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是小说的核心​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

今天我们讲“人物”。​

谈到读过的小说，大家都会说出其中的几个“人物”，因为总会有些文学形象留下来，过了许久还是没法忘记。这些“人物”或者感动了我们，或者因为十分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常常要时不时地回到脑海中，徘徊不去。可见小说中的“人物”有时比我们身边的人、比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还要让人难忘，仿佛具有某种魔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看看作家们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究竟使用了哪些方法、怎样给他们注入了灵魂，才让其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地一直活了下来。​ ​

这里的“人物”两个字之所以需要打引号，是因为作家有时写的并不是一个人，而可能是一只动物、一棵树。但我们不妨把它们都作为“人物”来对待。比如托尔斯泰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三死》，就写了三种生命的死亡：贵妇、农民、白桦树。​

“人物”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形象，作家赋予他（它）们生命，让其有了性格，并且很独特很有趣，最后也就达到了让人过目不忘的地步。实际上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越深，这个“人物”也就越是非同一般。一个作家有很大的雄心和能力，就会塑造出与以往文学画廊里所有的“人物”都不一样的形象。这当然是很难的。谁如果做到了这一步，他笔下的形象也就永远地活了下来，读者过了很久以后还要谈论——对作家来说，也可能因此而写出了一部杰作。​ ​

我们读小说，常常觉得有些“人物”虽然也算鲜明和生动，可就是有点似曾相识，好像类似的形象在哪里出现过。这样我们就容易将他们混到一块儿，时间一长，一个个面孔也就模糊起来。可见这些形象还不够奇特和深刻，没能更强烈地打动我们。​

评论家分析一部小说，常常要从“人物”入手，围绕着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从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中剖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可见一部作品没有丰满独特的形象，其他也就谈不上了。小说中再高明的见解，最后都要归结在“人物”上，通过他们体现出来。比如说“思想”，如果仅仅是说出来的，是作家本人的议论，那就很难在读者心里生根，也很难打动人。理论文章的“思想”则不同，它是由作者直接宣示的，那是以理服人，不是以情动人，不会伴随着人的情感深入读者的内心。而小说把情和理紧密结合了，将这二者黏合到一块儿的，就是“人物”。​

所以在小说的多种元素中，居于核心的还是“人物”。有人问：小说早就现代化了，各种怪异的小说都有，各种精妙的手法都在使用，难道“人物”一定要牢牢占据作品的中心吗？是的，因为只要是小说，就要努力塑造自己的“人物”，这方面暂时还找不到例外。​ ​

中国的传统名著中，被人们久久谈论的主要还是“人物”。实际上小说阅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写作者最为重视的那个层面——语言。评价一部小说的时候，谈论较少的恰恰也是语言。至于故事，人们常常要绘声绘色地复述；而对于“人物”，那更是大多数读者不厌其烦的、津津乐道的。​

其实写作中学到了十八般武艺，最后总是将其中的大部分收到了“人物”身上：一切都为塑造“人物”服务。如果只有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有好的语言，最后没有一个“人物”使人记得住、没有一个“人物”打动读者，让其历久难忘，那么这部小说可能还不是成功的。​

过去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位年轻人读了一部小说，结果被里面的主人公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无论坐卧脑海里都是这个形象，为他（她）的命运感慨叹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生活的中心内容都被一本书里的“人物”占据了。这是何等的力量。这里有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德国的歌德，他写了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当时竟然有不止一位年轻人因为读了它而采取了和小说主人公同样的行动——自杀身亡。舍弃自己最为宝贵的、只有一次的生命，这种事情竟然是由于读了一部小说，这可信吗？是的，因为这是事实。​

这并不是因为那些自杀者弱智，而是因为他们难以摆脱文学的魅力。这种力量到底来自哪里？当然主要还是来自“人物”。​

写作者有时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这种交流中会有格外真挚的情感让作者难忘。老人、青年、孩子，什么年龄段的读者都可能有。他们谈论阅读中的感动，谈的最多的往往就是书中“人物”的命运，命运的曲线怎样与自己暗暗地重叠与吻合——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最能触动他人心弦的。每个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读者，他在阅读中肯定也有类似的经历时，他们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物”是虚构的？但他们同样要感受这些“人物”的感人力量。​

“人物”的背后隐下了一只手，那就是写作者的手。​

可是我们知道，感人至深的不是作家们使用的写作技术，不是什么方法之类，不是作家的三寸不烂之舌，而是其他。这个“其他”是非常神秘的、不容易说得清楚的。我们知道，自己被深深打动的，如果是一些言辞，那么这言辞是来自“人物”的；如果是某种令人战栗的思想，这思想也要来自“人物”。“人物”分明有自己的灵魂，这灵魂顽强到不死不灭，强大到足以自主行动、不受一切力量约束——甚至是不受作家本人约束的地步。​

只有这样的“人物”才会把我们深深地感动，才算真正居于了作品的核心。​

原来这个“核心”是读者和作者共同拥有的——作家在创作这部书的那段时间里，也是围绕这个“人物”生活的。“人物”只有具备了这样强大的力量，才会在时过境迁、在远方的某个角落里，产生出这么不可抵挡的神奇，让我们着魔。​ ​

其实我们在阅读时，不过是回到了作家写作时的那样一个世界里——作者和读者之间被文字连接起来了，二者处在了同一个时空中。在这个世界里，“人物”是起主宰作用的。​

所有杰出的、感人至深的作品，都是这样的情形。​

如果作家本人取代了笔下的“人物”，站到了这个核心的位置上，那就是一种“僭越”——作品将不会有超强的魔力征服读者。​

给人物说话的机会​

作家一般都想让“人物”体现他的思想和志趣，让“人物”替他们表达。这是一种代劳，当然也是“人物”的一份责任。可是这往往又让作品中的“人物”不堪重负，被赋予的重大任务压得踉踉跄跄。如此一来，作家所要达到的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其实“人物”一旦出生了，就有自己的事情要干，作家这时候等于是他（它）的生身父母，即便有养育之恩，也不能左右和决定一切。就孩子与父母的相处之道来看，小说发展到今天，父母（作者）与孩子（人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变得更现代了，而是变得更封建了。因为父母（作者）的威权越来越大，什么都说了算：作家在作品中常常是非常粗暴的。​

作家为了体现和显示自己的技术和思想，常常把作品中的“人物”推到一边，越俎代庖。如“家长”动不动就“意识流”，就不加标点大说一通，或宣讲起高深的理论；再不就做起杂技演员那样的高难动作，像现代结构主义，设置了一些古怪的房间和回廊——结果作品中的“人物”一旦出门，想找到回家的路都难！有时还要剥夺“人物”说话的权利，只让他们站在一边。​

结果这样的“人物”永远都长不大，或者四肢长成了，大脑没有发育起来。​

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 ​

每个作家都希望写出几个形象来，让他们长久地留在读者心里，不被遗忘。这些“人物”或者因为境界不可企及，或者因为思想极为深刻，或者因为语言、经历、行为的特异——反正是真正的非同凡响才行。​

这些“人物”要足够真实。回头想想我们读过的各种作品，以我们个人的人生经验来参照对比一下，就会判断出这个“人物”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真实的“人物”无论多么怪异，都会让人感到与生活中遇到的某人有点相似——读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拿来与生活对照，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认可并感叹比生活当中遇到的某个人更精彩、更极端、也更孤注一掷。​​

同样是名著，同样是塑造了一些“人物”，细细体味起来，他们的成色仍然还是不同的。最容易对比的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它们都是传统名著，大家都比较熟悉。将它们的“人物”作一下对比是很有趣的。《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影响其实是超过了《红楼梦》的，民众谈论“三国”更津津乐道，关公刘备张飞挂在嘴上，谈贾黛情爱的就相对少一些。“三国”更通俗易懂，从“人物”到故事都比较外向，有利于口耳相传。“三国”塑造人物很生动，也简单明快，有人称为“类型化人物”，也说成“扁平人物”。​

这与书的形成方式有关。《红楼梦》是文人创作，而《三国演义》是民间文学，是由文人整理出来的。前一部小说是个人的运思，后一部是一代代人众手合成的——照理说一个人怎么会抵得过众人的劳动？可见文学创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它是生命的创造，有些不可思议。出自个人的，他的创造是独一份的、不可以重复的；如果许多人都参与了，就会留下一些他人痕迹——好在时间是漫长的，经历一代代人、无数的人修改下去，总有些极好的东西留在里面。这和组织一个“创作班”搞集体创作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创作班”在时间和人数上仍然是有限的，而民间文学几乎是无限的——这种无限带来了艺术上的巨大能量，大到了不可估量的地步。​

民间文学在文人整理之前不是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的，而是需要说出来听——只有格外动听别人才不会忘记，才有兴趣继续讲给别人、并且“添油加醋”一番。讲故事的人要说得重点突出、简明扼要，三下五除二就把事情厘清。就是这样的一种形成方式，所以“三国”里的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语言行为夸张。这种鲜明往往也和某种简单连在一起，比如张飞，勇敢鲁莽而已；比如诸葛亮，足智多谋就够了。其他“人物”也大致如此，外形清晰棱角分明，大线条勾勒，很通俗，一说别人就懂。反过来，如果把这些“人物”进行复杂的人性镂刻，将一些最难以言说的、自相矛盾的部分凸显出来，必然会变得晦涩、不好理解也不好流传了，听起来也不过瘾。​

一般来说，通俗文学在塑造“人物”方面，就是受了成功的民间文学影响，应用了这种百试不爽的手法。这样做事半功倍，极受群众欢迎。这样的“人物”形象自然鲜明，但却经不起细细的文学阅读，没法更多地琢磨和品味——总觉得缺少一点厚度——从正面看五官眉眼周全，从侧面看则十分模糊和薄气。他们就像民间的一种叫“驴皮影”的艺术，投在幕上的是正面剪影，侧看是不行的。这就有了“扁平人物”一说。​

再看《红楼梦》，这其中的“人物”就立体得多了，他们无论怎么穿凿，都像生活中的实际存在一样血肉丰满。我们能感觉到他们体内的脉动和五脏器官，不仅是看上去鲜明，而且还有说不尽的人性的神秘。这就是“圆形人物”。​

通俗文学不需要写出“圆形人物”，因为情节快速发展，难以完成对“人物”的细细刻画；从另一方面看，复杂而又内在的“人物”性格也会影响理解和传播的速度，不利于吸引大众。可见这是不同的艺术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不同要求。​

通俗文学采用了民间文学塑造“人物”的手法，却在文学水准上无法与后者相比——因为它在创造的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一部通俗文学的写作时间是半年或一年，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民间文学可能要历时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参与工作的人散布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所以说空间大到不得了。从这方面看，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实在难以同日而语，它们的品质是不同的。民间文学尽管写出的也是“扁平人物”，却可以由文学创造上的无限可能去弥补一切。​

“扁平人物”即“类型化人物”，它们通常存在于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当中。​

可是在纯文学写作中，如果出现了“扁平人物”的倾向，那就会是失败的。前边说过，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那么是否可以采用相同的手法？有人举出了马克·吐温的例子，认为他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就接近于通俗文学，并且采用了那样的手法。可是我们认为它绝不是写了“扁平人物”。还有人提到《白鲸》等，指出这些外国名著的通俗性、“人物”的传奇性、鲜明的特性，都接近于通俗文学——但无论怎么说，他们写的也绝不是“扁平人物”，而是“圆形人物”。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也绝不是通俗文学作家。​

那些浪漫主义的艺术，比如中国的京剧，其中杰出的代表性作品，也绝不是刻画了“类型化人物”。​

“类型化人物”在民间是很容易得到流传的，通俗文学和一些畅销书的“人物”往往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种艺术的要求。​

而雅文学（纯文学）的“人物”塑造绝不可以追求“类型化”。生活中的“人物”即使有性格非常突出的方面，也有很难概括和表述的方面。把一个生活中的人全部真实地表现出来会有多么难，这是最复杂的工作。生活中没有“类型化的人物”，——我们如果在理解上把某个人“类型化”了，但最后还是会否定这种结论和印象。比如一个人非常勇敢、豪放，甚至有些简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发现其粗中有细，足够狡猾。有的人特别善良，心软无比，遇到事情就流泪，但交往日久，又会发现他还刚烈固执，甚至残酷，有特别坚硬的一面。原来人在不同的环境里会呈现出极为不同的倾向。​

回避“类型化”，是为了接近生命的真实。​

“扁平人物”的生动是浅表的，可是太深了就费解，就会有一些流传上的障碍。让通俗文学写出复杂深邃的人性来，不仅困难而且没有必要——它只写出人性中的几个侧面、强化几个侧面，也就足够了。通俗文学和曲艺是同宗同族的，因为它的主要功用是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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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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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多与少／有才能的人／小说的物质空间​

一部作品中，到底“人物”多了好还是少了好？这让我们一时很难界定。这需要根据写作时的实际情况来定，同时还有审美追求方面的差异。我们一开始就讲过，有的名著尽管“人物”很少，但看起来也很过瘾，并不会觉得单薄；有的作品“人物”很多，读来却不觉得拥挤。​

不过一般来讲，从写作难度上看还是“人物”少一些更好，因为这样可以集中笔墨，让结构变得相对简洁一些，好掌控。像索尔·贝娄那样在众多的人物堆里穿梭自如，这得具有超人的本事才行。“人物”像走马灯一样，哪怕是一个匆匆过客，作家都不能冷落他。这样高超的技能不是一般人能够具备的。​

有人善于写相对单纯的书，只写一个简单的故事，其中不过是清清楚楚几个人的过往，读来却十分动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主要写了一个人。一个打鱼的老人，他的对手是酷热的太阳和一群大鱼。这个故事在一般人那儿是没法讲下去的，可是海明威却讲得兴味盎然，读者也读得津津有味。这本书给人十分厚重的感觉。类似的还有马尔克斯的一部写海上遇险的中篇小说《一个遇难者的故事》，主人公也同样是一个人，也在海上，同样写得惊心动魄。​

看来“人物”多少不是一个问题，关键要看作家的能力怎样，比如他的洞察力、他的激情，这一切够不够用的问题。​

每个人的叙述方法、架构作品的方式不一样，他会根据情况选择自己的“人物”，从性格到数量，都要自然而然地考虑周到。一切都要做到高度和谐，服从自己叙述的需要、表达的需要。​

一般来说，作品较短，“人物”就少，因为它没有给你提供相应的物质空间，没有那个铺张的条件。写一万字，写到了二十个“人物”，而且每个都鲜明饱满，这不可能。反过来说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作品，只写了一两个“人物”，就未免太空洞了，撑不起来。这好比一座大房子有八百平方米，只有两个人在里面生活，太空荡了。如果四十平方的屋子却住了五六十个人，那就太挤了。这是从小说的物质层面谈的。​

但这只是一般的道理，它在有才能的写作者那里常常是被忽略掉的——他们不太在乎，而且极乐于和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挑战。​

每个人的结构方式不同、表达欲望不同，这些因素都决定着“人物”的多与寡。我认为一部中长篇作品，在五六万或者十几万字的篇幅中，能写好两三个人物就已经是很成功的了。​

来源：《青年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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