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走上商业化的不归路

 

钱理群：中国的大学走上商业化的不归路

 

     “很多被视为、也自认为“天之骄子”的高智商利己主义者，其实是远离北大精神的；倒是某些人不屑一顾的保安，“蹭课”的“精神流浪汉”，却继承着北大的传统。”

 

　　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文中谈到的常俊曙是他们中的一员。之前出书的北大保安甘相伟对此也印象深刻：“我不问你宗教信仰是什么，也不问你哲学思想是什么，但我要问你痛苦是什么。”

 

　　精神超越物质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本质。当大多数人趋向于物质的享受时，总会有人做出逆向的选择，更渴望精神的丰富。尽管是极少数，但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里，也会是个相当可观的数量。

 

学问不分高低，精神可以共享

 

　　自从2002年退休，我就很少来北大了，除一个月来一次看病取信，没有特殊的事或机缘，都尽可能地远离校园。我在《与鲁迅相遇》一书的“后记”里，有过一个解释：“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

 

　　大概是几年前的某一日，我来北大中文系取信，突然被一位年轻人拦住，说他在北大当保安，却很着迷文学，也读过我的书，想和我聊聊：这大概就是我和俊曙的第一次见面。

 

　　谈话中，俊曙告诉我，他原在河南某大学就读，毕业后，找了一些工作，都不如意，原因是忘不了自己的“北大梦”。于是，就到北大来，寻了份保安的工作：先感受下北大的气氛，同时听课、读书，准备考研究生。我在逐渐远离梦的校园里，遇到了一位还在做梦的青年人，这又是一位“精神流浪汉”。

 

“精神圣地”是大学的基本职责

 

　　我在1994年写过一篇《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的文章，谈到北大附近一边打工谋生一边“蹭课”的旁听生。在八九十年代的商品潮中，出现这样的“精神流浪汉”，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教育现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精神流浪汉，沈从文就是一个。最近，我又接触到一个材料：胡适在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编后记”里，把当时北大所在的“沙滩一带”，称为北平的“拉丁区”——“拉丁区”在法国巴黎是举世闻名的“穷文人街”，那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艺术家。胡适认为，这是北大最有趣的制度：偷听是不考的，不注册的，不须缴费的。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往往讲堂上的人数比点名册上的人数多到一倍或两倍以上。

 

　　我在《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里，正是依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五十至七十年代中断，到八九十年代又重新续接的精神流浪汉现象，做出两个概括：

 

　　精神超越物质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本质。当大多数人趋向于物质的享受时，总会有人做出逆向的选择，更渴望精神的丰富。尽管是极少数，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里，也会是个相当可观的数量。

 

　　北京大学是“精神流浪汉”心目的一块圣地，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精神的圣地。这不仅是北大，也应该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与职责。在当今之中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是不合时宜，我们更要坚守这精神的最后立足之地。

 

　　精神溃败，教育先行

 

　　此后我一直在紧张地关注这些北大精神流浪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观察北大的命运。俊曙身上有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烙印也有新时代的特点，他的几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从“校友桥”到“状元桥”》讲这些年北大成了旅游景点，人们争先恐后地要跨过西门内的那座桥，美其名曰过“状元桥”——俊曙尖锐地指出，这是在将北大贵族化、官僚化、名利化、金钱化，是“校友桥”的悲哀，也是北大的悲哀。我心为之一震：这不正是十多年来，我为北大和中国教育忧心忡忡的症结所在吗？

 

　　径直说，从2000年提出“教育产业化”的目标后，中国的教育(从大学到中小学)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成了营利的工具。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都由此走上商业化的不归路，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泛滥成灾，理想、信仰、精神、宁静致远这些构成学院的基本元素，都在事实上被逐出了校园。大学的“精神圣地”的基本功能与职责被彻底消解，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正像俊曙所观察与感到的，当北大在人们眼中变成一座“状元桥”，由此通往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层，就不可避免地要培养出“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以此作为接班人，那就真正要危及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了。精神溃败，大学教育首当其冲。

 

　　理想破灭之后的选择更为艰难，而路，要自己去找

 

　　很多被视为，也自认为“天之骄子”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其实是远离北大精神的；倒是俊曙这样的某些人不屑一顾的保安，却继承着北大的传统。当然，“精神流浪汉”的坚守，远比北大在读学生更为艰难。俊曙《车轮下的翅膀》里这样说：看到车轮下的鸟的尸身，不能不联想起自己的经历或命运，岂不是被撞击、碾压下的麻雀？这是今日俊曙们的象征：中国的精神流浪汉几乎已经走到绝路了。他们所要承受的，不仅是强力的压制，生存的艰辛与危机，更有与社会商业化氛围格格不入所带来的精神孤独、枯寂，以及不堪忍受的冷遇。

 

　　最大的痛苦与折磨，更来自自身。坦白地说，连我自己，在这里肯定与赞扬俊曙们的坚守时，也在不断地反躬自问：这是不是误导，会最终耽误了这些年轻人？不错，启蒙时代的理想，是弥足珍贵的，但却是必然破灭，又必须超越的，这样才能达到对社会、人生，以及人性最为严酷的正视和清醒。

 

　　而在清醒之后，是更为艰难的选择：因此走向虚无、颓废，或成怨天尤人、故作激烈的“愤青”，还是既正视又坚守在反抗绝望中寻求新的出路？而路又必须自己去寻找，不能指望任何人指路。

 

鲁迅说得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与温饱是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而发展则要仰赖更为自觉的精神的不断升华。我还想起了鲁迅的另一句话：“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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