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

保罗·瑟鲁/文 孙仲旭/译

【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先生于2014年8月28日在广州辞世，享年41岁。孙仲旭是中国最优秀的译者之一，译作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门萨的娼妓》、《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

保罗·瑟鲁（Paul Theroux, 1941— ），美国作家，在小说、游记两种文体写作中成就卓著，本篇选自1979年出版的《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在这本游记中，作者记录了从美国波士顿往南经中美洲到南美洲的乘火车旅游。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里斯，作者拜会了阿根廷的“国宝”级作家——豪尔赫·博尔赫斯。——译者

六楼的楼梯平台处，有块铜制铭牌，上面刻着“博尔赫斯”。我按了门铃，一个七岁左右的孩子为我开门。他看到我后，不自在地吮手指。他是女佣的孩子。女佣是巴拉圭人——一个丰满的印第安人，她请我进去，然后让我在门厅处等，有只很大的白猫陪伴我。门厅处，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可是公寓里其他地方都暗。黑暗让我想到博尔赫斯双目失明。

因为既好奇，又感觉不自在，我走进一个小客厅。尽管窗帘拉着，百叶窗关着，我还是能够辨认出一座枝状大烛台，博尔赫斯在他的一个短篇中提到过这件家传的银器，几幅画，老照片，还有书本。家具很少——靠窗户处，有一张沙发和两张椅子，靠着墙有一张餐桌，一堵半的墙都给书架占了。什么东西蹭了我的腿一下，我打开一盏灯，那只猫跟到了这儿。

没铺地毯，免得绊倒这位盲人，也没有会让他撞上的挡路家具。镶木地板隐隐反光，处处一尘不染。那几幅画画得不清不楚，不过三幅版画线条清晰，我认出是皮拉内西的《罗马景象》。最有博尔赫斯味道的，是《赛司提亚司的金字塔》，可以给博尔赫斯自己的《虚构集》当插图。皮拉内西的传记作者比安科尼称他是“描画废墟的伦勃朗”。“我需要拿出了不起的主意，”皮拉内西说，“如果让我来规划新的宇宙，我会疯狂得接下来。”这种话博尔赫斯自己也有可能说出。

书本是各种各样混在一起。一个角落那里，全是万人版的书，经典著作的英译本——荷马，但丁，维吉尔。有几格放诗集，不按特别的顺序——丁尼生和e.e.卡明斯，拜伦，坡，华兹华斯，哈代。还有参考书，《哈维氏英国文学》，《牛津引语词典》，各种各样的词典——包括约翰逊博士编的——其中有本革面装百科全书。这些书版本一般，书脊已经破损，布面退了色，然而都有种已经读过的样子。这些书久经翻阅，露出一些纸质书签。阅读会改变一本书的外观，一经读过，就再也不会是原样了，人们会在一本书上留下他的个人印记。读书的乐趣之一，便是看到书页的变化以及怎样通过阅读，把这本书变成自己的。

走廊上传来拖着脚步走路的声音，还有一声清晰可闻的咕哝声。博尔赫斯出现在灯光昏黄的门厅处，正扶着墙走过来。他穿得正式：深色套装，深色领带；他的黑色鞋子绑得不紧，一条表链吊在口袋外面。他比我原来想像的要高，他的脸部轮廓有英国人的特征，下巴和额头有着苍白的严肃样子。他有眼袋，眼睛睁着，却看不见东西。他脚步蹒跚，手也略微有点抖，除此之外，他的身体状况极佳。他像一位药剂师一样讲究整洁、精确。他的皮肤干净——手上没长老人斑——脸上也显得坚毅。别人跟我说过他“八十岁上下”，当时他七十九岁，不过看着没那么老。“你到了这年纪，”在短篇小说《对方》中，他跟那个与他类似的人说，“你会几乎完全失去视力，但是还能分辨出黄颜色、光线和阴影。别担心，逐渐失明并不是悲剧，这就像慢慢变黑的夏日黄昏。”

“好。”他一边摩挲我的手一边说。他紧抓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一把椅子前。“请坐， 这儿还是那儿有把椅子。请别拘束。”

他的语速很快，以至于他说完后，我才意识到他说话带口音。他似乎喘不上气，一说就是一大串，没有迟疑，除了他说起一个新话题时。接着，他一边口吃着说话，一边抬起颤抖的手，好像从空中抓来话题，并摇下来想法。

“你是从新英格兰来的，”他说，“太好了，从那儿出来最好。一切都是从那儿开始的——爱默生，梭罗，梅尔维尔，霍桑，朗费罗，是他们开创的，要不是他们，那里会一无所有——很好。”

“我读到过你写的关于新英格兰的诗。”我说。博尔赫斯的《新英格兰，1967》开头便是：“他们改变了我的梦的形状。”

“对，对。”他说。他不耐烦地挪动他的手，好像一个人在摇骰子。他不肯谈论他的作品，几乎耻于谈及。“我当时在哈佛开讲座。我不喜欢开讲座——但是我很喜欢教书。我喜欢美国——新英格兰。德克萨斯州不一般，我是跟我母亲一起去的。她当时年纪大了，八十多。我们去参观了阿拉莫。”博尔赫斯的母亲前不久以九十九岁高龄辞世，她的房间保持着她去世时的模样。“奥斯汀你熟吗？”

我说我曾经坐火车从波士顿到沃思堡，觉得沃思堡没什么。

“你应该去奥斯汀，”博尔赫斯说，“其余的在我看来什么也不是——中西部，俄亥俄，芝加哥。桑德堡是芝加哥的头号诗人，可是他算什么？只是闹腾而已——他全都是从惠特曼那儿学的。惠特曼伟大，桑德堡什么也不是。其余的，”他一边说，一边对着一幅想像出来的北美地图晃动手指。“加拿大？告诉我，加拿大出过什么？一无所有。不过南方有意思，真可惜他们在内战中被打败了。你觉得可惜吗，嗯？”

我说我认为南方打败仗不可避免。他们一直思想保守，不思进取，如今在美国，谈论内战的只有他们，北方人从来不提。南方打胜的话，我们也许就不用缅怀邦联了。

“他们当然要谈。”博尔赫斯说，“对他们来说，这场失败让他们刻骨铭心，但是他们必定要输，他们是从事农业的。可是我不知道——打败仗真的就那么糟糕？在《智慧七柱》中，劳伦斯不是说过什么‘胜利之耻’吗？南方人勇敢，可是勇敢的人也许不会成为好战士。你觉得呢？”

单单勇敢不能让你成为一个好战士，我说，就跟单单有耐心不能让你成为钓鱼好手一样。勇敢有可能让一个人无视危险，而有勇无谋，则有可能让人送命。

“但是人们尊重战士。”博尔赫斯说，“所以没人真正觉得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美国是个军事强国，而不是个商业帝国，人们会尊敬它。谁尊敬商人？谁都不会，人们看美国，看到的只是旅行推销员，所以他们要笑。”

他抖抖手，做了个抓东西的动作，然后换了话题。“你怎么来的阿根廷？”

“先去德克萨斯，之后坐火车到了墨西哥。”

“你觉得墨西哥怎么样？”

“乱哄哄的，不过挺舒服。”

博尔赫斯说：“我不喜欢墨西哥还有墨西哥人，他们太讲民族主义了，而且恨西班牙人。要是他们有那种感觉，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只是演戏，扮成讲民族主义的人。可是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扮演红蕃印第安人。他们喜欢演戏。他们什么也没有，打仗也不行，对吧？他们是很差劲的战士——总是打败仗。看看几个美国兵就能在墨西哥干成什么事吧！不，我一点也不喜欢墨西哥。”

他停了一下往前倾着身子，鼓着眼睛。他找到我的膝盖，拍了拍，以强调他说的话。

“我没有这种情结。”他说，“我不恨西班牙人，尽管我更喜欢英格兰人。我1955年失明后，就决定做一样以前完全没做过的事，所以我学了盎格鲁—萨克逊语。你听……”

他用盎格鲁—萨克逊语完整地背了遍主祷文。

“这是主祷文。再听听这个——这你知道吗？”

他背诵了《航海者》的开头。

“《航海者》。”他说，“难道不漂亮吗？我有英格兰血统，我奶奶是诺森伯兰郡人，还有几个亲戚是斯塔福德郡人。‘萨克逊、凯尔特和丹麦人’——是这么说的吗？我们在家里总是讲英语。我父亲跟我讲英语，没准我也有挪威血统——维京人在诺森伯兰郡待过。还有约克——约克是个漂亮的城市，是吧？我也有祖先是那儿的人。”

“鲁宾逊就是约克人。”我说。

“是吗？”

“我多少多少年出生在约克市，家道殷实……”

“没错，没错，我忘了。”

我说英格兰北部到处都有挪威姓氏，并举了索普这个名字为例，它既是地名，又是姓。

博尔赫斯说：“就像德语里的‘多夫’。”

“或者荷兰语里的‘多普’。”

“奇怪，我跟你说，我现在正在写一个短篇，里面的主人公就叫索普。”

“是你的诺桑伯兰郡血统起作用了。”

“也许吧。英格兰人很出色，只是胆子小。他们不想建立一个帝国，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逼他们，他们就建起了帝国。了不起，不是吗？他们留下了很多东西，看看他们给印度的——吉卜林！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我说有时候，吉卜林的短篇只是个梗概，或者是练习用爱尔兰方言写作，要么写得匪夷所思，就像《穷途末路》的高潮部分，里面有个人在死人的视网膜上拍摄了妖怪，然后又把照片烧了，因为太可怕了。可是妖怪是怎么出现在哪儿的？

“这没关系。他总是不错的，我最喜欢的是《曾在安提俄克的教堂》，这个短篇真是出色。他还是个多么伟大的诗人，我知道你同意我的看法——我读过你在《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我想让你给我读几首吉卜林的诗。跟我来。”他说着站起身把我领到书架前。“书架上——你看到吉卜林的诗全在这儿吗？左边是《诗全集》，是本厚书。”

我眼睛扫过那套象首版吉卜林文集，博尔赫斯的手做出祈求的样子。我找到那本书，并拿到沙发前。

博尔赫斯说；“给我读读《丹麦女人的竖琴之歌》。”我顺从地读了：

“你抛下的是怎样一个女人，

怎样的壁炉火和家里的田地，

去跟灰色的寡妇制造者远行？”

“‘灰色的寡妇制造者’”，他说，“真好，用西班牙语说不出这种话。我打岔了——继续。”

我又开始读，可是读到第三节时，他又打断我。“‘……手指十倍长的野草缠着你’——太美了！”我继续读这篇对一个旅人的责备之言——单单是读这篇，就让我感觉想家了——每隔几节，博尔赫斯就赞叹某个短语多么完美。他对这些英语复合词很有敬畏之心，这些措词在西班牙语里不可能找到。拿一个简单而有诗意的短语来说，比如“饱经风霜的人”，用西班牙语，一定要说成“在世界上经历风霜的这个人”。在西班牙语里，含糊及微妙之处不复存在，博尔赫斯恼火自己无法像吉卜林那样写诗。

博尔赫斯说：“现在读读下一首我最喜欢的，《东西方之谣》。”

结果发现，这首诗比《竖琴之歌》更容易让他插话，不过尽管这从来不是我最喜欢的，博尔赫斯还是让我注意到那些好句子，是几个悦耳的对句，他一再说：“你不可能用西班牙语这样写。”

“再给我读一首吧。”他说。

“《林中小道》怎么样？”我说，读了这首诗，我的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博尔赫斯说：“这首诗就像哈代的，哈代是位杰出的诗人，可是我没办法读他的长篇小说，他应该一直写诗。”

“到最后他的确是，不再写长篇了。”

“他根本就不应该开始。”博尔赫斯说，“想看点有意思的吗？”他又把我领到书架前，给我看他的《大英百科全书》，是少见的第十一版，这卷不是收录事实的，而是文学卷。他让我查“印度”词条，仔细看看里面的彩图插页上的签名，是“洛克伍德·吉卜林”。“路特雅·吉卜林的父亲——你知道吗？”

我们在他的书架上参观了一番。对于他的约翰逊所编的《词典》（“是某个人匿名从辛辛监狱寄给我的”）、《大白鲸》、《一千零一夜》理查德·伯顿爵士的译本，他特别自豪。他在书架上摸索，又抽出几本书；他把我领进书房，给我看他的托马斯·德·昆西全集，他的《贝奥武甫》——摸着这本书，他开始引用这本书的内容——还有他的冰岛传奇书。

“这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关于盎格鲁—萨克逊文学最佳的藏书。”

“如果不是在整个南美洲。”

“对，我也这么想。”

我们又回到当客厅用的图书室。他忘了给我看他的爱伦·坡著作版本。我说我最近读了《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

“刚好昨天晚上我也在跟比奥伊·卡萨莱斯谈起《皮姆》。”博尔赫斯说。比奥伊·卡萨莱斯跟他合作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那本书的结尾很奇怪——黑暗和光明。”

“还有运尸体的船。”

“对。”博尔赫斯有点迟疑地说，“我很久以前读的，在我失明之前。坡最出色的就是那本。”

“我很乐意读给你听。”

“明天晚上来吧，”博尔赫斯说，“七点半。你可以给我读读《皮姆》里的几章，然后我们去吃晚饭。”

我从椅子上拿起上衣。那只白猫一直在嚼袖子，袖子已经湿了，不过那会儿猫睡着了。它仰着睡在那儿，好像想让人挠肚子，眼睛紧闭。

那天是耶稣受难节，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举行肃穆的列队行进，人们抬着耶稣像，吃力地把十字架拖上火山山岭，穿着黑色罩衣，鞭笞自己，跪在地上念诵受难十四处，举着骷髅游行。然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少看到这种悔罪活动。在这个世俗的城市里，是以去看电影的方式表现虔诚。荣获几项奥斯卡奖的《茱莉娅》在耶稣受难节上映，可是这间电影院里没人。街对面的“电气”电影院在放映《十诫》——五十年代的《圣经》史诗片——买票的人龙排了两个街区那么长。放映《拿撒勒人耶稣》的“泽菲雷利”电影院里人满为患，还有五百个或者更多想看电影的人虔诚地在雨中等候进场。

白天我都在誊写前一天晚上在膝头所记的笔记。博尔赫斯失明，让我在他说话时，自然而然写起东西来。我再次坐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地铁去赴约。

这一次，博尔赫斯的公寓里亮着灯。他懒散地拖着脚走路的声音让我知道是他来了，他出现在我面前。跟前一天晚上一样，在这个潮湿的晚上，他穿得过多。

“该读坡了。”他说，“请坐。”

坡的那本书放在旁边一张椅子上，我把书拿起来，找到《皮姆》那篇，可是我正要读，博尔赫斯说：“我一直在想《智慧七柱》。每一页都很好，可还是一本枯燥的书，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他想写一本杰作，萧伯纳跟他说使用很多分号。劳伦斯就决心写得透彻，他认为如果它读来沉闷之极，就会被认为是本杰作。可是写得很枯燥，没有幽默。一本关于阿拉伯人的书写得不好玩，怎么可能呢？”

“《哈克贝利·芬》是本杰作，”博尔赫斯说，“而且好玩，但是结尾很糟糕。汤姆·索耶出现了，就变得糟糕。还有一个黑人吉姆”——博尔赫斯已经开始用手在空中摸索——“对，我们以前在雷蒂罗有个奴隶市场。我们家不是很有钱，只有五六个奴隶，不过有的人家里有三四十个。”

我读到过阿根廷的人口中一度有四分之一是黑人，现在阿根廷没有黑人了。我问博尔赫斯怎么会这样。

“这是个难解之谜，但是我记得看到过有很多。”博尔赫斯看着很年轻，容易让人忘了他跟本世纪同龄。我不能打保票他说的都可靠，但是我这趟旅行中所遇到的最健谈的目击者就是数他了。“他们当厨子、园丁、打零工。”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

“有人说他们死于肺结核病。”

“蒙得维的亚的怎么没有死于肺结核？就离那么远，不是吗？还有个说法，同样没道理，说他们跟印第安人打仗，印第安人跟黑人同归于尽。那会是在1850年左右，但不是真的。1914年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很多黑人——很常见。准确点说，也许是在1910年。”他突然笑起来。“他们干活不是很出力。人们以前认为有印第安人血统很不错，可是现在黑人血统就不是很好，不是吗？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几个名门望族就有——让沥青刷子蹭了一下，不是吗？我叔叔以前经常说我：‘豪尔赫，你就像个吃了午饭后的黑鬼一样懒。’你知道，他们下午很少干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儿这么少，可是在乌拉圭或者巴西——在巴西，你可能时不时才会碰到一个白人，不是吗？走运的话，不是吗？哈！”

博尔赫斯笑得好像感到遗憾，也有点自娱自乐的样子。他脸上热情洋溢。

“他们以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人！我无意中听到过一个黑人女的跟一个阿根廷女的说：‘嗯，至少我们不是坐船来的！’她意思是说，她认为西班牙人是移民。‘至少我们不是坐船来的！’”

“你什么时候听到的？”

“好多年前了，”博尔赫斯说，“可是黑人打仗很管用。他们在独立战争中打过仗。”

“他们在美国也打过仗，”我说，“不过很多是帮英国人打。英国人答应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当步兵，就给他们自由。有一个南方团全是黑人——被称为邓莫尔勋爵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最后到了加拿大。”

“我们国家的黑人在塞里托战役中打胜了。他们跟巴西人打仗。他们是很好的步兵。高乔人骑马打仗，黑人不骑马。有一个团——他们所称的第六团，不是姆拉托人和黑人，不过在西班牙语里，叫‘棕色和深色团’，这样就不会冒犯他们。在《马丁·费耶罗》里，他们被称为‘贱色人’……哎，够了，够了。我们读《亚瑟·戈登·皮姆》吧。”

“哪一章？关于那条船装满尸体和小鸟开来的那一章？”

“不，我想听最后一章，关于黑暗和光明的。”

我读了最后一章，书里那条独木舟漂流到北冰洋，水越来越热，然后变得很热，灰烬的白色瀑布，蒸汽，白色巨人现身。博尔赫斯不时插话，用西班牙语说“迷人”、“漂亮”和“太美了！”

我读完后，他说：“给我读读倒数第二章。”

我读了第二十四章：皮姆从岛上逃出来，逃脱疯野人的追赶，对于迷路生动的描写。长而吓人的段落让博尔赫斯听得开心，读完后，他鼓了掌。

博尔赫斯说：“现在读点吉卜林怎么样？我们来推敲一下《巴瑟斯特太太》，看它是不是一首好诗，好吗？”

我说：“我得跟你说，我根本不喜欢《巴瑟斯特太太》。”

“好吧，那它肯定不好。就读《山上的普通传说》吧，读读《灰白色那边》。”

我就读《灰白色那边》，我读到比塞莎给她的英国情人特莱加戈唱情歌时，博尔赫斯打断了我，背诵起来：

“‘独自在屋顶，向着北方

我转身看空中的闪电——

你的步伐灿烂出现在北方，

回到我身边，亲爱的，否则我要死掉！’

“我父亲以前经常给我背这首诗。”博尔赫斯说。我读完那篇小说后，他说：“现在你选一首。”

我给他读了那篇关于鸦片客的，《通向百种悲伤之门》。

“真是悲伤啊，”博尔赫斯说，“可怕。那个人完全无能为力。不过留意一下吉卜林是怎样重复同样的诗句的。根本没情节，但是写得漂亮。”他碰了一下他的套装上衣。“几点了？”他拿出怀表摸摸时针。“九点半——我们该去吃饭了。”

我把吉卜林的书放回原位时，博尔赫斯坚持要我一定把书放到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位置——我说：“你重读你自己的书吗？”

“从来不，我对我写的东西不满意。评论家们极度夸大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我宁愿读”——他冲向书架，用手做了个聚拢的动作——“真正的作家，哈！”他转向我说，“你读我写的东西吗？”

“读的，《皮埃尔·门纳德》……”

“那是我写的第一个短篇，我当时有三十六或者三十七岁吧。我父亲说：‘多读多写，别急着发表’——这是他的原话。我写的最好的作品是《第三者》，《南方》也好。只有几页，我懒——写几页，我就完成了。可是《皮埃尔·门纳德》是个笑话，不是短篇。”

“我以前让我的中国学生读《长城与书》。”

“中国学生？我想他们会觉得里面有很多愚蠢可笑的错误。我想是这样。这篇不重要，几乎不值一读。我们去吃饭吧。”

他从客厅的沙发那儿拿过手杖，我们出去了，坐着空间狭小的电梯下去，出了熟铁所制的电梯门。餐馆在街角处——我看不到，可是博尔赫斯知道怎么走，所以是这位盲人领着我。跟博尔赫斯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上走，就像让卡瓦菲斯领着在亚历山大市走，或者让吉卜林领着在拉合尔走。这座城市属于他，他有份参与创造了这个城市。

在耶稣受难节这天晚上，这间餐馆里顾客盈门，沸声盈天。但是博尔赫斯一进去，捣着手杖在他显然熟知的桌子间摸索着走过去时，用餐的人一时鸦雀无声。博尔赫斯被认了出来，他一进去，人们吃饭、说话都停下了。这种沉默既是尊敬，又是好奇，一直等到博尔赫斯就坐并给侍者点了菜以后，人们才不再沉默。

我们要了棕榈心沙拉、鱼和葡萄。我喝葡萄酒，博尔赫斯则一直喝水。他歪着头吃，想用夹子戳穿一片片棕榈心。接着他用勺子，后来绝望之下，开始用手拿着吃。

“你知道人们想把《化身博士》拍成电影时，犯了个大错误吗？”他说，“他们让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他们应该用两个演员，史蒂文森也是这个意图。杰基尔是两个人。直到最后，你才会发现是同一个人。应该到最后才揭盅。另外，导演们干吗都总是把海德设计成爱玩弄女性的人呢？事实上，他很残酷。”

我说：“海德踩踏过一个小孩，史蒂文森描写了骨头折断的声音。”

“对，史蒂文森讨厌残忍，可是他对 ** 完全没意见。”

“当代作家的作品你读吗？”

“我一直在读。安东尼·伯吉斯不错——对了，他还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我们是同样的，博尔赫斯，伯吉斯，是同一个名字。”

“还有别的人吗？”

“罗伯特·布朗宁。”博尔赫斯说，我怀疑他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对了，他应该当个短篇小说家，真的是这样，他会比亨利·詹姆斯还要出色，人们现在还会读他的东西。”博尔赫斯已开始吃他的葡萄。“布宜诺斯艾利斯吃的东西不错，你不觉得吗？”

“在大多数方面，这儿看来是个文明的地方。”

他抬起头。“可能是这样，但是每天都有炸弹。”

“报纸上没提。”

“这种新闻他们不敢登。”

“你怎么知道有炸弹？”

“容易。我听到了。”他说。

的确，三天后，一场火把一个电视演播室烧毁大半，那本来是为转播世界杯而建的。这一事件被称为“用电方面出问题”。五天后，在洛马德萨莫拉和伯纳尔，有两列火车被炸。一星期后，有位政府部长遇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街道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上面钉了张纸条，写着：“来自蒙特尼罗（注：指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的礼物。”

“不过政府还不算特别坏，”博尔赫斯说，“维德是个用意良好的军人。”博尔赫斯露出微笑，慢慢地说，“他不是很聪明，但至少是个绅士。”

“庇隆怎么样？”

“庇隆是个恶棍。庇隆掌权时，我母亲进了监狱，我姐姐进了监狱，还有我堂兄。庇隆是个坏领袖，另外我也怀疑他是个懦夫。他掠夺了这个国家，他老婆是个妓女。”

“艾维塔？”

“公共妓女。”

我们喝了咖啡。博尔赫斯叫侍者过来，用西班牙语说：“帮我去厕所。”他对我说：“我得去跟教皇握手了，哈！”

在街上走回来时，他在一座旅馆的门口停住脚步敲了两下凉篷柱。也许他不像他装的那样瞎，也有可能那是个熟悉的地标，他把手杖抡开了敲打。他说：“为了有好运。”

我们转过街角上了迈普街时，他说：“我父亲以前经常跟我说：‘耶稣的故事真是垃圾。这个人为了全世界的罪而死。谁会相信？’胡扯八道，不是吗？”

我说：“在耶稣受难节，这可是个合乎时宜的想法啊。”

“我还没想到！哦，对！”他笑得很大声，把两个行人吓了一跳。

他掏大门钥匙时，我问他巴塔哥尼亚的事。

“我去过，”他说，“但是不熟。不过我跟你说，那地方很乏味，很乏味的地方。”

“我计划明天坐火车去。”

“明天别去，来看看我吧。我喜欢听你读书。”

“我想我可以下星期再去巴塔哥尼亚。”

“那里没劲儿。”博尔赫斯说。他已经打开了大门，这时拖着脚步到了电梯前拉开铁门。“通向百种悲伤之门。”他一边说，一边吃吃笑着进了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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