其实就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里的萧长春，以及犯人李铜钟，都是传统农村的挑战者，但所接受教育的来源不同，不是在土改革命和军旅生涯开拓眼界，而是现代学校。于是，这一个农村英雄便染上小资产阶级的忧郁病，和前辈们不同，他的奋斗充满个人主义的利己性。这一个崭新的农民人格，应当说是五四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思想果实，自我意识觉醒，终于在半个世纪以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批判中诞生形象。

还是在此同时，小说的叙事模式破旧立新，气势十分张扬。1986年第五期，马原的小说《虚构》，亮出小说的底牌，揭去了小说在现实前提之下进行的假定性，行为与口号多少是鲁直的，却可显见得颠覆的决心，仿佛是说了再做，义无反顾。接下去的情形只看篇名就可略知一二：《信使之函》、《迷舟》、《一个谜语的几种猜法》……这就是新时期文学史上被称为的“先锋文学”。

在信息量流通的今天，与其学习的西方现代主义对照，无论发生的背景还是实践的方式，也许有许多可疑之处，甚或至于，它对我们方才回归不久的经典现实主义表示的不敬，一定程度破坏了循序渐进的自然过程，引起基因突变，结下催熟的果实。可是，我们不是封闭得太久了吗？一旦开放，怎么挡得住八面来风，又怎么挡得住天地造化的时机！

我原先以为，先锋文学带了一股子蛮劲，将到此为止分野明晰，目的清楚的文学潮流冲出堤坝，溃散了力量；多年以后，我似乎隐约意识到，就是这溃散，将各个运动的思想集合起来，或者说混淆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那句话，文学以破除而实现创造，即使取消，一旦进入虚构便又成为存在，甚至比真实的历史更要肯定，因为它脱离了时间的流逝，承载于另一种质地坚硬的载体，想象的记忆。

回首望去，那一段日子简直眩目。我尝试将事情一一排序，以因果为列，编年选显然也是为此努力。但依然不免交替错落，似乎能量在一瞬间爆发，已经不能确切纳入某一个概念。1988年第二期叶兆言《枣树的故事》，次年苏童的《妻妾成群》，题材与写法都越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倒是接近着更前代也更边缘的民国小说。从“五四”继承而来的新文学理论都难以为其命名，似乎无法解释它的来源，因而无法推测预示着什么样的趋势。然而，它们的陌生和新鲜却触目地流连在视野，无法忽视。在这令人激动的困顿中，八十年代落下帷幕。

我想，下一个世代是接续和发展了上世代末的无名状态。王朔出场了，有人将其标以“痞子文学”；可李晓《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又将痛楚从玩笑中打捞出来，恢复了严肃性；《老旦是一棵树》里，几千年不变的乡土变形了，再度瓦解严肃性；余华来了，再将荒诞拉回正剧，却推向地老天荒的远景，诡异的是，《活着》的那名流浪歌手似乎来自《动物凶猛》；然后是《接近于无限透明》，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世界进入抽象，之前所有的具体性在此演化成自然法则……你不能说事情完全断了连贯性，在纷繁的表面之下，一定有着某种潜在的关系，包含着更严密的逻辑。

李锐、莫言、尤凤伟，这些寻根运动的领军人物此刻方在编年选中露面，却已是新表现。方方、池莉、韩东，被短暂地命名为“新写实主义”，我猜测，多少有些勉力而行，大约企图为他们笔下的市井图画作一个归纳。市民生活可说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尴尬，或者成为新感觉派的颓废景象，或者是做左翼作家批判对象，在这时候却呈现出人生价值。“新感觉”这三个字其实不足为其定论，何况，写作早已经超出任何范畴，写作者也不愿驯服于概念的划分，兀自活跃变化，比如说阎连科、迟子建、还有毕飞宇，你说他们归谁？概念在积极修正和扩容，不是加进了东西、北村、李洱……依然无法概括蔓生蔓长的文学现象，于是，“新写实”也半途而退。这景象，令我想起作家阿城的一篇小说题目：遍地风流！

从编年选目录看，无论作品还是作家，都出现密集的状态，不再有独领风骚的人和事，取而代之的是四处揭竿。众声喧哗之下，也是能量分散。汹涌澎湃之势逐渐平息，激情和才华平均分配，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大约就是文学的常态。不再有过度抑制之后的井喷；不再有一代人和几代人的压缩换来另一代人的膨胀；不再有封闭之后的泥沙俱下，而是依着万物生长的规律，有四季更替，春种秋收，丰欠并蓄。

大自然的运转有着自己的周期，盛衰相易，好比寻根运动提出文化的概念，如今已成泛滥，后缀于各种名词，又进一步演化成“国学”，促进外交战略；八十年代人性观，派生出利己，私欲，感官意识形态，陷入道德虚无，等待又一代愤怒青年起来反抗。分散的能量正在暗处聚集，认识也在酝酿之中，思想即便在那个禁锢的年代里也没有停止工作，现在就更不会休息，只是需要时间。从人类史的长度来看，十年，二十年，以至六十年，距离我们都不算太远，难免会有盲点，再等上一个十年，二十年，六十年，也许才能露出端倪。历史中的虚构轮回地递进，这也是虚构中的历史，它不是忠实，而是诚恳地我在，我看，我思，然后我写。《收获》编年选就其亲历亲为而记录下了这些。

最好的当代华人女作家是她吗？

【王安忆】

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文革期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荣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2011年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她的许多作品还被译成英、德、荷、法、捷、日、韩、以色列等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

【主要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长恨歌》、《遍地枭雄》、《天香》等，中短篇小说《众声喧哗》等，中篇小说集《小鲍庄》、《我爱比尔》、《隐居的时代》、《月色撩人》等，另著有包括《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剃度》在内的多部短篇小说集，以及《独语》、《寻找上海》、《故事和讲故事》、《心灵世界》等非虚构作品。其中《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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